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心理学在20世纪上半叶以其强大的理论冲击力席卷了诸多学科领域，文学便是其中之一。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国民的目光转向西方的种种思潮。西方现代心理学派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学派等陆续被介绍到中国，精神分析主义也不例外。精神分析学派关于无意识和性欲的探讨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的封建礼教严重压制了国民的本能和心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精神分析主义在中国当时致力于反对封建吃人的礼教和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中激起了千层浪。通过欧美和日本，大量关于弗洛伊德的著述和研究类书籍被竞相译介到中国。

“五四”以前，弗洛伊德的理论就已经被粗略地介绍到中国。王国维属于较早介绍弗洛伊德学说的中国人。他于1907年翻译了丹麦人霍夫亭（Harold Hoffding, 1843-1931）的《心理学概论》，当中第三篇“意识与无意识之关系”就是专门介绍无意识的定义、本能及习惯和梦之状态等概念。《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东方杂志》第10卷11号上刊登了钱智修的《梦之研究》。根据美国报刊上的资料，钱智修在该文章中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并奉弗洛伊德为关于梦的问题的首位研究者。随后，《东方杂志》上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文章，如《晰梦篇》、《梦中心灵之交通》和《弗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1918年5月，陈大齐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辟灵学》一文。当时的上海扶乩之风盛行，扶乩者宣传神仙降临和有神论，愚弄大众。陈大齐作《辟灵学》意在运用心理学破除迷信。1920年6月，杂志《新潮》刊登了心理学家汪敬熙（1898—1968）的《本能与无意识》和《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两篇文章。汪敬熙首先介绍了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而肯定了弗洛伊德的学说虽然易招致一般学者的反对，但是它在治疗战时精神病方面确实取得了好的效果。汪敬熙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译介弗洛伊德学说的。1920年，杂志《民铎》第2卷5号上发表了张东荪（1886—1973）的《论精神分析》，该文简单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生平经历和一些基础心理术语的概念。1923年，《东方杂志》第20卷11号刊登了吴颂皋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介绍了当时国外精神分析的三大派别，即弗洛伊德学派（Freudian School）、瑞士学派（Swiss School）和哀特尔派（Adlerian School）。在“五四”以后，国内开始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介绍弗洛伊德的学说。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是弗洛伊德学说在日本的传播者。1921年，罗迪先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近年文学十讲》。厨川白村属于较早地把弗洛伊德主义运用到文学批评的学者。1924年，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另一经典著作《苦闷的象征》。该书被称为日本现代文艺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厨川白村早年曾赴美留学，受到当时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启发，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文艺现象。在《苦闷的象征》中，他专门介绍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但是厨川白村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是盲目的全盘接受，而是创造性地继承也扬弃了一些观点。他赞成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看法，但否定了弗洛伊德把文艺创作看成受压抑性欲升华的结果。弗洛伊德把性本能的压抑之苦看作“苦闷”，而厨川白村把生命力受到压抑而产生的苦闷看作文艺的根源。该书进一步在中国传播了弗洛伊德的文艺心理思想。朱光潜也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重点介绍了弗洛伊德是如何从潜意识视角考察文艺的学说。朱光潜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一方面把心理分析创造成一个独立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惠泽到文艺、宗教、教育和伦理上面。1930年，他又创作了专著《变态心理学派别》，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潜意识和文艺现象。朱光潜甚至辟出四个章节专门用来介绍弗洛伊德和其弟子荣格、阿德勒的学说，算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学说。1933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勒女士所著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全书共六章，介绍了心理分析的范围及意义、隐意识和意识、压抑、梦在精神生活上所占地位与作用、心理分析治疗法，以及心理分析在社会及教育上所起到的效果。心理学家高觉敷（1896—1993）在20世纪20年代翻译了弗洛伊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的著名演讲《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1928年他在《一般》第5卷2号上发表了《谈谈弗洛伊特》。1932年2月号《中学生》上刊登了高觉敷《弗洛伊特说与性教育》。除此之外，高觉敷还翻译并且出版了弗洛伊德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可以说，高觉敷是从心理学角度介绍研究弗洛伊德较早的学者。除了弗洛伊德，高觉敷还翻译了苛勒和考夫卡所著的《格式心理学之片面观》，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8月出版。该书收录了苛勒的两篇论文《格式心理学之片面观》和《猩猩之智力》，以及考夫卡的《心之发展》。南京国立编译馆也在1934年1月出版了萧孝嵘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这本书研究了格式塔心理学的起源、内涵与外延，以及格式塔学派与内省派和行为派的关系。当今，电影研究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形成了电影精神分析理论。早在1933年初，杂志《现代电影》刊登了许美埙的《弗洛伊德主义与电影》一文。许美埙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受弗洛伊德支配，里面有不少关于性的因素。电影院要求黑暗，性活动也要求黑暗。而当时，勉强能吃饱饭的小市民正在苦闷和颓丧中生存。于是，不论男女，看电影成为小市民发泄苦闷的方式。1937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郭一岑的《现代心理学概观》。该书第四章“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派别”专门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思想，还探讨了弗洛伊德与他的两位弟子荣格及阿德勒在观点上的分歧。1949年6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楚之翻译英国人奥斯旁所著的《弗洛伊特与马克斯》，又名《精神分析与唯物史观：一种辩证法的研究》。该书把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除了上文提及的人物，谢六逸、章士钊、卢心远、董秋斯和余天休等人都曾通过报刊或书籍介绍弗洛伊德的学说。

