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摄影诸题材中，“死亡”题材极为特殊且高度敏感，埃迪•亚当斯的《枪毙越共》因同时涉及生命、战争和政治，是研究者广泛采用的案例。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同情，属于超越国家、民族、政治的人道主义范畴，具有最为强烈的伦理意义。基于这种独特的伦理价值，罗伯特•肯尼迪被刺图片、约翰•菲勒拍摄的美国国家卫队在校园枪杀反战学生图片等，都是比较经典的摄影伦理学案例，在各类教材、专著中有较高的出现频率。

在国内新闻摄影界，死亡题材也是一种屡见不鲜的传播现象，究其原因，一是该题材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二是迎合了部分媒体所追逐的“娱乐化”报道思路，其间所显示的伦理误区，必须引起业界和学界的思考。

首先是刺激性程度的考察。

照片的刺激性程度，指向媒体与读者的伦理关系，那些明显会给受众带来心理不适的照片，需要加以慎重的考虑。这样的考虑同样应该出现在新闻摄影课堂教学、教材编写过程中，有些图片若收录为插图，将成为说理的良好佐证，它或许能够引发同情，或是有力地提醒新闻工作者注意伦理问题的重要性，但它是否会沦落为满足窥私欲的娱乐品，或者是否会因其刺激色彩而给读者带来视觉伤害，就超出论述者的控制范围了。

2012年6月，福建省一名轻生女子在福州闽江公园望龙台附近跳江自杀，一男子跳入江中实施营救却不幸遇难，遗体打捞上岸时仍保持着托举姿势，《海峡都市报》报道此事后^[1]，媒体、网站和微博等迅速跟进，将该男子称作“无名托举哥”。在“哥”和“姐”都带有极强戏谑性的网络文化时代，将有此义举的人物称作“托举哥”，是否有将新闻报道娱乐化的嫌疑？而且，放置在水泥地面上的遗体照片也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一为胸像，能清晰地看到死者的容貌；其二则拍下了死者的“托举”动作。这两张照片具有比较明显的“消费”色彩，也是对救人者的漠视与不敬。

在某些特殊时期，把关人对死尸图片的屏蔽，会被受众认为是对于新闻客观性原则的违背，甚至会被视作试图掩盖真相的行为，这样的情况在战争摄影中尤为普遍，但不能成为阻碍媒体对这类照片开展伦理衡量的理由。如何在传播真实信息与避免过分残忍之间找到平衡，是媒体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主题。

美国的一些报纸编辑会模拟“早餐测试”来预测照片的反胃程度，即读者在吃早餐时看到这样的照片，是否会产生厌食的情绪。这种“身份置换”的思考方式，正是伦理研究的原则之一，也能够体现出媒体对于受众的尊重。当然，如果照片不能通过早餐测试，媒体所作的也不只是不予报道那么简单，如前所述，“平衡”才是关键。对此，美国的波恩特学院所提出的一些建议，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其一是对照片的传播效果进行控制，具体的方法是版面安排与大小控制。其二是对照片进行相关的技术处理，如裁剪、调整反差、局部加减光等，但不能因此损害照片的真实性。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助理保尔•柯利威兰说：“在展示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进行约束。我们可以展示被单下的尸体和覆盖在尸体上的血迹斑斑的被单，但是不需要展示尸体。每天我们身边都充斥着暴力，你实际上并不需要通过展示那些画面，让人理解那个报道的暴力特征。”^[2]国内部分媒体习惯于在照片的刺激性部位叠加马赛克效果，也是技术处理的一种方案。其三是通过文字进行解释，例如作出儿童不宜的说明、告诉读者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照片、强调发表照片的根本目的是信息传播而非耸人听闻等，而深度报道则可以通过文字来稀释照片的视觉冲击力。^[3]也有的媒体遵循“距离”原则，即尽量少报道本地的死亡事件，而代以其他地区发生的类似行为的图片。

在拍摄时尽量不采用过分刺激、暴露的手法，也是值得摄影师思考的。获得2012年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新闻人物与肖像单幅金奖的《卡扎菲身亡》（新华社记者李木子摄），虽然以卡扎菲的尸体为拍摄对象，但并未呈现出过分的恐怖，因而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案例。

