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我曾指出，梦大多是可以被解析的；经过解析后，我们可以找到梦境背后的思维，而且是结构清晰、含义可辨的形式。接下来，我将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以展示一种解析梦的技术——现在看来，这种技术大概就是唯一可行的一种了。在我之前的著作中⁽⁴⁾，我其实早已介绍过我是怎样和梦这个问题遭遇的。那是在我正努力尝试应用特殊心理治疗方法治疗精神神经症的时候，在那时，梦的问题突然出现在我的前进道路上，阻住了我的脚步。因为在进行治疗时，我的病人们除了会告诉我他们的各种精神生活之外，还总是会对我说起他们的梦；而这些梦似乎又都具备丰富的含义，它们仿佛是在呼唤我们去发现它们的意义，把它们放到连接疾病症状和某种致病念头之间的链条中去。正是在那时候，我学会了如何翻译梦的语言，将其转译为我们惯常的思维语言，让人们无需更多努力就能理解清楚。此外，我还要补充一点：这种解析梦的知识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是重中之重的技能；因为梦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路，经由这条路，那些因其内容不被接受而遭排斥于意识之外、并且处于潜抑状态的精神材料都将得到进入意识的门径，进而成为病源。简而言之，梦是一条捷径，让我们可以绕过潜抑机制；它是所谓的“心灵的间接表白”会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以下是关于一个歇斯底里女孩的治疗过程的片断描述，我的意图是想说明解析梦的工作在精神分析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重要角色。同时，对于我本人来说，这也将是首次以足够篇幅发表此类报告的机会；这让我终于可以向人们解释我对歇斯底里症的精神机制及其有机决定因素的观点，从而避免进一步的误解发生。鉴于现在大家都已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有哪个医生或研究者想要洞悉歇斯底里症的隐秘，那么他就必须对患者抱有最大的同情精神，而不是那种高傲的、自以为优越的姿态，所以，我认为再就篇幅问题多费唇舌也就没有必要了，要知道：

“科学不够充分，艺术也不；

而耐心，必须挑起她的职责。”⁽⁵⁾

要是我一开始就给出一个完整而连贯的病历报告，那么读者就势必会被搁在一个与医学观察者身份大相径庭的位置上。病人亲属提供的报告——就手头这个病例来说，就是这个18岁女孩的父亲给我的报告——通常都会给出关于疾病过程的一幅笼统的图景。在我对这位病人的治疗开始时，我就要求她介绍关于她生活和病情的全部情况，可是即便如此，我所得到的资料也还是不足以让我找到方向。这个开头也可比喻为一条不容船只航行的河流，它一会儿被大堆岩石阻塞，一会儿又被浅滩与沙洲割裂。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是情不自禁地开始揣测那些权威究竟是怎样就歇斯底里病例给出那般流畅准确的病历报告的。事实上，病人们始终是不可能给出我所要求的那种报告的，他们能够提供给医生的，是一些关于他们生命在这个或那个时期的连贯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充分的，但是也必然还存在一些别的时期是他们自己无法说清的。这就会留下有待填补的空白，以及有待解决的谜题；然后，还必然会有另一些完全模糊的时期，关于这些时期，哪怕一丁点有用的信息也不可得。这些片断之间的连接处（甚至包括那些臆造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不连贯的，不同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也不确定。在讲述故事的时候，病人们总是会不断地修改某个细节或日期，还可能在踌躇半天之后重又回复最初的说法。病人总是无法将其疾病经历按照本来的顺序描述出来，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心理症中⁽⁶⁾。它在理论上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病人的这种无能其实有着这样的背景：首先，他们会有意地隐瞒部分应该讲出的事实，因为他们还没有战胜他们的胆怯和害羞（或者审慎，尤其是在那些涉及其他人的事情上）；这是意识的不诚实所造成的材料断层。第二，回忆的环节也可能出现问题，有些事情是病人在别的时候完全可以记起的，却在向医生讲述的时候从他们脑子里消失了，这不是刻意的保留，而是暂时的遗忘，也就是说，是潜意识的不诚实所造成的断层。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属于真正的失忆（这是记忆的大裂谷，不仅是那些遥远的记忆，甚至就连最近的也都变成了一片空白）和记忆错乱——这是在那条大裂谷上胡乱拼凑出来的一座桥梁⁽⁷⁾。就算事件本身没有被遗忘，失忆症的目的仍然可以通过破坏事件之间关系的途径达到，而这种破坏又可以改换事件顺序的方式实现，现在看来，我们的这种改换事件顺序的心理功能其实正是记忆中的最大软肋，我们的记忆总是很容易在此处受到攻击，潜抑作用也最容易在此处找到突破口。在我们曾经遇到过的许多病例中，都有这种可被归入潜抑作用第一阶段的记忆出现，而且总是带着诸多不确定感。过一段时间后，这些疑问就会被记忆的缺失或扭曲所取代⁽⁸⁾。

在关于疾病历程的相关回忆中应该就有上述情况的出现。它们的背后其实就是各种症状之间必然存在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是我们从理论上得出的必然结论。等治疗继续进行到后期，我们的病人会把原先隐瞒的或者没有想起的材料拿出来。最后我们会发现，那些错乱的记忆都能被拆解还原，而记忆中的裂缝也都可以填补。只有到了治疗的末尾，我们才会得到一个可以理解的、连贯的、完整的病历。总体来说，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将所有那些可能的症状消除，用有意识的思维活动去取代那些扭曲错乱的精神活动，但我们也不应回避修补病人的记忆裂痕，这完全应当被当作次要的、也是理论上的任务。其实上述两个任务本就是同一的。完成其中一项，另一项也就完成了；通向它们的根本就是同一条道路。

从那些作为精神分析材料的事实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我们这个病例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除了应该重点关注病人的身体反应和紊乱症状之外，还应对纯粹人文的和社会的环境给予同等的关注。不论如何，我们应该首先注意病人的家庭环境——这绝不仅仅为了调查遗传气质的目的。

我们这一份报告的记录对象是一名年仅18岁的少女；她的家庭成员，除她自己以外，还包括她的双亲和一个年长她一岁半的哥哥。在这个家庭中，父亲是一家之长，这要归功于他本人的才智和个性，同时也要感谢他的生活环境。正是这些环境因素决定了我们的病人的童年史和疾病史。在我开始治疗这名少女之时，她的父亲年近50；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才智出众的男人，在非常顺利优渥的条件下经营着大型的制造业。他的女儿以最温柔的感情依恋着他，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用她那早慧的批判力，对他的许多行为和癖好大肆展开了攻击。

自我们的病人6岁时候开始，她父亲就患上了一种疾病，而且越来越严重；这却让病人对他的感情有增无减。他患上的是肺结核病，从那以后，他的全家就搬到了一个气候宜人的小镇，就在我们的一个南方省份里。在那里，他的肺病很快就有了好转，不过，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全家还是在那个地方又居住了十年之久，在此，我将把那个小镇称为B镇。在病人父亲的健康情况较好的时期内，他时常会外出，去看看他的工厂。在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他们全家总是会迁往山区的一个疗养地。

有一次，是在这个女孩10岁左右的时候，她父亲的视网膜脱落了，他必须在一间黑屋子里接受一种治疗。这次不幸的经历永久地损坏了他的视力。两年后，他遇到了最严重的一次疾病发作。那情况十分复杂、混乱，又继之以瘫痪的症状和轻微的精神紊乱。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和整件事有关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说服了他，让他在病情没有起色的时候外出旅行，和他的医生一起到了维也纳，找到我，寻求建议。到底该不该把这个病例总结为痨病瘫痪（tabo-paralysis）呢？我在一段时间里举棋不定；最终，我作出了如下诊断结论：这是扩散式动脉疾病（diffuse vascular affection）。病人本人也承认，自己在结婚前曾染上过一种不便启齿的疾病；于是我为他开了一剂专治梅毒的猛药。这次治疗之后，所有的困扰也就都随之而去了。显然，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成功的治疗先例，四年之后，他又为我带来了他的女儿。那时候的她，无疑就已经患上了心理症。当时这位父亲只是把女儿介绍给我，再过两年后，他把她交到了我的手中接受精神治疗。

我还认识了这位父亲在维也纳的一个年龄稍长的姐姐。她身上明显存在精神神经症表现，但却并无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她一生坎坷，被不幸的婚姻所累，最后终于死于衰竭——疾病的发展非常迅速，症状的表现也根本无法掩盖。此外，我还偶然地接触过我们这个少女病人的父亲的一个兄弟，他也是一个身患忧郁症的单身汉。

如我前面提到过的，这个女孩在18岁时成为了我的病人。从她的感情上说，她始终是偏向父亲一家的；自从她患病以来，她就把上文提到的那个姑母视为了自己的先例。从她父亲的血脉里，她不仅继承了良好的天赋和早熟的智力，也遗传了一种易感于心理疾病的体质。至于她的母亲，我从未能有幸得见。从这位少女和她父亲给我的描述想来，这位母亲似乎应该是个没有教养的女人，而且起码是个愚蠢的人，她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家务上，尤其是在她丈夫患病进而导致一家人离群索居之后。确切地说，她的情况正是所谓“家庭主妇精神病”的绝好例子。她对孩子们的那些更加积极的兴趣都不能理解，整天就知道打扫房子、清洁家居和器皿，此外就是竭力保持这些东西的洁净——甚至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以至于使她的家人几乎不可能使用或把玩这些东西。在普通的家庭主妇们身上，时常都能找到这种怪癖的痕迹；这种迹象让我想到，这可能是某种摆脱不了的清洗欲或者别的什么洁癖。不过，就这类妇女本身来说（在本案例中，就是我们的病人之母），她们总是对自己的疾病完全没有认识，于是也就不具备那种“无法摆脱的心理疾病”之一大核心特征。我们这个女孩和母亲的关系不和已经有很多年了。这个女儿看不起她的母亲，常常无情地批评她，所以说，她母亲对她完全没有影响力⁽⁹⁾。

在这个女孩还很年幼的时候，她那个长她一岁半的哥哥就已经成为了她的模仿对象。可是到了最近的几年内，这对兄妹之间的关系却疏远了。那个年轻人用尽一切努力避免自己陷入家庭内部纷争；可是每当他不能置身事外而必须表明立场的时候，他总是站到母亲一边。由此看来，这就是性吸引力的通常作用结果：父亲和女儿站在一边，母亲和儿子站到另一边。

