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对病人的父亲情结作了处理，而这个情结无疑正是施雷伯疾病的主干。另外，我们还解开了疾病中的核心愿望幻想。然而施雷伯的这些疾病表象中却找不出什么可以归纳为妄想症形式特征的东西，其中没有任何不可能在别种心理疾病病例中遇到的东西——事实上，我们所谈论过的一切全都是在别的治疗中接触过的。由此看来，要想总结出妄想症（或称妄想型痴呆）的特征，我们必须在别的层面开展工作。我们所要寻找的这些特征恐怕不会出现在某种情结里，而倒更像是埋藏在某种症状形成机制或者潜抑机制中。可以说，妄想症的病理特征其实就暗藏在这样一个事实里：病人为抵挡同性恋愿望幻想而作出的反应，其实就是其迫害妄想的实质。

看来，我们该做的是更多地留心经验的声音，重视病人的同性恋愿望幻想与其疾病形式之间的关系，那应该是一种更为隐秘、也许还更为持久的关系。在本次工作中，我曾竭力保持对于经验的怀疑。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曾与我在苏黎世的朋友荣格和布达佩斯的朋友S·费伦奇（Ferenczi）一道，根据他们的观察资料，由一系列妄想症病例入手对上述观点进行过检验。我们所检阅过的病例报告涉及面很广，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各种种族、职业、社会地位都被涵盖在内；在那次检读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曾惊讶地发现，针对同性恋愿望幻想的拒斥一直就在疾病所导致的病态心理冲突中占据核心地位，简直一目了然，而且无一例外。另外，在他们挑战无意识同性恋心理的战争中，所有病人也都无一例外地落败了⁽⁵⁹⁾。这和我们的预期完全不符。尤其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妄想症中，性的病源作用总是并不明显，倒是病人的社会羞耻感和挫败感在竭力走上前台，担当疾病成因的角色——这一点在男性病人身上尤其明显。只需稍微再进一步我们就能发现，导致这种“社会伤害”的其实正是病人感情生活中的同性恋部分。如果只是观察普通行为，我们是无法洞见个人灵魂深处的。有鉴于此，我们总是很容易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一个人和那些围绕在其社会存在周围的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也许和他的性欲亢进存有某种关联，这种关联要么存在于那些情感的实际特征中，要么存在于它们的起源里。妄念总是倾向于揭示出这些关系，并将那种社会情感的根源追溯到性愿望的感官刺激上。在这一点上，施雷伯博士也是一样；他的妄念毫无疑问地萌生自一种同性恋愿望幻想，但是他本人在健康时期却从未展现出任何通俗意义上的同性恋征象——至少，根据所有我们掌握的报告，情况就是如此。

在这个病例中，我的工作目标是呈现我们通过精神分析手段得出的、对于病人之灵魂活动的理解。这在我看来既非多余，也没有任何不当之处。我们可能已经达成了一种关于同性恋愿望在妄想症起源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通过近期的一些研究⁽⁶⁰⁾，我们已经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辨认出了一个普遍的阶段，里比多在这个阶段里从“自淫”转到了“对象爱（object-love）”⁽⁶¹⁾。这个中间阶段被称为“自恋”。它存在于个体身上，随着他的发展而浮现，将他的自淫性本能集中铸造为一个整体，以求得一个爱的对象；而这个对象，首当其冲地就是其人本身。只有在这个阶段之后，人的性本能才转而投注到另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一个由自淫逐渐转向对象选择的阶段，很可能就是人类心理核心部分通常都会经历的过程。我们大概可以说，有不少人都曾在这个阶段里滞留很长时间，以至于达到了不正常的程度；还有不少人甚至就一直停留其中，不曾进入后面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被当作爱欲对象的自我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就要数生殖器了。经由这样一条爱欲发展的轨迹，我们很可能被引导而首先选择拥有相似生殖器的对象，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是经过了同性恋的对象选择阶段之后，才把选择目标指向异性的。那些在生活中明显表现出同性恋的人，也都是未能将自己从对与己类似的生殖器的需求中解放出来的人——这种左右着他们的强大影响力，是产生自他们童年期获得的性理论，而那些理论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把同一种生殖器同时赋给了男女两性。

