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譬如郭沫若、郁达夫、鲁迅、周作人、刘呐鸥和田汉等人都曾留学日本。他们都受到过日本文学的影响。在众多的日本作家和批评家中，厨川白村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不可小觑。厨川白村曾以《近代文学十讲》（1912）、《出了象牙之塔》（1920）、《近代的恋爱观》（1922）和《苦闷的象征》（1924）等作品驰名于日本文坛。尤其是他的著作《苦闷的象征》有了中译本之后，更是影响了中国文坛的一大批重要人物。田汉留学日本之时，还专门造访过厨川白村。

《苦闷的象征》是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心理学著作。厨川白村是日本较早研究弗洛伊德理论的学者之一，对文学与无意识、性欲的关系非常感兴趣。1923年厨川白村在日本大地震中不幸遇难。《苦闷的象征》就是他的亲人在震后废墟中掘出的一包未定稿。^【4】该著作是一部文艺评论集，1924年2月（日本大正十三年）由日本东京改造社出版。鲁迅于1924年10月译完此书。1925年3月北京新潮社出版了鲁迅的译本。鲁迅甚至曾经用它作为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文学理论的讲义。此外，他还写过不少专门介绍厨川白村的文章。在《苦闷的象征》中文译本的引言里，鲁迅赞誉该书“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虚无，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5】。据鲁迅的学生高长虹回忆，鲁迅先生译介厨川白村作品的用意在于提升读者的文艺理论水平。从《野草》、《彷徨》和《伤逝》等作品中，可以看出鲁迅深受《苦闷的象征》一书的影响。几乎在同一时间，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师的丰子恺先生也翻译了《苦闷的象征》。丰子恺的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3月出版发行。“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涌现出许多国人抒写苦闷的文学作品：国弱民贫的苦闷、性压抑的苦闷、生的苦闷和梦醒却无路可去的苦闷。厨川白村的这部著作其实响应了中国当时的“苦闷情结”。

这本书共分为“创作论”、“鉴赏论”、“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和“文艺的起源”4个部分。前两个部分是厨川白村的理论观点，后两个部分则是从“创作论”这一章引申出来的结论。厨川白村本身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曾留学美国，故而有机会接触到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包括当时名声大噪的弗洛伊德理论。法国哲学家伯格森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命的根本，弗洛伊德则用性欲来解释文艺和人生，还有里普斯的移情说——三者便是厨川白村在该书中文艺观点的理论根据。《苦闷的象征》是作者在对西方文化思潮创造性整合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见解而著成的。

厨川白村扬弃性地承袭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尤其是“无意识”和“压抑”的概念。他主张文艺创作中作家仅仅叙述生活的表面苦难是不够的，而应该深深地挖掘出潜藏在作家生活内容深处的无意识心理。然而，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界定不同，厨川白村眼中的无意识是社会现实生活有意无意地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东西。作家创作的素材便来源于平时被遗忘而后被唤醒的无意识心理。由此可见，厨川白村相信创作素材来源于社会生活在无意识中的积淀。生活经历愈丰富，无意识的积累就愈多。关于文学创作的动力，于弗洛伊德看来，文学创作是被压抑欲望的升华。这种被压抑的欲望实质上是不为社会所见容的过分的性欲要求。厨川白村的主张是生命力受到压抑后生出的苦闷懊恼是文艺产生的根源。这种苦闷懊恼就是由人类创造生活的欲求和从社会机体来的强制压抑之力相冲突产生的后果，而非来源于弗洛伊德所言的性欲。他在《苦闷的象征》里直言，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我所最觉得不满意的是他那将一切都归在‘性底渴望’里的偏见，部分底地单从一面来看事物的科学家癖”^【6】。厨川白村强调，文艺创作的根源是两种力量冲突的结果，即创造生活的欲求和强制压抑之力的冲突。创造生活的欲求就是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受到压抑就产生了“人间苦”。这种苦闷的情绪，便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本能的欲望只是这种“生命力”的一部分。把文艺创作全部归功于这种欲望有失偏颇。弗洛伊德将压抑全部归咎于性欲的不得满足，而厨川白村则把社会力量当作压抑的施动力量。近代社会的制度、法律、军备、警察之类的压制机关，再加上“生活难”的恐吓，就导致了“压抑”的产生。故而，生命力受到压抑产生了苦闷，就驱使作家用文艺作品的形式来表现这种苦闷。正如在梦中人的欲望可以乔装打扮后登场，生命力受到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经过改装后裹上自然和人生的各种事象就变成了文艺作品。厨川白村扬弃了弗洛伊德从生物学因素探寻创作问题的做法，加入了社会学的解释。(www.daowen.com)

在文艺鉴赏方面，他指出当读者和作者有着共鸣共感的时候，艺术鉴赏才能够成立。换言之，只有当两者的生活内容在质和量方面都接近相似，那么作品才会被完全领会。反之，鉴赏则并不成立。在“文艺与道德”这一章里，他认为不允许文艺展现罪恶和不健全的思想是荒谬的。文艺是生命这东西绝对自由的表现，所以道德、美丑与利益在文艺的世界里都可不问。他辩驳称美中可以见丑，丑也可以使美增重。厨川白村还谈到了悲剧的净化作用。观众看完悲剧后洗净了郁积纠结在心里的悲痛情感后获得快感，发泄了自己的苦闷。艺术鉴赏的瞬间便释放了苦闷的情绪，达到绝对的自由。他认为这种净化和精神分析学者的“谈话疗法”是一样的运行原理。这种疗法是医生帮助病人寻出无意识中的精神伤害并移到意识界，从而恢复心理健康的做法。综上可见，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出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苦闷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动机；文艺的实质是生命力绝对自由的表现；广义的象征主义则是文艺的表现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坛上出现了不同流派之间激烈争论文艺理论的局面。文坛新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和周作人等人在新文学的创作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对于许多迫切需要解答的文艺理论问题（如文学的起源、本质和社会功用等问题），却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文学理论体系。《苦闷的象征》被译介到中国，则刚好契合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坛对文学理论建设的需求。《苦闷的象征》切合了“五四”时期国人压抑苦闷的时代情绪，不仅向国人传播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也填补了旧时文学主体理论建设的空白，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郭沫若、郁达夫、徐懋庸、田汉和臧克家都承认过自己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