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字子植，号青松，浙江永嘉人，1901年出生，是温州近代著名硬骨头学者刘景晨的儿子。要了解刘节的为人处世风格，就必须先从他的父亲刘景晨开始谈起。刘景晨（1881-1960）。初名鳌，字冠三。1881年生于永嘉县城（现温州市区）朔门头。20岁时考中生员，曾经在经学大儒孙诒让门下问学，有的材料说他曾经担任过厦门大学的教授。刘景晨是一位典型的江南才子，能诗会画，善文辞，工篆刻，多才多艺。他的画爱以梅为题材，正如他诗句所云“绝爱画梅人莫笑，百花唯此耐清寒”，所画红梅，傲雪凌霜，千姿百态，著名画家徐悲鸿赞他“得唐伯虎的画意”。他的篆刻，疏密有致，锋劲刚健，是为时人所宝的艺术珍品。他性情刚直不阿，不附权贵，敢于仗义执言，一生以道德气节自许。1923年，北京上演了一出曹馄贿选总统的闹剧。刘景晨作为地方名流，与沈钧儒、童杭时等25名浙江议员一起，在《时报》上发表公开信，宣布浙籍议员反对此违法选举，揭露选举内幕，反对曹锟贿选，声振一时。1940年温州发生的政治风潮再次把刘景晨推到风头浪尖上。该年风调雨顺，粮食获得了丰收。但国民党当局强行征购粮食，加上米商趁机囤粮不粜，以致城内粮食奇缺，老百姓民怨沸腾，成群结队拖着大油箱，涌向县府请愿。县长庄强华不但不设法劝慰，反而下令卫队开枪射击，当场枪杀17人，并逮捕40余人。惨案发生后，整个温州城群情激愤，商店罢市，学生罢课。省里特派保安处长宣铁吾前来调查处理，并派大兵压境，准备镇压温州百姓，眼看温州百姓即将遭到一场刀兵之祸。宣铁吾召集各镇长及地方士绅开会。会上柯逢春和刘景晨相继发言，愤怒指责庄强华漠视民瘼，草菅人命。刘景晨说：“老百姓买不到米，作为县长竟一无所知，足见他平时对老百姓生活毫不关心，以致闹成风潮。对此，县当局不是劝导疏散，反而命令部队对准赤手空拳的百姓开枪，还逮捕律师公会会员及无辜市民多人，这是违法行为。要求立即撤职查办失职县长，严惩凶手，以平民愤；迅速凋运粮食来温，以解民困；并对死伤市民抚恤、医治。”说得宣铁吾哑口无言，只好溜回省城复命。不久县长庄强华被调离温州。

正因为如此，刘景晨一向被称之为“硬骨头学者”，深受时人敬重。诗人黄式苏赞誉他“老来傲骨犹如昔，不画群花独画梅”。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的刘节，幼承庭训，从小就深受了传统文化熏陶，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更重要的是，其父刘景晨那种梗直孤傲不畏权贵的品性也遗传给了他，这种刚介有守的性格一直伴随了刘节一生。

刘节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中学毕业后刘节来到了上海。这里文化发达，人物苔萃，视野广阔，得潮流风气之先，而且知名的学府也不少，聚集着诸多学界的精英。国内一些有名的大学，每年都到这里招生。刘节心中只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要在上海找寻的是他能够求知深造的学府，是一条通向事业的道路。最后才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的简章中看到该校要招一班国学专修班，报考专修班的可以免试外语和数理化。他又听说这间大学的文科还有一些好教授，便决定前去报考。刘节国学修养深厚，他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考上了国学专修班。

刘节秉承家父遗风，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25年，刘节所在的南方大学掀起了“反江”学潮，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是反动的社会党党魁，他是一个政客，经常在各股政治势力之间周旋，捞取政治资本。1925年他特地上京晋见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鼓吹帝制复辟。舆论为之哗然，纷纷通电声讨江亢虎。南方大学师生集会强烈要求革除江亢虎校长职务。刘节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积极参加这次学潮，还和一些教授、同学一道联名发表驱江的文告。江亢虎勾结当时的反动势力镇压学潮，解聘了殷方龄、胡朴安、李石岑、何炳松、周予同等十四名教授，开除了最露锋芒的刘节、王力和刘简荣3名学生。王力就是后期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和刘节三度同学，可谓患难之交。后来又一度在中山大学共事。刘节被迫离开了南方大学，眼看又要失学了。幸好被江亢虎解聘的14名教授离开南方大学后，立即办起了一所国民大学，刘节因此得转人国民大学哲学系就读，由殷芳龄等14位教授办起的国民大学，请国学大师章太炎任校长。章太炎不常在校，学校工作实际是殷芳龄负责。殷芳龄也是个政客型的学者，政治思想反动，具有爱国思想的刘节和王力又参加了学校反殷的学潮。

