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心理学家和美学家布洛（Edward Bullough, 1880-1934）于1912年6月在《英国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第五卷第二期发表“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Psychical Distance’ as a Factor in Art and an Aesthetic Principle”）一文，提出了“心理距离说”。他认为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是审美的先决条件。布洛从心理学角度来探究美，放弃了传统美学对美的本质的追究。换言之，布洛开启了美学研究的心理学转向。

对于布洛来说，“心理距离”强调的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距离既不是时间距离，也不是空间距离，而是一种心境和态度。审美的心理距离不是可以量化的物理长度。布洛举了一个例子来阐释心理距离的具体意义。比如，海上起了大雾之后会在旅客中引起忧虑。旅客会感到身体烦闷、心神不宁，或者因为船只的警报响起而情绪紧张。然而，旅客也可以选择暂时忘却海雾带来的危险与烦扰，将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的种种景色。平滑的水面，轻烟似的薄雾，海天一色的壮观，与世隔绝的静谧，宁静与恐惧的糅合，也是一种极愉悦的审美经验。相同的场景何以产生两种不同的感受？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境中，海雾是实用世界的组成部分，它成为审美主体的障碍，逼得旅客不得不考虑到海雾会阻碍行程甚至危及安全。主体与海雾的距离过近，主体无法跳出实用世界的联想，故而无法得到审美享受。然而在后一种经验中，海雾被推远当作毫无利害关系的审美客体，由此主体才能得到美的享受。这就是心理距离作为审美的先决条件。朱光潜先生曾经专门探讨过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他强调人之所以能对一样事物产生美的感觉，是由于人脱离了实用的圈套，即不再考虑实际生活的需要。譬如，阿尔卑斯山里有一条风景极好的公路。若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匆匆开车兜风的地方，那就无法脱离实用标准的樊篱，也就无法真心体会阿尔卑斯山的美。但如若能驻足流连，把山从心理上推远当作一幅画来静观欣赏，就能品味到最单纯的美感，达到无所为而为的境界。以此出发，朱先生驳斥了关于悲剧的“快感说”。他相信人们之所能从悲剧中欣赏到美，是因为观众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与悲剧的痛苦保持安全的距离。观众可以借助悲剧人物的故事痛快地宣泄情感，但又不至于担心相同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样，人们便可欣赏到一种悲壮的美，产生心灵共鸣的审美体验。王国维先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主张也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先生写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5】。创作主体既要能够深入其中融为一体，又要能够抛去杂念与功利，才能创造出超越自身的艺术作品。(www.daowen.com)

那么适当的心理距离是怎样的呢？在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一方面需要从琐碎的日常生活跳出来，抛弃功利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恰当地掺入自己的经验作为观照，以求更好地获得审美享受。这种困境就是布洛所说的“距离的矛盾”（the antinomy of distance）。要做到心理距离的平衡不易，这也正是为什么职业评论家们往往是很糟糕的观众。评论家的职业是一些实际的活动，降低了他们保持距离的可能性。布洛进一步指出艺术家们也面临着相同的尴尬境地，“距离太近则会使人们指斥某一艺术作品为‘粗鄙的自然主义’、‘令人难堪’、‘咄咄逼人的现实主义’。而距离太远则会给人以不切实、匠气、空洞或荒唐等等印象”^【16】。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便是由于距离过近而丧失了宏观的美感。故而，审美的距离要适当，距离过度则缺少趣味，丧失了审美的鉴赏力；距离不足则难以脱离实用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