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台湾岛的最北端有一个闹市鼎沸轮船熙攘的港口城市——基隆。它是当时台湾最大的港口城市，而且凭借着每年4000万吨的货物吞吐量，成为了台湾港口的重中之重。若干年前的一天，就是从这里，故宫文物踏上了漫长的旅岛生活。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26日，一辆载着故宫文物的火车，从基隆出发，沿着纵贯线一路向南，在行至77.2公里处的一个三等小站时，火车停了下来，一批文物从此留在了这个桃园县境内的杨梅镇。火车再开后，一路驶去了台中，把更多的文物带到了台中糖厂仓库。

三批文物，5522箱，分别存在杨梅仓库和台中的糖厂仓库。耗时两个月之久的文物迁台，迫使故宫文物精品中的95%以上离开了自己生养的地方，到了台湾。

蒋介石逃亡台湾，其追随者们一心要光复大陆。随着国民党西南残余势力被剿灭，海南的解放，蒋家的势力已经在残喘中感到了余力的不足。可故宫人总是怀揣着梦想，以为早晚有一天文物会回到北平故宫，完成他们出来时的承诺。

台中市是台湾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那里常年的平均气温在摄氏22.4度，气候相对干燥，是个保存文物的好地方，台中的糖厂仓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选作文物仓库的。

1949年年底，一个平常的糖厂，突然引起人们的注意，荷枪实弹的士兵，把糖厂仓库包裹得严严实实，人们又怀疑又好奇，这里面究竟有怎样的秘密？

糖厂仓库不是十分宽敞，文物要摞到六个箱子那么高，再码出六排。查阅起文物来就要费事了，需要一箱一箱挪出来，再一箱一箱挪回去。仓库的边上，盖了两排日本式的平房，大房间做办公室，小房间做工作人员的宿舍，房间很少而且地方不大，紧凑在一块，厨房也要共用。房子的周围有半人高的竹制篱笆，看起来还蛮工整，院子也划分得有了模样。

台湾常常刮台风，这些竹篱笆扎得不结实，经常被吹倒，风后还要重新扶正。每天的工作就是开了西边的门，进到东边的门，很省事，偶尔就在自己的家里办公也是被允许的。这样一个居住地，是文物放在糖厂后很久才建起来的。文物刚运来的时候，职工们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包租在合作旅社里，每天花着租金，政府和故宫博物院都觉得吃力。所幸台中糖厂的厂长和职工们，都很热心，不但捐出建房的地基，而且每天陪同工作，从绘图到招工再到赶修，用了很大的工夫。

新建的仿日式“榻榻米”房子，大陆过去的人住不习惯，屋子里没有家具，整天要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年轻人还好，年龄大的坐得久了血脉不通，比站着更累。故宫的工作人员建议买一些家具，因为觉得住不多久，木质的家具就没买，怕走的时候丢了可惜，只买了一些竹制的桌子和椅子。当时的工作也不繁重，编一编运台文物的清册，每次文物动运都要做，为了方便以后的查阅，也免得文物有损失。

文物运台之前，形势紧张，筛选工作做得并不充分，不过有几样是大家一致觉得没有必要运过去的。

第一样是御笔书画，这些画完全是清代皇帝们作的，乾隆最多，艺术价值不高，考古的价值也没有，在尽可能先抢运贵重文物的时候，他们就被遗弃了。统计这些书画有26箱之多，2424件，还有一部分散落在其他书画箱件之中没法统计。如此多箱，价值却不高的书画，只好被作为鸡肋丢在南京朝天宫库房里。

第二样是墨拓，这样东西之所以也被叫作文物，是因为他们有参考的价值，至于抢运的时候当然可以不用考虑在内了，一共有219件，也在抢运的时候就被淘汰掉了。

第三样是法院审查易培基盗宝案时扣留出来的文物，这些文物较大部分是赝品，虽然也有误，但是当时还有一套司法的程序在，私自动运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批文物在抢运之初，也没有被列入起运文物名目。

运到台湾的文物和当年文物南迁时做比较：

首先是书画：

运去台湾的书画统计起来：书法906件、名画3744件、缂丝224件、碑帖290件、成扇294件，一共5458件。把运台和留南京的书画文物做个梳理，一共是8995件，同当年文物南迁时的9000多件少了300件，这300件有出入的文物，全部是清代臣工们的应制之作。

其次是铜器：

南迁的铜器、铜镜、铜印，分别是572件、517件、1646件，总计2735件。运台的铜器、铜镜、铜印，总数是2382件，前后相差300多件，这是在运台的过程中，发现有次要品，因为性质是抢运所以留在南京了。

