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前面的分析报告是否足够详尽，也不知读者们是否已对本案例中病人病况的形成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老实说在这方面我自己也心里没底。在通常情况下，我都不敢对自己的叙述技巧自吹自擂，但是就这个案例而言，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为自己的叙述稍作辩护的。在本文中，我的写作任务是要描述一个病人在其人生最早期阶段的心理活动，并在非常根本的层面上展示他的内心世界。这是前人不曾做过的事情。我宁肯在做法上有所疏漏，也不愿回避这项任务。要知道，逃避本身即是一种危险。所以，与其逃避躲闪，还不如勇敢地把自己的不足暴露出来，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不会令我畏缩不前。

在本案例中，分析工作的进展其实算不上特别顺利。我们之所以能够从病人的童年中获取如此大量的信息，那完全是因为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和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之间还有着一个成人；以此人为媒介，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多方面的便利，但是这种便利也自有其代价，那就是让我们的分析变得支离破碎，并进一步导致了叙述的不完整。因为不同民族性格之间的差异，我们很难和病人心意相通。可以清楚地看到，病人在一方面表现出可爱而聪敏的性格，以及敏捷而准确的智力和思维能力，在另一方面又彻底地缺乏对于本能的自我约束能力。这种复杂的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延长治疗的持续时期，并把大量时间花费在准备工作上。这也就让综合的考察变得困难重重。可以说，关于这个案例的描述是异常艰难的，但这并不是病人本身的责任，而是由疾病的特质所决定了的。在成人心理学中，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心理活动做意识和潜意识划分的工作，并且建立起针对这两者做出清晰表述的方式。然而在面对关于儿童的问题时，这种划分方法却失去了作用。究竟哪些部分是意识的，哪些部分是潜意识的？这个问题时常令我们感到困惑。那些已经占据支配地位的心理活动，以及那些由其后续行为表现看来应是被视作意识的心理活动，在儿童身上却往往并非意识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理解：在儿童身上，意识尚未得到全面的发展，也还不能在语言中得到完整的表达。我们时常错误地将下面两种对象混淆起来，其一是出现在意识中的某些真实的知觉现象，其二则是隶属于某种假想心理系统的对象——这第二种对象本来另有一种常用的称谓，却也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意识（意识系统的内容）。如果我们的叙述对象是以成人为对象的精神分析过程，那么上述那种混淆倒也无关宏旨；但如果对象是非常年幼的儿童，那么这种混淆就会带来相当严重的误导。即便是在此处引入“前意识”的概念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儿童的前意识与成人的前意识也完全可以大相径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难得到圆满的解决。只要能对面前的这个障碍有清楚的认识，我们也就应该心满意足了。

类似我们手头这个病人的案例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视野开阔的窗户，让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将精神分析学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和结论收入眼中，并展开讨论。这样的讨论永远也不会终结，更不会尽善尽美。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把所有内容都发掘出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仅从某一个案例入手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对案例的不完整理解；只要能对病例中最突出的部分内容得出完整的解释，分析工作就可以算是成功的。在任何一个案例中，精神分析工作都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真正需要解释的都是最明显的症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揭示这些症状的产生途径。另一面说来，那些不需要解释而只需要描述的东西，则恰恰就是我们在解析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心理机制和本能活动。若是想要针对这些心理机制和本能活动建立一套综合而普适的规律法则，那我们还任重道远。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还需要对大量类似的案例做出深入准确的分析。然而，这样典型的案例和类似深度的分析其实都非常难得，单是我们手头这一个，就耗费了长达数年的时间方才得到。所以说，在这个领域中的工作进展其实是相当缓慢的。当然，单是“隔靴搔痒”的研究也就很容易让人心满意足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一定数量的个案作浮光掠影的考察，然后对未尽之处补以某种诸如哲学思考的东西，借助学院思维的帮助来把具体工作中的漏洞填补上。在这样的工作方式中，实践当然也是需要的，但其中真正核心的部分，还就是学者式的思辨而已。

