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十分流行。郭沫若作为“创造社”^【12】的成员，不可避免地受到精神分析主义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郭沫若都有意识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郭沫若在自己的作品中，频繁地描写了梦境场面、性心理世界和普通人精神恍惚时的变态幻想。对于梦境描写得最典型的文章是《残春》这篇小说。该作讲述了已婚男子爱牟受白羊君的邀请同去探望住院同学贺君的故事。年轻的看护妇S姑娘在知晓爱牟是未来的医科大学生之时，对爱牟投来羡慕的眼神。爱牟的心理也隐约地浮现S姑娘的靓影。夜晚就寝前，白羊君又对爱牟详细讲述了S姑娘的身世。于是，一段梦境就在爱牟的睡眠中展开了。爱牟与S姑娘登上一座尖锐的高峰笔立山，在无人的茶亭内面对而坐，促膝相谈。正当他要与S姑娘有肌肤之亲时，白羊君忽然跑来报难，告知爱牟他的妻子晓芙把爱牟的两个儿子杀害了。幽会被迫中断。显而易见，爱牟梦中所见所遇全是白日所思。爱牟已婚，在现实中自然无法与S姑娘有任何发展。然而又对S姑娘念念不忘，他只能在梦中实现潜意识里的性欲。爱牟知道白羊君也喜欢S姑娘。所以，梦中才会有白羊君的出现打断了幽会。爱牟对妻子心生愧疚，故而梦中就有妻子披头散发杀死孩子的场景。梦是爱牟白日愿望的满足。《残春》发表后，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不少人批评这篇小说平淡无味又毫无深意。郭沫若本人也对此作了回应，声明这篇故事的着力点在于心理意识的流动而非事实的进行。他直言这篇小说没有传统故事需要的高潮，但他相信对精神分析学或者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则必定可以看出自己的用意。《喀尔美萝姑娘》中也有梦境的描写。主人公“我”已有妻子瑞华。在“我”心中，瑞华是生活在圣洁光辉中的伟大女子。但“我”和瑞华的婚姻是一出悲剧。“我”在第一次见到卖甜食喀尔美萝的女子时，就暗暗渴望能够抱紧并狂吻她。她灵敏柔媚，在“我”的心里勾起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淫欲。回到家后，面对妻儿，“我”的心里又感到内疚。因为对她的暗恋，“我”精神不正常，夜不能寐，记忆力减退。终于，夜间梦境里，“我”与喀尔美萝姑娘在公园内相会，互诉衷肠。现实和幻境通过梦联结起来。从梦的分析入手，郭沫若打破了文坛以往在“性”问题上的沉闷不语，揭示了人身上不可避免的生物本能。本能欲望得不到满足，压抑和焦虑就产生了。类似的梦境和性心理分析小说还有《叶罗提之墓》、《亭子间中》和《孟夫子出妻》。

郭沫若不仅在文学创作中吸收了弗洛伊德的诸多理论，在文艺理论上也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启示。1921年，郭沫若为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西厢》作了一篇名为《〈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的序文。在序文中他就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来批判封建伦理道德虚伪的本质。郭沫若指责正是封建礼教对性的疯狂钳制使得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充斥着无数病态性欲者。《西厢记》所描写的大胆和革命的爱情在他看来是一曲人性战胜礼教的凯旋歌。最初郭沫若还是受到了弗洛伊德性欲升华论的影响。从弗洛伊德对达·芬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创作动机的分析出发，郭沫若也认为王实甫和屈原在创造《西厢记》、《楚辞》和《离骚》时也是因为性欲受到压抑。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郭沫若对精神分析的狂热情绪渐渐冷却，开始理性反思自己的早期作品和文艺观点。1925年2月郭沫若在《塔》的序引中写道“我把青春时期的残骸收藏在这个小小的《塔》里”^【13】。“青春时期的残骸”指的就是《喀尔美萝姑娘》和《叶罗提之墓》这类作品。与弗洛伊德把压抑归咎于无意识里的欲望不同，郭沫若更多地强调社会现实对人性的压抑。譬如，在《司马迁发愤》中，郭沫若就表明了心理的苦闷和压抑对于创作起到促进作用。这就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性欲升华说了。郭沫若为了回应一些人对《残春》的批评写了《批评与梦》。在《批评与梦》中，他把文艺的创作比喻成做梦。梦境是忘却肉体、离去物界的心理活动。创作家要做出好梦就要有极丰富的生活，达到忘我忘物的境地。郭沫若相信真正的文艺是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作用所升华过的一个象征世界。他强调艺术能够提高人类的精神，美化人们的内在生活。但是他主张艺术的无目的性——文艺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无所谓目的。这就回避了弗洛伊德把文学创作看成被压抑欲望升华的创作观。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还反驳了弗洛伊德把梦的生成看作性欲刺激的观点。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是学医的，所以他对生理学和心理学都不陌生。他称梦的生成从生理学上来讲是人体的神经末梢与脑神经中枢联络的活动。晚上点起红灯睡觉则梦见火灾属于末梢的刺激；卢生天天幻想做官，于是在黄粱一梦里做了20年的公侯，这是属于中枢的刺激。20世纪30年代初，在《创造十年续篇》中郭沫若也批判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不当之处。(www.daowen.com)

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创作实践和文艺理论中既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相关学说，也从中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郭沫若对弗洛伊德主义有汲取，也有理性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