到达异性恋对象选择阶段之后，同性恋倾向也并不会就此搁置或者终结；它会从性对象之上游离开，转而找到新的实现途径。它们会同自我本能汇合，成为构筑社会的本能成分；由此，人们之间的友谊、同志之爱、集体感以及对人类的博爱中，也就混入了某种性欲的元素。我们很难估量出这些成分的比重，因为它们的来源是性欲的，而且对象又是被人类社会关系的一般规则所禁止的。由此看来，我们也可以很中肯地说，那些明显的同性恋——尤其是其中那些拒斥同性恋身体活动的人——都有这样一个特征：对于那些经由性欲的升华而产生出来的、全人类普遍的关注点，他们都有特别深入的认知。

在我的《性学三论》中我曾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性心理发展的每个阶段里都可能发生“固置作用”进而停滞。那些没能彻底摆脱自恋阶段的人们，也就固置在这个阶段中，并具备了一种病态倾向；他们是心理症的高危人群，很容易被别无出路的力比多大潮冲垮心理防线；他们的社会本能很可能屈服，被性欲化，从而使他们在性心理发展过程中已经升华的部分又倒退回去。一旦遇到点燃其导火线的事件，里比多“退行”的结果就可能出现。这些导致退行的导火线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挫折”，那要么是间接地因为对女性的失望，要么是直接来自与男性的社会关系中的某种不幸的际遇；另一种则是某种心理能量的普遍增长，它因太过强大而无法通过专为它开设的各种通道而分流，于是就在防线的最虚弱处决堤而下。根据我们的分析，妄想症都在努力抵抗这种对社会本能的性欲化，于是我们的推理就只可能朝着这一个方向前行：病人在性心理发展上的缺陷，其实也就出现在从自淫、自恋发展到同性恋的过渡阶段中，他们的病理构成（这一概念也许还需要更精确的定义）也就形成在那过渡阶段中。依我们看来，这种病理构成也就是克雷佩林（Kraepelin）所谓的早发性痴呆症，或者被布洛伊勒（Bleuler）称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东西；下一步，我们更希望能在由此病理构成而发生出的现象中找到更多的实例，让我们得以更仔细地研究疾病在上述两种产生条件下的不同，并通过确定两种条件下相应固置点的发生位置，挖掘出两种不同产生机制下的妄想症之间的形式差异和结果差异背后的原因。

当我们把同性恋的愿望幻想——也就是爱上一个男人的念头——当作男性妄想症的核心心理冲突，我们也绝对不应忘记，在作出这样一个重大假设之前，应该首先对大量各种类型的妄想症病例进行调查。因为其他的可能也是存在的，我们的论断很可能只适用于妄想症的一种类型。不过，现实的调查结果却很令人振奋：为我们所熟知的各种重要妄想症形式都表现出同一种拒斥，对“我（一个男人）爱上了他（另一个男人）”这一命题的拒斥；事实上，所有可能的拒斥类型最终都指向这一个方向。

首先，这个“我爱上了他”的命题会遭遇下面几种拒斥：

第一，迫害妄念，它会大声而清楚地宣称：“我不爱他——老实说，我恨他。”这种抗拒在无意识中是不可能以任何别种形式出现的⁽⁶²⁾，但也不可能直接以这副面貌出现在妄想症患者的意识中。妄想症的症状形成机制要求作为内在知觉的感觉必须被一种来自外部的知觉所取代。由此，那个“老实说，我恨他”的命题也就被投射为“他恨（迫害）我，这让我有权恨他”。由此，真正的无意识情感就披上了一件外衣，表现成为某种外在迫害的结果：

“老实说，我不爱他——事实上，我恨他——因为他迫害我。”

我们的观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那个迫害者同时也就是被爱着的人。

第二，拒斥的第二种表现就是色情狂。这种表现是无法从别的任何角度理解的。

“我不爱他——老实说，我爱的是她。”

而同样的强迫性投射冲动也带来了下面这种转化：“我看得出来，她爱我。”

“我不爱他，老实说，我爱的是她，因为她爱我。”有许多色情狂病例都让我们感觉到某种夸大甚至扭曲的异性恋固置的存在，其背后仿佛根本没有什么理由——除非我们注意到，所有这类乱麻般的情感链条都不是来自任何内在的爱的知觉，而只是因为受到了某种来自外部的被爱感的蛊惑。在这类妄想症的命题转移链条中，居间过渡的“我爱她”完全也可以进入意识，因为这句话与第一个命题（“我不爱他”）之间的冲突并不像爱与恨的对立般分明，或者说难于接受。毕竟，他完全可以同时爱上她与他两个。经由这种途径，由“她爱我”的投射替换也可以反推出那个用“元素语言”表述的命题：“事实上，我爱的是她。”

