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当治疗接近尾声时，某些以前一直小心隐藏在记忆深处的材料会自动浮现出来。要不就是某些不引人注意的想法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在谈话里，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就好像所说的事情本来不值一提一般。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往往早有相关的其他内容已经在另一场合出现过，所以分析师就会对此事留意，并最终发现正是这些几乎被忽略的琐碎记忆在掌握着通往核心真相的钥匙。而掩盖着它们的，就是病人的心理症。

在很早的时候，我的病人就曾向我讲起过他记忆里的一个细节；那是在他的顽劣时期，当时的他会突然间从恶劣的行为转入焦虑状态。有一天，他正在追捕一只很漂亮的带黄色条纹的大蝴蝶，可以肯定那是一只燕尾蝶，因为它的宽展的翅膀末端是生有斑点的。那只蝴蝶歇在了一朵花上，这时候，我们的病人突然对它生出了极端的恐惧，于是他就丢下它尖叫着跑开了。

在我们的分析进程中，这部分记忆不断地重复出现，这就让我感到了有必要对之作出解释，但却一直没能实现。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假设，这类细节并不是因其本身的缘故而被保留在记忆中的，它们实质上乃是一种特殊的表层记忆，背后牵连着某种更为重要的心理内容。有一天他告诉我说，在他的母语里蝴蝶一词写作“Babuschka”，也有奶奶的意思，因此蝴蝶一词通常会让他想起女人或者女孩，而甲虫和毛虫则代表了男孩。由此看来，那只蝴蝶唤起的正是关于某个女性的记忆。当时我曾推测，那只蝴蝶身上的黄色条纹可能是让他联想到了某种女性服饰上的类似条纹，有必要说明，我只是把这点视为一种可能性而向他指出的。我在此举出这种推论其实只是为了举例说明，在面对各种问题时，分析师的推论常常是多么的不充分；而将最终分析所得的严密而完整的心理活动内容归结为分析师的幻想或暗示的结果，又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好几个月之后，在完全不同的话题下，病人终于想起来，正是那只蝴蝶停在花上开合翅膀的方式让他产生了那种诡异的感觉。那动作就像是一个女人正在张开她的两腿，然后两条腿就形成罗马字母V的形状。我们已经知道，字母V所代表的正是那个让他产生坏情绪的时刻。不论是在童年还是现在，下午五点始终是他的黑色时间。

我自己是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彻底幼儿式的联想方法。有鉴于此，我特别倾向于对此观点加以重视。我在儿童身上经常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他们的注意力总是更易被运动的物体吸引，而非那些静止的；他们也时常以相似的运动方式为基础建构他们的联想，而我们成人则大多不会察觉到其间的相似处。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小问题一直被放在一边。当时我只是指出了一种寻常的解释方向：蝴蝶的突出而带有斑点的翅尖很可能是带有一重极其重要的性器象征含义的。

有一天，一些朦胧不定的记忆涌上了病人的心头：在很早以前，娜嘉还没有成为他的保姆之前，曾有一个非常喜欢他的保姆。她和他的母亲有一样的名字。他肯定自己当时也很喜欢她。这意味着，这是已经失落的最初的爱。在那个时期，一定是有某件在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事情发生，在这一点上，我们达成了共识。

后来他又再次修正了自己的记忆。那个保姆可能并不和他母亲同名，这可能是他的一个错觉。由此我们确凿无疑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在他的记忆里，那个保姆是和他的母亲混淆在一起的。经过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径，她的真实姓名重新被记了起来。一天他突然回想起第一座庄园里的一间储藏室，果园里的果子摘下之后就放在那间储藏室。他还想起一种香味特别的梨子，那是一种皮上带黄色条纹的大梨子。在他的母语里，梨子就是“格鲁莎（Gruscha）”，而这也就是那个保姆的名字。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隐藏在关于那只蝴蝶的表层记忆背后的，正是对那个保姆的回忆。那些黄条纹并不存在于她的裙子上，而是生在与她同名的梨子上。那么，当这部分记忆被唤起之时，他的焦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最明显、也最平常的一种解释可能就是：当时还是小婴儿的他，就是在这个保姆身上初次观察到了那种在他脑子里和罗马字母V紧密关联的腿部运动，一种把生殖器暴露出来的腿部姿势。让我们暂时把这种推断放在一边，等待有新的材料出现之后再作定论。

