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不论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

弗洛伊德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备受争议。譬如，外界对该学派最大的争议之一就是它要如何证实人脑中那些鬼火似的无意识和纷繁的心理过程的存在。无意识是精神分析主义的基本概念。性欲又是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在弗洛伊德的时代，人们对“性”的认识并不如当今的观念开放。弗洛伊德从生理“性”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人类复杂的意识过程，这在当时拥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以弗洛伊德为首的精神分析流派在治疗心理疾病上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从病理学的角度看来，弗洛伊德学说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弗洛伊德对婴儿性欲、恋母情结和阉割情结的推崇，无疑是将人类贬低为纯粹的低级生物。对于弗洛伊德“一切的出发点都是性，一切的目标也都是性”的教条，当然应该抱着思辨的态度看待。劳伦斯说得恰当，“其实，性与美是同一的，就如同火焰与火一样。如果你恨性，你就是恨美，如果你爱活生生的美，那么你会对性报以尊重”^【18】。劳伦斯曾讽刺弗洛伊德对性的变态的憎恨是人类文明的最大灾难。劳伦斯把和谐的两性关系当作治愈文明困境的良药。故而，他主张让人类的本能得到最自由的发泄。对于弗洛伊德把人类文明建立在性本能受束缚的基础上这一观点，劳伦斯自然极力反对。弗洛伊德把人的一切行为动机都看成性驱力受压抑的衍生品就未免偏激过头了。

弗洛伊德的泛性学说招来了多方非议。尽管也有一部分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代表者为弗洛伊德辩护称他不过是陈述了父权制存在的事实，并非形成这种社会秩序的始作俑者，但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看法难免使他沦为女性主义斗士们的抨击对象。嫉妒男阳、被动、自恋、虚荣、受虐倾向，这些都是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剖解出来的女性特质。小女孩如何就会幻想自己要替父亲生下孩子？女人的弱势社会地位难道不是父权制社会后天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吗？提出这种质疑的人不在少数。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弗洛伊德主义本身也变成了她们批判父权社会的工具。女性主义者们借鉴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概念，意在证实社会是如何将父权体系先入为主地灌输进人类的无意识，进而置女性于不利地位。

精神分析主义也不仅仅就是一种心理分析，它还要致力于病理学的研究。不少人指出，在弗洛伊德的世界，所有人都被当成精神病患者。精神分析法要归纳各种精神错乱的现象，也要证明这些现象若被限制在一定程度内则属于正常。所有心理治疗的目的都是帮助患者回归到“正常”状态。

受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和自由联想的影响，文学创作不再仅仅描写表面现象。当代的心理分析小说并不热衷于反映社会现实，抑或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无意识是出发点，而心理分析的关注点则在于人的本体方面。它致力于挖掘并且探讨集体和整个人类的共通心态。无意识的存在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无法用自己本身的形式表现。在小说中，只能通过各种意象或者凌乱的语言来向读者解释无意识的运作。传统心理小说描述的是人物符合逻辑顺序的思维。这类小说清晰易懂。然而，在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沃尔夫和威廉·福克纳等文学大师的笔下，人物的思绪往往是断断续续又毫无理性可言的。作家竭力展现充斥着人物头脑的幻想和意象，以求真实的揭露人类的心灵。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种用混乱的语言表达稍纵即逝思绪的技巧尽管广获认可，却同时也对读者的理解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书中人物的思想可以恣意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地理空间也不对其构成限制。努力用笔模仿思想之流力求逼真的作家断不可能在文中向读者一一交代人物此刻为何产生这种心理活动的原因。如此一来，读者易不明就里，很难理解或者继续阅读文本。作品的可读性变成一个问题。

作为一种批评流派，心理分析批评表明了心理学和文学的研究共通点都在于人。心理学与文学的联结，为阐释文艺创作的深层动机和发掘文艺作品的新魅力拓展了空间。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毋庸讳言。创作动机、创作过程、读者的接受心理、文中人物心理等都是心理分析批评的重点。无意识、恋母情结、梦境、压抑、焦虑和心理防御机制等弗洛伊德理论，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极高。弗洛伊德本人文学素养也很是深厚。在他的一些关于文学艺术的文章如《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中，弗洛伊德从心理学的视角对文艺创作的本质和文艺批评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虽有其合理独到之处，但亦未免过激。弗洛伊德犯了两个天真的错误。其一，他以偏概全，以为局部现象能解释整部文艺作品。譬如，仅用恋母情结来诠释哈姆雷特为何延宕替父报仇的原因，而对于整部悲剧体现出的人文主义精神、对被玷污人性的批判和对混乱社会秩序的忧虑等美学价值则视而不见。其二，在赏析文艺作品的时候，弗洛伊德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现实中有血有肉的活人。这就混淆了艺术和现实的界限。从作品人物特有的精神错乱症候出发，进而把这种现象归纳为真实人类的共通之处，未免失之偏颇。在谈到文学创作之时，弗洛伊德倾向于把所有的梦境和幻想都与性联系起来。对于“升华说”，因为压抑和苦闷而进行创作的主体确实存在于古今中外。内心的冲动得不到满足，造成精神上的失衡，就可以形成创作的驱动力。但把压抑性欲的发泄和升华看成文学艺术和哲学等人类所有文明的起源，这难道不是走向了一个极端吗？

