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在师道尊严问题上，曾经多次出现令人尴尬的历史镜头，不管是浑身闪耀传统文化光泽的学界泰斗，还是少不更事的读书郎，都曾经践踏过人间圣洁的师生感情，前者有胡适门下对胡适的群起而攻之，后者有学子对授业老师的无情批斗，这是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陈寅恪也同样受到了门下弟子的伤害。刘节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刘节把老师抬到与“天地君亲”同样高的地位，自始至终保持着对授业恩师的敬仰，我们在刘节身上看到了师道尊严的无形威力，看到了尊师重道的经典标本。

虽说师生之交不在于行骸之密、音问之勤，但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学者，逢年过节都到陈宅看望恩师，执弟子礼甚恭，而且这个白头弟子象传统士人拜见座师那样，行古色古香的叩头跪拜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陈寅恪则受之安然，不以为异。这种“封建礼仪”几乎年年都在陈宅复活，年年上演。1964年春节，是陈寅恪预感自己生命最后三年的第一年，政治气氛相当寒冷，同时陈氏也以“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氏”，以足不出户、闭门谢客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任何人不经他的允许，都不能踏入陈宅，历史系的同仁到陈宅拜年，都吃了闭门羹。但是刘节仍然硬着头皮闯进去，在陈寅恪的怒骂声中，刘节叩头行礼如仪，安然若素，以古朴的礼节表达着对恩师的无限敬意，同时也是以罕见的执着之情维护着传统文化的精义。刘节敢在六十年代以为当时社会所诟病的封建跪拜仪式进见陈寅恪，这是一种让人感动、肃然起敬的文化学术崇拜感情。张中行先生说得好：“对于陈先生之学识、之才华、之为人包括品格和献身于学术的精神，正如对于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国维先生，只能仿比丘尼之于佛，五体投地。”文化崇拜与宗教信仰有所不同，但他道出了崇拜的指向：学识、才华、人品和献身精神，而这正是与一般宗教迷信的区别所在，后者对崇拜偶像本身是没有多少清醒认识的。刘节跪拜陈寅恪正是此种文化崇拜的活标本，他对陈寅恪五体投地的文化崇拜，不完全是出于陈寅恪是自己的老师，不完全是出于私人感情，不完全是是出于对师恩高厚的报答，而是陈寅恪已经成为他所心仪的文化之象征，符合他心目中的传统文化规范，显示了一种对共同恪守的价值取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即便陈寅恪不是他的授业恩师，刘节也会视之如师的。正因为如此，刘节的尊师之情才更为热烈、投入和持久，始终不渝。

1958年，在厚今薄古运动中，陈寅恪的史学成为批判的标本，受到全国学术界的全面围攻，刘节不能坐视老师的被围攻，公开为陈寅恪鸣不平。刘曾在批判会上说“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乾嘉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这不啻是惊世骇俗大逆不道的言论，也是被时人认为引火烧自身的不明智的举动，刘节马上被当作陈寅恪的徒子徒孙而受到与会者的狂批乱斗。真正懂得陈寅恪价值的不止刘节一人，可是在当时敢于公开为陈寅恪抱不平的人就没有几人了。陈寅恪的另一个弟子金应熙时任历史系副主任，曾经主持了对陈寅恪的学术批判会，并撰写文章批判陈寅恪，刘节在学术上的名气和地位，比金应熙强很多倍，如果能将刘节拉到批判陈寅恪的阵营里去，所起的轰动效应无疑要大得多，而且分量更重，更有说服力，最能说明陈寅恪的众叛亲离，最能使陈寅恪的心灵受伤。为此历史系党组织多次找刘节谈话，并且暗示，只要他批判陈寅恪，就会很快“过关”。刘节听了不屑而讥笑说：“老师不过关，学生过关有什么用？”坚持与老师处于同一条受责难的战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寅恪已经右腿骨折，身体极端虚弱，可是红卫兵仍然不放过他，要把他拉到批斗会场进行批斗，如果任其所为，陈寅恪可能就会当场死在批斗会场上，陈寅恪的夫人试图上前阻止，被红卫兵推倒在地。刘节听说后，心急如焚，连忙跑去拦住学生，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结果年已67岁的刘节代替老师领教了学生们的拳打脚踢和百般辱骂。当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出于幸灾乐祸的心态问刘节有什么感想时，刘节昂然回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这种执着真理，尊严师道，传承传统之美德，在刘节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www.daowen.com)

刘节不惜以牺牲自身，处处维护陈寅恪，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休无止的批斗会，使刘节居无宁日，身心难得半刻的清闲。这在不少学者为了明哲保身而与“反动学术权威”退避三舍甚至靠出卖老师而求得自保的岁月，刘节的特立独行确实太招惹和刺激人们的眼球了，刘节的存在永远使一些灵魂卑下的人蒙羞。可以说，秉性耿直、直言犯忌的刘节是个时代的异类。如果说在陈寅恪在学术界一言九鼎时，与他接近能得到莫大的好处；那么当陈寅恪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时，再与陈氏靠近，只能自取其祸，只能受到陈氏的连累。其实刘节并非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之所以甘心充当陈寅恪的“马前卒”，代师受过，至死不悔，是因为在他的心头永远燃烧着维护传统文化的不熄之火，而陈寅恪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他的心头永远屹立着无形的丰碑。刘节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试图以自己的不屈不挠来纠正庸俗化的社会，他以学者之坚忍游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不媚俗于权威，不为政治羁绊，与乃师一样，希冀为中国之自由学术撕开一条出路，可惜他的力量太弱小，太微不足道了，正如批判他的文章所说的是“惟妙惟肖”的螳臂当车，所以其苦苦追求终成空谷绝响，并且给他带来人生的苦难。刘节的不幸在于始终以文人淳朴善良的心态和姿势去理解和参与当时已经失去常态的社会。他从来不曾超越一位救国者应有的激情和忧患意识去接近社会、品评政治，也从不因政治的熏染而改变自己的初衷。这是刘节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对这个因为放言高论而饱受苦难的弟子，陈寅恪到底作何感想，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在当时的情况下，陈寅恪只能默默地看着爱徒受难而无能为力，他已经不是旧时代一言九鼎的王牌学者，而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他和刘节任何形诸于色的亲密表示，都会有党同伐异之嫌，只能招致更大的灾难。但作为在心灵世界相互挈应的知音，陈寅恪在某些场合的举动，还是能人看出他和刘节关系的不平常。如1961年，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教授不远千里来到康乐园，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在黑石屋招待所设宴招待吴宓，陪客名单由陈寅恪拟定，主要有冼玉清、刘节夫妇、梁宗岱夫妇、梁方仲夫妇等人，这些人可以说都是陈寅恪心中激赏的人物。陈寅恪是个哲人，他没有把整理自己名山的重任托付给刘节，而托付给千里之外的蒋天枢，那是因为刘节的性格太倔强了，色彩太鲜明了，太难以在当时的社会生存下去，而不能生存下去，就很难完成这种重托。事实证明陈寅恪是个智者，刘节去世于1977年，那时远不是政治气候解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