除了传播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国当时的文坛也把弗洛伊德主义应用到文学创作和批评中。“五四”以前中国传统小说并不重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与剖析。以郁达夫、鲁迅和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驱作家对精神分析产生了兴趣，虽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流派，但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都大胆地运用了精神分析学说。性压抑和性变态心理的相关描写频频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文学作品中，这可以看作当时的作家对传统封建道德的一种反抗与挑战。鲁迅（1881—1936）在创作《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时就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刻画了女娲的潜意识心理。女娲的性欲没有得到满足，故而转为用蓄积的能量不停地捏泥造人。这是鲁迅对弗洛伊德认为性欲可以升华为艺术作品的呼应。《肥皂》里也可见鲁迅对道貌岸然的道学先生变态性欲和内心思索的描写。四铭认为只要用两块肥皂洗洗，路边的乞讨女也可以很漂亮。这就可以窥见他心中潜伏已久的变态的淫荡心理。四铭买了两块肥皂给妻子。当心思被妻子窥破以后，他又恼羞成怒，把气撒在孩子身上。郭沫若（1892—1978）在《残春》中用精神分析主义刻画了男主人公在梦中与S姑娘私会的场景，揭示了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过程。郁达夫（1896—1945）创作了《沉沦》。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孤僻和内心变态的青年学生。他渴望以肉欲享受来宣泄内心苦闷，甚至不惜偷看旅馆老板女儿洗澡，但是他同时也为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感到羞耻，最后终于沉沦在妓院。郁达夫发表这篇小说以后，引起了评论界很大的争议。不少人批评《沉沦》属于不道德的文学。1922年3月26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里发表了《沉沦》一文，作为对郁达夫这篇小说的回应。周作人替郁达夫澄清，认为《沉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3】。尽管如此，周作人也认为这篇小说对于正需要性教育的“儿童”们并不合适。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作人的这篇文章中，他也提到了弗洛伊德的性欲升华说。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坛对弗洛伊德有了一定的了解。叶灵凤（1905—1975）的《女娲氏之遗孽》通过女主角的自白日记，坦白了她在丈夫与情人之间、家庭与爱情之间、道德与欲望之间的纠结。叶灵凤强调女主人公与情人之间的爱恋是完全发自于潜意识的，正如女主人公的自述“这样的一件事，既非我能为力，亦非他能为力，在我们之间，实有不可抵抗的潜力驱策着我们，使我们刻不容缓地互相前进”。另外，叶灵凤的随笔《白日的梦》也响应了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人在现实中不可实现的愿望通过伪装进入了人的梦里。施蛰存（1905—2003）更是有意识地运用精神分析主义进行创作的代表。《鸠摩罗什》中，一位有名望的僧人鸠摩罗什徘徊在“自我”与“超我”之间。他本以为自己功德已经快要圆满，谁知自己竟对长安名妓孟娇娘念念不忘，拼命克制自己潜意识里对孟娇娘的性欲。在《梅雨之夕》中，施蛰存对“我”对少女的按捺不住的迷恋，怕被熟人察觉他与少女共伞的忧虑，隐瞒妻子的微妙心理，都进行了细致的刻画。除了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文学创作外，文学中的批评实践也吸收了精神分析主义。1921年，郭沫若为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西厢》作了一篇序文《〈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郭沫若认为封建礼教的无谓压抑反而使人们在潜意识之下更生出满足性欲的心思。《西厢记》所叙的是人类正当的由爱情而生的性欲，而不是什么奸淫之事。依据弗洛伊德的文艺心理思想，郭沫若推断《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也有变态的性欲，所以才会将性欲升华成文学作品。可以说，郭沫若是第一位用精神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人。施蛰存在1940年6月的《国文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鲁迅的〈明天〉》一文，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逐段分析鲁迅的《明天》。他认为《明天》除了描写了单四嫂子的母爱，还隐约地暗藏了她潜意识里对性爱的渴望。在单四嫂子孤寂凄惨的人生中，有着一种性的压抑和苦闷。该文发表数月后，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论战。1940年《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上刊登了罗荪的《关于鲁迅的〈明天〉》。1941年《国文月刊》第5期发表了陈西滢《〈明天〉解说的商榷》。这两篇文章都批驳了施蛰存对《明天》的性爱心理分析。潘光旦（1899—1967）曾经用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剖析明末女子冯小青的性心理，著成《冯小青：一种影恋之研究》，呈现了封建社会中国女子被摧残被扭曲的心灵。潘光旦认为冯小青嫁入富家为妾之后，由于正常的性欲得不到满足，并且总是受到正室妻子的欺侮，还被赶出家门独居郊外，所以才会生出自恋的变态心理。从她的诗作和要求画匠不断修改画像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她的自恋心理，最后她落得个精神崩溃，以身殉情的悲惨结局。冯小青的身世和为妾之后的压抑升华为她的诗作。这与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解读相似。此外，周作人、赵景深和章士钊等人也运用弗洛伊德主义进行过文学批评。