第三，最后一种可能的拒斥表现类型就是某种嫉妒的妄念，我们可以同时从男女两性的病例入手，来研究这种拒斥的典型形式：

a）酒鬼式的嫉妒妄念。酒精在这种紊乱病症中扮演的角色显然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都知道，酒精可以暂时拆除禁制，并把升华作用反转。男人因为对女人的不满而倒向酒精的例子并不少见。到一家酒吧去，与一群男人扎堆，以求得在家中的妻子那里得不到的满足，这对男人来说根本就是惯例。如果这些和他扎堆的男人在他的无意识中成为了某种更为强烈的里比多投注的对象，那么这个男人就会用第三种抗拒来尝试将这种力比多投注驱散。他会说：

“不是我爱上了男人——老实说，是她爱上了他们”——由此，他会对他的妻子生出疑心，同时怀疑起所有那些吸引着他的男人来。

在这类投射过程中不会有扭曲作用的介入，因为爱情主体（即那个爱上了那些男性的人）的变化也正意味着这种心理不会与自我冲突。“是女人爱上了那些男人”，这观念继续保持着外在知觉的外观——虽然我们明白，其实内在知觉的实情正好相反。

b）在女性，妄想式嫉妒的产生方式也与此非常类似。

“不是我在爱着女人——而是他在爱着她们。”嫉妒的女人会怀疑她的丈夫与所有被她自己爱着的女人有染。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那种已经变得过分的、产生于自恋的病理构成，以及她本人的同性恋性欲。在她的真正的选择对象身上——现实的对象是她丈夫——我们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到病人的某一段生活留下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就是固置作用发生的时期。这些真正的对象通常都是上了些年纪的人，作为真正的爱情对象并不适合；在这些真正的选择对象身上，病人童年时代的保姆、仆人、好友甚或是曾被视为竞争对手的姐妹的形象苏醒过来了。

读者也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一个由诸如“我爱他”这样的句式构成的命题，应该只容许有三种类型的拒斥。嫉妒妄念拒斥其主语，迫害妄念拒斥谓语，色情狂则拒斥宾语。然而，事实上还存在着第四种可能的拒斥形式，即对整个命题的彻底拒斥：

“我根本不爱，任何人都不爱。”而且，因为他们总是不得不将自己的力比多朝某个地方排遣，于是这个命题也就成了另一命题的心理上的对等式：“我只爱我自己。”这种抗拒的表现，就是自大狂——这在我们看来，就是在性方面对自我的过誉；这种过誉完全可以同更常见的过誉，即对爱欲对象的过誉并行不悖⁽⁶³⁾。

在大多数其他妄想症疾病形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自大狂元素的存在。这一发现对于妄想症理论之其他部分的建立也是不无助益的。我们有理由作这样的推断：自大狂在本质上产生于幼儿期，只是随着个人后来的发展才向社会低头。不过无论如何，只有在一个人失去理智而不知自制之时，他的自大狂才会遭到外界最猛烈的压制。

当爱情苏醒，自我

这黑暗的暴君就死去⁽⁶⁴⁾。

我们发现，同性恋愿望会表现出对妄想症的重要意义。这多少有些意外。仔细考察妄想症的意义，我们可以追溯到疾病的两大主要元素。从观察的角度看来，这两点也就是妄想症的形式特征，即症状形成的机制和潜抑机制。

在一开始，我们当然没有足够的理由把这两种机制等同，或者认定症状形成过程就是潜抑作用过程，认定两者所走的乃是同一条道路，只不过是朝向相反的方向。不管怎么看，这两者之间似乎都不可能是同一关系。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最好还是暂时保留意见，等待调查的推进。

