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院是在全国学界“整理国故”的呼声中建立起来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学术界经过了情绪化的旧学批判后，重新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学术进行了冷静的思考，认为国学和自然科学应二者并重。当时誉满天下的胡适是提倡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和学术理念整理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践行者和鼓吹者，许多大学在“中国办大学，国学是主要的”口号下，争先恐后地办起了国学院、国学系、国学研究所等国学研究机构。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是外交官出身，不懂办学，为了办好研究院，特地聘请胡适博士为之设计筹划。胡适就把他所熟悉的英国学制与中国古代书院制度杂糅在一起，中西合璧，认真规划了研究院的学制。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目的是为具备大学文化程度的学子提供再度进行学业淬火的场所，教学方式是“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和课堂讲授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结构，在教授学科指导范围内自行选定研究课题，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重点培养以著书立说为毕生职业的高层次学术人才，同时为各级各类学校提供精通国学的教师，标准很高，录取学生相当严格。入学深造的学生必须具备以下资格：一是国内外的大学毕业生，二是在各级学校或学术研究机构任职的人员，三是社会上具有相当国学功底而又想进一步深造的人，同时入学者必须身体健康。可见研究院的大门是向全社会开放的。为了保证人才的培养质量，入学者要进行严格的文化考试。考试共分三场，第一场考国学的基本常识，检验考生的知识储备情况；第二场作文一篇，检验考生的文理章法；第三场考专门学科，共有经学、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等8门，考生从中任选3门，由此来观察考生的治学旨趣，确定今后的导师和治学方向。招生考试全部由研究院导师亲自主持，导师联合主持院务。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无论从办学宗旨、学制规划等方面来说，在当时所有的国学研究机构中都是比较正规完善的，尤其是它还具备让其它院所眼红的条件，就是经费比较充足，而且舍得花钱，设施比较完善。研究院住宿条件好，学生两人可以享受一间房；伙食也不错，每六人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严格按照营养成分搭配；体育设施也比较全，有体育馆、游泳馆，学生可以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尤其是图书资料比较全，图书馆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每个桌子上都装有两盏电灯，四周书架上摆满了《二十四史》、《十三经》、《大英百科全书》以及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学生随手就可以取阅，非常方便。对研究院的学生还有特殊待遇，可以不限数量地借书，而且如果所借的书没有，图书馆会很快派人去买。这样的条件对今天的博士生来说，也有些可望而不可及。

办学师资是关键因素，尤其是对这样造就高规格人才的学校，没有名师来支撑门户，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研究院的章程对师资要求比较高，必须是“宏博精深、学有专长”的学者。曹云祥随即聘请胡适为研究院的导师，胡适却认为研究院的导师必须是国学功底深厚的硕学通儒，他本人不配做导师，应聘请梁启超、王静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泰斗来主持中国学术品位最高的讲席。胡适诚恳而又谦虚的推辞，反映了一代学者坦荡的胸怀，同时又把研究院导师推到无以复加的尊崇学术地位。求贤若渴的曹校长“卑词厚币”，对当代各位学术大贤一一致聘。已对政治心灰意冷的梁启超，早就与清华有历史渊源，多次到清华园进行学术讲演，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取自梁氏在清华的演讲辞，所以他接到聘书后，很爽快地答应了。王国维作为文化遗民，正在溥仪小朝廷担任“上书房行走”的角色，沉浸在王朝旧梦里，在吴宓、胡适等人再三礼请和小皇帝的亲笔“圣旨”催促下，王国维总算接受了聘书。章太炎曾与梁启超交恶，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心中仍存疙瘩，以年老耳聋为辞，不肯屈就。这对章氏和研究院来说，都是很大的遗憾。章氏失去了将胸中绝学薪火相传的最佳讲坛，研究院诸位莘莘学子也难得机缘去领略国学大师的风采。研究院又聘请了青年才俊留美博士赵元任以及专任讲师李济。上述诸人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士林华选”，有着相当高的学术声望。与他们相比，陈寅恪除了海归派的背景之外（当时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人可谓车载斗量，回国谋求教职的也不在少数。后来出掌清华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也曾专门向顾颉刚写信，希望顾为他在大学谋求教席，由此可见，当时求职之不易，需要有力人物为之援引），一无学术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更没有多大的名气，却在归国之际，就能高就人人称羡的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早已声名显赫的梁启超、王国维并肩，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有人认为陈寅恪的入选是出自吴宓的推荐，因为吴宓曾当了几个月的国学研究院主任，而此公一向对陈寅恪崇拜不已，此说很有道理。不过也有人把陈寅恪的入选归功于梁启超，于是就有了日后被人广为传诵的对话。

