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许多具备深厚精神分析学说素养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把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领域，批判性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因而，说精神分析女性主义（Feminist Psychological Criticism）发端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并不为过。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兴起之前，女性主义者们对精神分析学说，尤其是弗洛伊德关于“男阳羡慕”（penis envy）的论断怀有敌意，持否定态度。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凯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 1885-1952）、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和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 1934-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凯伦·霍妮师从弗洛伊德的一位弟子，她对弗洛伊德的女性观尤为不满。霍妮虽然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动机和人格动力学的观点，但是她彻底脱离了他生理决定命运的信条。她强调文化因素才是造成男女性别差异的重要诱因。至于弗洛伊德把性欲问题看成一切行为动机的源泉，霍妮则用美国人在大萧条时的困境来进行反驳。20世纪20至30年代，烦扰美国人的问题是经济不振，失业，无钱支付医疗、教育和房租，而不是性欲得不到满足。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被誉为西方“妇女圣经”的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 1949）中极力反对弗洛伊德以男性为中心的“性一元论”，也讽刺弗洛伊德针对女性提出的“恋父情结”太过含糊。她质疑所谓的“恋父情结”不过是弗洛伊德依照男性模式的“恋母情结”如法炮制出来的。针对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西蒙娜·德·波伏娃反击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28】。正是因为男性的干预，才能把女性树为他者。弗洛伊德指出，与男性相比，被动性、谦让性、受虐倾向、自卑和自恋这些特质在女性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这都是因为“男阳羡慕”的缘故。女性为了掩盖生殖器的缺陷，希望得到更多的爱，变得自恋，同时又让自己表现得很谦逊。弗洛伊德的这一立场引来了女性主义者们的强烈批判，其中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68）一书对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批判尤为严厉。在《性政治》中，米利特指出女性被限制在料理家务和照顾婴儿这些琐事中，而事关人类成就和抱负的伟业则属于男性的职责，故而“女性分配到的有限作用把她们限制在生物经历的层面上”^【29】。弗洛伊德认为生理结构决定了命运，即男女生理构造上的差异造成了他们的人格差异。弗洛伊德还认定女性面对男性会感到自卑，并且女性会产生“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米利特则竭力反对这一观点，她坚信男女的心理、社会和气质差异并非来自两性的生物差别。她用“性”（sex）来指代生物学上的“男”和“女”，“性别”（gender）则指示文化和心理上的“男”和“女”。两性在刚出生时是没有差别的，而性别差异则是后天习得。她还援引加州性别鉴定中心的研究来表明，通过手术来改变男性少年的性比消除多年女性化教育在他身上施加的影响要容易。米利特意在证明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过于牵强附会，并且正是这种决定论置女性于不利地位。随后，在这本书中，米利特探讨了劳伦斯、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的文学作品是如何崇拜和颂扬男性身体，把男性的优越性普遍化，同时却贬低和丑化女性身体。譬如，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1928）中，劳伦斯对女主人康妮和守林人梅勒斯交欢场面的描写，显然不仅从生理上，也从心理上，鼓吹了梅勒斯的男性优越，而原本地位高于梅勒斯的康妮不过是得到他施舍的卑贱仆人。康妮对梅勒斯在性爱方面的施舍感激涕零。归根结底，米利特认为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严重地伤害了女性。露西·伊利加雷（Luce Irigaray, 1932-　）在《不是性别的性别》（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1977）中声称，弗洛伊德不过把女性看成没有男性生殖器的男人，女性是男性的否定和负面。早期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承认男女在性别上存在着差异。她们批评的焦点在于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和男阳羡慕。至于弗洛伊德学说的进步方面，如他对无意识领域的开拓，对家庭成员关系的剖析，对人格发展过程所作的探索，则遭到忽视。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借鉴了精神分析学派关于语言和欲望的理论。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 1940-　）既是精神分析学家，也是女性主义作家。对于女性主义者施加在弗洛伊德身上的指责，她在《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1974）中“试图把弗洛伊德从这种谴责中解救出来”^【30】。她称弗洛伊德和拉康对男女性别差异的观点是描述性而并非规定性的，并且他们只是阐述了父权制存在的事实，而非父权制的幕后推手。法国女权主义标志性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1941-　）利用并且改造了拉康的理论，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她看来，拉康的象征秩序体现的是父权社会的秩序，而女性必须争取在象征秩序中获得同男性平等的权利。象征秩序中的语言是父权社会的语言，认同语言也就认同了父权社会，因此女性必须建立女性话语。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 1937-　）则号召“女性写作”（écriture feminine）。她不满女性没有专属的语言，而现有的文字则浸透着男权文化的阴影，只替男性说话，女性有的只是身体。在过去，女性身体被“对象化”（objectification），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西苏认为女性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受到钳制。女性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正如她们被教导要驱离并且丑化自己的身体那样。故而，在《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6）中，她倡导女性用身体写作，因为“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31】。(www.daowen.com)

对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究竟有没有性别歧视这个问题，不少批评家认为很多女性主义者对于弗洛伊德和拉康是横加指责，根本没有仔细阅读他们的文本和思想。后期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她们不再只是片面指责弗洛伊德的阉割情结和男阳羡慕，也汲取了精神分析学说中进步的思想。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既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大加鞭挞，又借鉴和继承了精神分析学派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