在妄想症的症状形成过程中，投射作用的影响尤其突出。个人内在的知觉被压制，并且经由一个替换的过程，将其内容（到这时，此内容已经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了）刻意地改写为一种外在的知觉。在病人的迫害妄念中，这种扭曲是以情感变形的方式完成的，也就是说，本应该从内心里感知为爱情的情感，却被理解为对外的恨意。读者也许会认为，这种古怪的过程就是妄想症的最重要的成分，而且绝对是这种疾病的独有特征。不过，在此我要适时地提醒一点：首先，投射作用在所有妄想症类型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不尽相同；第二，它也并不仅仅出现在妄想症中，在其他一些精神条件下也会发生投射，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我们对待外部世界的一种固有的方式。对于某种特定情感的根源，如果不在自身内部寻找，那我们就会把它们放到外部，而这种比比皆是的转换其实都可以被称为“投射”。由此看来，对于投射的理解还牵涉到更普遍的精神机制。因此我们决定，把关于投射的研究和关于妄想症的整个形成机制的研究留给未来，然后转而回到另一问题上——关于妄想症的潜抑机制，我们究竟可以得出怎样的解说？为了证明我们暂时的放手并无不妥，我要首先说明一点：随着分析工作的进行，我们会发现，潜抑作用与里比多的发展过程以及由这潜抑而导致的病理构成的关系，是比它与症状形成的关系更为紧密的。

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我们曾观察到大量由潜抑而导致的病理现象。如果我们对所谓的“潜抑作用”作更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发现将这种作用划分为三个阶段的理由，并且认识到这样的三个阶段之间，完全是存在着概念区别的。(www.daowen.com)

第一个阶段是固置，它是所有潜抑作用的前驱和先兆。对于固置，我们可以如下描述：有某一种本能——或某种本能的一个部分——没能跟上被视为正常的发展进程，于是形成发展禁制，进而被困在一个更接近幼儿期的阶段里。相应的里比多流将会对后来的精神发展产生影响，它倾向于进入无意识体系，形成一种被压抑的内容。我们已经说过，在这样的一种本能固置中，正埋藏着通往后来的疾病发展道路的心理构成；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预先指出一点，它还决定了潜抑作用第三阶段将会导致的结果。

潜抑作用的第二个阶段是压抑。迄今为止，这个阶段一直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目标。这种压抑源自那些发展程度更高的自我体系，也就是那些有能力进入意识的部分；对于这种压抑，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将其描述为“按压”。它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它根本就是一个主动的过程；相形之下，固置作用则呈现出被动阻滞的外观。这种压抑很可能就是从那些原本遭到阻滞的本能中衍生出来的，这些本能已经屈服于潜抑作用，而其积累强化则直接导致了与自我的冲突（或者是与那些同自我相一致的本能的冲突）；要不是发生压抑，可能就会有别的精神倾向出现，比如说，会因别的什么理由而产生强烈的厌恶感。不过，如果在那种可能遭到压抑的心理倾向和那些业已处于潜抑状态的倾向之间并未能建立起联系，那么前述的那种厌恶感倒是不会导致压抑的。真正出现压抑的情况，是当意识体系内的拒斥和无意识的吸引相互一致之时。当然，虽然我们在此处对这两种情况作了明确的区分，但是在现实中它们显然不会如此泾渭分明，处于潜抑状态的原初本能总是会对各种心理倾向发挥作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三个阶段，也是对于病理现象的形成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这就是潜抑破产，或称压抑对象的爆发。这种爆发发生在固置点上，而其方向则与里比多正常发展方向相反，也就是说，里比多的发展进程将退化到这个固置点之前。

我们已经对固置的多种类型作过讨论。其种类繁多简直堪比里比多发展历程的各个阶段。不论是按压还是潜抑破产（也就是症状的形成）的机制，都完全可能以别种类型出现；而且我们肯定也不可能将所有这些类型的具体表现都简单地追溯到里比多的某个发展阶段中去。

不难猜想，我们的讨论进行到这里也就该要进入心理症的形式选择问题了。在其他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前，这个问题是不能碰的。请记住，我们已经对固置作用进行过讨论，并已经把症状形成的问题放到了一边；我们将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这样一个问题之内：对施雷伯病例的分析是否能让我们得到从整体上理解的潜抑机制的某种线索，要知道，这种机制正是妄想症的核心。

