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我们时常遇到一种奇特的局面：分析师总是不得不劝说病人放弃某种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愉悦感。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求病人将所有的愉悦都抛弃——恐怕也没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即便是宗教，在要求人们放弃尘世快乐的同时，也要许诺一种存在于彼岸世界里的无量至福。不，我们对病人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们只是要让他们摆脱那些伴随创伤而来的满足感，让他们从那短暂的快慰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学会克制对于转瞬即逝的愉悦的依赖，并最终获得更加稳固的快乐——哪怕那只是一种迟到的快乐。换句话说，病人是要在分析师的指导下学习从唯乐原则向唯实原则的转变。成人与儿童的分野，也就在于是否实现了这种转变。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分析师是更加高瞻远瞩的一方，但却并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师永远也不可能把病人本身理解不了的东西教给他们，这是一条规律；而对于一件事的直观理解也绝不会等同于被人灌输的知识。分析师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一个有能力对病人施加影响的旁观者，他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把一个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充分发挥出来。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时常在精神分析中遇到的一种情况：我们分析师总是要用一些原始而根本的东西来代替那些发生在后来且经过了重重矫正的对象。让我们这么说吧：在分析师的工作中，他总是要用到爱的某些组成成分。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施予病人的教育很可能也不过是对其早期教育的一种重复。在此爱是一种几乎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它也就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教育方法；在最亲近之人的爱的感召下，那些不曾经历人世雕琢的人们也将学会尊重必需的限制，进而避免因违反社会规范而受到惩罚。

如果我们要求病人做出牺牲，短暂地将某种快慰搁置，为了更好的结果而在一段时间里忍受痛苦，或者干脆就是要他屈服于某些必然的规则，那么我们很可能遇到极大的阻力。一些病人会表现出激烈的抗争，他们会说，他们已经忍受了太多的痛苦，没有理由还要继续下去；他们会认为自己有权拒绝分析师的此类要求，也不会再向任何令人不快的规则屈服，因为他们与众不同，而且还将继续与众不同。在这样的病人看来，上述观点已经上升为一种观念，认为神灵正在看护着他，让他可以免受那些痛苦的折磨。分析师的看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动摇如此强大的内在信念；更何况在分析开始阶段他对病人的影响力本就十分微弱。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那种致病观念的根源入手。

毫无疑问，每个人其实都愿意视自己为“与众不同”的人，也都想享有凌驾他人之上的特权。所以，既然一个人敢于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与众不同，并且以相应的行为方式行事，那么他就必然会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找到一种证明——不过，这倒不一定是能令他人认同的。这样的证明当然会有形形色色的表现，但是就我的经验看来，这些五花八门的证明方式之间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病人早年的命运：他们的心理症总是和他们早年的某种经历或说苦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本人看来，这都是一些不公正的经历，因为他们总是自认为无辜，却又陷入很不利的情势。他们把特权视为对这种不公正的补偿，并因此而变得任性妄为，而这又在极大程度上加重了那些将在后来导致心理疾病爆发的心理冲突。在一个十分典型的病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生活态度的原貌。这个病人之所以患上心理症，是因为在她的观念中，她的一种器官疾病让她无法认清自己与生俱来的生活目标。起初她以为这种器官疾病是在成年之后才患上的，于是她很出人意料地耐心忍受了疾病的折磨；可是一旦得知那是一种遗传疾病，她的脾气立即变得叛逆难驯。而在那个自以为受神灵看护的男子身上，则是婴儿时代被护士传染上疾病的经历拖累了他的一生，叫他不断地向世界要求补偿，要求幸运的眷顾——换句话说，这位病人丝毫不能认清自己的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案例中，我们的分析工作以模糊的残留记忆为基础，通过对症状的解析，再现了病人的精神状态的原貌，但结果却遭到病人家庭的反对——他们甚至发表声明抗议我们的结论。