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来，其实我也很愿意尝试对这位病人的性发展过程作一次综合的考察，也就是说，对他从最早期的各种印象到疾病治愈为止的整个人生中的性心理发展过程作一次全面的描述。在这位病人为我们所知的各种经历中，出现时间最早的就是他的厌食症。关于这个症状，我将借助于从别处得来的经验（谨慎地）对之做出解释：这其实也是发生在性方面的某种变化的结果。正是因为有这方面的研究结果，我才把性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命名为啜食阶段或者口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性兴奋对饮食冲动的原始固着仍然发挥着支配作用。关于这个阶段，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任何表现，但却可在某些紊乱现象中发现其存在的证明。我们注意到，病人幼年曾有食欲减退的症状。这种症状实际上反映出（结合其他方面的观察结论）当时他的机体还不具备控制性兴奋的能力。在这个阶段，人的性意图只可能是吞吃或者啜食。在本案例中，这种性意图表现为一种退行，是从某种更高级形式、也即害怕被狼吃掉的恐惧出发的退行。我们可以把这种恐惧解释为对与父亲性交的恐惧。众所周知，在处于青春期或者刚过青春期不久的女孩们身上，也时常表现出以厌食为症状的心理症状，其实质正是对性的拒斥。这很可能也是与口欲期的性欲有关的。在那些身处热恋中的、激情勃发的人们身上，我们也能发现一些与口欲的性意图相关的迹象（“爱你爱得想吃了你”）。还有，在与儿童亲密接触的时候，成人也时常表现得像个婴儿，并表现出类似的口欲意图的痕迹。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过自己的一点猜想：病人的父亲经常会对病人加以“慈爱的责罚”，而在扮狼或者狗的游戏里，他也曾玩笑式地吓唬过小男孩，说要吃掉他。另外，分析过程中的移情作用也让病人表现出了一些古怪的行为，这更是为我的猜想提供了证据：在治疗过程中，每当病人在困难面前退缩、并试图借助移情作用寻求庇护之时，他就会威胁我说要把我吃掉，之后又恐吓以各种可能的虐待方式，而所有这些古怪行为，其实都不过是他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这个口欲阶段也在病人的口头用语中永久地留下了痕迹：比如说，他会说某种他喜爱的事物“味道很好”，还会把他的爱人形容为“甜甜的”。这让我们联想到病人的幼年，那时的他只想吃甜的东西。每当那些糖果和甜点出现在梦中，它们又总是代表了爱抚和性的满足。

病人在其口欲阶段里也是存有一种焦虑的（首先，某种心理紊乱的存在是一定的）。这种焦虑以最普通的形式出现，并且固着在这个孩子认为适合的任何一种东西上。在现实中，他身边的人们就利用了他的这种焦虑来克服他对吃饭的拒斥。事实上，这也带来了病人的过度补偿心理。以对此类细节的讨论为基础，联系他对性交的观察，综合考虑之下，我们就找到了病人饮食紊乱的一个可能原因。一岁半时对性交的观察无疑是发生在饮食问题之前的，后来的许多波折也都因此而起。也许我们应该认为，正是对性交的观察加速了病人的性成熟过程。由此看来，那次观察经验不仅间接催生了后来的焦虑症的发作，也一直在直接地影响着病人的成长，只不过其作用不太引人注意罢了。

我当然知道，我们同样可以对在这个时期里现出在病人身上的症状——他对狼的恐惧、他的饮食紊乱——做出某些不同的解释，某些更为简单直接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不涉及性欲，也与性发展的前性器阶段无关。如果有人愿意对心理症症状之间的逻辑关联视若无睹，那么这样的解释肯定可以让他们十分满意，而我也无法将他们说服。除了我所指出的那条迂回的路径以外，实在很难有别的方法能让我们形成关于性欲发端阶段的认识。

从那个关于格鲁莎的场景（约两岁半）看来，当时这个小病人所处的发展轨道应该说是正常的，只不过有一丁点早熟而已：他身上既有对父亲的仿同，也表现出了代表男子气概的膀胱爱欲。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他的这种发展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原初意象影响的结果。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把对父亲的仿同解释为一种自恋，但若是对原初意象的内容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仿同其实已经满足了形成性发展的性器模式阶段的条件。在这种仿同心理中，男性生殖器已经开始发挥其功能。因为姐姐的引诱，这种功能还将得到继续的发挥。