当疾病发展到最高潮时，在那种“部分是可憎、部分是难以描述的宏伟”的幻象之影响下，施雷伯的心中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一场大祸即将到来，那将是世界的终结。那些声音告诉他，诞生于一万四千年前的世界已快寿终正寝，只剩下二百十二年时间。在他待在弗莱希格所属精神病院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甚至相信这两百多年时间已经消逝。他本人就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人”，而他还能看见的那几个人，比如说他的医生、勤务、病人，则被他解释为“在奇迹中迅速改良的人”。而与此相反的心理暗流也时不时地喷发出来，他曾看到一张报纸，上面登着他的死讯，他认为他自己所拥有的躯体是第二位的、次等的，在那之前，他就已经平静地从这个躯体中离去了。不过，相比之下，那种紧紧抓住自我并牺牲全世界的妄念还是更为强大。关于那场大祸的发生，他有好多种说法。他首先想到的是冰河作用，因为太阳已经撤离；然后又想到了地震，而作为“精神先知”的他，则首先搬离震区——这和传说中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时候的一个先知的行为如出一辙；要不然，罪魁祸首就是弗莱希格，是他滥用了他的魔力，在人类当中散布恐惧，摧毁宗教的根基，导致普遍的神经紊乱和不道德蔓延，到最后，灭绝性的瘟疫又降临人类头上。不论如何，世界的结局都是由爆发在他与弗莱希格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或者，从妄念第二阶段的病原即他与上帝之间的无法分割的结合的角度来说，世界的结局，乃是他的疾病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数年之后，等施雷伯博士已经重回人类社会，他在所有那些常见的书籍、乐谱、文章中都没能找到任何可能证实人类历史断层之存在的凭据，于是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我不得不承认，从外表上看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不过，关于是否曾有某种深刻的内在变革发生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他毫不怀疑的一点是，在他的疾病时期，这个世界已经终结过一次，而现在呈现在他面前的，尽管表面上和原来的世界一模一样，但在实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在其他的妄想症病例中也不乏与此类似的全球大劫，而且都出现在疾病发展历程中的同一个剧变阶段里⁽⁶⁵⁾。鉴于我们已经对里比多投注有所理解，又观察到病人有视其他人为“迅速改良者”的表现，于是对这种大劫的理解也就不成问题了⁽⁶⁶⁾。病人整个儿地将他一直以来投注到外部世界的里比多收了回去，包括对他身边众人和整个世界的投注；从此，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与他无关，进而也就必须在“奇迹中迅速改良”这样的二度合理化处理之后，才能对之加以解释。自从病人把他的爱从主观世界上撤离后⁽⁶⁷⁾，这个世界也就随之瓦解了；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劫难，而世界的终结则就是这种劫难的外在投射。

当浮士德大声咒骂，宣告自己脱离世界之后，那些精灵就齐声唱道：

啊！啊！

你毁了它，

这美丽的世界，

用你强力的铁拳。

它陷落了，坍塌了！

一个半神打碎了它！

……

大地的诸子中有强力的一个，

重建吧，把它建造得更加辉煌，

在你的胸膛里把它重建起来！

于是，妄想症病人就把这世界重建起来了；也许谈不上更加辉煌，但至少是以一种他本人可以居住的方式。他就用他的妄念把这世界建造了起来。在我们看来是疾病产物的东西，那些妄念的形式，其实也就是自救的努力，也就是重建。这多少是紧跟在大劫之后的，但也不全然如此。一种“深刻的内在变革”已经降临世界，正如施雷伯内心中正在经历剧变一样。可是，在这些变革中，病人又都会重新获得某种与人与事的关系，而且通常都非常地紧张，即便是曾经温和的关系，也会变得充满敌意。看来，真正的潜抑过程其实也就是里比多与曾经深爱的人或事物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是安静地进行的，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只能根据随之而来的各种作用来推想。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病人的恢复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潜抑作用的效果被逆转，而里比多则被引回到那些早先被抛弃的对象身上。若有人说，那些压抑的内在感觉被投射到了外部，这其实是不对的；就我们的观点看来，其实是那些原本悬滞于内的东西在投射到外部之后又再次返还回来。等我们对投射作用的彻底调查工作完成之后（这项工作已经不得已被推迟到未来了），上述这点肯定会明白无误地得到证实。

看来，我们的新发现为我们提示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我们当然也不会对此抱有任何不满。