再次是瓷器：

故宫所存文物当中，瓷器占的比重最大，这些瓷器早在皇宫之时，就备受达官贵族的怜惜，历代的皇帝也对他们宠幸有加，这些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被一朝一代积攒下来，变成了现在的规模。南迁时的瓷器一共是27870件，是所有迁运文物当中最多的一种。运到台湾的一共是17934件，其中没运到的文物，诸如江西景德镇所烧制的为宫中生活起居做工具的，批量生产入宫的瓷器，又如花库中的花盆，都是数量极多价值不大的文物，运台时图方便留在南京朝天宫了。

最后是图书：

运台的文物，同南迁做比较，出入较小的是图书。南迁时的图书文物一共1415箱，运到台湾的是1334箱，前后仅有81箱的出入，这81箱中有15箱是早在文物疏散到大后方时，填在去往安顺的80铁皮箱里，这80铁皮箱是第一批来台的文物。所以运台图书同南迁图书准确地比较，前后应该有66箱的出入。这66箱的图书是第三批运台文物中，在码头没上去船，又被运回朝天宫的，他们全是藏经。运到台湾的这批图书，在中华文化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价值简直不可估量。它们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天禄琳琅》、《宛委别藏》、《观海堂藏书》、《图书集成》、殿本书（36900多册）、方志（14200多册）。运台的图书共有157000多册，可谓浩瀚书海了。上面提到的图书，其中《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已经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有所描述，剩下的多少也有提到但不全面，现在做一下梳理。

天禄琳琅——虽然名字稀奇古怪的，实际上就是一批善本书（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原存于北平故宫的昭仁殿内。

宛委别藏——是当年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时，又从江南续得的书。阮元进呈，因为已经补不进去，所以另定了名字，叫作“宛委别藏”，也叫作“四库未收书”。此套书一共173种，而与其他进呈的书不同的是，这套书中仅有少数的几种是刻本，他们的价值都是不菲，而且若论名贵不在旧版之下。

观海堂藏书——是原收藏于宜都杨守敬那里，共15500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里面多是中国久佚的书，后来由其后人卖给政府。

图书集成——这是一套清代铜版活字印刷而成的装订书，外表大方美观，故宫博物院一共有3部，每部5000册，原存于北平故宫的文渊阁、皇极殿和乾清宫。

运台文物当中，文献馆的文献最少，前后不过南迁时十分之一而已。文献很特别，几百箱可能只是一种史料，而且都是未加整理，如果贸然运出去一部分，就会破坏文献的整体性。因此第一批第二批文物运台时，就没把文献列在范围之内。等到第三批的时候，文献已经运到码头了，可又因为军舰容不下，搬回去了。运到台湾的文献如下：军机处档、宫中档、清史馆档、实录、本纪、起居注、诏书、图书等。

运台文物的详细情况如下：

一、古物馆部分

铜器         61箱      2382件

瓷器         895箱     17934件

玉器         103箱     3894件

书画         94箱      5760件

漆器         34箱      381件(www.daowen.com)

珐琅器        70箱      817件

雕刻         8箱       105件

文具         24箱      1261件

杂项         145箱     19958件

合计         1434箱     52429件

二、图书部分

善本书        83箱      14348册

善本佛经       13箱      713册

殿本书        206箱     36968册

满蒙藏文书      23箱      2610册

观海堂藏书      58箱      15500册

方志         46箱      14256册

实录库藏书      6箱       10216册又693页

四库全书       536箱     36609册

四库全书荟要     145箱     11169册

图书集成三部     86箱      15059册

藏经         132箱     154册

合计         1334箱     157602册又693页

三、文献部分

宫中档        31箱

军机处档       47箱

实录         2箱

清史馆档       62箱

起居注        50箱

图书         1箱

诏书         1箱

杂档         2箱

本纪         8箱

合计         204箱

备注：上列的各数据中的“件数”，是根据文物刚刚运台后的《运台文物清册》中实录所述，书画的册页以一册为单位，并不是按照册中每幅来计算，因为清册中尚没有文献的统计，所以上列文献的箱数是按照南迁时的清册所做。

文献馆的文献因为样式繁杂，统一标准来计算件数比较困难，文物初到台工作人员编写《运台文物清册》时，曾把文献馆的文物分成捆，当时的统计为28920件。但是捆有大小，仍不能作为文献馆最后核定的数据，现在以初到台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运台文物的总件数为239951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