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誉为“一天天好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而被认定为“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却决定它仍然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內继续发展。严酷的现实令全世界所有进步人士不免要发出“马列主义大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就如在星火燎原之始进步的中国人曾发出过“红旗还能打多久”一样。对后者，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到实践领导中国人民作出了肯定而又出色的回答，对前者呢，窃以为在很大程度上还须中国共产党人站出来回答。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目前坚定高擎马列主义大旗而拥有七千多万党员的第一大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有一种“舍我者谁”的胆色和气魄，尤其是在当今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世界人民更加迫切希望看到社会主义获得全面胜利的这一历史关头。

而今中国自身的发展确也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阶段。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叶，中国在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后，“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在新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而艰巨的使命。这应该说是任重而道不远。因为要在新世纪的前五十年里完美实现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一宏伟战略目标，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道德、法律、制度等等在内的全面决战，决战且要决胜，无疑会是一场空前的殊死较量。

中国共产党人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其间将要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必定是前所未有的。

一方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并非是杞人忧天。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搞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并局部取得过诸如卫星先于美国飞上天之类的辉煌业绩，但最终还是解体跨掉了。这不能不令所有马列主义忠实信仰者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扼腕痛惜。如今，中国要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自然更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眼中钉。即使在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的今天，他们依旧利令智昏，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炸我使馆，犯我领空，撞我军机，公然篡改侵华历史，售台以武器，纵容李登辉访日访美，一面诬我人权，一面为达赖作伥，助法轮功为虐……凡此种种，都是虎视眈眈的明证。他们亡我之心不死，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不仅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且，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必然会变本加厉地强化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瓦解。

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正经历着由传统农耕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迈进的历史性转变，而这一转变尚未彻底完成，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又接蹱而至，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谕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国力课题组”不久前发表的评估结果指出：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实力仅处世界第六位，分值略高于俄罗斯，但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在科教领域，中国的分值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法英德的五分之一，俄罗斯的二分之一。在军事领域，中国的分值约相当于美国的九分之一，俄罗斯的三分之一，英法的二分之一，与日本德国大致接近。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已经走过了五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程，想要再用五十年的时间，描绘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的壮丽画卷，谱写一曲“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赞歌，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为之奋斗而今必须为之深入思考并努力实施的一个划时代的课题，这无疑是一个十分艰深的课题，同时又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课题。

由于历史的积淀和“左”的思潮等诸多因素的干挠影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半个世纪的前半程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非但并未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得以充分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被束缚了起来。尽管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但业已取得的成就与远大的战略目标相比毕竟还有一段很不小的距离。如果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依然不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则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依然不足以被证明。如果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依然不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则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也就难以彻底破除。如果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依然不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则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崇高信誉自然会蒙垢。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作为一个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就不能没有沉重的使命感和很深的忧患意识。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应该时刻牢记自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社会主义制度冲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重重封锁首先在一国得以实现，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石破天惊的创举。如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期，让社会主义全面赶超资本主义在一国率先得以完美证实，更将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惊天动地的壮举。

一部共产主义的运动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凡重大的历史发展时期必须要有担当得起时代大任的创新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巴黎公社；没有列宁主义，就没有苏维埃；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中国今日的改革开放大业。对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理论的成熟是一个党成熟的重要标志，而科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又必将成为伟大事业创新发展的先导。因此，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具体实际，形成独特的前瞻性的能够说明并指导实践的思想和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观的价值所在。

我们之所以说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是担当得起时代大任的创新理论，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善于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站在战略的高度，在继承的基础上，科学地全面地开创性地发展了我们党的有关学说，并应用宏观系统的思维方法，将自己的理论系统化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缜密的“统一整体”，从而独树一帜地“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因而，这一组合无愧于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保证党和社会主义战略目标胜利实现的纲领性文献。

组合原本是自然存在最基本的法则之一。不论是大到宇宙的宏观天体如太阳系、银河系，还是小到微观的分子原子，无不都以各自特有的组合要素依据自身的个性次序陈列于世间，并由此规定了自身特殊的矛盾运动，从而显示出一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特点。文明人类的创新活动一般也往往通过优化或改变组合要素、组合顺序、组合方式来实施的。众所周知，最动听的乐曲是既有音符声调的新组合；最迷眼的画图是既有线条和三原色的新组合；最成功的经营是各种既有资源的新组合；最诱人的绿色革命是既有基因的新组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离开组合创新，就难有人类杰出文明成果的诞生。

人类虽然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但她对某一科学原理的认识之初常常如婴儿看鲜花一般幼稚。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是谁也不该小看将橡皮与铅笔组接起来的创意。自英国人威廉姆斯首次将橡皮与铅笔组合在一起，独享世界上第一个组合专利的一百多年来，组合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如今，组合工具、组合家具、组合音响、组合兵器、组合治疗、组合拳等等，早已成了新技术新工艺的代名词，崇尚组合已经成为时代的最新潮流之一。