初看之下，里比多的对象剥离似乎既非妄想症所独有，在别的疾病中也并不导致灾难性后果。很可能不论哪种类型的潜抑，剥离都在其作用机制中占据核心地位。若是没有对其他种类的潜抑紊乱现象做类似的调查，我们是不可能得出上述结论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灵魂的一般状态（绝不仅仅是在哀恸）中，我们都总是在不断地把里比多从某些人、某些对象上分离开，这通常并不导致疾病。当浮士德用他的咒骂宣告自己脱离世界时，他也并没有因此患上妄想症或者别的什么心理症，他那时候的精神状态是十分正常的。里比多的剥离本身不会成为妄想症的致病源。将妄想症的里比多剥离作用同其他类型的里比多剥离区别开来的，肯定还有另外的某种特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这种特征。想想看，那些分离出来的里比多，在获得自由之后会被投入何种用途？惯常的结果是，我们会另外建立一种里比多联系来替代那被撤销的。在这种替代关系建立起来之前，那些游离出来的里比多就会悬滞在个体的精神中，从而导致紧张并影响情绪。在歇斯底里症里，那些悬滞的力比多会改头换面成为身体上的神经兴奋，要不然就是焦虑；而在妄想症，我们则发现了这样一种临床症状：那些与原来的关联对象分离开来的里比多会流向另一种特殊的用途。我们都还记得，在大多数妄想症病例中都会表现出自大狂的元素，而自大狂本身也完全具备构建妄想症的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妄想症病人身上，那些游离的里比多都转向了自我，并成为自我膨胀的助燃剂。这样一来，我们已经熟知的一个话题——里比多发展的自恋阶段——又再度进入我们的讨论了；在这个阶段里，自我就是个人唯一的性对象。由这种临床证据可以这样推测：那些妄想症患者都是固置于自恋之上的；我们还可以断言，由已经得到升华的同性恋性欲向自恋的倒退，正是导致作为妄想症特征的潜抑作用的发生原因。

但是在施雷伯的病历（以及其他许多病例）中，我们却可能得出一种完全相反、却也似乎同样有理的意见。我们清楚地看到，迫害妄念（关于弗莱希格的）毫无疑问是出现在世界终结的幻想之前的，也就是说，那看似因潜抑心理能量的回返而导致的结果，其实是发生在潜抑作用发动之前，而其形式又显然是无意义的、荒谬的。为了驳倒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必须从宏观的高塔上走下来，对无疑是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作细节的评估。首先，即便是这种反对意见提出了别样的可能性，它也必须承认，前面提到的那种力比多剥离现象既可能是整体的分离，也可能只是从某一种情结上的抽离。如果是部分的剥离，而其导火索又只是生活中受到的某些冲击，那么其发生可能就是普遍而频繁的。然后，这种剥离可能会有两种发展方向：要么继续保持其部分性，要么就融入一次总体的分离中，从而通过自大狂而大声地宣告自己的存在。在施雷伯的病例中，里比多从弗莱希格身上的剥离其实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就有妄念出现，将这些里比多重新引回到弗莱希格身上（有了这样一个“反作用”过程，潜抑作用的参与才得以彰显），并由此将潜抑作用的成果抹消。然后，潜抑再次发作，这一次，它又利用了更加强有力的意义。既然那处于争夺焦点上的对象已经成为了外部世界中最重要的成员，它一方面会努力将所有的里比多都吸引向它，另一方面又竭力鼓动各种阻抗来反对它自身，由此，为争夺某一个单一对象的局部斗争，其规模也都能比肩全面的大战；在这样的战争中，潜抑作用将获得胜利，并通过病人的那种信念——世界已经终结，只有他自己存活下来——而将这胜果展示出来。请读者们再回头想想施雷伯的病例，他的那些结构巧妙的妄念都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上帝的位阶，被考验的灵魂，天堂的前端，较低的上帝和较高的上帝）；通过这样的回顾，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在里比多的灾难性大面积剥离之后，会有多少经由升华作用而建立起来的精神上层建筑随之坍塌。