总而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精神分析理论先是传入中国，随后又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与批评中。虽然这时期的中国文坛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基本上是照搬弗洛伊德的学说或是他分析过的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来阐释文艺现象的做法带给了中国文坛有益的尝试，拓展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空间。

弗洛伊德主义曾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但从建国以后直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由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构建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原因，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中国学界走上了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的道路，划清了与西方文论的界限，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艺理论占据了主流地位。在中国停止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研究的几十年中，精神分析主义却在欧美文坛大放异彩，跻身主流文学批评流派的行列。

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学界零星出现过几篇关于弗洛伊德的文章。1940年，肖涵在《新科学》第2卷上发表了《创立精神分析学说的弗洛伊德教授》。这篇文章只是对弗洛伊德生平经历和学说的简要介绍，并没有评论性的意见。《新艺》于1944年发表了洪钟的《评弗洛德派艺术观》（1944，1（3-4））。洪钟在文中指出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没有丝毫的科学实证。他认为弗洛伊德过于强调生物因素在人身上的作用，殊不知生物因素只有依照社会的轨道才能发挥作用。洪钟还批判了弗洛伊德对达·文奇（现称“达·芬奇”）的恋母情结分析，认为这种分析纯粹是“胡扯”。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学派不过是一批口头上呐喊科学而实际上不知科学为何物的俗物。此外，《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于1960年第1期刊登了唐钺的《批判弗洛伊德的思想》，杂志《电影艺术》于1962年第5期发表了《西方电影中的弗洛伊德主义》一文。1962年，谢循初翻译了吴伟士（Robert Sessions Woodworth, 1869-1962）原著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一书。该书详细介绍了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弗洛姆和霍妮等精神分析主义者的基本观点，但是译者没有发表任何关于该学派积极或消极的看法。可见，这一时期，对弗洛伊德的研究要么受到政治意识的影响而采取批判的态度，要么就是无关紧要不表明态度的简介。(www.daowen.com)

