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摄影起源于摄影与绘画的分离和对于仿画摄影（高艺术摄影）的反动，是摄影纪实性功能的初步发扬。英国的罗杰•芬顿和美国的马修•布雷迪同为早期战争摄影史上的代表人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遇，这不仅是命运的因素使然，二人对于政治的不同态度也是一大决定性因素。这两位战争摄影史人物的不同遭遇，是“摄影—权力”这一对互动关系的鲜活折射。

罗杰•芬顿（Roger Fenton，1819—1869，图53）是早期巴黎画家保罗•德拉罗什的学生，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创办人。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法两国参战，在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之后，受到出版商T.阿格纽的支持，芬顿驾驶着三辆满载摄影器材的马车，带着一些助手随英军到达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场进行拍摄活动。当时芬顿采用的是伦敦雕塑家F.S.阿切尔（Frederick Scott Archer）发明的火棉胶摄影法，这种摄影法是将火棉胶和感光化学药品的混合液涂在玻璃上并将湿的玻璃装入摄影机中进行曝光，玻璃一旦变干就会失去感光性能，因此这种方法又叫做湿版法。从事湿版法摄影的拍摄者，必须在拍摄地点旁边设立一座暗房，进行感光版的现场制作与现场冲洗。相对于达盖尔的银版术，湿版法在感光性能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不能像后来的干版法那样瞬间曝光。至于湿版法的标准感光速度，有人说是1～3秒，有人说是数十秒，没有定论，有待摄影史家的深入挖掘。不过，对于摄影史而非科技史而言，一个具体而微小的数值，或许不是最重要的。

芬顿的摄影活动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但政府禁止他拍摄伤亡，以免引起国内的反战情绪。所以，芬顿记录的大都是一些战地供应的静止场面，而没有战场上的万马奔腾和残酷厮杀（图54）。这的确是一大遗憾，但用鲁迅的话说：“即便是天才，他的第一声啼哭也不会是一首动听的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芬顿也无须苛求，毕竟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用摄影的纪实手段记录战争的人，而他的360多幅照片，也已成为权威性的战争史料。芬顿本人的历史地位也因此而奠定，他所拍摄的这些照片，在当时的《伦敦新闻》上以木刻的形式得以刊登，引起轰动，芬顿本人也在伦敦举办了一场成功的摄影展览。《伦敦新闻画报》在评价芬顿时说道：“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同时又作为事实的记录和再现手段的卓越成就让人惊叹。”

图53　芬顿的摄影马车

摄影作品在新闻媒介中得以传播，又以影展的形式成为永恒的经典，这可以说是一位摄影人享有的最高荣誉。而另一位战争摄影师、以拍摄美国内战著称的马修•布雷迪虽然在摄影理念上较芬顿有了质的飞跃，最终却落个穷困潦倒的结局。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s，1823—1896）在美国内战爆发前是一名肖像摄影家，1862年，他自费组织了一支由10名摄影师组成的摄影队奔赴内战前线。仍然使用火棉胶摄影法的摄影队员此时已经掌握了经过改造的、更为轻便的摄影设备。马修•布雷迪率领摄影队员记录了战争的真实场景——炮火轰炸、士兵伤亡、埋葬尸体的场面、残垣断壁——这些照片赤裸裸地展示了战争的残酷。(www.daowen.com)

图54　芬顿镜头下的克里米亚战场

布雷迪的摄影活动前后持续了5年，共拍摄了7000张照片。由于照片太过血腥，美国国内无人愿意出资收购这些图片，作为组织者的马修•布雷迪也因此而负债累累，最终在穷困潦倒中死去。不过，后世却对马修•布雷迪的社会责任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现在，布雷迪摄影队拍摄的照片大多被收藏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布雷迪的摄影活动，是民间影像记史的杰出代表，也为美国人观照自身的那段历史提供了一面没有扭曲的镜子，而布雷迪的摄影风格与摄影理念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目前战争摄影师所采用的主流报道手法。

战争是人类政治斗争的最高形态，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正义建构与历史重构》一文中，我们提到了国家政权等政治力量对于所谓的战争“正义性”的追求，各方都不愿看到自身在真正影像中被丑化的局面。拥有绝对政治势力的一方则干脆通过政治手段取消或限制拍摄活动，甚至亲自组织拍摄活动。二战期间希特勒建立的帝国形象造型局、侵华日军随军记者摆拍的表现中日亲善的照片等，都是这种政治性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