然后，还有第三种观点；在我们已经得出的观点之基础上，这一种观点的得出完全就是一个顺水推舟的过程。这种观点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说里比多与外部世界的普遍剥离已经足够解释“世界的终结”？或者，在这个病例中说来就是，那些保留下来的自我投注是否不足以维持病人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关系？这样看来，我们要么是必须相信，那被我们称为里比多投注（一种在根源上带有性欲意味的关注）的心理机制也就等同于人类的普遍关注，要不然就得接受这样一种可能：在里比多的容器内存在着一种固有的骚动，它也能在自我投注中引起相应的搅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些手足无措了，答案为我们寻而不得。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某种周全的本能理论的支撑，情况就会乐观许多；但事实是，这样的理论尚不存在。我们把本能定位在肉体与精神的概念分界线上，并将其视为有机动力的精神代表，还接受了那种将本能划分为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一般做法——在我们看来，这是和个体生命的生命二元论相符合的；所谓个体生命二元，就是说每一个体生命都必须同时为其自身及整个种族争取生存机会。在此之外，我们就只有一些不成熟的理论了，都是早先建立起来后来却又推翻的。对于那些我们所知甚少的心理作用，我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针对疾病病理性精神作用的精神分析调查，以求得关于本能的某种定论。然而，鉴于我们的这种调查方法还在草创中，也尚未得到普遍的支持，所以我们的预期暂时还无法达到。不过，有这样一种可能的理论是值得关注的：里比多的骚动也许会给自我投注产生某种反作用（相对的机制则是因发生在自我中的非正常变动而导致的里比多运动的衍生紊乱）。对于这种可能性，我们无法毫不犹豫地予以否决。事实上，很可能正是这类机制导致了那些独特的精神特征。至于这些机制究竟在妄想症中参与了多少，那就不是我们现在能够说清的了。在此，我只能简单地对其中一个侧面进行描述。我们不能说妄想症病人都完全撤走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哪怕是在潜抑最甚之时；这不同于其他种类的幻觉性精神疾病（即梅涅特［Meynert］所说的“痴呆症”）。妄想症病人会认知外部的世界，考虑加以改造，他还会感到一种内在动力迫使他为自己的感觉作出解释（对此，可以想想那些“迅速改良”的人），所以，我认为关于“世界的终结”的出现，更可能的解释还是在里比多固有投注的断裂。换言之，病人那种经过改造的与世界的关系之所以会出现，主要还是因为其对外界的固有里比多投注的大面积断裂破坏了他与外界的平衡关系。这种解释如果不是完全的，那么至少也是主要的。

第四，既然在妄想症与早发性痴呆症之间存有紧密的联系，那么我们也就难免会问这种联系到底是怎样的？克雷佩林（Kraepelin）曾走出重要的一步，他将妄想症和紧张症的各种形式归于一类，合并为一种新的疾病类型；这在我们看来是很有道理的，虽然“早发性痴呆症”这个名字无论如何显得有些不得体。布洛伊勒（Bleuler）则将这种同一类疾病形式命名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这个名字多少还是有些问题，我们只能在忽略其字面含义之后，才能认同这个称谓。因为“精神分裂”这样的名称始终是太容易引起误解的，其命名依据仅是一种由理论假设得出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又并不是这种疾病所独有的，甚至根本算不上疾病的根本特征。不过，大而化之地说，给一种临床表现起什么样的名字毕竟还是无关宏旨的。关于妄想症，在我看来更为关键的一种特质在于，它是一种独立的疾病类型，虽然其表现常因精神分裂的参与而变得更加复杂。从里比多理论的角度看来，虽然妄想症与早发性痴呆症（精神分裂症）一样都以潜抑作用的参与作为主要特征——里比多的剥离，以及随之而来的朝向自我的退行——但两者之间还是存有区别的；第一，妄想症伴随有固置作用的参与；第二，处于潜抑状态的里比多的回返机制（症状形式）也与早发性痴呆症不尽相同。在我们看来，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的合适名称应该是“妄想痴呆”（paraphrenia）；在这个名字里，并不包含任何决定性的内容，而又充分揭示了这种疾病与妄想狂——这种在命名上别无争议的疾病——的密切关系；与此同时，它还能让我们联想到另一种隶属于此类别的疾病——青春期痴呆症（hebephrenia）。可惜，这个名字已有他用，而其他那些备用的名字又未能站住脚跟。好在命名的问题其实无关紧要。