统一、有序、优化的组合既是自然美社会美的必然归宿，更是创造性思维的先机。其中，最活跃最具潜在价值的当推理论的组合创新。

一切历史性的改革成果的取得无不都以理论的组合创新为先导。举例来说，四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是得助于“应用想象论”、“英才资赋论”、“创造力三维模型论”、“创造力多因素论”等组合起来的现代创造教育系统论。有关资料分析指出，美国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的三十年里，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包括创造性学校环境、创造性学校管理、创造性教师和创造性学生在內的现代创造教育理论体系。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前曕性的创造教育理论的组合及其物化，决没有美国教育的今天乃至美国经济发展的现状。(www.daowen.com)

在知识经济曙光初照的今天，世界范围內，通才教育论、情商教育论、终生教育论等等又已经构成了现代教育理念的最新组合。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道理，因为任何真理总是具体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与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一切组合体一样，以其规模而论，理论的组合同样可以分为宏观组合和微观组合两类。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宏观组合体的话，那么，他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两手都要硬”、“检验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一国两制”、“四个面向”、“改革开放关系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等等，便是构成这一庞大理论体系的众多的微观组合。

当然，宏观与微观是相对而言的，而且，理论组合的价值不单以规模论。如果剖析一下“检验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个微观组合，我们不难发现，其內涵一样是十分丰富深刻的。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途中毅然决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判断改革开放实践的是非得失，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这是因为凡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其目标和利益指向一般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以公众利益为第一目标的社会主义的一切实践活动更应是如此。再说，任何实践活动本身无法也不应该与实践者的价值观完全分开，而检验评判实践活动的标准一般都包含着许多个潜在的价值前提。因此，检验客观实践如果只看重其中的某一点而忽视甚至无视其它要素，那末评判结果很可能会偏离科学准绳而得出片面的乃至是错误的结论来。现将“三个有利于”标准有机组合起来，综合分析，全面权衡，不仅把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了，而且把它们和实践者的人生观、价值观统一了起来，促使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更全面、更具体、更趋理性，从而更易于操作把握。而合乎实际的科学的检验评判反过来又必将极大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健康地向纵深发展。

理论组合的价值除了取决于组合的规模外，还取决于组合所体现的多样性的统一的程度。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体系虽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党建、民族事务等诸多方面，但它最终却高度统一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这样高度统一的理论建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建史上是独树一帜的。这一理论体系既合理继承了前人又勇于突破陈规，精准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并科学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因此说邓小平理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最鲜明的标志是一点不为过分的。

江泽民同志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论断，就其规模而言，“三个代表”当属微观组合。然而，正是这个微观组合，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认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得失，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我们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內的努力方向，同时，它又必将成为我们党统揽全局从严治党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系统思想认为，有系统存在，组合才应运而生。所谓组合，借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简而言之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很显然，组合决不是凑合，它与杂糅而成的苟合之类的毫无共同之处。统一的原则是科学组合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组合体必备的品质。组合原理作为系统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它首先认为，我们分析处理问题首要的是必须要从系统的全局出发；同时它又认为，系统的整体性是由组合体内部诸要素的个性总和来体现的。这诚如钱学森所说：“局部与全部的统一、事物內部矛盾的发展演变等，本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常理，而这就是系统概念的精髓。”因此，组合原理要求我们在具体处理问题时，一方面必得要从系统的整体出发，洞悉系统的全局枢纽，另一方面，还得要全力把握组合体內部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各类矛盾关系，方能从整体上把握系统的功能和作用。

据此，我们再来学习“三个代表”的论述就更深刻感到它确实是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缜密统一的整体。首先，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其次，发展了先进文化，又可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提供强大的健康的精神动力和源源不绝的智力支持，而这又可以反过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广大人民群众也必将在经济发展、社会昌明进步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切实利益。反之，如果没有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或者迷失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那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无从谈起。在此，理论组合的统一、有序、优化的原则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江泽民同志早在高州讲话之前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谆谆告诫全党，在任何时候任何请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一定要“把最广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这“三好”便是一个更小的微观组合，然而其统一、有序、优化的品质也尽显无遗，无需再一一赘述。落实“三好”同样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深入地去研究思考并认真实施。这里所说的好也是没有顶和尽头的，俗话说，好了还要好，好上须加好，实现“三好”也应该是一个统一而有序优化的不断攀升的无止境的过程。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论述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力量之源，生命之基。它们在科学组合中炼就的思想的深刻性及其在组合中形成的强大的逻辑力量都是无与伦比的。总而言之，处在当下这样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党就存，社会主义事业就兴；背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党就亡，社会主义事业就败。

当然，任何科学理论的创建，就其理论体系而言，都难以做到完美无缺。以组合原理统一、有序、优化的品质去考察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体系中显然缺少有关社会主义公平分配这一至关重要的章节。因这一章节长期滯后造成的分配严重不公不平问题，已经对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应该引起思想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创造性地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过程就是一场积极有为昂扬向上而又无限发展的精神化物质的伟大的群众运动。这也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组合哲理价值的根本所在。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的思想认识高度统一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巨轮就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所规定的航线有序优化地航行，航向就此不会再发生“左”“右”偏离，航速也一定能在持续稳定中逐步提高，我们宏伟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