不过，姐姐的那次引诱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这种经验不仅促进了病人的性发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他的性发展轨迹造成了破坏，使之转移了方向。其结果就是我们在病人身上看到的那种被动性意图的产生——这在根本上就是与男性生殖器的作用不相符的。病人的男子气概初次遭遇的外界障碍就是娜嘉的阉割威胁。这种威胁导致了本就立足未稳的性发展模式的崩溃（三岁半时），进而让病人的性心理退行至先前的肛门—施虐阶段。若没有这退行的一步，他本可以像正常儿童一样，只以极轻微的症状为代价即渡过他的肛门—施虐时期的。

很容易即可发现，性发展的“肛门—施虐”模式阶段其实正是口欲模式阶段的延续。施加在其对象之上的激烈行为——我们知道，这种行为正是此种模式的标志性特征——其实就是一种准备吞吃的预备活动。只不过，在这个阶段里预备活动本身成为了目的。比照之前的口欲阶段，“肛门—施虐”阶段里表现出一种新的特点：被动接受的功能被从口腔区域剥离出来，倒是在肛门区域得到了发展。生物学上的相似性自动呈现出来。有一种理论认为，其实在人类的前性器模式阶段，人的性心理模式与好几类动物身上永久保留下来的模式是完全相同的。另外，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特点，即个体的探索本能会以非常特别的方式表现。

在我们的病人身上，肛门爱欲的表现并不突出，丝毫没有引人注意的内容。倒是施虐倾向得到了发挥的舞台，并让原先作为一种宝贵财物的大便表现出了一种攻击性含义。另外，病人也流露出愧疚的情感，这就告诉我们，在性的相关领域之外，病人的身心也正经历着全面的发展和变化。在他从施虐倾向转向受虐倾向的过程中，那种愧疚感也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姐姐的那次引诱对病人的影响则是持续性的。正是在这种经验的作用下，病人性意图中的被动倾向才保持下来。现在，施虐倾向在极大程度上被转化为其对被动的对立面，也即受虐倾向。很值得怀疑的一点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小男孩性格中的被动成分完全归因于那次引诱？要知道，早在18个月大的时候，他对性交的观察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基本上就已经是被动的了。不过，他通过观察而感受到的性兴奋在肠道活动中得到了表达，这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主动的成分。通过对小动物的虐待，他的施虐倾向得到了表达；而当他的受虐倾向成为支配性的心理倾向之后，施虐倾向其实也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与受虐倾向并存了下来并在幻想中得到表达。自从姐姐的那次引诱开始，病人对性的好奇就被激发了起来。这种好奇主要指向这样两个问题：婴儿从何处来？是否可能失去生殖器？在病人对自己本能的表达中，这些问题也总是显露出痕迹。正是这些问题，使他把小动物选作了自己的施虐的对象，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小动物就是小婴儿的代表。

至此，我们的叙述差不多已经进行到这个男孩4岁生日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个焦虑的梦唤起了他在18个月大时的观察记忆，引发了延迟的影响。对于发生在此时的事情，我们既无法彻底了解，也不能完全描述。埋藏在他心中的那个场景被唤醒，并因智力的发展而被理解——这对病人的影响着实无异于某种新近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同时，这也带来一种新的刺激，其程度不亚于那次引诱带给他的冲击。早已被搁置的旧的性心理模式在这一刺激之下被唤醒了。不过，病人在那个梦中取得的认识上的进展却没有得到保留。他拒绝了新的性知识，并用恐惧症取而代之。之所以会这样，只可能是潜抑作用的结果。

于是，那种肛门—施虐模式就继续保存下来。在由此时开始的动物恐惧症时期，这种模式都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混入了些许焦虑的成分。小男孩始终同时向往着施虐和受虐的行动，而在这两种敌对的倾向之间，则发生了激烈的交锋。其中，施虐倾向大概是落了下风。