我们的这位病人——在下文中，我将把她称为“多拉”——甚至在8岁时就已开始表现出心理症的症状。那时的她就患有慢性的呼吸困难症，有时症状会十分严重。她的第一次呼吸困难发作是在一次短程的登山旅行之后，那时候，她的家人将这现象解释为过度的疲劳所致。在经过6个月的休息和悉心照料之后，病情终于好转。他们的家庭医生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得出了这样结论：她的这种紊乱完全是神经性的毛病，与任何器质上的病变无关。可是，他显然也认为，他的诊断同所谓疲劳过度的解释并不矛盾⁽¹⁰⁾。这个小女孩幼年也曾得过各种常见的传染性疾病，但没有遭受任何不可弥补的伤害。她自己曾告诉我说（她的那些话仿佛隐含深意），总是她的哥哥先得病，然后是她；前者总是病得较轻，而她则更加严重。在她约摸12岁的时候，她患上了偏头痛和神经性咳嗽。在一开始，这两种症状总是同时发生，后来则逐渐分离，而两者的后续发展也各不相同。偏头痛的发作逐渐减少，到她16岁时就几乎彻底消退了；但神经性咳嗽（这无疑是始自普通的感冒炎症的）却一直持续下来。到她18岁来找我治疗时，咳嗽正在发作，而且症状非常独特。这种发作的次数是无法确定的，不过我们却可以知道，每次发作的持续时间总是在三到五个星期之间，有一次甚至长达数月之久。在最近的几年中，这种咳嗽发作还有另一种严重的症状：彻底的失声。这主要出现在发作的前半期。对此，诊断结果早有结论：这又是一种神经性的毛病。尽管医生用尽了各种常见的疗法，从水疗到局部电疗，却都不见起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小女孩逐渐地长大，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判断力的少女；她时常讥笑医生们的努力，到最后甚至彻底拒绝了他们的帮助。还要补充一点，她历来就反对请医生；不过，她对她的家庭医生倒是没有特别的反感。每次有人提出要请新的医生来为她诊治时，她都会竭力拒绝。至于我，她之所以肯来我这里求医，也完全是她父亲动用权威的结果。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某一年的初夏，那时她16岁，正在咳嗽，嗓子嘶哑。一见之下，我就建议对她进行心理治疗。那时候，我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因为她的那次咳嗽发作虽然历时特别久，但毕竟还是像其他的每次发作一样，自然地消退了。第二年冬天，这个女孩和她的伯父及堂姐妹们住在一起，那时候，她所喜爱的那个姑母刚去世不久。在维也纳，她又发烧了，当时的诊断是阑尾炎⁽¹¹⁾。第二年秋天，她父亲的健康情况似乎已经有了足够的改善，于是他们举家搬离了疗养地B镇。起初，他们迁到了她父亲工厂所在的城镇，过了不到一年后，又迁到维也纳，定居下来。

那时的多拉正值青春妙龄，已经出落为一个秀外慧中的姑娘。可是对于她的父母来说，她却是一大麻烦。她情绪低落，个性也开始变化，这些已经成为她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症状。很明显，她对她自己和她的家庭都感到不满；对于父亲，她的态度很不友善，至于和母亲的关系，则更是紧张——因为她母亲希望她能协助料理家务。她竭力避免各种社交活动——她总是抱怨自己有疲惫不堪、心不在焉的毛病，借此达到回避社交的目的。她参加的只有一些妇女讲座，还令人意外地承担了多少让她有些吃力的学习负担。有一天，她的父母甚至遇到了这样一件让人惶恐不安的事情：他们在她的书桌上（或者书桌里）找到了一封诀别信，在信中她说，她要离开父母，因为她已不能忍受她的生活⁽¹²⁾。她的父亲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他立即猜到，她其实并没怀有特别严重的轻生念头。但他也还是深感震惊。后来的一天，他和女儿交谈了几句，之后她突然就神志不清了——这在她是第一次⁽¹³⁾。这件事之后，病人的身上又出现了失忆的症状。事已至此，她的父亲终于作出决断，把她送到我的诊所寻求治疗，尽管她本人其实很不情愿。

这就是本病例的大致情况，如我所描述的，总体看来它并不值得记录。它不过是一种“轻度歇斯底里”，其身体和心理上的症状都是最常见的，比如呼吸困难、神经性咳嗽、失声，可能还有偏头痛、情绪消沉、歇斯底里式的排斥社交，以及某种可能并不真实的厌世感。毫无疑问，比这个病例更加有趣的病例也早有人出版发表过，而且记录的内容可能比我们这个更为详细。在我们接下来的叙述中，也不会涉及皮肤异常敏感、视野局限一类的极端症状。但我敢说，所有这些古怪而有趣的歇斯底里现象其实并不很重要，对这些征象的搜集工作为理解这种时至今日仍是一团迷雾的疾病所作出的贡献，其实非常有限。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最常见病例及其最常见、最典型症状的精确阐释。如果条件允许，让我可以为这个“轻度歇斯底里”病例作一番全面的解析，那么我就会心满意足了。根据我为其他病人提供治疗的经验，我对我的分析方法是有信心的，我自信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在1896年，也就是我的《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与布鲁尔医生［Breuer］合著）出版后不久，我曾向一位声名显赫的同行专家征求过意见，问他对我在该书中提出的关于歇斯底里症的心理学理论有什么看法。他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他认为我的结论其实只能适用于某一部分病例，却在我的书中被推广，这是缺乏依据的。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接触大量歇斯底里症的病例，我在每一个这种病例上都花费了许多时间，从几天、几星期、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在这样的工作中，我有了下面这种发现：这类歇斯底里病例里，没有任何一个的心理决定因素是和我在《研究》中所作假设不符的——这些决定性因素就是病人的精神创伤、情感冲突，以及我在该书再版时补充的另一大要素——性方面的困扰。当然，我们不可能期望病人主动把涉及致病因素的材料交给医生，要知道这些材料本身就是在竭力隐藏自己的；而医生也不能轻言放弃，在病人第一次开口说“不”的时候就裹足不前⁽¹⁴⁾。

在多拉的病例中，多亏了她父亲的机敏——这我已经多次提起了——让我用不着费力寻找病人之生活环境与其疾病之间的关联，至少，在对其疾病近期表现的处理过程中，我可以省去这一大麻烦。病人的父亲曾告诉我，在他们全家还住在B镇的时候，曾与一对居住在那里已经数年之久的K夫妇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关系。在他本人患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K夫人曾照顾过他，因此，他把她视为恩人，永志不忘。K先生对我们的多拉一直很好，只要他在那里，他就会和她一道散步，还经常送她一些小礼物。没人认为那样做可能对她有害。多拉则对K家的两个孩子照顾有加，几乎就像是他们的母亲一般。两年前，当多拉和她的父亲在夏日将尽时来到我这里的时候，他们也正是要往K家去——那时候，K家正在阿尔卑斯山的湖边度假。多拉本来打算在K家住上几个星期，但她的父亲却在几天后就决定先一步回家了。在那段时间里，K先生当然也在那里。可是当多拉的父亲准备动身离开之时，我们的这个女病人却也在突然间作出决定，坚决地要跟他一起回家。事实上，那时的她就已经开始准备离开了。直到数天以后，她才对她的古怪行为作了一点解释。她对她的母亲说（而她心里真实的考虑是，她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转达给父亲），有一次，正当她和K先生刚刚结束一次湖边旅行，正在一起散步的时候，后者曾厚颜无耻地向她求爱。当她的父亲和伯父再次见到K先生时，他们向他问起这件事，向他要求解释，但K先生却斩钉截铁地否认了曾说过任何可能被曲解为那种意思的话。然后他又开始怀疑多拉，说他曾听K夫人说过，多拉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性，她曾在他们那所湖边的房子里阅读《爱情生理学》之类的书籍。他后来又说，很可能她是在这类阅读中受到了过度的刺激，从而幻想了她所描述的那一幕。

“我毫不怀疑，”她父亲继续说，“这件事正是造成多拉情绪低落、敏感易怒，而且产生自杀念头的原因。她一直想要强迫我和K先生、尤其是K夫人断绝关系，可是对于后者，她原本是很崇拜的。我做不到这点，因为我相信多拉的那些关于K先生的不道德企图的说法只是硬闯入她脑子的一种幻想。更何况，我和K夫人又有很珍贵的友谊，我也不愿造成她的痛苦。那可怜的女人和她丈夫的结合是非常不幸的，对于K先生，我其实倒没有多少好感。K夫人自己也深受神经上的困扰，而我则是唯一给她支持的人。你知道，我的健康情形是那么差，所以我也用不着再向你证明我们的关系没有什么越轨之处。我们只是两个可怜人，相互同情，同病相怜而已。你也知道我在我太太那儿得不到任何慰藉。可是多拉，这姑娘完全继承了我的倔脾气，她对K家人的憎恶又是无法消除的。她的上一次疾病发作就是在强迫我跟K家断绝关系的一次谈话之后。”

在这个问题上，多拉父亲的话并不总是前后一致。另有一次，他也曾把多拉的那些反常行为归咎于她母亲，说是她的怪癖让家里每一个人都无法忍受。我从一开始就对上文提到的那件湖边事件保留了意见，搁置了判断，直到我从其他侧面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才敢说自己知道了真相。

在多拉的病例中，K先生——他向多拉求欢的行为，以及由此而对少女的自尊心造成的侮辱——看来就是多拉的一种精神创伤；我和布鲁尔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提出，精神创伤正是导致歇斯底里症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然而，这个病例同时也把各种各样的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必须超越原有的理论⁽¹⁵⁾；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难题。我们已经知道，在歇斯底里症病例中出现下述情况实在是稀松平常的：单凭病人过去遇到的创伤并不足以解释或者决定其具体的症状；即使那创伤造成的症状是除神经性咳嗽、失声、消沉、厌世之外的别的什么特别的表现，那我们也无法将其与创伤类型对应起来到什么新的认识。不过，我们也还应该考虑到：上面说到的那些症状（咳嗽、失声）都是早在病人的创伤之前数年就已经产生了的，其缘起其实是在病人的童年中，在她8岁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我们还不应该抛弃那一套创伤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到病人的童年中，寻找某种可能类似于创伤的影响或者印象。另一方面说来，即便我们遇到的病例并不如此复杂，症状的首次出现也不是在童年时代，我的调查也总是不得不一路追溯病人的生活历史，直到最初⁽¹⁶⁾。

