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如何重新叙述并构造“中国”认同，变成了一个广受瞩目的文化与政治议题。这一议题的提出，源自特定的历史契机，即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及其政治地位的改变，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内外不同力量介入的“中国模式”讨论即为其中突出的一例。不过，“契机”某种程度也是“危机”的显现，它意味着曾有的“中国”叙述开始面临不同程度的质询。比如以西方现代性规范为导向的启蒙主义叙述，比如冷战式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叙述，以及民族主义的“中国”叙述，这些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曾经主导中国认同的叙述方式，已经难以整合全球化处境下的中国认同。“中国”叙述的难题源自中国历史与现实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叙述”行为本身，不仅意味着如何“描述”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包含着如何“规范”社会发展方向，如何应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国际国内的复杂格局中，在社会认同发生激烈分化的情形下，如何叙述中国必然是不同政治与文化力量介入的场域。本文并不打算全面地讨论所有的“中国”叙述，而是集中分析国内知识界的一种叙述形态，也就是在“文化自觉”这一基本诉求下展开的“中国”叙述。

如若试图相对宏观地对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状况做一种粗浅描述，将不得不关注这个时期在文化认同的基本方向上发生的变化。人们普遍地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持一种关注、审视乃至回归的热情。这在官方引导、经济消费、社会认同与日常生活组织等不同层面都显现出来。这种变化也在知识界显现出来。如果可以用“反传统”来描述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的话，那么新世纪的变化或许可以概括为对“传统”的重新体认与激活。这一基本文化态度的改变，使得重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思考取向成为当前知识界不容忽视的声音。“文化自觉”论即是这种实践的一种重要表述形态。(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