学必有师，刘节非常明白这个道理。1926年夏，北京清华国学院要在全国招收32名研究生。刘节对国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马上决定报考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了录取真才，这次入学考试的试题出得很艰深，也很奇特，被人称为“一次特别的入学考试”。全部试题是要回答四个“100”，即：100个古人名，要写出每个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述，100个古地名，要答出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100部书名，要答出各部书的作者是谁；100句诗词，要答出各出自哪首诗词。要答好这些试题是很不容易的，报考的人必须读过许多古籍。

刘节国学的根底不浅。他在试场上从容不迫地回答四个“100”中的问题，终于交了一份好答卷，1926年8月11日，跨入了国学研究院的大门。同时王力也考入国学研究院，成为该院第二届学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第二届学生是国学研究院招生录取人数最多的一届，也是人才辈出的一届，从中走出了大批学术界的精英人物，支撑着中国学术界的半壁江山，如与刘节同届的谢国桢、戴家祥、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学者。(www.daowen.com)

刘节在进入研究院之前，就已经有着比较深厚的国学功底。进入研究院后，由于他的知识结构与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学问能够衔接起来，因此梁、王二氏的学问更对他的胃口，刘节在清华国学院上的第一堂课，是听王国维讲《诗经》。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又很精辟新颖，为刘节闻所未闻，深感受益。他开始感到受名师教育的可贵。以后刘节听了王国维主讲的其他几门课，都有同样的感受。论讲课，论学识、见解，王国维都是第一流的。他讲课逻辑性强，凡经他作过精深研究的课题，他都有分析，有肯定的结论。但是，当他碰到某些问题时，又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他竟说了几个“我不懂”的问题。后来刘节才慢慢体会到，这正是王国维治学严谨的表现。做学问的人，不懂就是不懂，万万不能不懂装懂。可以说在学术源流上，他是王国维的嫡传弟子，从他后来的治学方向和学术成就来看，他掌握了丰富的古文字学、古金石学，上自龟甲兽骨、殷周铜器陶器上的甲骨铭文，下至秦篆汉隶，六朝碑帖，都有着深厚的功力，这无疑是王国维在学术界称雄的绝活，所以说从学术血脉上来说，他是王国维的传人。

讲书慷慨激昂才气横溢的梁启超是刘节的另一位授业之师。梁启超敏锐地输入、吸收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同时总结、发展中国传统史家的理论主张，因而作出了建构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论述深刻，给予研史者以宝贵的启迪。《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既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梁氏还第一个提出要撰写“中国史学史”这部专史，并最早设计了史学史体系的框架。他所设计的蓝图，直接影响了金毓黻于1938年著成的《中国史学史》及刘节于50年代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稿》。

如果说王国维有些令人望之俨然，那么梁启超则对刘节表现出过多的厚爱，他多次称赞刘节的学识。如刘节对《今文尚书》中的《洪范》一文进行了考证，他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从用字音韵上证明了它是战国末期的作品，并写成了《洪范疏证》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二期上，虽然后来童书业和张西堂又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对该文的探索，刘节无疑是第一人。这篇论文受到了梁启超的夸奖，梁启超认为，我国的古籍“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此文始”，“可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1929年8月刘节在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刊物《国学论丛》上发表了《好太王碑考释》一文，1931年刘节翻译了《新罗真兴王巡狩管境碑之研究》，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其中《好太王碑考释》一文是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完成的，曾经受到梁启超的好评，梁氏曾经专门为刘节的这篇文章写了《跋刘子植好太王碑考释》，该文发表在1931年8月的《北平图书馆馆刊》上。不过，这时候梁启超已经去世。

刘节在学术上得益于王国维、梁启超，但在文人气节上，则深受陈寅恪的影响。1927年王国维为文化而殉身时，刘节正在国学研究院跟随王氏求学问道，他是王国维之死的历史见证人。王国维之死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很自然在年轻的刘节心头掀起了风暴。当清华国学研究院决定为王国维立纪念碑时，受到王国维陶冶煦育的刘节特地赶回母校，恭请陈寅恪撰写了碑文，这篇陈寅恪“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碑文，在被天下学子传诵的同时，也自然被刘节铭记在心，尤其是陈寅恪在碑文中所揭示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成为刘节一生知人论世的座右铭，可以说，在士人气节上，刘节是陈寅恪最忠实的学生、信徒和同志，两人精神上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尤其是在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校园里，刘节以其特立独行的形象，死不改悔地恪守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成为晚年陈寅恪最为相知相契的弟子，两人在精神上达到了完全契合的境界，基本上没有精神上的距离和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