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面世，并非简单地把作者、思想与技艺叠加整合，而是一个相当复杂与精妙的心理过程。文学作品的创造自有其规律性。自古以来，人们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解释和探讨就层出不穷。20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兴起之后，艺术家更是经常被与精神病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断言一切艺术家都带有精神病性质。艺术创作的过程是无意识的，不受创作主体的控制。作品是被压抑欲望的升华，与精神病的成因相同。艺术家与普通精神病患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拥有创作技巧和审美能力。有趣的是，这种论断并非始于于弗洛伊德，而是古已有之。

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427BC-370BC）写过一系列有关美学的著作，他提到了关于创作的灵感问题。在他看来，荷马之所以创造出伟大的诗篇，全因他生来就得到神的才能，“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23】。据传，苏格拉底曾经要求诗人解释他们作品中的各个篇章，可是诗人却没有能力这样做，故而苏格拉底说“于是我便知道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与灵感”^【24】。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在对话集《伊安篇》（Ion）和《斐德若篇》（Phaedrus）中他强调“灵感”在艺术创作中的独特位置。他相信诗人的创作完全是仰赖神力的指导，并且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会陷入一种如痴如狂的“迷狂”状态。以上三个古希腊哲学家对文学创作心理的揭示，都是把创作建立在对虚无缥缈的超自然神力的依附上。诗人只有在进入癫狂的状态时，或者神力潜入人的灵魂时，才能创作出美好的作品。这些看法对后世润泽深远。古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承袭了柏拉图对“理念”^【25】的看法，提出了“流溢说”，即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神的太一”（Divine One）的流溢。“太一”是世界的本源。他认为艺术的美源于理性，而神秘的造物主则是理性的赋予者。故而，是神的理性成就了艺术的佳作。创作主体的位置远远不及神力和迷狂。持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只限制在古代。法国美学家莫罗（Moreau de Tours, 1804-1884）和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都认为天才不过是一种精神病而已。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的传世名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 1797）源于梦境。1797年夏，柯勒律治因身体不适在农舍静养，一次服用鸦片后的睡梦中，他文思泉涌写下了两三百行诗。醒后对梦中所做诗的记忆还很清晰，于是他急取纸笔记下。不料此时正有一友人上门拜访，柯勒律治被迫中断对诗行的记录，约一小时后再来续写，记忆已无。《忽必烈汗》的面世也要归功于柯勒律治的迷狂梦境。

纵观精神病患者在人类整个文明史上的地位，他们一直处于被歧视、被驱逐的悲惨境地。法国思想大师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为此专门写了一本谈论疯狂为理性所制服的书《疯癫与文明：古典时代的疯癫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1961）。他称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疯狂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它与人、人的弱点、梦想和幻象息息相关。于17世纪左右，疯狂被知识捕捉，遭到理性的排除和压制，从而沦为理性背后的喃喃自语，而人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去倾听这些没有成为伟大诗篇的喃喃自语。疯狂具备一种原始的表达力，可以驶向人类无可置疑的深度。福柯暗指只有艺术家的伟大思想才能成就他们对疯狂的体验。于福柯看来，艺术构思的魅力在于无拘无束的想象力，“所谓画家、诗人和音乐家的一时奇思（Caprice），只是用一个委婉文明的名词去形容他们的疯狂（Folie）”^【26】。可见，文学创作与疯狂两者确有相通之处。(www.daowen.com)

古往今来，持这一文学观点的人并不少见。然而，反对把艺术创作与神经质混为一谈的人亦不甘示弱。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在《艺术与神经质》（Art and Neurosis, 1945）中反对把艺术家的创作归功于神经质。一些成就卓著的艺术家确实患有精神病，但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有能力把精神深处的恐惧与迷狂转化为艺术作品。神经质与艺术创作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也有人反驳，精神病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是算不上文艺的，把文艺与精神病联系在一起是对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的极大侮辱。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里说得好，“少数天才患有精神病，其中因果关系也还是问题；究竟是天才由于精神病，还是精神病由于天才的过度活动呢”^【27】。世间虽不乏患有精神病的天才，但不是精神病的天才则更是大有人在。再者，精神病的发病率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要比受教育不多的人高，这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经常处于精神过度紧张的状态也不无关系。

无论是弗洛伊德的精神病说，古希腊哲学家的灵感说、迷狂说，还是福柯的癫狂观，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诗人创造的源泉来自于无意识疆域，创作活动是一种近乎变态的心理。把艺术创作的本质还原为变态心理，这种并不令人愉快的论断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如果艺术创作真如某些心理学家所思，是无意识的冲动而非有意识的创造，那么艺术家的尊严和价值何在？假使艺术的成就果真是来自“迷狂”，那么它何以还能对千千万万精神正常的大众产生吸引力？这一争论的结果恐怕无法定论，两派都有理由攻击对方的主张，却都无法掩盖自己的弊端。这场争战只能定性为一场理论上的论战，双方都无法从科学实验的角度来证明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