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和样板，是17世纪至18世纪主导法国、影响欧洲的文学潮流。英国文学史上的新古典主义涵盖了从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到1784年约翰逊（Samuel Johnson）辞世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主要代表作家有德莱顿（John Dryden）、蒲伯（Alexander Pope）和约翰逊等人，但一般很少用新古典主义指涉美国18世纪的文学创作。法国文艺理论家布瓦洛（Nicolas Bioleau-Despréaux）的《论诗的艺术》（l'Art Poétique，1674）被奉为新古典主义的法典，它以“笛卡尔的‘理性’的尺度”阐释出理性时代的要求和美学趣味，坚信“文艺来源于理性，归依于理性，文艺有其普遍标准”，以理性和古典为准绳，主张摹仿自然和古典，注重表达的简洁、明晰和朴质，推崇“规范、得体、和谐和典雅”的艺术原则。⁽⁸⁾蒲伯是布瓦洛忠实的追随者，他的《批评论》（An Essay on Criticism，1711）以布瓦洛式秩序井然的诗体写成，为英国新古典主义立下了基本原则。总体上看，新古典主义体现的是18世纪以理性驱除迷信蒙昧、寻求人类普遍原则和永恒真理的努力，是启蒙精神在艺术上的体现。

浪漫主义是对启蒙美学即新古典主义的反叛和背离，因而这两者常作为彼此的对立面而被阐发。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对立可追溯到1790年代的德国浪漫主义者那里，施莱格尔兄弟最早区分了“浪漫的”与“古典的”这两个概念。洛夫乔伊在梳理浪漫主义的观念史时指出，18世纪末的德国在艺术领域出现了对“有限性”（finite）的反叛，德国浪漫主义者认为自己预言和开创的是“一种新的、‘现代的’艺术，他们所言的‘现代’也就是“浪漫的”一词的首要意义，而‘浪漫的’亦即‘无限的艺术’（Kunst des Unendliche）”⁽⁹⁾。浪漫主义对“无限的”拥抱又具体表现在以下方方面面，诸如意志对无限的价值或事物的诉求、主体对无限的价值或事物的沉思、对神秘和非尘世性的偏爱、对人类双重性的体察、对内在生命的体认、对人性堕落的认知等等。而这些都与古典主义立足于“有限性”强调“规则”、“形式”和“限度”等原则的艺术精神背道而驰。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他的《文学辞典》中提炼出新古典主义的五条原则，这里大致概括如下：1）强烈的传统主义倾向，反对激进的创新，推崇古希腊罗马艺术家，认为他们在所有文学体裁上都为后人树立了可供模仿的永久典范，因而后世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模仿；2）视文学为一种“技艺”（art），一套需要不断学习和完善的技巧；认为天才毕竟是少数，艺术家因而像匠人一般雕琢技艺，恪守艺术规则，力求精确完美；3）文学的首要关注是人类，是社会和行动的人，诗歌是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模仿，遵奉“为人类而艺术”而非“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4）强调书写人类的共性和普遍的经验、情感和趣味等；5）和当时的哲学家一样，新古典主义作家普遍相信人类的有限性，认为人类应该追求有限的、可实现的目标，节制和限度既是艺术准则，也是人生准则。⁽¹⁰⁾以这几点为参照，不难看出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迥异的哲学观念、创作宗旨、美学标准和艺术趣味等。比如，从模仿古人到主张文学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创新，从艺术的“模仿说”（mimesis）转向注重创作者的“抒表论”（expressive theory），从节制、规范、平衡、和谐等原则转向强调情感的自然流溢、作品的真诚和真实、想象力内在的“有机性”，从典型的、普遍的社会人形象转向描写在大自然中漫游的孤独的人物形象等等。就“无限性”这点来看，浪漫主义不再视“骄傲”为一种悲剧性的人性弱点，转而憧憬人类自身的无限可能性，浪漫主义作家更欣赏带有缺憾的雄图大略，而非在有限的追求中臻于完美。同样，他们认为，好的艺术不在于服从于规则的束缚，而在于对人类有限性的超越；也正是出于对“无限性”的拥抱，浪漫主义作家敢于在史诗和悲剧等难以驾驭的体裁上与前代大师一决高低。(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