阿伯拉罕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早发性痴呆症的一个显著特征，即里比多会从外部世界抽离。由这种特征我们可以推断，潜抑作用其实就是里比多剥离的结果。此外，我们还认为在疾病的那个表现为狂乱幻觉的阶段中，其实正进行着一场战争——潜抑作用对抗恢复作用的努力，后者竭力要让里比多重新投注到原来的对象之上。荣格曾凭借他的极度敏锐的分析才能在疾病的谵妄和病人的那一套胡言乱语中，认出了早先的对象投注所残留下来的部分，这一小部分里比多还紧紧地附着在原来的对象上。这种自我治疗的努力，在旁观者角度看来也像是疾病的产物，然而，它并不像妄想症那样调用投射机制，倒是对幻觉（歇斯底里式的）机制加以了利用。这就是早发性痴呆症与妄想症的两种显著区别之一。对于此中的症状选择，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从遗传方面加以解释。另一大区别，则存在于此种疾病所导致的结果中；在各种早发性痴呆症的病例中，只要疾病引起的紊乱范围并不太小，那么我们就能观察到与妄想症不同的结果：最后的胜利决不会像在妄想症里那样属于重建世界的念头，相反，胜利者始终是潜抑作用。力比多的退行决不会止步于自大狂，而是会导致对于对象爱的彻底放弃，让病人重回幼儿期的自淫阶段。由此看来，早发性痴呆症的固置点肯定更在妄想症的固置点之前，在脱离自淫、进入对象爱的发展历程起步伊始。另外，在妄想症中非常常见、甚至可说比比皆是的同性恋冲动，在早发性痴呆症这种对个人较少禁制的疾病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影响作用也是要小得多的。

通过分析妄想症和妄想痴呆（早发性痴呆）各自的固置点所在，我们已经可以相当清楚地说明一个事实：一个病例完全可能从妄想症症状开始，又发展成为混合了妄想症和妄想痴呆的痴呆症——至于两者的混合比例，各种可能都有。施雷伯这样的病例正是这样的混合。这一类病例的临床表现完全可能来源于如下的一种精神紊乱，其特点表现为：在那些愿望幻想和幻觉中呈现出妄想呆痴的特质，在其根源、投射机制、结果中又都表现出妄想症的特征。另外，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还可能有多次固置发生，每一个固置点都可能被游离的里比多突破，也许是从某个较晚近的点上开始，然后随着疾病的发展逐渐向上一个固置点推进，于是就一步一步地接近最初的固置点。施雷伯的病例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想知道的是，游离里比多的这种逆流突进究竟是被哪些因素促成的？我们显然不愿意把一切都简单归结为“人挪死，树挪活”一类（以病人在离开弗莱希格的诊所前后的病情变化为例）的原因⁽⁶⁸⁾。但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病例的病历的确所知甚少，对于其中的一些隐情更不甚了了，所以也就不可能真的为这个有趣的问题找到答案了。读者可能会进一步推测：病人与同性恋幻想的和解，以及由此而朝康复走出的一步，乃是因为他的父亲情结在根本上是正面的，而且现实中的他本人与他的杰出的父亲之间，也有比较清晰的关系，尤其是在其父生命中最后的几年时间里。

这种推测和我们的理论有些不符。我从不害怕批评，也从不回避自我批评。每当我发现有什么可能推翻我的里比多理论的理念之时，我从未想过要对之避而不谈。施雷伯所说的那种由太阳光、神经纤维、精子混合浓缩而成的“上帝的圣光”，实际上指的就是里比多投注，这不过是一种具体的象征说法，一种外在的投射；由此看来，他的妄念与我们的理论是惊人的一致的。他认为世界会因为他的自我吸收了所有的圣光而灭亡，而在后来重建世界过程中，他又为上帝可能切断与他的圣光联系而焦虑；施雷伯妄念中的诸如此类的其他细节和我提出的那些理解妄想症的关键都非常类似，简直就好像是他在灵魂中感知到了那些理论一样。我真该请本领域中的一位专家朋友出面，证实我是早在看到施雷伯《备忘录》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我的妄想症理论。我们的后代会知道，到底是我的理论中包含有太多的妄念，还是在那些妄念中包含有太多今人不愿相信的东西。

最后要说的是，我其实并不愿意结束这次研究，因为它不过是一个不完整的断片，一次中断的尝试。我们需要的完整的研究应该立足统领全局的高点，以彻底实证的方法入手，彻底避开我们业已建立的关于精神和心理疾病的里比多理论的基石——也即认为心理症从根本上产生于自我与性本能之间的冲突，其形式中总是保有里比多和自我的发展痕迹的观点。只有这样，我们的里比多理论才能真正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