当我们的治疗成功克服了病人意愿上的阻抗后，多拉又对我讲了早先发生在K先生和她之间的一段小插曲，可以说，那件事是更称得上“性”创伤的。当时，她还只有14岁。一天下午，K先生和多拉以及他自己的夫人约好在他那间设在B镇主广场附近的办公室里见面，然后他们计划一起去参观教堂的一个庆典活动。可是K先生后来却说服他太太留在家里，又遣走了他自己的员工，所以当多拉来到办公室时，就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了。到了庆典游行的时间，他让多拉站在一扇开往楼上的门口等他，而他则拉上外面的百叶窗。然后，等他回来之后，他却并没朝门外走去，而是突然间抱住了她，强行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毫无疑问，肯定正是这件事在这个从未被异性亲近过的少女心中唤醒了某种朦胧的性的兴奋。然而，当时的多拉所感受到的却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厌恶感，她挣脱K先生的怀抱，从他身边挤过，然后顺楼梯跑到了临街的门口。在这之后，她仍然与K先生见面，两人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一幕。多拉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我们的治疗。自那件事之后不久，她就开始刻意避免与K先生单独相处。那个时候，K家本来正计划外出旅行几天，而多拉也已经说好同去，可是却发生了这件事，于是她就推辞了那趟旅行，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这件事虽然较前一个插曲更晚被提起，但却较早发生。当时这个十四岁女孩的行为完全是歇斯底里式的。如果在哪个人身上性的冲动引起的反应是大部分或全然的反感，那么在我看来他就肯定是歇斯底里的，不论此人是否有身体上的症状。究竟该如何阐释这种“悖反心理（reversal affection）”？这在对心理症的研究中，正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据我判断，我本人离达到这个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鉴于本论文的涉及范围有限，我也只能给出为我所掌握的相关知识中的一部分而已。

当然，若是想要阐明多拉的病例，仅仅关注她的悖反心理始终还是不够的；在多拉对K先生的反应方式中，还存有一种“感觉错置”。多拉在那种情境⁽¹⁷⁾下的感觉，并不是一般健康少女都会有的生殖器的感觉，而是那种消化道入口处黏膜被触及时会有的不快感——也就是说，她感到恶心。她的嘴唇因那一吻而受到刺激，这种刺激无疑是把恶心感觉保留在了她的嘴唇上，但其作用却并不仅止于此，我认为我还可从中辨别出另外一种作用的存在⁽¹⁸⁾。

多拉在这段楼梯插曲中感到的恶心并没有成为持久的症状，甚至在我们的整个治疗过程中，它都只是潜伏着。多拉吃得很少，还承认自己对食物有些许厌恶。另一方面，K先生的那个吻也还带来了另外一种后果：多拉有了一种不时会出现的感官幻觉，甚至在她正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也曾有这样的幻觉出现。她说，她还能在自己的上半身感觉到K先生拥抱时传递给她的压力。就我对症状形成机制的一些规律的了解，再加上病人的其他一些难解的怪癖——比如说，她从不愿从任何一个满心爱慕地与女士亲切交谈的男士身边走过——我就对那次强吻时的情况有了这样的推测：在那个男人激烈拥抱她的时候，她所感觉到的不仅有唇上的那一吻，肯定还有他的勃起的阴茎对她身体的压力。这种感觉让她厌恶；后来，这种感觉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也就是说，进入了潜抑状态，却被代之以喉咙上的压迫感；而这种压迫感又反过来从其潜抑源头得到了过度的强化。如此，这里又出现了一种错置现象，从下半身的感觉到上半身的错置⁽¹⁹⁾。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单看她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强迫性特征，其源头又似乎都是那次强吻的最直接的、没有扭曲的回忆。她不愿意从任何一个在她看来是正处于性兴奋状态的男人身边走过，因为她想躲避伴随性兴奋而出现的身体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病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三种症状——恶心，上身的压迫感，对正在谈情说爱的男子的回避——而所有这三者又都是源自同一种经验的，所以说，只有通盘考虑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才可能理解她的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恶心其实正是情欲的口欲区域受到压抑而导致的症状，在后来我们知道，在多拉的婴儿时代，她的口欲曾被过度放纵。她有吸吮的习惯，从中得到乐趣。勃起的阴茎带给她的压力，则可能也在她的对应女性器官（阴蒂）上引起了类似的变化，这第二个性区域的兴奋很可能通过错置而导致了同时出现在胸部的压迫感，然后从此固定在那里。至于她对处于性兴奋状态的男人的回避，则与一种恐惧症机制十分符合——通过这种回避，她可以压制住那种潜抑的感觉，不让它重又浮现出来。

为了证实我的这种补充说明是站得住脚的，我后来又以小心谨慎的态度问过我的病人，问她是否知晓男性的身体在兴奋状态下会发生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她的回答是，现在的她是“知道”的；而在那件事（强吻）发生时的她却“应该是还不懂的”。从这次治疗一开始，我就一直竭力避免向这位病人传递性领域内的任何新知识。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什么道德的考虑，而是因为我很想拿这个病例来考验我的观点。因此，每当我对她说到某事某物，我总是不直呼其名，而是用旁敲侧击的暗示语言，直到她的理解已经清晰明确，而我已经较有把握地知道，即使直言不讳也不大会有什么后顾之忧，我才明言。每到这时，她的回答总是迅速而坦白：她是知道的。可是，一问到她的这些知识究竟来自何处，她就答不上来了，她总是回忆不起。在这个问题上，她所有的信息来源都已被她彻底抛入了遗忘的深渊⁽²⁰⁾。

如果那次强吻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就是我所假设的那样，那么我就可以对那种恶心感的来源作如下的推想⁽²¹⁾。这种恶心感原本似乎是针对排泄物的气味（也包括其外形）的。不过，话说回来，生殖器也可能唤醒对排泄物的联想，尤其是对男性生殖器而言，因为男性生殖器除了肩负性功能之外，同时也是排尿器官。排尿的功能还总是首先被意识到，而且也是我们在前性时代所知的唯一功能。由此，恶心感也就成为性生活之情感表述语境的一部分。早期的基督教长老们历来是把“尿与粪便的排泄”同性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调动了各种理想化的手段，也无法将这两者在他们眼中分隔开。然而我也要坦白地强调一点：仅仅指出这种联想关系的存在还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如此这般的联想当然是可能在人心中被唤起的，但却并不一定会被唤起。确切地说，通常它都不会被唤起。所以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因为知道了这样一条通路，就可以断定那些能量必然从这条通路上经过⁽²²⁾。

我发现，要想让我们的病人把注意力放到她与K先生的关系上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说她早已和K先生决裂。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她的联想的最表层，也即她最容易意识到以及她记得曾经意识到的事情，都和她父亲有关。很显然，她不能原谅父亲居然继续和K先生，尤其是和K夫人来往。她对他们的关系的看法，和她父亲希望呈现给她的，是完全不同的。在她看来，父亲和那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一切有助于证实这种观点的迹象都被她注意到了，而这些迹象又都是那么不可辩驳——在这件事上，她的记忆里并不存在任何断裂之处。他们家与K家的相识，是在她父亲病重之前；起初两家人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直到K夫人肩负起照顾她那病中的父亲，而她母亲则远离父亲病房之时，两家人才亲近起来。在她父亲病愈后的第一个夏天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他和K夫人的“友谊”的真相。当时，这两个家庭在同一个旅馆里合租了一个套房。有一天，K夫人说，她睡得不好，不能再继续和她的一个小孩同睡一个房间。几天以后，多拉的父亲也更换了房间。于是他们两人就都搬进了新的房间——这两个房间都在走廊尽头，只隔着走廊相对。他们各自原来的房间都没有这么方便安全，如此远离干扰。后来，每当多拉拿K夫人的事情责备父亲，他总是会说，他根本不懂她的敌意到底针对的是什么；不仅如此，他还说他的孩子们无论如何都应该对K女士心怀感激。后来，她向她的母亲问起父亲的这些隐晦的说辞，后者告诉她说，在那段时间里他父亲曾经很不快乐，甚至打定主意到树林里自杀，K女士察觉到了这事，于是跟踪他，并恳求他为了他的家庭保全自己的生命，终于说服他回心转意。当然，多拉是不相信这个故事的；她依然故我地认为，他们两个是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于是她父亲才编造了这个自杀的故事，好为他们自己开脱⁽²³⁾。

回到B镇后，多拉的父亲每天都会准时拜访K夫人，而那又正是K先生忙于工作的时间。所有人都对此事议论纷纷，而且都来向多拉露骨地打听。K先生就曾痛苦地向多拉的母亲抱怨，不过，他也并没向她暗示这件事中的什么隐情——而多拉的母亲则将此视作是他的微妙心理所致。当两家人一起散步时，多拉的父亲和K夫人总是能找到单独相处的机会。而且，K夫人无疑是拿了他的钱，因为她的花费远超出了她自己和丈夫的支付能力。多拉还说，她父亲开始给K夫人赠送精巧的礼物，同时，为了掩饰，他也对她和她母亲都一并慷慨起来。至于K夫人，她原本也是一个病人，曾经身患神经紊乱症，无力行走，还在一个疗养地休养了数月之久，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人。

甚至在多拉一家离开B镇搬到工厂所在地后，这些纠缠错结多年的关系仍然继续了下去。她的父亲总是不时地抱怨说不能再忍受当地的天气，还说他必须为自己多考虑考虑。然后他就会开始咳嗽，抱怨连连，直到某个时候，他在突然间又回到B镇，然后从那里寄回来最快乐的信札。看来，他的那些毛病都不过是为了去探望他那个好友的借口。后来有一天，他们家终于决定搬往维也纳。此时的多拉就已开始怀疑，这次迁移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果不其然，等他们刚搬到维也纳不过三个礼拜，她就听说K家也搬了过来。多拉告诉我说：他们一家都在维也纳，并且她还经常在街上遇见父亲和K夫人在一起。她也常见到K先生，每到这时他总是朝她转过身来，然后目送她离开。有一次，多拉一个人和他照面，他竟然尾随她走了很远，好像是要搞清楚她正往何处去，是否要去赴什么约会。