通过解析那个焦虑的梦，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一旦病人认识到阉割的真实存在，潜抑作用立马被调动起来。新的知识受到拒斥，因为在这小男孩看来，接受这些知识必将以失去阴茎为代价。经过更仔细的思索，我们进一步地发现：真正受到压抑的是生殖意义上的同性恋倾向，而这倾向正是出自那种关于阉割真实性的新的认识。病人的这种倾向被保留在了潜意识里，成为某种更加深层、更不为人知的心理层面的一部分。看来，推动这种潜抑作用的，似乎就是病人的自恋男性气质。这部分心理内容来自他的生殖器，因而与同性恋的被动倾向发生了冲突。其实，这种冲突的根子在很早以前就已埋下。由此看来，在这个病人身上，压抑也正是男性气质导致的结果之一。

在这里，我们的结论似乎是在提示我们修订精神分析理论的必要。我们似乎可以说，压抑和心理疾病，这二者都产生自病人身上的男女两性气质之间的冲突，也即是说，是产生自病人的双性特质的。然而，这样的观点其实不能完整解释病人的整个心理构成。这两种冲突的性别气质所处的地位并不对等，必然有一方是自我所能够接受的，而另外的一方则因触犯了其人的自恋而受到压抑。在这个案例中，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正是病人的自我引发了潜抑作用，以支持他的男性气质，贬抑女性气质。这样的性心理冲突其实并不普遍，根据我的观察，并非所有案例中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数情况下，人只会表现出一种性别倾向，这种倾向会不断地寻求被接收的途径，却往往和自我中某些特定成分发生冲突。所以说，最常见的并不是两种性别特质之间的冲突，而是某一种性别特质与自我的道德倾向之间的冲突。本案例的一大特点就在于，病人的身上缺乏这样一种道德的冲突。因此，若是把导致压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在双性特质上，那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理解。事实上，自我与原欲（里比多）之间的冲突总是无处不在的。

阿德勒发展起一套有关“男性气质的抵抗（masculine protest）”理论，是我所不能认同的。必须指出的是，潜抑作用并不总是激起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的抗争。我完全可以举出其他好几种类型的案例来说明，男性气质也可能在自我的逼迫下忍受压抑。

就我们手头这个案例而言，若是要对潜抑作用的过程进行描述，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自恋的男性气质是否真是造成压抑的唯一原因？在那个焦虑的梦里，同性恋倾向得以形成。这倾向表现得那般强烈，以至于超出了小男孩的自我的控制能力范围，所以才不得不借助潜抑作用而将它整个地压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自我也向这种同性恋倾向的对立面，即他的自恋男性气质寻求帮助。为了消除误解，我要明确地指出这样一点：所有的自恋冲动都是从自我中发生出来的，也必然保持在自我的控制范围内，而潜抑作用则总是指向那些带有里比多成分的对象。

那么，潜抑作用的作用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问题至今都还没有被完全解决。在此，让我们暂时先把它放在一边，先来看看小男孩从那个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如果说，在那个梦里真是男性气质战胜了同性恋倾向（女性气质），那么在这个梦之后，我们就应当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主动性意图的痕迹了；因为按照上述逻辑，在他身上是男性气质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病人的性心理模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他的“肛门—施虐”时代也并没有结束。男性气质的胜利只局限在这样一种表现里：面对其性发展阶段的主导模式（被动式的）所决定的被动性意图对象，小男孩的反应是畏惧。事实上，我们没有在他身上看到男性冲动（主动式的）的体现，有的只是被动式的冲动，和对这种被动冲动的排斥而已。(www.daowen.com)