曹云祥：“他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启超：“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云祥：“他有没有著作？”

梁启超：“也没有著作。”

曹云祥：“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聘请陈寅恪为研究院导师一事在梁启超的力争以及好友吴宓的推荐下，就这么定了。如果上述说法成立，以梁启超当时的社会声望和学术地位，肯对当时既无学位又无著作的青年才俊陈寅恪青眼相加，大力推荐，说明梁启超不但有伯乐之识，心胸和气度也非同一般。后来的事实也雄辩地说明，梁任公不惜自贬，向曹氏推荐年仅37岁的陈寅恪来执教中国一流的国学讲坛，是多么目光如炬，慧眼识英才。而陈氏后来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学界的赫赫声望，也使清华国学研究院增色不少，国学院四大导师在中国学术界的名头极为响亮，学界无人不知。(www.daowen.com)

1926年6月，陈寅恪来到清华园。“水木清华”是清华园内最引人如胜的一处胜景，地处工字厅后门外，校友们常把它同颐和园的谐趣园相比，称之为“园中之园”。水木清华一带景色的设计别巨匠心，四时变幻的林山环拢着一泓秀水，山林之间掩映着两座玲珑典雅的古亭，本为工字厅的后厦，一变而为“水木清华”区的正廊，正额'水木清华“四字，庄美挺秀，有记载说是康熙皇帝的御笔。据说，明清以来的皇家园林多以”“清华”二字命名者，盖多来源于《圣教序》中“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能方其朗润”诗句。“水木清华”四字，则出自晋人谢琨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寒裳顺兰沚，水木湛清华”。清华园古木参天，风光旖旎，环境幽雅，四季景物变幻，春天鲜花怒放，夏天浓翠满眼，秋天遍山红叶，冬天白雪苍松。西山紫气，荷塘月色，烟光凝而暮山紫，大自然的造化神功，使这座名园充满了诗情画意。

陈寅恪居住在工字厅，与王国维、吴宓为邻，院中雪松翠竹，紫藤古树，院外湖光山色，绿荷亭亭，环境清雅别致，是以吴宓把他的寓所工字厅西客厅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藤影荷声之馆”，由此可以想见环境的幽雅。至此研究院诸位大师全部到齐，这些一流人才济济一堂，撑起了研究院红红火火局面，学术圣火开始在清华园熊熊燃烧。梁启超开出的普通演讲有《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等，专题研究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等诸多课程；王国维开出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说文》等，专题研究范围是《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等，同时把近年来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倾囊而出，尤其“古史新证”课最具学术影响，其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整整影响了一代学人，育出许多史学名家；赵元任开出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学》，专题研究范围是《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等；李济开出的普通演讲有《人类学》、《人体测验》等，专题研究范围有《中国人种考》；陈寅恪开设“西人之东方目录学”、“梵文文法”和“佛经翻译文学”。他的学科指导范围更是不同凡响：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由此可见，这些学科研究规模十分庞大，涉及学科领域众多，没有广博的语言知识背景作支撑，是根本无法进行的。在当时的学术界，除了陈寅恪之外，还没有人有能力从事如此规模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因此，陈寅恪的学科指导范围一公布，马上就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前去听课的人很多，除了研究院的学子外，还有大学部的学生前往听课，甚至北京大学的学子也不辞劳苦，前来听讲。不少人慕名而来，是为了领略这位学界奇人的风采。前来听讲的还有成名已久的学者名流，如中文系朱自清、哲学系冯友兰、俄国学者钢和泰，吴宓更是风雨无阻，每次必到。陈寅恪因其学问的高深博约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可和推重，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

