建国初期，应该说陈寅恪与周一良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温馨和谐的，陈把周划入了知心朋友之类，经常把不便于示人的心事透露给他。1949年10月陈寅恪在给吴晗和叶企孙的复信中，曾经托他们向清华大学的朋友冯友兰、雷海宗、邵循正、周一良、王永兴等5人致意问好，流露出对北国弟子的关心。1951年，周一良曾应主流史学界权威范文澜的要求给陈寅恪写过一封信，信中的内容周一良没有披露，大概是邀请陈寅恪到北京去。早在49年10月，陈寅恪就收到类似内容的信件，是吴晗和叶企孙写来的，陈寅恪很客气地拒绝了。这次陈寅恪没有复信，不久就寄来了几首诗，并让周一良转交给邓文如先生，其中有“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邓先生看了以后，笑着对周一良说：“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借诗词酬答来吐露心声是陈寅恪的一贯做派，不过其范围很小，只限于有着共同语言的密友之间。陈寅恪把具有明显讽刺意味的“谤诗”托周一良转交，说明他对周一良是比较放心的。1953年，陈寅恪对汪篯白眼相加，并把他逐出门墙，也曾经专门写信告知周一良。1955年陈寅恪油印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特地去函给周一良云，“《元白诗笺证稿》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闻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故又不敢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此言大有深意，在陈寅恪的心目中，周一良显然不是“尽捐故技，别受新知”的人。可见周在陈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在时代风云剧烈变幻的50年代，从旧时代过来的史学界传统学人马上发生了同样剧烈的分化，从而使他们的人生历程各各不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态：有的倍受礼遇，富贵显荣；有的被闲置冷落，默默无闻；还有的受到压制，经受煎熬。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书中，对读书人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的情态进行了十分生动传神的刻画：“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也就是新上台的政治力量需要动员一切政治资源对旧王朝进行思想上的清算，从思想上进行政治整合，清除旧王朝的政治影响，树立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从而为全社会的人画定了楚河汉界。处于这种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的话如同上帝的预言，马上在当时的社会得到了应验和印证，而周一良无疑是一个标本。

与其他旧时代的学者彷徨观望不同，周一良是属于积极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曾跟随史学界的名宿陈垣先生参加土改工作团，到四川等地搞土改，是属于放心使用的知识分子。同时“贵族”门第出身也使他具有浓厚的“原罪”意识，谨小慎微，奉行入乡随俗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循规蹈矩，兢兢业业参加新社会的各项工作，不讲任何条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服从需要，不讲价钱，作驯服工具”加上他为人随和，谨言慎行，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又不是象顾颉刚那样与旧时代纠葛较多的学界领袖，因而很快就得到主流史学界的认可。其实在被主流学术界礼为上宾的学者当中，也存在不同的情况，有些学者本是不通世事的书呆子，从政后往往手足无措，力不从心，闹了不少笑话。如哲学家金岳霖先是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不久就被人当面大骂一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也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可谓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后来到了哲学所当副所长，别人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就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端坐在办公室里，结果干坐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人找他办事，他觉得纯粹是浪费时间，就坐不住了。没多久他的副所长职务就被罢免了

与“办不了事”的金岳霖不同，周一良似乎有办事的才干，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教研室主任。一九五六年初，高教部为当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准备了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周一良等人时说他们“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接收新鲜事物较快，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这种人对马列主义理论与苏联先进经验是积极学习，对学术思想批判也是较自觉的参加的。一般都比较年轻，与党团员，青年助教有较密切的关系，有入党的要求，有些也可作为培养对象。有些虽学术地位不够高，但有发展前途，如陈阅增，周一良等。”这个报告准确反映了当时高教部以政治面貌盘点学人的现实。随之周一良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协助系主任翦伯赞工作。“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整个50年代，走红的翦伯赞成为“一怒而天下惧”的“文化诸侯”，周一良只需与翦伯赞保持一致，就足以自保，而他也确实做到了翦伯赞的“硬里子”（周自称，意指有力的配角）。对学术界影响很大的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以及后来的大跃进、拔白旗等，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每次都诚恐诚惶，亦步亦趋，紧跟时代的脚步。正是这种随大流的立场保护了他，所以历次运动他都安然过关。用他自己的话说“都跟着滚了过来”。一个“滚”说明了周一良活人不容易。