可以想象，存在于主动（男性气质）和被动（女性气质）之间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导致读者们的理解困难。这种差异非常少见，却是我们手头的问题的核心。对于在那个梦之后出现的情感状态，我们可以做如下描述：病人的性欲已经分裂，其性心理模式已经在潜意识中初具规模，而与此同时，一种极其强烈的同性恋倾向也已经成型。在此基础上（实际上是在意识层面上），早先的施虐倾向和占主导地位的受虐倾向继续并存，而自我则大体改变了对于性的态度，并且满怀焦虑地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受虐意图加以拒斥——因为这种意图与更深层的同性恋倾向有着紧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表现，即是病人的恐惧症。由此看来，与其说那个梦的结果是男性气质的胜利，不如说它只是对于女性被动气质的抗拒而已。若是将其视为男性气质的表现，那实在就是些勉强了。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病人的自我，而自我本身并不带有性的欲望；它所有的，只是自我保护的意图和对自恋的维护。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的恐惧症上。我们已经看到，它的产生源自病人所在的性发展阶段；其表现则呈现出一种相对简单的焦虑性歇斯底里症的病理机制。在病人身上，自我始终发挥着保护的功能，任何被判定为危险的事物都遭到拒斥，同性恋的性满足恰在此列；而自我用来表达拒斥的方式，就是焦虑。另外，潜抑作用也在发挥着效力。既然同性恋表现出了一种危险的性意图，所以其对象必须以替代物的形式出现方才可能被意识接受。因此，出现在意识里的不是对父亲的畏惧，而是对狼的恐惧。一旦恐惧症成型，它就不会局限在某种单一的对象上。一段时间之后，狼被狮子取代。另一方面，针对小动物的施虐冲动是与对它们的恐惧同时出现的，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又正是这小男孩的竞争者，也即可能到来的小婴儿。那种蝴蝶恐惧症的起源尤其有趣，那简直就像是梦中那种狼的恐惧症的翻版。蝴蝶作为一种偶然的刺激唤起了过去的经验（也即有关格鲁莎的那个场景），于是阉割威胁被唤醒，并且发生了延迟的作用——在此之前，格鲁莎的阉割威胁几乎没有在病人心理上表现出任何痕迹⁽⁵⁴⁾。

我敢肯定地说，存在于此类恐惧症当中的恐惧其实都是对阉割的恐惧，而其来源又都是针对同性恋里比多的压抑。这里提到的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其间区别不过是表述方式的不同，实质则完全一样，都是自我将里比多从同性恋愿望冲动中抽离的过程。这部分里比多转化为自由流动的焦虑，后又依附在恐惧症上。唯一的一点区别在于，关于阉割的第一种表达方式还指明了自我之所以会排斥同性恋倾向的动机。

更加仔细的考察让我们发现：在这个病人身上，任何一种恐惧症都只不过是疾病的一个侧面，它们都不能涵盖其早年心理症的整体。综合考虑之下，我认为倒是更应该将他的幼儿期心理症视为一个结合了焦虑症状和转化作用的歇斯底里症病例。疾病涉及到的器官都保留了某些同性恋冲动的成分。我们看到，从幼儿期心理症发作开始，病人的肠道就一直表现异常，就像是深受歇斯底里之苦一般。因为病人的同性恋倾向在潜意识中受到了压抑，于是只能撤退到肠道里。在清除病人日后的心理疾病的工作中，恰恰正是这种肠道的歇斯底里为我们大开了方便之门。

现在，是时候对那更为复杂的强迫性心理症发起进攻了，我们必须鼓起勇气。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整个情况：这里同时存在着一种支配性的受虐倾向以及一种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两者都受到来自自我的歇斯底里式的抗拒。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怎样转化为强迫性心理症的？

首先，这种转化绝非精神内在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源自某种外部作用的影响。这种转化的明显后果就是：小男孩与父亲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狼的恐惧症转变为强迫性虔诚，而其心理重要意义却丝毫没有遭到削弱。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适时地指出，我们这个病人的经历恰恰证实了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出的一种关于图腾动物与神×的关系的观点⁽⁵⁵⁾。根据那种观点，神的概念并不是由图腾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出自那种意欲超越图腾的普遍心理基础。所谓图腾，即是最初的父亲替身，而神的出现则相对较晚；只是在后者那里，父亲回复了人的形态。在手头这个病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一个演化过程。狼的恐惧症是一个以图腾替代父亲的阶段。现在，这个阶段结束了，他与父亲之间的新的关系建立起来，宗教虔诚的时期来临。

引起这种转化的导火索当然是他有关宗教教条和宗教故事的知识。给予他这些知识的人则是他的母亲。这种教育达到了其目的，结果完全符合初衷。病人的性发展阶段的“施虐—受虐”模式逐渐被清除，而狼的恐惧症也迅速地随之消失。这个时候的病人对性欲表现出惊恐的拒斥，这让我们观察到一种更高级的性压抑方式。在这个孩子的生活里，虔诚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些都是意志努力经营的结果，却也绝非未经一番挣扎便达到目的的——病人的渎神思想就是心理斗争的表现，而那一套强迫性的、夸张的宗教仪式，则正是心理斗争的结果。