20世纪80年代开始，精神分析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并蔚然成风。1985年9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第一版刊登了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南京师范学院高觉敷教授修订的《精神分析引论》的消息。1985年10月26日，该报就登出文章证实：当时上海最大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所进的《精神分析引论》在两天内就全被争购一空。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当时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不过，当时的读者并非盲目地接纳弗洛伊德的思想。1985年11月9日，林骧华在该报第二版上发表名为《新的视野新的思考——读〈精神分析引论〉》，辩证地看待了弗洛伊德的贡献。他指出弗洛伊德的学说把人类引向了一个以前从未到达过的领域，把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对自身的研究也推向深入。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科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是，他敏锐地指出弗洛伊德试图以几个简单的概念去覆盖所有复杂的现象就显得十分褊狭。同年11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上还刊登了一篇对于高觉敷的采访稿《正确认识弗洛伊德——访高觉敷教授》。高觉敷认为弗洛伊德声誉之隆、影响之大在心理学家之中非常罕见，但在采访中他也指出了弗洛伊德理论存在缺憾。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80年代的中国影响虽大，读者对他的接受还是比较理性客观的。

纵观80年代，众多学科领域如文学、美学、心理学和哲学界都兴起了学习弗洛伊德学说的热潮。大量弗洛伊德及其弟子的著作，以及研究精神分析主义的论述被译介到中国，譬如，《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弗洛伊德传》、《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心灵的激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传记小说》、《图腾与禁忌》、《荣格心理学导论》和《心理学与文学》等。同时，国内的学术刊物上也刊登了很多中国学者研究弗洛伊德及其弟子们学说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文章。例如，《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上海文学》1986，2）、《生命的苦闷与饥渴：读王安忆的中篇〈小城之恋〉》（《小说评论》1987，1）、《莫言小说中的性意识——兼评〈红高粱〉》（《当代作家评论》1987，5）、《当代西绪福斯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文学评论》1989，1）、《儿子与情人——鲁迅、胡适、茅盾婚恋心态与情结阐释》（《心理学探新》1989，4）、《“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文学评论》1991，3）、《苦闷与自责——对于曹禺及其作品的精神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2）、《〈聊斋志异〉的创作心理论略》（《文学评论》2001，3）、《茹志鹃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1）、《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荷塘月色〉的精神分析》（《文学评论》2004，2）、《鲁迅小说与心理分析》（《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3）和《〈喧哗与躁动〉与弗洛伊德的美学思想》（《上海大学学报》2006，5），不一而足。可见，国内的文学界对于精神分析批评的运用比以往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进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有一定的教益，有助于中国文艺批评理论的建设。

除了大批论文，80年代以后，专门从心理学角度来探究作家、作品和文学心理学的著述也层出不穷。宋永毅所著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1988）是一本运用了精神分析批评的典型研究著作。宋永毅从老舍的童年经验和人生经历着手，探讨这些历练是如何积淀成老舍的心理并最后反映到他的作品中。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试图通过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角对鲁迅、茅盾、柔石、曹禺、老舍、巴金和沈从文等人的经典作品进行解剖并重建，重新诠释经典文本。朱振武先生的《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2004）则独树一帜，借鉴了弗洛伊德弟子阿德勒的“自卑情结”，结合福克纳的生平，来阐释福克纳的创作心理。钱谷融与鲁枢元主编的《文艺心理学教程》（1988）是中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教程。除此之外，该类型的著作还有吕俊华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1982）、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1982）、程正民的《文学创作心理学》（1983）、余凤高的《“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1987）、吴立昌的《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1987）、尹鸿的《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1994）、童庆炳的《文艺心理学教程》（2001）、王宁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2002）、冯川的《文学与心理学》（2003）、吴立昌的《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国》（2009）、金元浦的《当代文艺心理学》（2009）和鲁枢元的《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心理学》（2011）等。

由此可见，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只知机械套用弗洛伊德主义到创作和批评中的情况相比，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人们开始认真探究潜藏在精神分析主义深层的文本价值和心理蕴涵。精神分析批评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里广为流传并得到认可的西方批评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