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侯金镜曾经对《林海雪原》为代表的一类作品做过如下评价：“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风貌，它们的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19〕这段评价中已谈到了“普及性强”、“语言通俗”等特点，但在195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通俗小说”是另一类“旧小说”的统称，《林海雪原》自然不会被放在那个“通俗”序列中。

1990年之前，仍然很少有人讨论《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所可能具有的通俗品质，这样的问题意识似乎还没有浮现。在1986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王瑶先生提到1950年代的小说，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还是“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和“三红一创”——《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并对当时没有人再关注和研究略表遗憾。^〔20〕直到1996年黄子平在香港出版研究专著《革命·历史·小说》，《林海雪原》仍然是被作者当做“革命历史小说”而加以研究的。这本著作后来经“小修小补”^〔21〕，以《“灰阑”中的叙述》为名在内地出简体版，对《林海雪原》的基本判断并无变化。而在大陆，虽不能确定，洪子诚先生是不是将《林海雪原》与“通俗”品质相勾连的始作俑者，但他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林海雪原》安置在为“通俗小说”“寻找新的替代”^〔22〕的位置上，使之由王瑶先生所定的八大经典的高位下移，坐上了“革命英雄传奇”的“头把交椅”，与《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等为伍，这一举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后来李杨就直接以“革命通俗小说”为《林海雪原》命名，将《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与“革命”话语的融合、冲突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23〕

本书使用“通俗”一词为标题，自然是受到这些研究思路的影响。但由于本书所涉对象不仅是长篇小说，还包括了其他的艺术门类，因此还是有必要对“通俗”一词略作分梳。1990年代之后的语境中，“通俗”一语似乎必得与商业、与市民阶层相连才能获得正确的意义。其实“通俗”的意涵亦可着眼于制作者对于接受者的理解行为的预期来分析。这是可以从20世纪中国的文学（文艺）史上得到证明的。

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倡导者在谈“通俗小说”时，有着明确的西学背景作为参照。1918年1月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科做题为《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的演讲时，刘半农明确表示自己所谈的“通俗小说”是对应于英文的“popular story”，“通俗”的意思是“合乎普通人民的，容易理会的，为普通人民所喜悦所承受的”。他认为通俗小说“是上中下三等社会共有的小说”，“并不是哲学家科学家交换思想意志的小说”，“更不是文人学士发牢骚卖本领的小说”。中国旧小说中符合刘半农“通俗小说”定义的有《今古奇观》、《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刘氏所谓“合乎”、“容易理会”指小说包含之道德内容、知识内容不超普通人理解范围；而“喜悦承受”也是在接受的层面讲，是没有脱离读者既有的“期待视野”，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这使得通俗作品“能够满足熟识的美的再生产需求，巩固熟悉的情感”，甚至“使不同寻常的经验像‘感知’一样令人喜闻乐见”。^〔24〕既然前人已经将汉语中的“通俗”，对应于英语的popular，那么也不妨来看看威廉斯的研究。他指出，popular一词在16世纪初出现时，包含着“低下的”或“卑下的”意涵，而其现代意涵则演变为“受喜爱的”、“受欢迎的”，这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做的认定”。^〔25〕威廉斯所定义的这种“从普通百姓”角度而言是“受欢迎的”、“受喜爱的”的“通俗”的基本意涵，与刘半农的“容易理会”、“喜悦承受”是一致的。威廉斯在另一篇文章里，曾经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归纳为四因素组合：人民性，典型性，理想性和党性”^〔26〕，而所谓“人民性”“实际上带有技术性的含义”，“它要求的是作品的简明通俗和传统文艺中的清晰易懂”。^〔27〕这种对于作品的“简明通俗”、“清晰易懂”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奉行的。

孔庆东在研究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时，对“通俗”做了有趣的划分。他指出，“通俗”一词可以是动宾结构，表示“与世俗沟通”，而这“通”已经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不是与“俗”在一个层面的；同时，也可以将“通俗”视为形容词，表示“浅显易懂”、“适合群众的水平与需要”。^〔28〕本书题名所用“通俗”即在“与世俗沟通”以及“浅显易懂”两个层面上使用。简单地讲，江青在《京剧革命》中提出“剧场是教育观众的场所”，要求演出剧目担负起教育观众的责任，这基本上是一种由上至下的沟通；而电影、电视剧中则可能多少有点自觉的“浅显易懂”的追求。

至于“表征”，其英语对应词是“representation”，而“representation”一词在汉语中早就被译为“表现”、“描绘”等，因此对这一词汇做出“表征”的新译，是有其特定的新的文化意涵的。让我先抄录一段《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译者徐亮的话：

“表征”作为一个动词，是指拿一物（符号）代表另一物体或观念的行为，其中，作为代表（替代品）的符号与被代表物（或）观念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必然性；而且，作为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因而，建立在表征基础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并不具有实质性，并不等于它们的代表物。同时，用符号生产意义的过程也就成了符号系统内的某种操作实践，即意指实践的过程。因此，文化就成了各种表象以不同规则和方式聚集的场所，也因而成了各种表象为获得支配权而进行争斗的场所。^〔29〕

在本书将要讨论的“革命中国”以及后革命时代的各种文化实践中，为着创造自身的历史主体性以及文本中人物的主体性，不同政治、文化身份的作者，各以自己的理解在自身历史局限性中展开对同一历史对象的构思，这的确有点任意，然而又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而本书，即是试图探察这些“逻辑和规则”究竟是什么，怎样“聚集、争斗”；并且，多多少少带着从晚清以来就绵延不绝的“通于俗”的精英冲动。

注释

〔1〕　王弼注：《周易正义》，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上），第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2〕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98—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　同上书，第18页。

〔6〕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第18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同上书，第21页。

〔8〕　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第4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9〕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一文化想象（1949—1966）》，第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　同上。

〔11〕　同上。(www.daowen.com)

〔1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第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3〕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第38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　钱理群：《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5〕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16〕　洪子诚：《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17〕　洪子诚：《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18〕　［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姬旭升译，第107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9〕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文艺报》，1958年第3期。

〔20〕　王瑶：《答客问——关于历史分期、“两个口号”等》，《现代中国》第六辑，第2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1〕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28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2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3〕　李杨：《〈林海雪原〉——“革命通俗小说”：“传统”与“革命”的融合、分裂与冲突》，《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24〕　［德］H·R. 姚斯、［美］R·C. 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第35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25〕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第3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26〕　［英］雷蒙德·威廉斯：《现实主义和当代小说》，《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戴维·洛奇编，第35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27〕　同上。

〔28〕　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第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9〕　［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