在我们治疗多拉的期间，她父亲又再一次感觉到不适，然后重又返回B镇居住了几个星期。警觉的多拉立即发现了一件事：K夫人也在同一时间去往B镇，探望她的亲戚。这一次，多拉对父亲发起最密集的一次攻击，说他虚伪，有骗子的天性，只顾自己享乐，而且熟练掌握一种只从最适合自己利益的角度看待事物的伎俩。

关于多拉对她父亲的批评究竟是对是错，我不想参与争论；从某一方面说来，她的指责当然是无可厚非的。每当她萌生恨意时，她总是忍不住想，自己是被当作父亲与K夫人来往的代价而“抵押”给了K先生，好让他容忍那两人的关系。她对父亲竟然如此利用自己而感到愤怒难当，但在这种愤怒背后也明显可以窥见她对父亲的深厚感情。有时候，她自己也觉得如此评说这复杂的关系是过甚其词，并且为此感到愧疚。在那两个男人之间，当然不可能有过把她当作交易筹码的正式约定，尤其是在她父亲方面；每当有人暗示到这种交易时，他总是恐慌不已。不过，他也是一个很会和稀泥的男人，每当遇到进退维谷的难题，面临困难的选择，他总是知道如何编造出关于冲突某一方的某种判词，从而圆滑地规避矛盾。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个日渐成熟的少女和一个不满于妻子的男人经常而且是不受限制地待在一起将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那么他必定会回答说，他信赖自己的女儿，像K先生那样的男士决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危险，况且他的朋友本身也不可能有那样的念头；要不就说，多拉还只是一个孩子，而K先生也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孩子看待。不过，事实就是事实，这两个男人各自的行为都是可能让对方的计划变得棘手的，于是他们就不约而同地避免就对方的行为作出评判。当两家住得很近时，K先生可能真的曾给多拉送花达一年之久，每天都不间断，还抓住每个机会送她珍贵的礼物，又把自己所有的闲暇时间花在她的身上，而多拉的父母却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到K先生的这些举动明显具备求爱的特征。

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如果病人在争论中提出某种正确合理、不容争议的论点，医生总是很容易感到一时的困窘。于是，病人可能就会趁此机会，问：“这全都是正确的、真实的，对吗？该说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还有什么要修正的地方呢？”然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清楚，病人之所以提出这类无懈可击的论点，目的其实是为了掩盖其他一些竭力想要从我们的审视目光中躲开并且回避进入意识的想法。基于这种规律，那种连珠炮一样的针对他人的指责，其实很可能就是病人对自己的一连串内容相同的谴责。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将病人的每一项指责的矛头都调转过来，对准他自己。将对自己的指责转嫁到别人头上，这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卫的办法，在这背后无疑存在着某种无意识动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小孩子们常会说的“你也是”一类的辩词；如果有哪个小孩被指责为说谎者，他会毫不迟疑地答道：“你也是。”我们知道，在成年人身上，如果想要以牙还牙，就会在对手身上找寻真正被暴露出来的弱点，而不会把重点放在重复同样的指责上。在妄想症的妄念形式中，这种将自责原封不动地投射到别人身上，而且丝毫不考虑现实情况的现象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多拉对父亲的指责也有一个自责的“衬里”或者“背景”；在指责和自责之间存在着很好的对应关系，对此我将作详细的介绍。在她看来，她的父亲其实是不愿意深究K先生对她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害怕因此而干扰自己和K夫人的恋情。在这一点上，多拉是对的。可是，多拉自己也做了完全相同的事。她把自己变成了父亲在这桩情事中的同谋，还从自己的脑子里把所有可能袒露事情真相的痕迹都抹消干净。直到她在湖边旅行时遇到K先生的求爱之后，她的眼睛才算是睁开了，于是她又开始把严苛的要求加诸父亲头上。在早先的那些年月里，她曾经为父亲和K夫人的关系给予各种可能的帮助。如果她猜到父亲可能正在K夫人身边，她是不会过去看她的；不仅如此，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她知道了K家小孩都已被赶出门去玩耍，她就会朝可能遇见他们的地方赶去，然后和他们一道散步。在她的家庭里，曾有一个人很早就急于帮她擦亮双眼，让她明白父亲和K夫人的关系的真相，还要她站到反对K夫人的一边。这个人就是她的女家庭教师，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未婚女人，博学多识⁽²⁴⁾。这个女教师和她的学生一度很是要好，可是后来多拉在突然间就对她心生敌意，还坚决要求解雇她。此中的原因在于，这个女教师竭力在她家煽动针对K夫人的敌意，简直不遗余力。她还对多拉的母亲说，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亲密关系隐忍如此，实在是有损她自己的尊严。她甚至还向多拉指出她父亲与K夫人的关系中所有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不过，她的努力始终是白费了。多拉仍然对K夫人怀抱好感，对任何关于她父亲和K夫人之关系的坏话，她都听不进去。反过来，多拉又轻松地揣测到了这个女教师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在某一方面，多拉也许的确有眼无珠，但在别的方面，她却是火眼金睛——她看出，这个女教师其实也在爱着她的父亲。每当她父亲在场，这位女教师就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一下子变得风趣而亲切起来。当多拉一家已经搬到工厂所在地，而K夫人又不在附近的时候，这个女教师的敌意就一下子对准了多拉的母亲，因为在那个时候，后者才是离她最近的敌手。直到这个时候，多拉对她仍然是没有恶意的。直到她发现，这个家庭女教师其实对她全然不关心，于是她终于愤怒了。女教师表面上假装出来的感情，其实都是付给她父亲的，每当她父亲离开了他们的小镇，她就不再拿出时间陪伴多拉，不再和她一起散步，也对她的学业毫不关心。一等她父亲从B镇回到家里，她又马上准备好各种帮助和服务。因此，多拉断绝了和她的来往。(www.daowen.com)

这个可怜的女人确实给多拉本人的行为带来了某些不良的影响。她对待多拉的方式，也就是多拉对待K夫人的孩子们的方式。可以说，多拉成了K家的孩子们的母亲，她教导他们，和他们一起散步，对他们关怀有加，完全替代了他们的亲生母亲，给予他们后者应该给却几乎没有给的一切。K先生和他的太太经常谈起离婚的事，但却从未实现，因为K先生作为一个慈爱的父亲，对两个孩子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愿放弃。对小孩子的共同兴趣从一开始就是连接K先生和多拉的纽带。多拉对那些孩子们的关怀其实无疑也是一种掩饰；肯定有一些东西，是她急于对自己和他人掩饰的。

根据她对待孩子们的方式（参考她的女教师对待她的方式），还有她对父亲与K夫人的关系的默许，我们都可以殊途同归地得出同一种推论：这些年来她其实一直在爱着K先生。当我告诉她这个推论时，她是不认同的。但她也确曾对我说过，有人（比如说，她的一个曾在B镇与他们住过一段时间的表姐妹）曾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怎么回事，你简直对那个男人着迷了！”不过，她自己无论如何就是记不起曾有过那类感情。后来，随着资料的积累，她再难坚持原先的否认时，她终于向我承认，在定居B镇的那段时间里，她确曾爱上过K先生；不过，她又说，自打发生在湖边的那件事情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²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她对父亲的那些指责——说他对责任感的最迫切呼声充耳不闻，说他只从最有利于自己的爱情的角度看问题——也都适用于她自己⁽²⁶⁾。另外，她还说父亲的健康问题其实只是一种借口，只是他服务自己私欲的托词。与前面那种指责一样，这些话背后也隐藏着她自己的一段秘密的经历。一天，她又向我抱怨起一种似乎是全新的症状：她感觉到胃部有穿刺般的疼痛感。“这一次你到底又是在模仿谁？”我这样问她，然后从她的反应看出，我正中目标了。在那天之前，她曾拜访过她的表姐妹们，也就是她那个已故姑母的女儿们。其中较小的一个已经订婚，这让作为姐姐的另一个生了病，胃痛，被送到了塞默灵（Semmering）治疗⁽²⁷⁾。在多拉看来，那个姑娘的病完全就是嫉妒所致，每当她想要什么的时候，她就病倒，而现在她想要的不过就是远离她的家庭，免得看见妹妹的幸福⁽²⁸⁾。多拉本人的胃痛说明，她是在效仿她那个“装病”的堂姐。她的这种表现可能有两种原因：要么是因为她也在嫉妒那个幸福的堂妹，要么就是因为她在那个堂姐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投影——那个堂姐的一段恋情也刚在最近以不快乐收场⁽²⁹⁾。另外，她也从K夫人那里看到了疾病可能带来的好处。在那一年里，K先生曾花了一段时间外出旅行。每当他回到家，他总是发现妻子健康不佳，然而事实上多拉很清楚，K夫人在那前一天都还是好好的。多拉意识到，那个丈夫在家就会让他的太太病倒，而后者其实很高兴生病，这样就能躲避开为她所厌恶的那种夫妇间的义务。当讨论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多拉突然提到了她自己少女时代的最初几年（在B镇时候）的时好时坏的健康状况；我因此开始怀疑，也许她的健康状况也和K夫人的一样，是受别的什么事情影响的。（在精神分析技术中我们有这样一条规律：某种尚未暴露的内在联系可能经由一种邻接关系——暂时的连接——而自动呈现；比如写字，把“a”和“b”两个字母并排放在一起，那么“ab”的音节就自动形成了。）多拉曾有过无数次的咳嗽发作，而且伴随失声现象。是不是这种症状也和她所爱的人在场与否有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发现一些这样那样的巧合，真相就会在这些地方流露。于是我问她，这类疾病发作平均会持续多久？“一般三到六个礼拜。”那么，K先生通常会外出多久呢？“也是三到六个礼拜。”她不得不承认这点。也就是说，多拉的疾病其实就是她对K先生的爱情的表现，正如K夫人的病其实就证实了她对丈夫的厌恶一般。我们只需要把多拉放到K夫人的对立面：只要K先生不在，她就生病；他回来，她就好起来。情况似乎真是如此，至少，在多拉的疾病初期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疾病当然有必要淡化这种存在于她的发病时间与她暗恋对象外出时间之间的巧合，因为这样的规律性无疑将会暴露她的秘密。不过，直到最后，疾病发作的时间长度也还是保持原样，这就成为追踪其原初含义的一条线索。

