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王朝倾覆，国民政府瓦解，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49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重庆。就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一批69箱的河南博物院文物的命运，等待着被改写。

此时的杭立武已经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文物迁运工作并不在他的权力范畴之内。这一天，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先生，带着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省官员找到杭立武。说河南博物院的文物69箱，现留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希望能运出去。

河南博物馆，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倡议下正式成立，地址位于开封市三圣庙。抗战爆发后，博物馆精心挑选了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分装69箱运往汉口法国租界，后又循陇海铁路西行宝鸡，再由汽车运抵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这69箱文物计有陶器23箱、铜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6箱、档案卷宗1箱。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于安阳、新郑、洛阳、辉县，都是殷商时期的繁华胜地，其出土的文物价值之高，丝毫不让于故宫和中央博物院。当时有学者对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评价：“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杭立武想把这批重要文物运到台湾，可是自己能力又不能及。当时重庆的一切交通运输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要想把这批文物运走，一定要得到一个人的支持，那就是已经飞去台湾的蒋介石。恰巧当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5天前乘坐“美龄号”从台北飞来重庆督战。杭立武详尽地写了一份报告，恳请蒋经国带回台北呈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过杭立武的报告，知道了这批文物的历史价值，很担忧落入共产党的手里。当时的海路交通已经中断，文物只能空运。蒋介石电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不惜一切代价抢运这批文物，同时命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做直接负责人。朱家骅分身无术，又把任务分配到杭立武的头上，杭立武一心想着文物，欣然接受了。

文物要从中央大学运到白市驿机场，再乘飞机飞往台湾。69箱文物，从柏溪运到白市驿需要足够的人力、船只和车辆。杭立武四下奔波联系，凡事尽力而为。杭立武准备车船，提取文物的事情由总务司司长班镇中、社教司司长程行可、专员何九思三个人亲为。

1949年12月28日清晨，两架编号为306和233的飞机飞抵白市驿机场。此时的机场，凌乱不堪，萧瑟清静，并没有一架其他飞机。这两架飞机是周至柔费尽心思才派出来的，虽然不能全数运走69箱文物，可也是当时情势下的最大努力了。文物不能全数运走，杭立武最终决定放弃部分文物，改运38箱去台。这38箱文物，包括陶器17箱、铜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织锦2箱、图书5箱以及档案卷宗1箱。(www.daowen.com)

28日清晨，杭立武一行人等在白市驿机场，一直到中午，还不见运送文物的卡车。原来三位赶去柏溪接洽的人员，12月27日才到。情况紧急，于是通宵达旦地筛选文物装船，28日中午文物运到重庆的成渝码头。此刻的重庆已经陷入一片无序的混乱之中，大街上拥堵成疾，三辆运输文物的卡车夹在人群里一动都动不了，刚刚到岸的运输文物的船只也因为岸上的形势不敢靠岸。见情况杭立武火速电告第五军区司令部，希望飞机能延期起飞，可是司令部回电说“29日再不走一切都晚了”。

杭立武等工作人员，等候着三辆运送文物的卡车到来。下午4点半的时候第一辆卡车由张来福押运终于到了，车上文物一共13箱。5点50分第二辆也到了，由一位陈姓的工友押运，车上文物一共12箱。第三辆车迟迟不到，大家都急坏了，一直挨到午夜的12点，正当大家决定放弃的时候，第三辆车到了，远方攻城的炮火声已经清晰可辨，最后一辆由陶怀中押运，车上共有文物13箱。

文物全部卸放在白市驿机场的停机坪上，杭立武赫然发现，这一批文物的封装箱子上都是没有封条，而且其中的两件已经破损，里面隐约可见的是书籍的封面。按照故宫的惯例，文物运送要在双方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一一清点并当面办理交接手续的。现在等不见河南博物院的负责人，炮火将近，再不飞恐怕前面的准备就要付诸东流了，杭立武果断下令装机。大家一点未歇地干到凌晨3点，38箱河南故宫博物院文物全部装机成功。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两架飞机喷着气烟艰难起飞，忽而凌空于万物之上了。当时负责押运的是郭莲峰、易价、秦铭新三位先生。233号飞机载运了21箱文物，于下午4时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文物卸机后暂时存放在国立编译馆里。306号飞机载运了文物17箱，刚起飞不久出了机械故障，当时重庆犹如濒火的油桶随时可能爆炸，飞行员不敢降落，只好飞到昆明去，在那里进行整修。12月1日，整修好的306号飞机，由海口飞抵台北的松山机场，文物卸机后会同此前的21箱，全部运往台中糖厂仓库，时间是12月2日中午。

这批文物运到糖厂不久，河南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不请自来了，要接管这批文物，成立“河南文物监管委员会”。行政院鉴于这批文物在糖厂仓库管理不便，所以就答应了。这批文物并没有清册，有些文物已经有部分损毁，这些善后的工作就由新成立的河南文物监管委员会负责。这批文物抗战时仓促转运，大多数未得到妥善的保管，文物破损严重，书籍档案也发霉了不少，最可惜的是一批甲骨文，因为当时许多龟壳兽骨上的蜡板并没有取下来，时间太久，蜡板霉变已经波及到了甲骨。

“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成立后代为管理了这批文物。直到1956年3月“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经多方磋商以及在台河南籍人士的同意，38箱原河南博物院文物移交到该馆。如今台湾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38箱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过境迁，如今大陆的河南历史博物馆也已经成立，鉴于流落到台湾的诸多文物，两岸双方曾多次会谈，并合作出书，共同致力于中国文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