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并非偶然。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精神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苦闷与迷惘。各种病态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疾病发病率陡增。与此同时，西方近代心理学的发展也在这期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更是声名鹊起。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弗洛伊德开拓了无意识领域，强调藏于人类无意识中“性”的压抑是一切精神疾病的根源。文学也转而深入人的主观世界，剖析人类心灵。心理学与文学虽属不同的学科，但都致力于探索人的行为动机和主观世界，故而文学对心理学的借鉴有其基础。文学得以从心理学中汲取创作和批评的养分。

在百花齐放的心理学门派中，对文学影响最大的，无疑当属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始于19世纪末。1895年，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 1842-1925）合著出版了《癔病的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一书，这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始。在其形成的初级阶段，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围仅限于探究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寻找治疗方法。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其强大的理论冲击力席卷了文学、哲学和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这个理论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逐渐变成了一种心理学的体系和无所不包的人生哲学”^【8】。于一般人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已成了心理学的同义词”^【9】。当然，心理学的内涵远远不止如此。对文学创作与批评影响深远的心理学，除了弗洛伊德的学说，还囊括了在弗洛伊德之后崛起的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等流派。心理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批评和创作两方面，即从心理学的视角批评剖析艺术作品和作家，直接借鉴心理学的一些观点来创造文学作品。此外，它还有助于解决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与作品的关系。

从心理学的角度批评剖析艺术作品和作家的具体方法包括研读作家传记，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象征、风格和文学意象等。最早致力于探索文学作品中精神分析倾向的批评家皆来自于心理学的领域，而非文学领域。弗洛伊德大概是从心理学视角来阐释艺术作品和创作主体的第一人。他把艺术的创作动机归因于性欲的压抑和无法满足，并且挖掘艺术家的生平经历和他们可能患过的神经疾病，试图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找到相应的内容。简言之，弗洛伊德开创了以心理学的视角审视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先河。1907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专论《论詹森〈格拉蒂瓦〉中的幻觉与梦》（Delusions and Dreams in Jensen's “Gradiva”），这也是他最早的文学批评实践。《格拉蒂瓦》是德国作家威廉·詹森（Wilhelm Jensen, 1837-1911）于1903年创作的一篇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位青年考古学家迷恋上一块庞贝古城出土的浮雕上面的少女，并且经过一系列艰难复杂的寻觅，最终在庞贝古城的废墟上偶遇与自己幻想中女子形象相符的爱人，遂与她结合的经历。然而，这位女子竟是他童年时候的玩伴。以此为依据，弗洛伊德指出男主人公从童年时代开始起就被压制在潜意识中的性欲幻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冲淡。浮雕上面的少女形象唤醒了男主人公的性欲幻想，并且最终促使他满足了隐藏已久的愿望。男主人公的一切行为动机均源自于幼时被压制的情结。弗洛伊德还在1938年创办了学术杂志《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o）。该杂志致力于探讨并且开发心理学与艺术、文学、人类学、哲学、历史、政治和教育等学科的关系。弗洛伊德之后，一些精神病学家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创作主体和艺术作品的文章。成为他们研究对象的创作主体，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和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等人往往是神经病症和创作天赋兼而有之的艺术家。这些心理学家剖析作品和创作主体的工具也不外乎就是强调俄狄浦斯情结、同性恋、乱伦、阉割恐惧、精神分裂和负罪感等因素在创作过程或者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奥托·兰克（Otto Rank, 1884-1939）受弗洛伊德《释梦》一书的启发而写成了论艺术创造动机的论文《艺术家》（The Artist）。随后，兰克在1907年把这篇文章扩展为专著《艺术和艺术家》（Art and Artist, 1907），引起了弗洛伊德极大的兴趣。兰克还在《英雄诞生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Birth of the Hero, 1909）中，把俄狄浦斯情结推广到各类“弃婴传说”。兰克认为，几乎所有古文明民族颂扬的英雄都充满了奇妙的类似特征。故事的主人公的父母往往都是身居高位的国王和王后。在母亲怀上他的时候，母亲有可能难产，父亲有可能得到梦境或神谕的暗示，将要降生的孩子会危及父亲的安全。于是，父亲会下令把婴儿抛弃在水里或森林，甚至杀死婴儿。这个婴儿会被人救起并抚养。长大后，他经过种种奇异的冒险，找到了父母并向父亲实施了报仇，赢得了荣誉。神话传说中的巴比伦建立者萨尔贡、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俄狄浦斯和犹太人的先知摩西都是“弃婴传说”的应验者。兰克是第一个自觉地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 1879-1958）继承并且补充了弗洛伊德对哈姆雷特恋母情结的断定，并在《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Hamlet and Oedipus, 1949）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法国公主玛丽·波拿马（Marie Bonaparte, 1882-1962）花费大量时间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研究爱伦·坡。爱伦·坡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被神经焦躁与恐惧笼罩。