记得很久以前，当我还在查柯特（Charcot）的诊所工作时，我曾见过、听说过患歇斯底里性哑症的病人如何以笔代口。这些病人比普通人（包括患病前的他们自己）写得更流利、更快、更好。在多拉身上，也有同样情况。每到她的失声症状发作的头几天里，“书写对她总是特别容易”。对此，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任何心理学的解释，这不过是生理上的一种替代功能，迫于需要而展现了出来；然而，心理学的解释却也简直可说是呼之欲出。K先生在旅行时经常给多拉写细致的长信，还寄风景明信片给她。通常，他都只把自己回家的日期告诉多拉一人，而他的妻子则总是对他的突然返回大吃一惊。另外，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当一个人失去声音而不得不用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时候，若是和一个不在身边的朋友通信联系，他的书写就不太容易引人注意了。因此，对于多拉的失声症，我们可作如下象征解释：当她所爱的人离开，她就放弃说话；既然她不能与他倾谈，言语也就失去了其意义。另一面说来，书写则变得重要，因为这是与那个不在身边的人联系的唯一途径。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有周期性失声症状出现的病例中，我们都可以得出论断，说有一个为病人所爱的、而又时不时离开的人存在呢？我实在没有这个意思。在多拉的病例中，症状的决定因素是十分特殊而复杂的，我们不能指望将一切都解释为同一种偶然因素的频繁反复的作用。可是，既然这样，那么我们的关于失声症状的前述解释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我们不是制造了一套华而不实的理论么？我并不这么想。在此，我们该回头想想一个常被提起的问题：歇斯底里症起源到底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的？如果是前者，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所有的症状都是心理因素所致呢？正如其他许多让我们研究者一再无功而返的问题一样，上面这个问题也仍然是有待于探究的。心理，还是身体，这两个选择都并不足以覆盖问题的真正本质。就我所知，每一种歇斯底里症状其实都是与这两方面均有关联的。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身体配合——因某种存在于身体器官内的、或与某种身体器官有关的或正常或病理的机制而发生——症状就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没有心理上的意义，没有任何一种含义，症状也决不会重复出现两次以上；而重复的能力，正是歇斯底里症状的特征之一。症状本身并不带有那种意义，它只是借用，就好像附着上去一样；随着情况的不同，同一症状的含义也还可以反复更替，至于它具体选择披上哪种含义的外衣，则取决于那种挣扎着寻求表达的潜抑思想究竟为何。与此同时，在病人身上也有某些因素在发挥作用，使存在于潜意识念头和作为表达方式的身体反应之间的关系变得合理，也使这类关系更加接近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治疗的目的而言，最重要是那些意外出现的心理素材，而解除症状的途径则就在于寻找它们的心理含义。当所有可能被精神分析手段解决的问题都已被清除完毕，我们通常就会开始建立各种猜想假说——这些假说都是关于症状的器质基础的，又大多能与事实相符。因此，在多拉病例中，我们也绝不能满足于仅仅对她的咳嗽和失声作精神分析的阐释；我们还得指出这些症状的器质因素——也就是那些助她表达出对于一个周期性不在她身边的男人的爱情的身体配合因素的来源。如果说这个病例中的症状表现与潜意识精神材料之间的关联显出了某种关键的特质，那么，我们也会欣喜地发现，这种特质也会表现在其他各种病例当中。

在这里，也许有人会说，虽然精神分析已经向我们指出，解答歇斯底里问题的线索并不在于“神经分子的奇特的不稳定性”，也不在于“催眠状态”的易发生性，而是一种“身体的配合”，但这也算不上是多大的进步。面对这样的反对意见，我要说的是，我们的新方法并不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问题的探究，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问题。现在，我们再无需对整个问题着手，而只需集中对付歇斯底里症与其他精神心理疾病的不同部分即可。在所有的精神心理疾病当中，内心活动总是首先在疾病的轨道上前行相当一段距离之后，方才遇到“身体的配合”的；后者很可能成为潜意识精神活动的物理外显。在身体的配合尚未出现之前，就会有某种不同于歇斯底里症状的现象从整个病况中浮现；这类现象总是与歇斯底里有关：要么是某种恐惧，要么是某种迷恋——总而言之，它还只是一种精神症状。

现在，我要再度回到多拉对她父亲的“装病”的指责上来。我们很快就发现，这种指责是与她的自责相对应的，这不仅同她早年的多病经历有关，同时也牵涉到当前的状况。每到这种时刻，我们医生需要仔细地揣摩猜测，对分析得来的那些暗示和线索进行推敲。我感到有必要向我们的病人指出，她现在的健康问题也和K夫人过去的那些疾病十分类似——对于这一点，她自己其实非常清楚。这两个人的精神疾病有着同样的动机，同样的倾向。我还要对她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她在她的疾病中是有所企图的，她希望从病中获得某种收获。她的目的，其实不是别的，正是要把父亲和K夫人分开。过去，她用尽了祈求、争吵的手段，但都没能达到目的；也许，现在的她正试图动用吓唬的办法（请注意她的那封诀别信），要不然就是想要唤醒父亲的怜悯（她曾多次昏倒）；再不然，如果这些办法都不奏效的话，那么她至少也要对他施加报复。我又继续说道，她很清楚父亲非常疼她，当他被人问起女儿的健康状况时，常会难过得掉泪。我敢肯定，只要她父亲告诉她，他已经为了她的健康而牺牲了K夫人，那么她马上就会痊愈。但是，我还要说，我希望她的父亲永远不要让自己这么做，因为那样一来，她就会明白自己手中掌握了多么有力的武器，以后她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抓住每个机会，充分利用她对疾病的易感性。不过，要是她父亲对她的那种要求无动于衷，那么我想她也是不会让自己轻易就痊愈的。

在这里，我要省略掉一些细节，都是足可证明上述论断的正确性的；取而代之，我要补充一点关于患病意图在歇斯底里症中所扮演角色的总结式评述。这样一种旨在生病的动机明显有别于对疾病的易感性，这区别可在构成症状的所有那些材料中看到。患病动机与症状的形成无关，而且，在患病伊始也不表现出来，它们总是后来才出现的。不过也只有在这些动机全都显现之后，疾病才算彻底成形了⁽³⁰⁾。在任何一个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病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类动机的显现。任何一种症状在进入病人的精神世界时，首先都表现得像一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它在哪里都会遇到磕磕碰碰的事。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会那么容易就消失的原因。很明显，其消退是自愿的，处于时间流逝的影响下的。首先，这些不速之客在精神的内部体系中总是显得很不经济；然而，我们也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些新来者也会很快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会有某些精神暗流与之投契，从而发掘出它的利用价值，由此，这些症状便获得了一种继发功能，并且在病人的精神世界中深深地扎下根来。于是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任何努力尝试帮助病人康复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激起了那般有力的阻抗，以至于他会意识到，其实病人本人的驱除病症的决心倒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彻底而且诚恳⁽³¹⁾。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工人，就说是一个泥瓦匠吧，他从房子上摔了下来，摔成了残废，现在在街头上乞讨为生。现在，假设有一个神仙过来，允诺他能够治好腿伤，让他复原。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我们指望在那个泥瓦匠脸上看到感恩戴德的表情，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无疑，在受伤的那一刻，当他意识到自己以后都不能再做他的工作，他要么会饿死，要么就得靠别人的怜悯维生，那时的他肯定是深以自己为不幸的。可是从那以后，那件叫他丢掉了工作的事情却也变成了他的收入来源——残疾成为他的饭碗。在这种时候，如果这个饭碗再被拿走，他将真正地无依无靠了。因为这时的他早已忘记了他的技艺，也丢掉了勤劳的习惯，懒散已经成为他的习性，说不定还早已是耽于杯中物的人了。

这类患病意图甚至常常在童年时代就展露端倪。一个贪恋父母之爱的小孩，总是不愿意和他的兄弟姐妹分享；他会发现自己在生病时，他的父母会担心忧虑，于是所有的爱就又会全部降临它的头上。这样一来，他就发现了一种吸引父母之爱的办法，每当产生疾病的必需精神材料都已齐备，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它们。等到这样的一个孩子长大，成为一个女人，她可能就会发现，她童年时代早已习惯的那些要求和欲望受到了阻力，因为嫁给了一个不太体贴的丈夫，他会压制她的意愿，对她的工作能力无情地加以利用，却不肯慷慨对她，不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十分小气。在这种情况下，生病便成为她维护自己地位的一种武器，同时也让她得到一直希冀的照顾。生病会迫使她丈夫作出金钱上的牺牲，并给她以悉心的照顾，而这是在她健康时不能得到的。等她康复后，他也会继续善待她，否则，她就会有复发的危险。她的病情在外观上完全是自然的、合理的——为她诊治的医生就是证明。由此她可以放宽心，不必为玩弄自己在童年时代学会的这种技巧而受到良心的谴责。

可是这类疾病始终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它们通常是有的放矢的，针对的是某个特定的人，一等那人离开，病情就会消失。在关于歇斯底里病征的问题上，那种最笼统与普遍的看法——这是我们时常可以从未接受过医学教育的病人亲属或护士那里听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正确的。的确，那个瘫痪在床的女人，如果房间马上就要起火，她肯定是会跳下床来的；那个被宠坏的夫人，如果她的孩子得了重病、或者她的家庭正被某种灾难威胁，她也是会立即忘掉所有病痛的。那些如此评说这类病人的人们基本上是对的，只不过忽略了一点：他们没有注意到意识与潜意识的心理区别。他们的说法在小孩子身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大人来说则不然；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加诸病人头上的“那不过是意志问题”的断言以及所有那些鼓励或谩骂往往无功而返的原因。治疗的努力必须首先通过迂回的分析途径，说服病人相信在她脑子里的确存在患病的意图。

如何压倒患病意图？这在任何一种针对歇斯底里症的治疗方法来说，都是一大难题。在精神分析法也是一样。不过，精神分析倒是占到了一点便利：它既不需要考察病人的体质，也无需关注他们的致病材料；我们要做的，只是去除患病意图，这样一来，病人就可得到暂时的、甚至永久的治愈。如果我们医生对病人隐藏起来的那些人类普遍关注能有更深刻的了解的话，在我们关于歇斯底里症的记录中，就会减少不知多少所谓“奇迹式的”痊愈、“奇迹式的”症状消失了。这些所谓“奇迹”的产生，其实主要是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某个预定的时限已过；第二，对某人的思虑已止；第三，整个情况已因为某种外在变故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就这样，先前表现得顽固无比的紊乱症状就一下子全都消失殆尽；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自然好转，事实上，痊愈不过是因为那最有力的意图——也就是疾病对于病人生活的最大好处——已经被解除。