清华大学因为背景特殊，许多教授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洋教授、洋博士不少，这从其衣着打扮上就能看得出来，海归派大多西装革履，头发油光可鉴，言谈中不时蹦出几个英文单词，洋味十足；国产教授往往一袭长袍马褂，脚穿布鞋。从衣冠上就可以透露出个人的文化背景乃至人文心态。例如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赵元任喜欢穿西装，梁启超喜欢穿唐装，王国维不但穿长袍马褂，而且脑后还拖着小辫子，成为很明显的个人标记。陈寅恪虽然留学历史最长，但其打扮与王国维相同，而且他上课总要带许多史料，并用大包袱把史料包起来。他用来包史料的包袱也有一定的讲究，讲授佛教经典，就用黄色包袱包裹；讲授其他课程，就用蓝色包袱包裹，这种习惯多少年都一直保持着。然后身背包袱，不辞劳苦，低头而行，从来不抬头看人，更不与人招呼，因为他眼睛高度近视，时常得盯着路面，走到教室常常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即便这样，他也从不让学生帮忙。这种书生形象已成为清华园独特的人文景观。后来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是由学生主办的刊物，文笔清新活泼，曾经用诙谐幽默的笔墨对清华园的名教授们一一进行了刻画，并配上插图。有一天，俞平伯豪兴大发，把脑袋剃了个精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台。几天后，有关俞平伯的讽刺漫画就出笼了。陈寅恪的形象也是学生们笔下注意的目标，“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重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兰皮大褂青皮马褂，头上戴一顶两耳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上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兰皮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低，相貌希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来到教室，他就在黑板上写史料，史料写满黑板，就开始授课，对所讲的专题逐层阐释，如剥蕉叶，愈剥愈细，层层递进，同时他的广博的知识背景开始发挥作用，进入了厚重绵长的学术世界，旁征博引，深入腠理，不厌其烦地征引大量文献作证，逐字逐句逐意地比较、校斟、辫伪，然后进行归纳总结，信息量之丰富、知识点之密集，如同急流飞泻，喷珠溅玉，令人耳不暇接，神不暇思。有弟子总结其授课特点是：“苦于穷极思索，勤于指点史料与工具，而敏于训练史学方法也。……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覆论证，……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如他讲授《金刚经》，就同时使用十几种语言，用来参证中国翻译的《金刚经》本子存在的缺陷，譬如《金刚经》这个名称到底应该怎么讲，这种语言是怎么讲的，那种语言是怎么讲的，另一种又是怎样，一说就说了近十种。讲到入神的地方，常常闭目凝神，娓娓而谈，毫无倦容，神驰万里，完全投入了学海的遨游，连下课铃响都不知道。

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充裕的办学经费，完善的教学设施，再加上名师荟萃，大师云集，使研究院的学术气氛相当浓厚，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岁月。研究院的学风纯正，课堂上大师们倾吐着学术的光华，殷殷以学问道义相期，授业态度庄严恳挚，学子们倾心问道，一心向学，求学心志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风。研究院师生埋首学问间，笼罩着祥和温馨的气氛，师弟之间，情同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这种浓浓的桃李情、同窗谊，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当时研究院每周六都举行同乐会，目的是联络师生之间的情谊。大师和学子们共聚一堂，谈古论今，评点文字，其乐融融，留下无数逸事嘉话。平时神态肃穆的大师们也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纷纷现场表演助兴。梁启超兴致勃勃地全段背诵《桃花扇》；感情深沉、沉默寡言的王国维也当场背诵《两京赋》；年轻的赵元任导师则表演全国旅行，把全国各地的方言学得维妙维肖，逼真传神，显示了惊人的专业特长。陈寅恪也参加同乐会，但一般不参与表演，只是微笑着注视众人的活动，可以看出他内心的高兴。同时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师生共聚一堂，自由聚谈，共同讨论治学方法，或者讲述个人修学与处世经验，目的是使学生受到导师学业精神的感化，耳濡目染之中收观摩砥砺之效。每当秋风送爽、天高云淡的佳日良辰，师生们一起徜徉湖光山色、文物名胜间，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

研究院拥有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仅以购书而言，研究院有专门的购书经费，采购外文书籍或者佛经由陈寅恪负责审定所采购的种类，采购中文书籍由王国维负责审定，而且购书量非常大，从研究院开办到1927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就购买了满、蒙、藏文、中文经典古籍以及一些善本丛书，还有藏经大正藏700多部，欧美日本出版的书籍杂志也琳琅满目，这为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授课之余，陈寅恪精研群籍，开拓出国内同行鲜能企及的学术天地。检索他从进入国学研究院到1929年国学研究院结束这几年时间，陈寅恪以国际梵佛之学“预流者”的姿态跻身国际学术前沿，精研佛学义理，先后在《国学论丛》、《清华学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流布甚广的一流学报上发表了10篇重量级论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六篇是关于佛学研究的精彩华章，可谓重炮排发，创获颇多，显示了他独特的知识储备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瞩目。