抛开所有这些病理现象不论，我们完全可以说在这个案例中宗教教育是彻底达到了其目的的。它通过为病人的性欲提供升华出口和安全停靠点而实现了对性欲的制约。病人对家庭的依恋也被宗教破除，这就让他找到了通往人类大家庭的途径，为他免除了陷入孤立的危险。原先那个焦躁难驯的孩子在此转变成一个有社会意识的、文明而有教养的人。

宗教之所以能在病人身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时的病人已经把自己和耶稣基督仿同起来。这是他的生日对他的暗示的结果。由此，他对父亲的过度的爱（这是必然导致压抑的）终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升华出口。作为基督的他，完全有理由带着炽烈的感情去爱他的父亲（这当然是指那个被当作上帝的父亲；若他的父亲还只是一介凡人，那么他的那种激情就不可能在这平淡的爱中得到释放）。在宗教里，他找到了对父亲的爱的清晰的模式，一种不会引发任何愧疚的模式。若非如此，他对父亲的爱只能是一种带有性意味的个人之爱，其中附带的愧疚感是不可能被清除掉的。在这个小病人身上，最深层的性倾向是同性恋的，它已经被埋藏在潜意识中，现在经由宗教提供的途径，这种深埋的性倾向得到了升华。另外，相较而言是埋藏较浅的受虐欲也找到了一种非常合适的升华途径，那就是基督受难的传说。我们的病人把自己类比于耶稣基督，而后者则正是为了天父、也为了自己的更崇高的荣耀而忍受了虐待，并接受了牺牲。所以说，是宗教为这个误闯到常规之外的孩子提供了解脱；借助宗教带给信徒的满足感、擢升感、从肉欲到纯粹精神的转化、以及通向广阔社会的门径，小男孩心中积郁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和升华。

我们曾经说过，在最开始，病人对宗教是持拒绝态度的，这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他历来是对新事物持不信任态度的；这方面的实例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一旦他确立起某种有关性的观念，他就总会在面临新观念的冲击时固守旧的，因为他害怕放弃原来的立场会带来损失，也不相信会有完全令他满意的替代理论出现。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极其重要而深刻的特质。我在《性学三论》里曾经指出过，这种心理本身就是一种容易导致固着的特质。荣格将此种特质视为一种精神上的“惰性”，并以之为所有类型心理异常的主要成因。我认为他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特质远比他所说的更为普遍，即便是对于那些不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人们，这种特质也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里比多的能量投注本就具有粘性特点（在其他种类的能量投注上，情况也是一样）。在许多正常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惰性”，而单就心理症患者而言，却并不是所有案例都表现出强烈的这种特质。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特质与任何病理性心理倾向之间的必然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这样一点：心理能量投射的灵活程度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降低的。这其实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我们可以知道精神分析发挥影响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里。当然，特殊的例外情况也总是有的。有一些人，其精神可塑性能够保持得远较一般人为好，在别人早已丢失了这种可塑性的年纪，他们却保持得非常充分。如果是这类人患上了心理疾病，那么分析师面对的困难无疑会更大，因为发生在他们心理上的变故总是比一般人的更难以逆转；在同等情况下，在一般人身上可以控制的病情，到了这些人身上就很难处理。所以，在对精神转化的考察中，我们必须引入一个类似于熵的概念。每当人们试图逆转已经发生的事情，他总会遭遇到相应的阻抗，而阻抗的强度则遵循熵的规律。