促使病人生病的患病意图似乎可见于所有完全成熟的病例。其中有一些病例，其意图是完全内在的。比如说，自我惩罚的动机——那是一种忏悔和自责。相比于那些暗含外在目的的病例，这类病例的治疗解决办法将是更容易找到的。在多拉的病例来说，她的患病意图显然就是要打动父亲并把他和K夫人分开。

然而，最让多拉伤心的是，她父亲竟然那样主观地认定，她所说的那段湖边遭遇乃是她的想像。一想到父亲竟然觉得她不过是在幻想，多拉就几乎要发疯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猜测，既然每当人们否认多拉的那次遭遇，她就表现出如此激烈的反抗，那么，这种高度情绪化的表现背后又到底存在着怎样一种自责呢？很可能，这后面还有隐藏的内幕，因为无关痛痒的指责是不可能造成持久的冒犯的。另一方面，我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多拉的说法肯定是在各个方面都与事实相符的。一等她发觉K先生的意图，还没让他把话说完，她就给了他一个耳光，然后跑开了。她的这种表现肯定使K先生大惑不解——也使我们迷惑；因为他肯定在过去的长时间内得到过不少的暗示，发现过各种迹象，令他对这个女孩对他的感情有相当程度的把握。等我们的讨论进行到多拉的第二个梦时，我们将解开这个谜团，同时也将了解我们目前还不能明白的那种自责。

多拉再三重复她对父亲的埋怨，几近千篇一律的单调乏味，还持续地咳嗽，这让我开始猜想，也许这种症状和她父亲有关系。除此以外，我到目前为止所收集的关于这些症状的解释仍然不足够，不能达到我通常对于这类解释的要求。根据我从反复的经验中得出的一条规律（尽管到目前我还不敢把它当成一条普遍的原则），在歇斯底里症的结构中总是存在这样一种症状，它们其实就是带有性意味的幻想的表现或者说实现。确切地说，总有这么一种症状，它的至少一种含义即是性幻想的表现，不过这种症状也可以同时包含其他不同的含义。任何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人都会很快发现：症状总是具有多重的含义，而且同时代表了数种潜意识精神机制的作用。在此，我还要再说一句，根据我的推测，如果仅仅存在一种潜意识精神机制的作用力，或者说仅仅存在一种幻想，那么它几乎总是不足以制造出症状的。

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幻想的性暗示来解释多拉的神经性咳嗽。那时候的多拉再次顽固地说，K夫人之所以爱她父亲，只不过是因为她父亲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在她说这番话时，她的表达方式中曾流露出一些特殊的细节（在此，我忽略了这些细节，就像对待分析工作中的其他纯技术性部分一样）让我认识到，隐藏在她那番话背后的真实含义，其实正与表面内容相反，也就是说，她的父亲其实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ein Vermögender Mann）⁽³²⁾——这样的论断，其意义只可能是性含义层面上的：她的父亲作为一个男人，是没有本事的，性无能的。多拉也从她的所知出发，证实了这一点。于是，我就向她指出了整件事的矛盾之处所在：一方面，多拉坚持认为她的父亲和K夫人的关系，就是恋爱关系；另一方面，她又坚信父亲是性无能的，换句话说，那种恋爱关系在他父亲是不可能的。从她的回答中，我看出了这样一点，但在她看来，这样的矛盾根本不存在的。她说，她很清楚，得到性满足的途径并不止有一种。（至于她这种知识的来源，则又是一个不可考的谜题。）于是，我再进一步，问她，她是不是在说，除了生殖器以外，其他器官也可用作性交目的。她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后，我再进一步问，这样看来，她所想到的器官，一定正是她自己的模仿器官了，也就是说，喉咙和口腔。可以肯定的是，多拉对于她自己的想法肯定也还没有明白到这种程度；而且她本人肯定对症状产生的详情并不清楚。但是，结论也是不可否认的：当她的喉咙间歇性地感到瘙痒，进而受到兴奋的刺激并引发咳嗽之时，她的脑海里肯定浮现出了一对情侣的口交场面，而且挥之不去。在她默认了我的这种解释后不久，咳嗽的症状就消失了——这和我的推断十分一致，不过，我也不想太过强调这一步的重要性，因为她的咳嗽症状在过去也常会自动消失。

我们的这一小段分析也许会在有医学素养的读者中间激起震惊和恐怖的感情——除了他们自然会感到的怀疑以外。我也做好了准备，要在这里对上述两种反应作一番探究，看看它们是否合理。首先来说说震惊，震惊的可能是我竟然把这种棘手而且令人不快的话题摆到一个少女或者说一个仍然有性能力的女人面前谈论。再说恐怖，恐怖的无疑是这个毫无经验的少女居然对这种事一清二楚，而且是满脑子都在想着。我要说的是，对于这两种反应，大家都应该尽力节制，理智对待。不论是我的行为，还是少女的反应，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义愤填膺的。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跟女孩或女人们谈论各种性问题而又不伤害到她们，也不为自己招来怀疑，其实倒也并非不可能；我们需要的，首先是一种独特的方式，其次要让她们相信触及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一名妇科医生在相同的境况下就可毫不迟疑地要求她们将身体的任何部位袒露出来。谈论这种话题的最好方法是直截了当，而且这也是我们在社交中用来远离猥亵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女性最为习惯的方式。我以学术性的词语称呼身体器官和活动机制，而且，如果病人不知晓这些名词，我就告诉她们。我当然也听说过有些人——其中既有医生也有外行人——会因为这种谈话治疗方法而受到冒犯，他们似乎是同时对我和我的病人心怀嫉妒，为的无非是那种在他们看来是必然随这类治疗而来的快感。我太熟悉这类绅士们的道德了，所以我根本不会在乎他们的看法。不过，我倒是应该克制自己的冲动，不用文字去讽刺他们。还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起：很多时候，在我对某位起初对性问题不能启齿的病人治疗一段时间之后，我会满足地听到她说：“怎么会这样啊，你的治疗方法竟然比X先生的谈话还正派！”

不论是谁，如果他还没有相信对性话题的回避将使治疗变得不可能，或者他还没有准备相信这一点，那么他就不应该接手歇斯底里症的治疗工作。正确的态度是pour faire une omelette il faut casser des oeufs——“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实际上，病人是容易被说服的，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这样的机会。仅仅因为同病人讨论各种或正常或非正常的性话题而感到自责是不必要的。我们需要的，只是在谨慎方面接受多一点的训练，然后就可以把潜意识中已知的内容转译为意识里的知识；毕竟我们这种治疗方法的所有作用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上的：相比于关联到某种意识含义的感情，与某种潜意识念头相关的感情是更为强烈的，也是更为有害的，因为这种感情是不受约束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腐蚀某个不谙世事的女孩，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在那些根本不具备性生活知识，甚至在潜意识中也没有这类知识的人身上，根本不会有歇斯底里症状的产生；一旦有歇斯底里症状出现，情况也就必然与父母或师长们所谓的“纯洁心灵”相去甚远了。这个论断总是成立的，不论是10岁的孩子、12岁的孩子、14岁的孩子，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有歇斯底里症状出现，实际情况就必然和我的论断相符。

至于我们要讨论的那第二类情绪反应——那种并非针对我，而是针对病人的恐怖感觉，也就是在假定我的看法正确的基础上，因多拉那种不正当的幻想而感到的恐怖，我要作出的回应只是对以下这点的强调：任何一个真正从事医学工作的人都不会纵容自己的此类太过情绪化的谴责。我还要顺便指出一点：在我看来，对于一个正致力于就性本能失常现象撰写学术论文的医生来说，抓住每个机会在行文中流露他本人对这类讨厌事情的不同见解实在没有必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事实；我们应该做的是习惯这些事实，并把我们自己的个人好恶放到一边。我们必须学会冷静地谈论所谓的“性变态现象”——也就是那种超越了正常身体部位或正常对象选择之界限的性活动。再说，只要参考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时代，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正常的性生活，其界限本就不甚明确；单凭这一点也就足以让狂热的愤慨冷却下来。我们确实不该忘记，那种最为我们所排斥的性变态，即两个男人之间的性爱，在我们的先辈希腊人当中，不惟得到了容忍，甚至还被赋予了某种重要的社会功能。我们每个人也多少会在性生活中有一点逾矩——要么是朝这个方向，要么是朝那个方向——所谓正常的界限，总是显得过于狭窄。性变态就其感觉层面而言，其实是既不野蛮，也不堕落的。这些所谓变态都是由婴孩时期的、尚处未分化状态的前性时期的“种子”生发出来的，它们通过压抑或向更高级的非性目标的转移——即升华——而成为我们文化上无数成就的背后动力来源。因此，一旦我们发现有人经过了这个转变的过程而显现为一个性变态者，我们其实更应该说他是保持了这一身份，因为他不过是将一个特定的发展禁制阶段展现了出来。所有的精神心理症患者都是具有强烈性变态倾向的人，这种倾向在他们发育的过程中曾受到过压抑，从而进入了潜意识。结果，在他们的潜意识幻想内容里就出现了几乎和文献记载中的性变态行为一模一样的内容，就像是搬演了这些变态行为一样——虽然他们可能并没有读过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性心理变态》一书——我们都知道，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曾把许多变态倾向的产生归咎于这本书。也就是说，精神心理症就是对性变态的否定。心理症患者的性构成——在这当中就有遗传作用的影响——将和他们生活中各种可能妨碍性的正常发展的偶然影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就像流淌在河床上的河水，当遭遇到障碍时，就会被挡回去，并且回流到似乎已经干涸的旧河道里。导致歇斯底里症状形成的动机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得能量：一是受到压抑的正常性活动，二是潜意识的性变态活动⁽³³⁾。

