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为人正直可敬的人都曾向我讲述过他们幼年的不法行为，尤其是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几年的不端行止：偷窃、欺骗，甚至还有纵火。每到这时，我总是对这类忏悔不屑一顾，并告诉我的病人说，道德的缺乏在那个年龄段里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这既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会导致任何严重后果。可是到了后来，我遇到了一些堪称耸人听闻的案例，使我不得不对这类案例作更加彻底的研究。这些案例都很有分析价值，其中做出不端举动的都是正在接受分析治疗的病人，而从他们的年龄看来，也都早已不再年轻。于是我的分析得出一种惊人的结论：他们之所以会有那些不端正的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在犯罪之时，他们能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当他们处在（来源未明的）愧疚感的压迫下时，从犯罪以来一直压在他们心头的心理压力也就自动消除了。至少，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愧疚感定位在意识中的某处。

不管这听上去多么的荒谬，我都要指出这样一点：这些人的愧疚意识是先于其罪行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并非罪行带来了愧疚，反倒是他们的罪行发源于他们的愧疚。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是带着负罪感犯罪的人。要给出证据并不困难，我们可以轻易地通过一系列言语和印象来展示那种负罪感的提前存在。

既然是在进行科学研究，那么我们当然不能在挑起人们的好奇心之后就止步不前。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那种先于行动出现的负罪感到底来自何方？第二，是不是可以说，这种动机在导致人类犯罪的过程中发挥着更加普遍的作用？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人类愧疚情感的一般源泉。精神分析工作的结果总是把我们引向这么一个结论：这种朦胧晦涩的愧疚情感全都源自个体的俄狄浦斯情结，它们都是对弑父与娶母这两种最为核心的犯罪意图的回应。从这个角度看来，那些为了消除负罪感而犯下的罪行倒的确有些效果。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弑父和娶母乃是人类的两大罪行，在原始社会里，只有这两种罪行是受人憎恶并受到惩罚的。其他许多研究的结果也都在暗示着下述假说的正确性：人类那种看似世代传承的精神力量的道德感，实际上正是源自俄狄浦斯情结。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远远地超出了精神分析学的范围。在有些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很“坏”，正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某种形式的惩罚，等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满足，他们就冷静下来并且变得高兴。对这些孩子的分析总是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他们的负罪感，也就是那种驱使着他们去寻求惩罚的愧疚感。在成年罪犯中间，当然是存在着一些对罪行毫无愧疚的人的，这些人心中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所以这些人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还有一种人会认为，他们的犯罪行为是在反抗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迫，因此是正当的。这种罪犯也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可是对于大多数犯罪的人（要知道，法律本就是为这些人而设），其预先存在的负罪感都可能成为一种犯罪动机。这种观点可以为我们带来不少启发，帮助我们洞悉许多罪犯的心理，并有可能为“惩罚”这种现象找到新的心理基础。

有好几种原因引起了我对“带着负罪感犯罪的人”的关注，其中的一种早已为尼采所熟知。在查拉斯图拉的一篇名为“苍白的犯罪者（Of the Pale Criminal）”的演说辞中，我们发现了对预先存在的负罪感以及为使这种负罪感变得合理而做出的行动的一些模糊的认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被尼采称为“苍白的犯罪者”的这个人群到底包括了世间多少罪犯；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必须留给未来的深入研究了。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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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莎士比亚引文皆取自朱生豪译本。——译注

(2) 参考此处译者注。(www.daowen.com)

(3) 参见《麦克白》第三幕，第一场：

她们把一顶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

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

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

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

(4) 举例来说，理查三世在被他谋杀的国王的棺木旁追求安妮夫人的情节，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干扰性的枝节。

(5) 在弗洛伊德的引文里，莎士比亚原文中记作“葛拉密斯”以及“考特”的地方都被改成了“麦克白”。——英文译者注

(6) 文中引用《罗斯蒙肖隆》的部分都是来自弗洛伊德的引文。在这些引文和原著的通行版本之间，是稍有出入的。——英文译者注

(7) 在峦克那部包罗万象的巨著《诗歌与传说中的乱伦主题》（1912）中，也有针对《罗斯蒙肖隆》的乱伦主题的类似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