病人幼时的第二种针对宗教的质疑则指向了这样一点：那些宗教教条并没有以简单明白的方式将天父上帝与人的关系确定下来，相反，这些教条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模棱两可的矛盾之处。鉴于病人本身的心理即充满了矛盾，所以他当然可以很容易在宗教教义中觉察到类似的地方，并由此而发出针对宗教的尖刻批判。他那种深刻的批判竟然出自一个年仅4岁的儿童，这着实让我们感到惊讶。不过，在促使他反对宗教的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无疑还要数第三个：事实是宗教给他提供了一条升华里比多能量的途径，而那些能量，正是在推动他的性心理发展的。所以说，在这种升华作用中，他的里比多能量也被套上了枷锁。在这些能量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个受到压抑的、被割裂并且孤立起来的部分。这部分能量因其同性恋特质而自然地排斥升华，并顽固地附着在原本的性意图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被压抑的能量就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挣脱同性恋倾向的束缚，去融入已经升华的里比多；要么就是反过来为同性恋倾向服务，把已经得到升华的部分也拖回到它的状态中去。在小男孩关于基督其人的最早的那一番思考中，其实就已经包含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伟大的儿子是否也同他的父亲发生了性关系？这个问题始终保留在他的潜意识里。内心的这一番挣扎引起了来自他本人的拒斥，而拒斥的结果也就是那些渎神的强迫性念头的产生。在这些念头里，对上帝的肉体之爱以贬低上帝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妥协，而针对这种妥协的激烈的抗议和闪避则直接催生了一种强迫性的夸大，其对象就是所有那些被指定为虔信的行为。在这里，最后的胜利方还是宗教；但是这种升华作用的效力却并不持久，也远不如它在本能中的根基那样稳固。一旦病人获得一个新的父亲替身，一旦这个父亲替身对他产生某种与宗教相违背的影响，那么虔诚也就随之终结，并被其他事物取代。此外，还有一种有趣而复杂的情况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病人的虔诚得自女性（他的母亲和保姆），而他的男性气质却驱使他摆脱她们。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强迫性心理症的产生完全是在病人的性发展的“肛门—施虐”模式阶段。这就使我之前在《论强迫性心理症的特质》（1913）中提出的观点得到了印证。不过，鉴于本案例中的病人预先即已陷入了一种激烈的歇斯底里状态，所以从这个方面说来，本案例倒也把关于强迫症发生机制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把握了。无论如何，现在该暂停我们对病人性发展过程的考察了。在这里，我要以对病人后来的性发展趋向的描述为中心来对他的整个疾病做一番总结。在青春期里，一种明显带有肉欲色彩的男性化倾向出现在病人身上；从这时候开始，直到病人后来的疾病为止，病人的性意图一直都与这种男性化的性心理模式相适应的。这种发展趋势与格鲁莎的场景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从那个场景中，病人的男子气概形成了其独有的特征：他的爱总是来去匆匆，而又总是带着强迫性，就好像某种急病的发作一般。另外，病人身上的这种倾向也不得不同幼儿期心理症遗留下的各种禁制相抗争。在他看来，以剧烈的动作穿透女性的防线也就意味着男性气质的胜利。女性一直是他的性选择对象，但这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快慰——因为针对男性的性意图已经深入他的潜意识，而且变得非常地强烈（因为这种性意图集中了早先所有发展阶段积累的能量）。这种性意图总是在某些时候发作并试图将他从女性身旁拉开；又在另一些时候迫使他夸大自己对于女性的依赖。比方说，在治疗期间他就曾不停地抱怨说他不能忍受和女人待在一起。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分析工作其实都是为了要揭开他潜意识中与男性的那种奇特关系。在此，我可以用下列公式化的总结来描述他的整个病情：病人童年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在主动态度和被动态度之间的摇摆；他的整个青春期的心理实质就是为了服从男性欲望而进行的斗争。笼统地说，关于“心理疾病”的成因，我们早已归结出了几个类型，每一类都对应着一种特殊的“挫折”⁽⁵⁶⁾。然而，我们这个案例却并不落在这些类型中。这就让我们有机会延伸关于心理症的认识。在这个病人身上我们看到，因为偶然的一次生殖器感染，他的阉割恐惧被唤醒，自恋和自以为被命运眷顾的幻念也由此被打碎；于是他的精神整个儿地崩溃了。在这里，他的疾病成因是自恋的“挫折”。在此之前，他的自恋原本是异常强大的，因为它在暗中连接了另外一种被禁抑的性发展趋向。事实是，在他所主动选择的异性恋倾向上只集中了极少量的里比多，而那站在自恋背后一步之遥的同性恋倾向却拥有潜意识中的强大的能量。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精神分析的治疗不可能立竿见影。我们的目标是要让病人的生活回归正轨，并帮助他的身心发展走上更健康的道路；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扫除认识上的障碍，为他自己的治疗开辟道路。