就所谓的“性倒错”现象来说，不那么惹人厌的例子其实广泛地存在于人群中，每个人都知道，只有那些以此题材为写作主题的医学作者们例外——或者，我该说，他们其实也知道这种情况，他们只是在每次提笔就这个主题撰写文章时，方才小心地选择将这些情况遗忘。所以，就多拉这个歇斯底里的19岁女孩来说，如果她已经听说了这样一种性交方式（吸吮男性生殖器），也就毫不奇怪地会发展出相应的潜意识幻想，并以喉咙的刺激和咳嗽来表现它。即便她是在没有外来启发的情况下产生了这样的幻想——我在其他病人那里也见过这种情况——那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多拉身上恰好具备了自发产生那种幻想的身体的先决条件，那是和那种反常的性交活动相一致的一种表现：多拉记得很清楚，童年的她是个“吮大拇指”的姑娘。她父亲也记得，她是直到四五岁时方才改掉这习惯的。多拉对发生在她童年早期的一幕情景记忆犹新：那是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吸吮左手的大拇指，右手拉扯哥哥的耳垂，后者则静静地坐在她身旁。在这里，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以吸吮方式获得自我满足的典型案例；也曾有别的病人向我描述过同样情况，都是在后来患上了感觉麻痹或歇斯底里症的。其中一个病人给了我一些有用的信息，可以有助于解释这种古怪习惯。那是一个年轻女子，她一直戒不掉吸吮的习惯；她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个情景——据她自己回忆，那是在她不到一岁半的时候——她自己一面吸吮着保姆的乳头，一边有节奏地拉扯她的耳垂。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嘴唇和口腔的黏膜正是一个重要的“性区域”，在被我们视为正常的接吻行为中，口唇的黏膜就保持了早先的重要的性意义。若是这一性区域在童年被频繁地调动，那么在后来也就会有继之而起的身体依从现象出现在以嘴唇为起始的黏膜腔道内。当女性对真正的男性性器有所了解以后，口唇区的刺激度可能被再度增强，因为这个区域的性意义已经保存了下来。于是阴茎也就能很容易地替代原先的吮吸对象（乳头），或者作为乳头的上一个替身的手指；也就是说，现在的性对象代替原来的，并且继续提供早年的那种满足感。由此我们看出，吸吮阴茎这种令人生厌的变态幻想的源头，却正是最天真无邪的，可以把它视为对那种吸吮母亲或保姆乳房的早期印象的翻版——在我们看到吸奶的孩子时，脑中时常就会泛起这一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那种综合了乳头和阳具形象的最佳代表，就是奶牛的乳房。

上述这番关于多拉喉咙症状的阐释也还可以引出进一步的结论。也许有人要问，该怎样将她想像中的这种情况与我们对其症状所作的其他解释统一起来呢？我的解释是，症状的出现与消失正反映出她所爱的男人的在与不在，再参考他妻子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下面这层意思：“如果我是他的妻子，我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爱他：他离开时，我会生病（出于思念），他回家时，我便好转（出于高兴）。”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指出一点，根据我多次清除歇斯底里症状的经验，对于一种症状而言，其各种不同意义其实并不一定要彼此一致，也就是说，所有的意义并不一定要完全统一。只要那些引发幻想的不同主题内容能够达成一致就够了。更何况，在目前这个病例中，要证明症状含义的一致性似乎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在症状所具有的两种意义中，有一种是与咳嗽关系紧密的，另一种则与失声及发病的周期性有关。若是对这个病例作更精确的分析，可能就会揭露出更多与疾病细节有关的精神元素。我们已经知道，单独的一个症状可能以非常均衡的方式“同时”与数种意义遥相呼应；现在我们还可以补充一条，它还可能轮番表示数种意义。在持续几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种症状可能改变意义，或者改变主要意义，或者说，占主导地位的意义可能从一种变为另一种；这看来就好像是在神经症的特性中存在着一种保守的特质，它能让任何一种症状在形成之后尽可能地得到保留，哪怕这种症状所表达的潜意识思想早已失去了意义。要解释这种症状的保留趋势倒也并不困难。我们若想将纯粹的心理兴奋转变为身体的表现——我把这个过程称作“身体化”——是需要有多种有利条件的参与的；身体化所需要的身体配合因素实在太过难得，以至于向那种倾向于释放潜意识兴奋的冲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它们若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总是必须尽可能地动用所有可能的释放通道。当有新的需要释放的念头出现，更容易的呈现方式是把它和某种旧念头的身体化渠道接通，而非重新建立专属的身体化通道。经由这样联系起来的通路，现有的能量将从新的兴奋流回到旧的能量释放渠道中去——表现到症状中就是，如福音书所说，以旧瓶装新酒。从上述这番论述看来，似乎在歇斯底里症状中，要算身体层面的症状更为稳定，更加难以取代，而心理层面的症状则很容易找到新的替代物，因而总是变动不居的。不过，我们实在也不应该再从这种关于身体与心理两方面的比较中得出任何关于孰重孰轻的推论了。我只能说，从心理治疗学的观点看来，精神层面的意义总是高于身体层面的。

关于父亲与K夫人之关系的思想，总是不断在多拉的脑中反复萦绕，这就让我们有可能通过分析工作发掘出更进一步的重要材料。

可以说，这种反复出现的、呈序列的念头都是夸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不断强化的——用沃尼克（Wernicke）的话说，就是“超价”的。虽然其内容明显地自有条理，但是不管病人本人怎样通过意识自发地干预，他都不能将这些念头驱除遣散，单凭这一点，疾病的病理特征就已经展现无遗了。要知道一种正常的思维序列，不管强度多大，总是可以消解的。多拉非常正确地感觉到，她自己对于父亲的想法并不普通。“我不能想别的，”她一再地埋怨说，“我知道，哥哥曾经说过，我们孩子是无权对父亲的行为说三道四的。他说我们根本不该为这些事情自找烦恼，甚至还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母亲实在并不了解父亲，而他却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为他所爱的女人。我能够认识到这点，我也想和哥哥一样看待这件事，但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无法在这件事上原谅他。”⁽³⁴⁾

让我们想想看，当一个人像多拉一样正面对这样的“超价”想法，而他又已经知道了这种念头的意识基础，也清楚地听到了自己心中对于这个念头的那些无效的抗议，那么，他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自成序列的夸张念头肯定是有其潜意识基础的，它们从这基础中不断得到巩固强化。任何思想上的努力都无法驱散这些念头，这或者是因为这些念头都直接地植根于潜意识中，或者是因为在它们背后还藏有一种潜在的念头。在后一种情况中，那个潜藏的念头通常就是超价念头的对立面。互为冲突的念头总是紧密相联的，而且时常以这种方式结伴成对：其中一个念头在意识中被夸大，而另一个则埋藏在潜意识中，处于潜抑状态。存在于两种念头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正是潜抑机制的结果。我们知道，要实现对一个念头的潜抑，时常就要对其相反念头过度强化。我把这种机制称为“反应强化”；至于那种在意识中被夸大而且不可解除的念头（就好像偏见），我则称之为“反应念头”（reactive thought）。由此看来，这两种念头的存在方式也就类似于无定向检流计的两根指针。反应念头具有过剩的强度，它压抑与之对抗的念头；但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让它本身被“框死”，从而无法为意识思维中的任何努力所动摇。因此，要想消除或者削弱那些夸张的念头，也就必须将其处于潜抑状态的对立念头带入意识中去。

另外，我们也还必须对这样一种情况有所准备：某一种念头的“超价性”并非单纯产生于上述两种原因之一，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他的因素当然也可能存在，但它们都跳不出这个大概的范畴。

接下来，我们要在多拉的病例中应用这些理论。先从第一种假设入手，即多拉的思维之所以固着在父亲与K夫人的关系之上，是因为这种念头的强迫性特质深深地植根于她的潜意识中，而她自己并不知道。从她的生活环境和她的行为出发，我们其实不难猜到这种念头的根源本质。多拉的行为明显是远远超出了一个孝顺女儿的举止范围，从她的感受和行为看来，倒更像是一个嫉妒的妻子，那样子放在她母亲身上倒是更加合适。看看她给父亲的最后通牒（“要她，或者要我”），看看她经常闹出的那些场面，看看她容许自己表露出来的自杀倾向——这些都明显地表示，她已经把自己放到了她母亲的位置上。如果我们对作为多拉的咳嗽症状之实质的性内容推测不虚，那么在她的幻想中，她一定是用自己取代了K夫人。所以说，她是同时把自己等同为她父亲曾经爱过的女人和他正在爱的女人了。结论很清楚，她对父亲的爱远比她所知道的或者她肯承认的更深——事实上，她是迷恋上他了。

对于这种潜意识的爱情关系（可以从随之而来的不正常后果中看出来）——比如父女之间、母子之间的爱情——我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它们都是婴儿期情感原型的复苏。在别的文章中⁽³⁵⁾，我已经详细阐述过亲子之间的性吸引关系会在多么早的阶段就被感觉到，也曾对俄狄浦斯的神话作过我的解说，指出它很可能就是这种典型关系的诗化结晶。在大多数于早年拥有此类偏爱关系——女儿对父亲，或者儿子对母亲——的人们身上，都可能留有相应的清晰痕迹；而在那些因其精神构造而被划为心理症患者的孩子，或者那些因早熟而渴望爱情的孩子的身上，这种痕迹应该是更为深刻的。在后者的情况下，另外的一些因素（这是无需在此处进行讨论的）也一并发挥作用，从而导致这种原初的爱情成为固着，或者被特别强化，以致令它变成了（在儿童的幼年，或进入青春期之前）某种应该被等同于性倾向的东西、类似性欲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还拥有调动里比多的能力的，就好像是在那些心理症儿童身上一样⁽³⁶⁾。就多拉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说，那完全是与上述这种假设不相违背的。多拉的身份处境在不断地推她去接近父亲，而父亲的体弱多病无疑又更增强了她对他的感情。他在他的病中，曾有很多次都只允许多拉为他做较轻的护理工作；他对多拉的早慧也一向引以为傲，还在她很小的时候，他就视她为自己的知己了。到后来，当K夫人出现时，被取代的实在应该说是多拉而非她的母亲。

我曾对多拉说过，我认为她对父亲的感情很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让她陷入了对他的爱情，我实在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当时的她，当然是一贯的回答：“我不记得了。”可是她却也马上就对我讲了一些关于她的一个7岁表妹的类似的故事（是她母亲方面的）；她时常就把这个表妹看成是她自己童年的影子。有一次，这个小女孩目睹了双亲的争吵（不是第一次），而多拉当时正好去她家登门拜访，于是小女孩就指着母亲悄悄对她说：“你真不知道我有多恨那个人！在她死后，我一定要和爸爸结婚。”我有一种习惯：我总是会把这种能为我的推论提供支持的联想当作病人的无意识对我所说的话的正面回应。无意识只有这唯一一种表达“是”的语言；如果无意识的回答是“不”，那么它决不会给出这种材料来的⁽³⁷⁾。