但同当时经受磨难的一些学人相比，周一良的处境是比较好的，这也是他最为舒心最为风光人生最得意的几年。他多次出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有许多次还是他独自一人出国的，这在当时“闭关锁国”的年代，是一般学者享受不到的政治待遇，因为根据当时的外事纪律，出国人员必须两人结伴同行，领导让他单独出国，说明了领导对他很信任。并且在出访中，周一良严格遵守当时的政治纪律，他曾经在学术会议上遇到以前的故旧好友，如来自香港的罗香林、饶宗颐，来自美国的费正清、牟复礼等人，周都表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根本不搭理他们。牟复礼曾约他一起向居住在美国的赵元任教授寄明信片表示敬意，也被他婉然拒绝。晚年周再次出国时与上述学人相遇，都感慨万千，有岁月沧桑不堪回首之感，周氏尤其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他的长子周启博对其父此时心境极为了解，曾经毫不留情地撰文批判其父：“父亲在五十，六十年代‘改造思想’得法，比同侪更受信用，数次被派出国。一次他回国路经缅甸，在使馆过夜，使馆厨师的父亲以前曾在祖父家做饭，对他以‘大少爷’相称，他应对得当：‘现在都是同志啦。’回家后他对家人讲到此事，颇有‘改造有成，已被当作自己人’的自得”。周启博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www.daowen.com)

反右彻底改变了人际关系，迫使周一良大力提升“党性”，压抑人性。为了自保，周一良必须克服良心的折磨，硬起自己的心肠，以时世认同的脸谱面世，把内心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灵魂深处。如他声色俱厉地主持会议批判他赏识的右派学生夏应元，说夏“辜负了我的希望”。他批判编写“北京史”的同事，说老朋友商鸿逵教授是“黄色文人”，袁良义老师“政治上从无要求”。历史系学生张胜建曾被错划成反革命，分配时学非所用，回校请周帮助解决专业对口问题，他不予帮助，而且对张以“大道理”说教，这无疑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的同事兼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同门师兄弟的丁则良受到迫害时，周一良明明知道丁受难完全是欲加之罪，但仍不得不违心带头批判丁。

关于丁受迫害一事，周启博记录甚详，反右风起时丁正出国开会，被缺席定三人反党集团之一。丁返国抵京，闻讯如雷轰顶。“丁伯母担心丈夫出事，从长春赶来北京终日陪伴，丁伯伯明白自己已无出路，也为减轻家人将受的牵连，表面不动声色，每天像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写好遗言，终于找机会躲开亲人朋友在北大投湖。当时我读初一，一天，母亲告诉我丁伯伯在未名湖淹死了，看着母亲一脸少见的焦灼和紧张，我问湖水不过腰怎么能淹死，母亲说丁伯伯抓紧水草把头埋进泥里，是自杀。父亲不但不能为丁辩诬，还须参加会议批判老友，他发言批判丁伯伯是‘辜负了党的培养重用’，以为调子已经够高，不料接着发言的陈庆华更加凶猛：‘这种人活着也起不了好作用！’父亲才知道自己的表现还没满足要求。其实丁与陈私交不错，丁自沉之前写下留言给陈说‘我已划右派，与你只能来生再见’。陈知道如要自保必须以高于所有人的调子批丁。父亲绕丁伯伯棺木以告别，并将丁遗书长置案头”。让后人感到寒心的是，周一良、陈庆华、丁则良都是陈寅恪的弟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可是在当时的险恶处境下，越是关系亲近，越要表现得凶恶过头，才能求得开脱，这是陈门弟子“内讧”的真正原因。

周一良不仅对同事不敢暴露自己的思想，即便对自己的家人，他也三缄其口，不露半点声色。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右的利刃，也伤及周一良的亲属和家人。周一良的爱人邓懿先生心直口快，行事说话都是非份明，不隐瞒自己观点，因此开罪本单位领导。反右以后，邓懿在思想教育活动中向单位领导汇报思想，提到写信动员父亲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弟弟回国，用了谚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单位领导认为邓懿“诬蔑社会主义祖国是狗窝”，罗织罪名进行批判，并准备了右派和漏网右派之类帽子。邓懿满腹委屈回家，周一良不但不予安慰，反而严守官方立场，对邓懿进行批评。邓懿不堪内外受敌，与周氏关起门来争吵。为了避免文字贾祸，周除了继续保持原有的谨言慎行之外，又修改了写日记的方式。1949年以前，他每每写下自己和友人对时政的看法，反右以后的日记则只是何时何地开什么会的豆腐账，再无表达思想的文字。

如果把周一良的人生行藏同陈寅恪的人生旨趣相对照，很显然，周一良违背了师门教诲，并且越滑越远，不可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