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状态。封建旧文化的沉闷氛围被打破，东西方文化交流得以加强。弗洛伊德学说早在“五四”之前就已经传入中国，只是当时的介绍不甚详细。弗洛伊德主义真正在中国风行起来是在“五四”之后。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习医之时，就曾经接触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1922年冬天，鲁迅以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女娲炼石补天为题材，借鉴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分析来创作《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鲁迅后来在《故事新编》的序里面谈起《补天》的创作动机说，“是很认真的……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7】。故事开始，女娲从梦中惊醒，伸着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胳臂“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这就隐约地暗示了女娲充沛的性欲被压抑。被压抑的力比多又升华为造人的行动。女娲捏泥造人时渐渐地感到劳累并觉得不耐烦，然而“还是照旧的不歇手，不自觉的只是做”。她的行为在此时漫无目的，完全听从于无意识的指挥。所以，根据鲁迅先生自己所述，当时《补天》的成文确实是因为鲁迅有意地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义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尽管如此，鲁迅也并非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就俯首帖耳，而是批判性地接受了精神分析主义。他赞同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理论，但不认同弗洛伊德对性欲作用的过分强调。后来他又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创作《补天》的目的“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8】。然而，“原意”并没有贯彻到底，而是被当时的军阀战争打乱。于是，就有文中后来出现的影射现实的康回与颛顼之战。鲁迅还是歌颂了女娲造人的创造和劳动，并不是完全遵从弗洛伊德的性学理论。鲁迅后来在《诗歌之敌》里甚至讽刺“奥国的佛罗特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9】。他曾借《伤逝》传达这样一个道理：人必首先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反对唯性欲之上的教条，揶揄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10】，讽刺了弗洛伊德用性欲来解释所有的行为动机。

鲁迅的《弟兄》也运用了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沛君和弟弟靖甫平日十分要好，丝毫不把钱财放在心上，兄弟之情被外人传为美谈。弟弟生病之后，沛君心急如焚，不惜重金请最好的大夫为弟弟治病。然而，沛君心里却总是出现一个想法：如果弟弟死去，没钱买棺木，自己一个人的收入又将如何维持整家人的生计？自己的孩子康儿虽是聪明，可若是不送弟弟的两个孩子上学只怕外界会闲言碎语骂自己偏心。睡梦中沛君梦见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去上学了，弟弟的两个孩子也吵闹着要跟去，于是他伸出自己的巴掌向孩子脸上劈去。鲁迅把主人公平日潜意识里暗藏的丑恶欲望转换到梦里，揭开了他自私、变态却也自责的心理。小说《弟兄》是鲁迅被周作人逐出家里，兄弟之情破灭后于1925年写的。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谈起《弟兄》时曾说鲁迅“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11】。若是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沛君与靖甫身上隐隐有鲁迅与周作人的影子。(www.daowen.com)

鲁迅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一向是不卑不亢的“拿来主义”，既取其精华又去其糟粕，这从他对弗洛伊德学说批判又借鉴的态度即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