通过对爱伦·坡的作品如《厄舍古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1839）、《莫格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 1841）、《黑猫》（The Black Cat, 1843）和《被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 1844）等作品的剖析，她得出了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内容都是爱伦·坡潜意识里恋母情结、阉割恐惧和死亡本能写照的结论。美国心理学家亨利·莫雷（Henry Alexander Murray, 1893-1988）也曾经运用过弗洛伊德的人格三重结构分析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的《白鲸》（Moby Dick, 1851）。执意要向白鲸寻仇的埃哈伯船长是本我的象征。本我依照快乐原则来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本我若在人格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主体就会变得狂野，不受约束。埃哈伯就是一个被内心病态欲望控制的疯狂复仇者。大副斯达巴克是一个理智的基督教徒。他象征着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斯达巴克对白鲸所代表的神秘力量充满敬畏，但是对于统治者埃哈伯的命令他也无能反抗。他曾经要求船长放弃猎杀白鲸的行动，但以失败告终。白鲸则代表了作者麦尔维尔所信仰的加尔文教和社会道德，即超我。也许只有上帝才能与神秘、纯洁和无所不能的白鲸相媲美。试图毁灭这种无处不在的神秘力量，必然以悲剧收场。菲利斯·格里纳克（Phyllis Greenacre, 1894-1989）则是从精神分析视角探讨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与主人公格列佛关系的先驱。斯威夫特幼年丧父，曾饱尝贫困之苦。在《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1726）中，格列佛来到小人国后当地居民担忧他食量过大会引起饥荒。格里纳克指出这一情节与斯威夫特幼时的贫困生活不无关系。斯威夫特还曾写过一篇散文名为《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1729）。该文章极具讽刺意味。斯威夫特提议为了避免爱尔兰穷人的孩子成为父母和国家的负担，可以在婴儿一岁的时候就把他们烹饪成食物。格里纳克认为这一细节与斯威夫特在一岁的时候曾被绑架到英国有关。一言以蔽之，格里纳克试图把斯威夫特的生平与作品中的人物联系起来，把作品看成作者心理与经历的投射。(www.daowen.com)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坛，受心理学各个流派的启发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主体也并不少见。美国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的传记回忆录《约翰·巴雷肯》（John Barleycorn, 1913）就经常被文学批评家们援引，作为弗洛伊德影响文学创作的经典范例。伦敦参照“自由联想”的手法刻画了主人公醉酒后杂乱无章的联想和言语。享有盛誉的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也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相信每个人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安德森则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 1919）中勾勒出一个充斥着孤寂、苦涩与畸人的小城。《小城畸人》由25个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的小故事组成，简洁别致地探讨了一个小城里渴望爱却得不到爱的市井人物的畸形性格和生活全貌。安德森强调了正常性欲在健康人格发展中的重要性，被过度压制的性欲会导致人格的变态。安德森的小说《许多婚姻》（Many Marriages, 1923）则是人物被无意识领域里的情欲控制的范例。38岁的男主人公约翰·韦伯斯特是一个富有的洗衣机制造商。18年前，他在在朋友家偶遇裸体的玛丽，冲动之下向玛丽求婚。但相处多年后，他认为玛丽缺乏活力，对她感到厌倦。又是因为情欲，他迷恋上自己的女秘书，最后抛妻弃女与她私奔。另外，对于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Richards Laurence, 1885-1930）是否在其文学创作中借鉴了精神分析学说这一问题，文坛一直存有争议。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并不能简单或者武断地归结为前者在创作实践中有意识地借鉴了后者的理论。劳伦斯凭借他备受争议的作品《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 1913）一举成名。主人公保罗的父亲是一个粗暴酗酒的矿工。出生中产阶级并且有一定教养的母亲自然地把全部的激情和爱灌注在保罗身上，对他寄予厚望。父母亲复杂的关系养成了保罗仇父恋母的情绪。但是母亲对保罗带有强烈性质的不伦之爱渐渐演变成了保罗的精神枷锁，保罗在精神上与肉体上均无法与其他女人正常交往。只有在母亲离世之后，他才能摆脱束缚，“朝着远处声音影绰、灯火辉煌的城市快步地走去”^【10】。这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小说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精致演绎。于是，对于这部作品在创作过程中究竟有没有受到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响，文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一方面，劳伦斯本人与母亲的关系委实复杂。毫无疑问，这是《儿子与情人》能够成书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虽然劳伦斯认为弗洛伊德对性的观察过分带有医生的偏见，并写了一些文章和小册子公开与弗洛伊德论战，但是劳伦斯的妻子弗莱达曾说“在写作《儿子与情人》的最后一稿前，劳伦斯就对弗洛伊德有所知晓了。我不知道在1912年我们相遇以前他是否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或听说过他的学说。但我本人是弗洛伊德的崇拜者”^【11】。尽管劳伦斯是否是受弗洛伊德启发而著成《儿子与情人》的争论未有定论，但是劳伦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态度是明晰的。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是反科学并且不道德的。劳伦斯对弗洛伊德的关注和研究正是为了要反驳他。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领域储藏着人类心灵所有的罪恶。文明是对欲望压抑和否定的产物。他强调文明与性本能的冲突。在劳伦斯看来，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谐完美的性爱才是治愈两性关系的灵药。由此观来，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心理学应用于文学，为揭示文艺创作的心理奥秘，阐释文艺作品的魅力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人们不再仅仅以历史、道德或者政治为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心理分析对文学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朱光潜先生甚至说道，“过去许多文学批评之所以有缺陷，就在于缺少坚实的心理学基础”^【12】。以心理学家对文学作品和创作主体的研究为起点，心理分析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的地位逐渐巩固下来，“心理分析文学批评的基础业已打牢，文学和文化批评史上崭新的一页已经掀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