陈寅恪作为书斋学人，性情沉郁内敛，不善交际。但他在清华大学有许多旧雨新知，与陈氏“风义生平师友间”的王国维、风雨故人吴宓、红学家俞平伯等都曾与陈氏先后同事，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以及学术渊源和治学方法的共通，使他们之间的感情如同行云流水，真挚深沉而又自然融洽。尤其是王国维对陈寅恪的影响最大，王国维的人生践履与陈寅恪如出一辙，陈氏从中感受到的不仅有学术上的交流劝勉，朝夕晤对，还有传统文化的“此道不孤”。这种感受对陈寅恪的感情世界是相当重要的，使他处于一种温情脉脉的氛围中，心情舒畅适意。王国维之死曾在陈寅恪心头掀起巨大的波澜，陈寅恪在王氏灵前郑重其事地行三跪九叩大礼，挽诗之外复有挽词，挽词之外复有挽文，可见两人相交之深。尤其是他撰写的纪念碑铭文，祭起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旗，把坚持真理与科学精神，追求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立场公诸于众，并一生为之倾情呵护，以极大的勇气身体力行，表现了一代学人的良知和壁立千仞的人格风范，刻录下了令后人回味无穷的人文精神的绝唱，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

然而研究院的辉煌岁月并没有持续多久。先是国学巨擘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上午10时自沉于昆明湖，国学院四大导师去其一；1929年1月19日，春秋正富的梁启超不幸再归道山，国学院至此已去半壁江山，元气大伤，水木清华如同山颓木坏，有难以为继之势。为把学术圣火传递下去，陈寅恪敦请校方礼聘章炳麟、罗振玉、陈垣为国学院导师。章、罗两氏婉辞不就，陈垣以自己的学问不足以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辞，再三推脱。校方看到国学大师难以聘请，又不愿意降格聘人，影响了国学研究院的声誉，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从1929年停止招生。这样以来煊赫一时，为海内学界所瞩目的国学研究院只训练了四期学生共70余人，至此宣告结束。研究院开办时间虽短，但在传承学术文化，撒播学术种子，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上成绩斐然，培育了不少通才硕彦，如王力（语言学）、徐中舒（古史）、姜亮夫（史学）、高亨（经学）、戴家祥（金石学）、刘节（史学）、蒋天枢（楚辞学）、谢国桢（明史）、姚名达（文献学）、姚薇元（史学）等都出自研究院教帜之下，得人之盛无出其右者，就连最爱怀疑的人也不会怀疑清华在国内外崇高的学术地位。它汗牛充栋的骄人成绩和严谨扎实的治学风范令国内无数高校黯然失色，犹如星光见之于皓月。研究院毕业生都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较强的心理优势，是国内各个大学争相罗致的对象，这批学生在国内学术界很快成长起来，如王力、徐中舒、姚名达等很早就在学术界斩露头角。不少人担任了各大学的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文、史两系的系主任，被誉为好教授、成为教坛名师的为数更多。姜亮夫毕业后在上海大夏大学教书，一次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口气报了70多种书名，显示了惊人的阅读量，学生们敬佩不已，姜亮夫名声大振，声誉鹊起。

1936年初，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冯国瑞毕业10年后重返母校，拜会陈寅恪和吴宓两先生，师生日夕畅谈，当忆及国学研究院的盛况、学风以及师生关系的亲洽时，都不胜感慨，至为留恋。冯生临别时，曾赋诗一首，其中多有对国学研究院时期学习生活的追忆：“忆惜中元佳节至，学院宏开来多士。新会海宁与义宁，王陆经筵说义利。司业更有泾阳吴，朴学华辞勤墨朱。门墙跻列问奇字，龙象一时尽大儒。残照欲收讲院荫，月斜堂上夜坐深，感遇微知伏挺志，升堂最苦郑玄心。当时耳热正酒酣，前席生徒共笑谈。杨柳笛中歌出塞，桃花扇底哀江南。”“古月今月两茫茫，痴绝李侯问太苍。今人古月同流水，往事难忘古月堂。”可见，国学研究院的学习生活给弟子们心头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