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认为，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界开始否定以前单纯的“反拨”说，认为浪漫主义对后者是反拨与吸纳、继承、批判与革新并存的关系。启蒙运动是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影响欧洲和整个世界的一场思想和文化运动，它的两个关键概念是理性和进步。“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由“光明”派生而来，启蒙哲人把过去看作是一个迷信和蒙昧的时代，认为可以用“理性之光”驱散迷信、偏见和野蛮的黑暗，将人类从权威和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断朝和谐幸福的理想秩序进步。启蒙思想家普遍信仰理性的力量，理性是获取正确知识的途径，相信世界可以通过智性认知和把握，人类可以完善自身，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在1784年的著名文章《什么是启蒙运动？》（What Is Enlightenment？）中，康德把启蒙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成熟是“不经别人的引导”运用自己的理性，因而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受牛顿万有引力学说和洛克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启蒙哲人相信不仅存在控制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也存在控制人类社会的普遍的类似法则，因而力求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如政治、伦理、美学等，以期获得问题的解答。尽管并不存在统一的改革方案，启蒙运动的根本关注在于以理性和知识推进社会改革，改善人类状况。以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编撰的多卷本《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r a Systemat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Arts，and Crafts，1751-1772）完美体现了启蒙运动对于理性和知识的信念以及变革思想改造社会的雄心，是“自由思想者和理性主义者的大型宣言”⁽¹⁾。启蒙运动拥抱的是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和世界主义原则，这一时代的重要哲学思潮有理性主义、唯物论、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等。

浪漫主义一开始就以批判启蒙思想来为自己开路，以各种方式质疑启蒙运动的核心原则，诸如理性主义、机械论、唯物论和普遍主义信念等。其中，最核心的是对于理性的再思考，比如，托马斯·卡莱尔宣称世界并非一台机器；柯勒律治认为人类的“算计才能”（calculating faculty）要比“创造才能”低级；伯克认为理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绝非最重要的部分”。⁽²⁾正是从反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以赛亚·伯林将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指认为真正的浪漫主义之父。哈曼人称“北方的魔法师”，是康德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以直觉阐释信仰、道德和诗歌创作，以一种“神秘的生机论”对启蒙运动发动首轮进攻，由此开启了浪漫主义的进程。再者，对主体情感的吁求原本也是启蒙思想中的一脉传统，尽管理性和理性主义最终成为启蒙运动的代名词，比如，休谟在《人性论》中声称：“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职务。”休谟、卢梭和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对情感、自然、本性的强调都启发了反启蒙的浪漫主义运动。但浪漫主义者反对的并非理性本身，浪漫主义理论家如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Novalis）等人都深知理性的意义，他们反对的是启蒙运动过度理性主义的倾向，是绝对的、教条的理性主义。如伯林辨析的，“过于专制的理性主义使得人类的情感受到阻碍。在此情形下，人类的情感总要以某种别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提及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时，伯林认为布莱克是哈曼思想最雄辩的辩手，而他的诗歌则是“对建立在非神秘性的认识论和逻辑推理至上的井然秩序的信念的反击”⁽³⁾。柏林把布莱克的诗句——“囚笼中一只知更鸟/令上天震怒”解读为对理性束缚的隐喻，理性压制人类无拘无束的生命，企图把自由自发的生命囚禁在牢笼中。18世纪末浪漫主义向情感、直觉、想象力、非理性和神秘主义的转向本身就是理性主义逻辑的逆转。

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本身也得益于启蒙运动的滋养。很多浪漫主义的开拓者都是在启蒙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启蒙运动树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之成为自身和世界的主宰，“启蒙运动和早期浪漫主义……在肯定人的自我解放方面，完全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为浪漫思潮奠定了第一块基石”。⁽⁴⁾再者，启蒙哲学的很多观念持续影响浪漫主义运动。比如，启蒙运动播散的“天赋人权”理论，成为早期妇女运动和废奴运动重要理论基石；洛克的“白板说”（tabula rasa）和卢梭的教学理念强调后天和环境的影响，这在整个浪漫主义时期都激发了对儿童和教育的兴趣。另外，启蒙树立的进步观念也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主导信念之一，浪漫主义者并不反对理性主义者的改革目标，他们普遍相信可以通过改革社会制度和机构实现社会的进步。葛德汶、欧文（Robert Owen）和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等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都致力于构建理想的社会蓝图，而乌托邦的冲动也深刻影响了美国1830-1850年间的改革运动，因而，浪漫主义同样是一场具有严肃目的的改革运动。(www.daowen.com)

今天，研究者大多将浪漫主义视为启蒙运动的延续或启蒙内在逻辑的充分发展。希思和波尔汉姆则以启蒙运动的“问题儿童”（problem child）来指认浪漫主义与前者之间的承袭和背离关系，这比简单地把浪漫主义视为启蒙的对立面更准确。比如，就理性和情感而言，启蒙推崇理性，但并不排除情感和感性的作用，“感性时代”这一术语本身已揭示了启蒙运动内部的多样性，“18世纪的‘感性时代’和洛克严密的经验主义同样属于启蒙运动的一部分”⁽⁵⁾；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者也并不否定理性本身，诺瓦利斯曾说：“我的理性绝对超过想象和感性”；“冷静的理解与热烈的想象结成姐妹，这才是健康的心灵。”⁽⁶⁾这提醒我们不可以理性和情感的对立来简单地理解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当代研究者注重梳理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内部的多重性和矛盾冲突，倾向于更为辩证地检视两者的关系：浪漫主义有对启蒙“反叛的时刻，但并非对前者的彻底反叛。毋宁说，它是更古老、更具包容意义上的革命，它聚拢、反观，然后席卷一切向前”⁽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