出于一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我不能再就此类案例的细节继续谈论下去。在那些从童年时代开始即长期处于心理疾病易感状态的人们身上，性格的发展道路都存在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大家可以很容易观察到这点，而相关的评论却显得不合适；同样的，那些拥有苦难的过去的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属于我们的评论应当回避的主题。不过，我倒可以谈谈一个戏剧人物的性格。这是一位大诗人笔下的人物，在他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自我认识正是出自他的先天缺陷。

在莎士比亚的名剧《理查三世》开头的独白里，后来成为国王的葛洛斯特公爵唱道：

可是我呢，天生我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从对着含情的明镜去讨取宠幸；我比不上爱神的风采，怎能凭空在好嫋娜的仙姑面前昂首阔步；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使得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加上我如此跛跛踬踬，满叫人看不入眼，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

……(www.daowen.com)

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¹⁾

初看之下大家可能注意不到这段台词和我们的主题之间的关系。理查所说的话，看来似乎只是这个意思：这个闲情逸致的时代让我感到厌烦，而我所想要的，恰恰就是快乐。所以，既然我因相貌丑陋而不能成为一个情人，我就应该以恶人自许，应该玩弄诡计阴谋，应该去杀人，去做我喜欢的那些事。如果没有什么深刻的原因，这种轻薄无聊的动机必将在观众心中抹去任何一丝一毫的同情。果真那样的话，单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即可断定，这出戏不可能成功。剧作家当然知道该怎么给他笔下的英雄人物设置一个能够博取同情的秘密背景，他能叫我们在没有经历过那些内心冲突的情况下，就对人物的胆大妄为和计谋手腕心生赞赏，而这样一种同情只可能是植根于理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人物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心中的某些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理查的独白并不直白。他只是给出了一些线索，具体该怎样把握这些线索的问题，却被丢给了我们。着手从事这份补全工作之后我们逐渐发现，葛洛斯特公爵那种轻薄无聊的外表消失了，而他在描述自己的畸形时的那些痛苦的细节则显现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自己与他共通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让我们对这个恶棍心生同情的那个部分。这时候，他的话语显出了这样的含义：上天不公，它拒绝给我漂亮的外表，叫我无法赢得别人的爱慕！生活负我，我有权要求某种补偿。我可以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可以不必顾虑那叫他人不敢如此的世俗规范。我有权行不公正之事，因为我早已是不公正的牺牲品——在这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也能成为理查，而在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一小部分里变得和他一样。理查放大了我们心中的这个部分。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理由去责备天意，责备命运，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缺陷。我们所有人都要求补偿，补偿我们在早年遭受的屈辱和冒犯。那些经历伤害了我们的自恋情结，我们的自爱。我们想要巴德尔的金发、齐格弗里德的力量、天才的高阔额头和贵族的高雅轮廓，为什么命运不把这些都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出生地要是那么一个狭小陋室，而非国王的宫殿？只要能拥有英俊的外表和高雅的仪态，我们也可以像那些令我们嫉妒的人们一样获得成功。

这就是戏剧的艺术，也是一种很符合经济原则的微妙情感。剧作家并未叫他的英雄把所有隐蔽的动机都暴露出来，那样就会让我们的想像力无所事事。通过他的技巧，剧作家迫使我们自行挖掘那些隐秘的心理活动，让我们的智力被这任务调动起来，把冷眼旁观的念头赶出我们的大脑，以我们对人物的仿同紧紧地攫住我们。一个门外汉会把他想要表达的一切都直白地说出，于是他就会发现，他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将碰上观众冷冰冰的理智，于是根本无法叫幻觉进一步地加深。

在我们结束对“与众不同”的讨论之前，请先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在所有女性的身上，对特权和自由的追求虽然受各种强迫性冲动的驱使，却都是出于同样的根源。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我们认识到，女性都是自认为先天不足的，她们都以为自己是在婴儿时代就经受过创伤，被某种力量剥夺了身高，又无来由地被削减了自身的价值。女儿大多对母亲暗含幽怨，这种感情就植根于对生为女性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