多年来，她从不曾将自己的感情向父亲表达。相反，她倒与夺走了父亲的爱的女人关系很亲密。正如我们所知，她还出于自责而在那个女人与父亲的关系上帮了忙。可是最近她自己对父亲的爱又重新燃起。倘若果真如此，这一切又将如何结束？毫无疑问，这种症状重新出现是为了抑制某种东西——一种在她的潜意识里依然发挥作用的东西。考虑到事情发展的原委，我首先想到的被抑制的东西就是她对K先生的爱。我不能确定她是否依然爱着他，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由于某些不明原因，湖畔那件事里她对K先生的强烈反抗却激起了她对他的爱。而且这份爱还在姑娘的心中不断发展，她之所以重新燃起对父亲的旧爱只是为了防止自己有意识地对K先生付出更多爱。这份在她少女时代就产生的爱现在却变成了她生活的痛苦所在。我用这种方式洞察到了姑娘内心的矛盾，这正是引起她精神错乱的原因。一方面，她因为拒绝了那个男人的爱而后悔，但又渴望他的陪伴，渴望他感情的所有最细微的表露。另一方面，这份温柔的感情和渴望又被一些强大的力量所羁绊，她的骄傲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她经常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份爱情，为了免受伤害，她被迫唤醒了对父亲的爱情并将其夸大。由此，她向自己证明了当初拒绝K先生是正当的，这正是她从典型的压抑中得到的好处。然而结果却是，她又成了近乎疯狂的怨恨与嫉妒的牺牲品。由此出发，我们还可进一步得到关于多拉的疾病的其他结论。⁽³⁸⁾

我这种说法在多拉那里遭到了断然的否定，但这实在算不上有力的反驳。在我们向一个病人的意识呈现出他的某种潜抑思想之后，从他口中蹦出的“不是”实在也就只能是在证明有潜抑现象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了；这种反应的强度其实正是我们衡量其背后的潜抑程度的标尺。如果我们忽略掉多拉的这句“不是”，不将它当作一种实在的表达（对于她这样的病人来说，实在的表达根本就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得以继续下去，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找到证据证明，在这句“不是”背后，她真正想说的正是“是”。多拉也曾承认，她对K先生的恨意实在无法达到他应得的那种程度。她告诉我说，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K先生，当时她正和一个不认识这位先生的表妹走在一起，这位表妹立即就觉察到了她的异样：“怎么了，多拉，你怎么了？你的脸色简直苍白得像一张白纸！”而她本人却对自己脸色的这种变化一无所知。我向她解释了情感的表达方式以及无意识的行事特征，还有这种无意识行为特征对深藏的情感的出卖⁽³⁹⁾。后来有一次，多拉带着极差的脾气来见我，那时候，她刚刚度过连续好几天的快乐时间。对于自己的恶劣心情，当时的她实在也找不出任何解释。在那天，她感觉很不对劲，她说那天正是她叔叔的生日，但她却不能让自己去为他庆贺，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当时，我的解释能力也感到力不从心了，于是就让她继续说话，结果，她在突然间想起来，那天正好也是K先生的生日——我充分地用上了这件事来对付她的顽固，而这件事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在几天前自己的生日中收到漂亮礼物居然没有感到任何快乐。在她所收到的礼物中，有一件已经不见了，那是K先生送来的，很明显，那件礼物是她所有礼物中最为贵重的。

当然，对于我的观点，多拉又顽抗了一段时间，直到分析工作接近尾声，而我也已经得到决定性的论据，她方才放弃了防御。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中心必须转向另一种因素了。就这种因素说来，如果我只是要简要地理清病人的精神状态之成因，而不是要对这种状态进行深入的剖析，那么我是不会在这里给这种因素以篇幅的。我接下来要提到的这种因素，只会让我们业已在多拉身上找到的那种非常戏剧化的心理冲突之轮廓再度变得模糊。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这样的内容都是很容易沦为裁剪工作的牺牲品的，这能使作家扮演心理学家一角的工作得到简化。然而，我的出发点是要坚持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凡动机的复杂表现、精神活动的积聚和组合——用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材料的“超价性”——都不应被忽略。在多拉的那些关于父亲与K夫人之关系的超价念头之外，还潜藏着一种针对那位女士的嫉妒之情——这样的感情，只可能是建筑在多拉对另一个同性的情感基础上的。想想看，其实我们都明白，在一个女孩子身上，与某个女同学的浪漫而感伤的友谊，如果再有誓言、亲吻、永远保持联系的承诺，加上嫉妒的敏感——这些常常就是她们在对一个男人产生严肃情感之前的序曲。自那以后，一旦合适的条件出现，同性恋的情感就会彻底干涸。如果有个姑娘并不高兴她自己对男人的爱情，那么那种同性恋的情感常常就会在力比多的驱遣下重新涌动，其强度可能会增强，也可能会减弱。如果这种情况可以在健康人身上无阻碍地发生，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那些通常被称为倒错者的人们其实只是心理症发展在程度上更完全的事实，那么，我们自然也就可以在这些人身上找到一种非常强烈的同性恋易感性。情况必然是这样的，因为至今我还没有遇到有哪一次精神分析工作是不曾涉及相当程度的同性恋倾向的。在一个身患歇斯底里的女人或女孩身上，通常指向男人的性的里比多常会受到强力的抑制，我们时常看到的一种情况是：在她们身上，指向女性的里比多得到强化，甚至达到进入意识的程度。

在这里，关于这个重要的主题，我实在不方便再作进一步的深入了。同性恋因素在对男性歇斯底里症的理解中尤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多拉的案例中，我们的分析工作在尚未澄清其精神生活的同性恋层面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不过，我还是要说说我前面提过的那个女家庭教师。起初，多拉是从她那里得到了最亲密的思想交流的乐趣，后来却发现，那位老师之所以待她那么好，竟不是因她本人而是她父亲的缘故。于是，她就坚持赶走那个老师。她也曾提到过另一段与人疏远的往事，次数很不少，重视程度也很让人侧目，而这件事甚至是她自己也感觉无法解释的。她一度曾经和两个表姐妹中较小的一个非常要好，就是前文提到那个订了婚的表妹；多拉曾经对她无话不谈，甚至把所有的隐私都告诉了她。在多拉第一次中断湖边度假之时，她的父亲正要去B镇，她自然是拒绝和他同往。于是他就转而邀请了她的这个表妹，而后者则答应了。从那以后，多拉就对这个表妹产生出一种冷淡的感觉，而她自己也对此感到奇怪，她奇怪自己竟然会一下子变得对她如此漠不关心；至于她的这个表妹，多拉也承认，自己对她实在没有什么可埋怨的。这些敏感的例子把我的调查方向引向了多拉和K夫人在决裂之前的关系之上。后来我发现，这位年轻的女士在多拉尚未成人之前曾经和她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每当多拉在K家留宿，她总是和K夫人同寝，而K先生则睡到别处。多拉是K夫人的密友，也是她在种种婚姻问题上的顾问。她们简直无话不谈。梅迪亚（Medea）也曾很乐意地让克罗萨（Creusa）做她两个孩子的朋友；而K夫人也从没干涉过这个姑娘和孩子父亲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心理问题：多拉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被她的密友说了许多坏话的男人？当我们发觉即便是互相冲突的潜意识念头也可以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这种状态甚至还时常保持到意识中——那么，我们也就离问题的解决相距不远了。

每当多拉谈到K夫人的时候，她总是会称赞她的“可爱的白色肌肤”，那口气更像是一个爱人而非被击败的情敌。还有一次，她用难过而非愤怒的口气告诉我说，她确信父亲送给她的一件礼物是由K夫人挑选的，因为她清楚她的口味。类似的经历还有一次，她曾说她得到的一件礼物明显是K夫人的手笔，因为那是她曾在K夫人的首饰里见过而在当时又明确表示过想要的珠宝。确切地说，我从未听多拉说过K夫人半句坏话或气话，而从她的那些“超价念头”看来，她倒是很应该把这位夫人看作是她全部不幸的主要来源的。她的行为似乎很不合理，但她表面上的这种不合理表现，其实倒正是某种复杂心理活动的流露。那么，为多拉所如此关切的这位女士，究竟又是如何对她的呢？在多拉对K先生发出控诉之后，她父亲致信给K先生要求解释，K先生立即回信说他对多拉抱持的感情是最崇高无邪的一种，还说要到多拉一家的工厂所在地澄清误会。几个星期以后，多拉父亲在B镇和K先生会谈后，对于K先生的人品，就不再有任何怀疑了。倒是K先生开始用轻蔑的口气说起多拉，还将了多拉一军说，没有哪个喜欢看那种书（与性有关）而又对那种事感兴趣的女孩子是值得男人尊敬的。也就是说，K夫人出卖过她，并且诋毁过她，因为多拉只和她一起看过禁书，也只和她谈过被禁制的话题。这实在又是那个女家庭教师的翻版了——K夫人喜欢她并不是因为她自己的缘故，而是因为她父亲。只要保障自己和多拉父亲的关系不受干扰，K夫人就能毫不犹豫地牺牲多拉。这简直是种羞辱，让多拉深受伤害，其程度也许比她曾被父亲牺牲的事实所带来的伤害更甚，也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病理影响。多拉对于她那些违禁知识的来源始终无法回忆起来，这种现象是否也表明了她在那方面受到的指责以及密友在背后的背叛对她究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

因此，我相信我的下述推论是正确的：多拉的那些关于她父亲和K夫人关系的超价念头，其作用不仅是为了压抑她对K先生的爱——这曾经是被她意识到过的——而且也为了隐藏她对K夫人的爱——这是深埋在更深的潜意识当中的。而那些超价念头又是与她对K夫人的感情相冲突的。多拉曾不断地告诉自己，父亲为了这个女人而牺牲了她，还大声地表示她很不满于这个女人对父亲的占有；与此同时，她也成功地向自己掩藏了相反的事实，即她也在不满于父亲对K夫人的占有，她也从没原谅过这个女人的背叛所带给她的幻灭感。在她的潜意识里，一种女性的嫉妒情绪和男性的嫉妒情绪混合纠缠在了一起；而其中那些男性的部分——或者说得更恰当点，是亲女性感情——可以说正是歇斯底里女孩们潜意识性生活中的一种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