第二，评价死亡题材新闻摄影的伦理状况，还需要研究事发时的施救可能性。

拍照还是救人，是新闻摄影伦理学中的经典问题。凯文•卡特的《饥饿的小女孩》，则是该领域的经典案例。通常的说法是：照片发表后，舆论四起，纷纷对拍摄者进行谴责，三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卡特无法忍受舆论压力和内心谴责，把自己关进了充满发动机废气的密闭车厢，窒息死亡。他还在遗言中写道：“首先，我必须说我表示道歉。我到超越人生痛苦和欢乐，只有宁静的地方去了……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凯文•卡特也因此被称为摄影界“以身殉影”的第一人。(www.daowen.com)

不过，这种在道德谴责与自杀之间建立简单联系的做法，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先前的新闻摄影伦理文本引用的卡特遗书，其实还有一些没有公开过的：“心情恶劣，没有电话……没有付房租的钱……钱！！！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儿童、快乐的疯子的记忆纠缠不休，总是警察，总是屠夫……”卡特拍摄饥饿小女孩照片时，他的好友西尔瓦也在现场。据他回忆，当时他们随联合国的一架派发粮食的直升机降落到苏丹，在发放救济粮的三十分钟之内有机会拍一些照片。那位被拍下的孩子蜷在地上仿佛在哭泣，而她的母亲正在忙着领取救济粮，暂时没有时间照顾她，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秃鹫在孩子身后落了下来。凯文轻轻地调整了角度，为了不惊扰秃鹫，把他们两个都收进镜头。拍了几张之后，秃鹫飞走了。西尔瓦其实也拍摄到了同样的场景，只是没有获得任何奖项。

尽管卡特的摄影活动并非在伦理上无懈可击——因为我们无法判定这张照片能否为苏丹人收获广泛的同情和救助，却看到拍摄者本人获得了各种荣誉和财富。但显然，道德谴责与拍摄者自杀之间的简单联系，是在没有获得更广泛背景资料支撑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也给伦理研究者们一个提示：摄影瞬间的时空唯一性，极有可能割裂丰富的上下文语境，从而造成研究过程中的评价偏差。

拍照与救人的关系是涉及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的新闻伦理范畴，如果被摄者正倒在血泊中，生命垂危，围观者中无人施救，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如果选择拍摄，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做法。但如果没有施救的可能性，或者受害者正在得到他人的救助，记者的拍摄行为或许可以得到重新评价。肯尼思•柯布勒在其所著的《美国新闻摄影教程》中提到了一个案例，美国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奇科市从讲台跌下时，法新社记者J.大卫•埃克在紧要关头扶了他一把，以避免多尔的头碰到地上。埃克没有拍到照片，路透社记者里克•维尔金因为离得太远没有帮上忙，所以拍到了这个瞬间。应该说，这两位记者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埃克的做法是基于最基本的人性，而维尔金因为离得太远，所以无须在拍与救之间进行衡量。

在当前的中国新闻摄影界，放弃拍照而选择救人的记者并不少见。据媒体报道，陕西某报社摄影记者李晖，曾有三次放下相机抢救轻生者、落水者的经历，这一放弃职业诉求而追寻公民伦理的选择，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不过，新闻界的娱乐化思潮和行业伦理监督的缺位、个别媒体或从业人员价值取向的扭曲，也频频催生“拍照先于救人”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是福建《东南快报》的“抓拍骑车人落水事件”，虽然落水的骑车人并无大碍，但雨天、大坑这样的元素，一旦与年老力衰的年长者相结合，则不无造成死亡的危险，作为记者，当对这样的局面有所预见，而在面对网民的指责时，“引发管理部门关注、促成问题解决”却成为选择拍照的理由。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新浪网召集的专题讨论会上，国内知名的一线记者、学者，大多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对这位记者的选择给予高度评价。此外，在大量关于车祸、溺毙、凶杀的图片报道中，“新闻专业主义”的提法也经常出现。客观地说，“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提高新闻事业发展水平的必然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闻必录”，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媒介中立属性的确定和对政治权力、资本力量的疏离，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记者的选择辩护，而抛却其他的伦理评价维度，实属一种庸俗的理解。

此外，“社会公器”属性是新闻专业主义对媒体的价值界定，离开了对民主、民生、人文的关注，媒体就蜕变成为纯粹的信息加工、传播机器，凌驾于个人利益至上的所谓“促成问题解决”，是一种显然的逻辑悖论，把具体的人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是早已被包括政治伦理、新闻伦理在内的各种规范伦理学抛弃的做法。

【注释】

[1]赵杨，吴臻.“托举哥”遗体DNA本周内提取.海峡都市报，2012-7-3，A06版

[2]何伊凡.表现痛苦，但不能详述［J］.新闻与写作，2003（6）：20-21

[3]任悦.视觉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