弗洛伊德主义于20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当时的文坛也激起了千层浪。施蛰存、叶灵凤、张爱玲、沈从文、鲁迅和郭沫若等人的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国普通的老百姓还都处于“谈性色变”的状态。弗洛伊德思想传入中国对于开启国民的性意识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当时中国文坛涌现的作品中也不乏力比多、性压抑和精神病态等字眼。然而，显露在他们作品中对性本能的恐惧，对病态人格的极致刻画以及对人生悲观的理解，给当时的中国文坛抹上了一笔颓废的色彩。

美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曾经指责弗洛伊德分析文艺创作的时候不过是在罗列作家或者人物的病史。依据弗洛伊德的这种方法，批评家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一部假想的作品的传奇，而非对作家生平和作品的真正研究。如此一来，要么是关于作者的假想推测，要么是批评家机械地套用精神分析术语，读者看到的不是事实，而是无法得到验证的解释。文学被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诚如威廉·詹姆斯所言，“倘若从一些看似没有错误的假设开始立论，那就会给心理学带来出人意料的灾难，因为这些假设无论如何总是有懈可击的。这种漏洞百出的推断结果随后又继续发展，并且由于这类漏洞在整个论著中纵横交错而无法补救”^【19】。一味地深究作家生平与作品的关系，但对于作品的美学价值则语焉不详，那么文学艺术作品特有的审美经验又从何谈起？把文学单纯地看成心理学的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脱离关系，这样的心理分析批评是不是应该反思？

弗洛伊德学说与生物学密切相关，试图揭示个人的无意识欲望和焦虑。他沉迷于性而忽视甚至抹杀了经典作品的审美价值。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则偏重探索整个民族的心灵和性格。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评论家对文本的精神分析常常落入恋母情结、弑父情结或者人格三重结构的窠臼，有千篇一律之嫌。荣格学说的优点在于它同时植根于生物学、心理学和神话学。他通过“集体无意识”将神话原型理论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动因、作品中的象征和神话联系起来。然而，每一部作品经过荣格原型理论的过滤后，得到的也是千篇一律的框架。文学沦为神话原型的传播工具和附和者。阿德勒则把社会和群体因素加入了原本只关注神秘本能因素的古典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重视生物遗传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而阿德勒更加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经验的作用。与弗洛伊德对人性悲观的看法不同，阿德勒积极地强调人类可以不完全受制于生物遗传因素，能够运用自身的资质追求理想。从哲学的高度建构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拉康则把批评的视点从作家、作者转移到读者的反应上面，淡化了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拉康借用能指与所指的不对应关系来表明文本没有确定的终极意义，但他忽略了自己对文本无确定意义的判断也同样只是流动链上的一个中点而非终点。他们的共同缺点在于忘记了文学首先应当是艺术，而不只是被诊断的文本。

尽管心理分析批评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它对于创作和鉴赏文艺作品有着独特的贡献。对作品内部的心理学研究，对主体创作过程的追踪，对读者接受心理的探索，无疑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读者欣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注释

【1】中国近代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

【2】杨鑫辉（主编）：《心理学通史第二卷：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页。

【3】陈为民（编选）：《周作人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4】1923年厨川白村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遇难后，掘土工人从废墟中掘出他的一包遗稿。随后，厨川白村的友人山本修二把厨川白村生前发表在杂志《创造》上的同名论文与遗稿的后半部分编辑在一起成为《苦闷的象征》一书。

【5】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引言》，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www.daowen.com)

【6】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7】鲁迅（著）：《故事新编·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8】鲁迅（著）：《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02页。

【9】鲁迅（著）：《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00页。

【10】鲁迅（著）：《南腔北调集·听说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57页。

【11】参看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12】“创造社”是“五四”时期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和郑伯奇等人于1921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前期反对封建文化，崇尚个性解放，带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后期受国际国内“左倾”思潮影响，文学活动带有教条主义色彩，但是在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倡导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功不可没。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关闭了“创造社”。

【13】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539页。

【14】《疑雨集》是晚明诗人王次回的诗集作品，多为典丽精工、深情绵邈的情诗。诗作充满了香艳忧伤、缠绵悱恻和婉约哀艳的文字。

【15】施蛰存：《沙上的脚迹·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答新加坡作家刘慧娟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

【16】朱光潜（著）：《变态心理学派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17】朱光潜（著）：《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87页。

【18】［英］劳伦斯：《劳伦斯随笔集》，黑马（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1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译丛1》，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