接下来我要把病人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被发掘出来的精神特质列举出来。对于这些特质的认识已是不能再继续深入的了，要想对它们施加直接的影响也不可能。首先是病人身上那部分固着的精神能量所表现出的坚韧性，对此我们已经作过讨论；其次是他身上表现出的极端强烈的矛盾情感倾向；最后，还有第三种堪称典型的特质：在他的精神构成中同时保留了互相冲突的里比多能量，它们除了能够并存共处还能各自发挥功能。病人不断地摇摆于冲突的各方之间，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叫他无法安定，人格也不能得到正常发展。也正是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决定了他后来的疾病形态（对此我们尚未细致地分析）。毫无疑问，这种摇摆正是潜意识心理活动的一种显著而普遍的特征，本案例的特点在于，这种摇摆被延续到了意识上。不过这种摇摆只是局限在情感冲动的表现中，而在那些单纯的逻辑问题中，他倒是表现出一种关于对立和矛盾的敏锐的洞察力。在我看来，这位病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古埃及的宗教非常相似，它们同样的令我们大开眼界，因为二者都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全部保留下来。在埃及，最晚近的神祗和最古老的神＠并存共处，就仿佛是将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压缩呈现在一个二维平面上。这是埃及文明与其他文明差别最大的地方。

这其实也就是我关于这个案例的结论。在这个案例所引出的大量问题中，只有两个是我认为特别值得重视的。第一个关系到系统发生的继承模式；这些模式类似于哲学上的“范畴”，它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印象分门别类。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模式就是人类文明的积淀物。俄狄浦斯情结作为对幼儿与父母的相互关系的一种复杂概括，也就是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论何时何地，每当现实经验与遗传模式不能兼容，这些经验就会在想象中被重塑改写。正是在这样的改写中，我们看到了可以证明那些遗传模式的确存在的证据。模式的力量非常强大，我们经常看到模式战胜个体经验的情况，本案例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一旦父亲成为阉割者、成为对孩子性欲的威胁，那么孩子就会对父亲产生恐惧，即便从其他任何方面看来这个案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都是经过了逆转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母亲的角色上。当孩子的保姆成为母亲的替身之后、或者说当母亲和保姆被混为一人之后，个体情感的发展也就走上了由模式所决定的道路。看来，正是在模式与个人经验的矛盾中，童年的心理冲突得以形成。

我特别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与上一个相去不远，但是却更加重要。请注意这个4岁男孩对那被激活的原初意象⁽⁵⁷⁾的反应（当然，对于那个年仅一岁半的小婴儿在看到那一幕的时候的反应，我们只能做出简单的推想）。我们很难驳倒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的那个小男孩脑子里，已经有某种无法定义的知识扎下了根，并且成为他日后的理解的基础⁽⁵⁸⁾。我们无法想象这种知识的构成，只能通过类比来对之加以认识；而唯一可以类比的，就是我们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的大量的本能知识。

假设人类身上确实也有这种本能的知识，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这些知识特别涉及到了人类性行为，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些知识也决不会仅限在这个领域内。在我看来，正是这些本能知识构成了潜意识的核心，它们就是最原始的心理活动。到了后来，等人获得了理性之后，这些原始心理即被理性所覆盖、压制、废除；但是在某些人身上、或者是大部分人身上，它们仍旧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可以将更高级的心理成分拉回到它们的层面上。潜抑作用提供了一条回归本能的途径。在这条道路上，个体将获得丰富的收获，但同时也会生出心理疾病的易感特质，因为心理症的发生可能本身就是对那些更早期的、受本能支配的发展阶段的证明。由此看来，童年早期的心理创伤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它们为潜意识的这个部分提供了具体素材，使后者不至于在后来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消泯。

在这里，我特别地强调了遗传的（通过系统发生的途径获得的）因素对个体心理的影响。我知道，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人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在精神分析学上对于这些遗传因素的接受和重视其实是轻率的。我认为它们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被严谨的研究所接受，即当我们已经以正确的分析方法对个体的各个心理发展阶段进行了观察，并且确实已经贯通理解个体经验的各个层面含义之后。只有在这种坚实的现实研究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去探求遗传的痕迹⁽⁵⁹⁾。

（1918［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