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的过程和本质问题并非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家和作家的研究范围。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427BC-347BC）就探讨过这个问题。柏拉图的“灵感论”或者是“迷狂说”涉及创作的源泉和动力问题。在他看来，诗人制作完全是凭神力而不是技艺。柏拉图以为单凭理智和技艺是不能创造文艺的，因为“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1】。他强调“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位置，“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2】。换言之，柏拉图把创作解释为直觉的过程，在创作中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神力的驱遣。诗人如果得不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创作主体的位置不重要，来源于无意识的直觉和灵感才是源泉，而这种灵感源自于神力。因此，柏拉图认为创作动机产生于神力，“由神凭附着，最平庸的诗人也有时唱出最美妙的诗歌”^【3】。诗人在这里的作用完全是消极的，处于迷狂的控制之中。

与柏拉图相似，卡尔·荣格（Carl Jung, 1875-1961）对个人因素在创作动机中的作用也未深究，“尤其是在荣格的文论里，对个人因素的这一认识，是明显被淹没在作家为作品中无意识原型夹带着滚滚而去的批评思想之中了”^【4】。荣格认为文学表现的是不同文化中循环出现的神话，即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诸种原型。他在看待文学艺术创作时，把创作心理划分为两类——内倾（introverted）和外倾（extroverted）。内倾型的创作中，作品是意识的产物，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意图，作品的表达方式也绝不会超出作者考虑的范围。外倾型的创作中，作者步入了一个无意识的世界，无需意识的相助，作品或多或少完美无缺地从作者笔下涌出。也就是说，作品的形式与效果似乎不需要人的意识帮助就能达到目标。后者是一种人所不能理解的原始经验，即来自人类心灵最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就是荣格认为的创作动因。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推崇与柏拉图的“迷狂说”的相似之处在于基本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

柏拉图从直觉主义和无意识的角度来剖析创作过程的本质，这种阐释是建立在病态生理学的基础上的，即人只有在迷狂状态受神力相助才能说出珍贵的词句。这种特殊的神力与社会环境和个性意志无关。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荣格也都把创作看成是神秘的先天性力量和无意识的积极结果。(www.daowen.com)

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虽师承柏拉图，但他与柏拉图在关于文学创作的本质上持不同的观点。在他的经典著作《诗学》（Poetics）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关于文学创作的诸问题。他的这些观点在今天对美学、心理学和文学的研究仍具有意义。亚里士多德把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理解为反映生活的过程。亚里士多德指出诗艺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且都与人的天性有关。他在《诗学》中写到，“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模仿，并通过模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5】。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艺术创作理解为对现实的再现。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把创作看成是诗人进入迷狂状态受神指使的结果，即人类创作的过程并不依靠作者本人。这种特殊的迷狂状态是病态现象，个人在创作中不起积极作用。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重视创作主体。他把诗的发展与创作主体的个人气质联结在一起，“较稳重者模仿高尚的行动，即好人的行动，而较浅俗者则模仿低劣小人的行动，前者起始于制作颂神诗和赞美诗，后者起始于制作谩骂式的讽刺诗”^【6】。据此，他把诗的发展依据作者性格的不同分为两类，稳重之士写英雄格的诗，肤浅之辈就只能写讽刺格的诗。参照人的性格划分作品的类别还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和戏剧的看法上。他阐明喜剧和悲剧的区别在于前者“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7】。尽管这种观照创作主体的性格来决定作品好坏的方法不一定准确，但是与柏拉图只重视无意识在文学起源中作用的理论相比，亚里士多德对创作主体的重视则明显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