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和音乐等文学艺术能够清洁人的灵魂，调试人的情感并使之达到平衡。他在《诗学》中对悲剧的“净化功能”（Katharsis）做出了心理学的阐释，即悲剧可以引起人们怜悯与恐惧的情绪，并且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和净化。英国艺术批评家和美学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1893-1968）亦曾指出“艺术也是情感宣泄过程”^【14】。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性”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于《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1907）中探讨了艺术的源头。在他之前，柏拉图认为文学的创作动机来自神力赋予的灵感。弗洛伊德则把文学创作视为无意识领域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实质上是不为社会所见容的过分的性本能冲动。当现实世界不允许这种愿望得到满足时，个体内心就会产生焦虑和痛苦。艺术创作就是通过社会所能容许的方式把被压抑的欲望升华为艺术作品。弗洛伊德还提出一切艺术都是精神病性质的。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一样钻进自己想象里所创造的世界，但与精神病不同的是，艺术家知道如何从想象世界中退出来。他断言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有两大类，“或者是野心的欲望，患者想要出人头地；或者是性欲的愿望”^【15】。外部世界的限制使创作主体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因此就只能借助幻想和艺术来实践自己的需要。故而，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一切行为动机均归结于无意识的本能欲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16】，也是一次情绪的发泄。(www.daowen.com)

但英国诗人和文学理论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对此执不同观点。在他的理论批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1919）中有一句话，“诗并不是放纵情绪，而是避却情绪；诗并不是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17】。他一直被奉为尊重传统的“楷模”。诗人应该像古典主义作家那样表达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感情，而不是在诗中表现个人的感情。诗人必须将个人的情绪转变为非个人的艺术情绪。同时他还倡导将兴趣由诗人转移到诗本身。艾略特并不赞同艺术是对情绪的宣泄这一看法，反而认为那些有个性、有情绪的诗人才懂得需要避却个性、避却情绪的个中道理。艺术创作也绝不仅仅如弗洛伊德所主张的一样是受无意识的影响。艾略特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有许多地方还是需要自觉和深思熟虑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