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然为摄取、展示、表现对象的摄影作品，一般会被划归艺术范畴，即中国语境下的“风光摄影”（也包括城市风光）和西方语境下的“自然摄影”。在传统的摄影分类意义上，风光摄影与新闻摄影在题材、手法、诉求方面都存有显著区别，两者的交叉空间非常狭窄。而近些年来，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以下简称荷赛）、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以下简称华赛）均开设自然类（华赛叫“自然与环保类”）奖项，自然摄影也由纯粹的艺术表达上升为具有公共意义的环境关注。现以第55届荷赛自然类获奖作品为例，分析自然摄影与新闻摄影的交叉路径。

第55届荷赛自然类分单幅和组照两个子类，各有三幅（组）照片获奖，作品的标题、题材和简介如表1所示。

表1　第55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自然类获奖作品

可以看出，上述六幅（组）获奖照片，分别从两个角度体现了对自然的关注。《海洋异足类生物》、《网罗金枪鱼》和《溶洞》属于自然探秘类，“新”是其新闻价值所在，它反映了自然的神秘与瑰丽，也提供了人类猎奇心的视觉满足。《攀岩的北极熊》、《犀牛的战争》和《鱼殇》，是对环保的注视和对人类进犯自然的批判，在生态平衡、物种灭绝、环境污染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的当下，摄影界也在不断建立新的社会责任。

图64　寂静的春天^[1]

马克思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曾使用过“人化自然”这一术语，意指自然界不断进入人的活动的过程，或曰越来越多的天然生态系统变为人工生态系统的过程。人化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途径，但它不能抹杀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事实。阿姆斯特朗登月时所说的“这一步，对个人来说只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巨大的飞跃”已让人耳熟能详，显示出人类在征服自然和宇宙过程中的雄奇力量。但有多少人知道，当阿姆斯特朗转过身来，在黑色的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发现几十万公里之外有一颗蓝色的星球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看起来，它是如此的孤寂，然而，它确实是我们唯一的生存家园。”^[2]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也走过弯路。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生态运动，也是在自然日益受到人类侵犯的背景下崛起的。问世于当时的《寂静的春天》（图64）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也仿佛成为西方社会克制人类冲动、促进生态保护的起点。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西方世界数十年来积淀的生态理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摆脱落后农业国”的迫切需求，以及治国方略的稚嫩，使得“天地”（取自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成为国人斗争的对象。在开山造田、引水上山等运动中，大自然成为发展生产的巨大障碍，以至于时任河南林县^[3]县委书记的杨贵发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客观地说，适当地改造、利用自然，是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林县所主张的“重新安排”，与“极端环保主义”恰好成为环保理念中的两个极端。后者主张排除人类中心主义，建立对于自然的绝对敬畏；而前者则显示出对大自然建立“绝对征服”的野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风光摄影，在形式方面固然有对艺术性的坚持，但在价值观上，则可清晰地发现“人化自然”的贯穿，它不是对自然之美的纯然表达，而是注入了人的主观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风光摄影，以其“人化”程度为标尺，也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别。

第一类是记录、美化人对自然的改造，这种题材和今天的城市风光、工业风光有相似之处。老舍在《颂〈中国〉画册》^[4]一文中写下的一段话，便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看，各民族的好儿女都各尽所能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他们手里，群山改变了容颜，黄河改变了颜色，钢水奔流，粮棉如山。

这类照片的代表作为茹遂初的《引洮上山》，从技艺角度判断，作者使用了对角线构图、多点构图和空气透视，气氛浓烈，人物在画面上的分布也恰到好处。照片的拍摄背景是：大跃进时期，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崇山峻岭上修建一条山上运河，把洮河水引上山，彻底解决甘肃省长期面临的干旱问题。1959年10月，照片在匈牙利第三届国际艺术摄影展览会上获得金质奖。但一个广为忽略的事实是，因为强烈的冒进色彩，这项工程最终被迫下马，照片在“大跃进”运动中所起到的示范和鼓舞作用，与工程本身的曲折性脱节了。(www.daowen.com)

第二类是在自然风光中主观地追加、附会、隐喻政治主题，最为典型的便是袁毅平的《东方红》（1961）。《中国摄影艺术史》一书对该照片给出了这样的描述：“《东方红》以古老而新生的天安门为前景，满天彩霞中冉冉升起的朝阳，放射出万丈光芒。这是作者经过多年酝酿以寓意取胜的优秀作品，它象征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东方睡狮从此觉醒了，中国龙开始腾飞了！它象征着人民的领袖和人民，象征着祖国的今天和明天。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人人都可凭直觉感受到的。这幅作品曾印成单幅画广泛发行，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5]据作者回忆，这张照片的酝酿与拍摄共花了三年时间。可见，用瑰丽的满天彩霞来烘托、渲染“东方红”，并非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而是作者的主题预设。如果说上述第一类照片只是对“改造”的记录与歌颂，以《东方红》为代表的第二类照片，则是一种更为显性的政治颂歌。

第三类是赋予风光照片以“祖国大好河山”的主题，借以激发受众对于祖国的热爱。2011年，中国艺术摄影学会、扬子晚报社联合主办了《江山•领袖•人民》长三角大型摄影巡展。这里的“江山”，即是对于“自然”的人化表述，在这一政治词汇里，“自然”升华为疆土，更可用于指代某一具体的国家及其政权。

摄影界的“人化自然”现象，在美术界也有体现。据帅好《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6]一文介绍，1959—1961年，中国最著名的画家群体，如李可染、傅抱石、李琦、石鲁、关山月、黄胄、钱松喦、亚明、叶浅予等，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通过赴各地采风，创作了一批热情讴歌伟大领袖及美好年代的作品，包括《毛主席走遍全国》（李琦，1959），《韶山全景图》（傅抱石，1959），《韶山组画》（傅抱石，1959），《六盘山》（李可染，1959），《桂林山水》（李可染，1960），《荷花舞》（叶浅予，1960），《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李琦，1959），《载歌行》、《春兰图》、《乐丰园》（黄胄，1960），《高山仰止》（石鲁，1959），《江山如此多娇》（傅抱石、关山月，1959—1960），《黄河清》（傅抱石，1960），《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李可染，1960），《长白飞瀑》（关山月，1961），《在南泥湾途中》、《东方欲晓》（石鲁，1961）。仅从这些标题就能看出浓郁的“人化”气息，画作残酷地撕裂了艺术与现实的联系，亦不妨成为摄影界反思己过时的一个参照。

【注释】

[1]雷切尔•卡逊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邵建.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只有一个地球•编者旁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0

[3]河南林县为著名水利工程“红旗渠”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林县组织群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了一项“引漳入林”工程，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用水难题，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中国摄影，1960（2）

[5]陈申，徐景希.中国摄影艺术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490

[6]炎黄春秋，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