不久之后，又有一个虽不完整但却十分清晰的记忆场景浮现出来。在这一场景中，格鲁莎正跪在地上，身边是一只桶和一把用桦树枝扎成的小扫帚。我们的病人也在场，而她对他要么是在揶揄，要么是在训斥。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别处找到关于这一场景的补充材料。在治疗的第一个月里，他就曾对我讲起过他对一个农家姑娘的强迫性爱慕——正是这个姑娘，让他在18岁时候染上了淋病，并导致了后来的严重心理疾病。当时的他就明显地不愿意讲出那个姑娘的名字。在当时看来，这只是一种孤立的阻抗表现。当时的他对于分析的基本规则都是绝对服从的，可是对于这个名字，他却说自己羞于大声提起，因为这个名字是只有农民才会起的，一个出生稍好点的女孩绝不会有这样一个名字。最后我们还是知道了这个女孩的名字：玛特洛拉（Matrona），其发音很有点妈妈的味道。显然，他的羞惭是放错了对象，这也是一种移置。他并不因自己心仪于出生最底层的女孩而感到羞惭，让他感到羞愧的只是名字而已。若是他对玛特洛拉的爱慕与对格鲁莎的感情有什么共通之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他的羞惭感定位在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婴儿期事件上。

另有一次，他向我讲述了在听到扬·胡斯⁽⁴⁷⁾的故事时他是多么的激动。在胡斯的故事里，尤其引起他关注的就是那些被放到火刑柱下的成捆的树枝。他对胡斯的同情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比他更年轻的病人中，我时常遇到这种同情，而且大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中一个甚至还为胡斯的故事创造出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剧本。在那个病人的案例中，他正是从心仪的姑娘被带走的那天开始写作自己的剧本的。胡斯是被烧死的；和许多有相同遭遇的人一样，他在那些一直因小便失禁而烦恼的人们眼中是一个英雄。我们的病人正是在围绕着胡斯的火葬堆的树枝捆和那个保姆的扫帚（用桦树枝扎成）之间，建起了一种联系。

将这些材料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病人记忆里关于格鲁莎的那一场景补足。当时的他正看着那个姑娘清理地板上的尿迹，是他弄脏的。为此，她开玩笑地拿阉割来吓唬他⁽⁴⁸⁾。我不清楚读者们是否已经猜到，为什么我要如此细致地描述病人在婴儿期的那段小插曲⁽⁴⁹⁾，在这里我要把这原因挑明：正是这段小插曲，构成了原初意象和后来对他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强迫性爱欲之间的关联；也正是这段小插曲，为病人的强迫性爱欲引入了一种重要的条件。

那个姑娘趴在他面前清理地板，他看见她双膝跪地；翘起的臀部、水平的背部，这些都让他想起母亲在那次性交过程中的姿势。在他眼里，这个姑娘成了母亲的替身。唤醒那一幕所带给他的性兴奋⁽⁵⁰⁾将他攫住，于是他学着父亲的样子，以男性的姿态接近了她，而在当时的他看来，父亲的动作只可能是在小便。事实上，把尿撒在地板上也正是他的一种引诱行为，而那个姑娘也以阉割来回应，就好像她已经理解了其中的深意一般。

在这里，那种因原初意象而生的强迫性冲动被转移到这一场景中，并由此而持续地对病人产生影响。上述场景的影响就体现在其中。其实，病人的爱欲条件并不仅仅是女性的姿势，其中还包含另一元素，也即对采取那种姿势的女性的所作所为的要求。举例来说，由他对玛特洛拉的一见钟情就可以看出这点。那时候他正在散步，穿过紧挨他们的（第二座）庄园的村子，忽然看见一个农家姑娘正跪在一个池塘边上，在就着池水洗衣。尽管他还没有看见她的脸，但仅仅因为她的姿势以及她的动作，他就立即对那个姑娘产生了强烈而不可抗拒的爱慕之情。显然的，她实际上是格鲁莎的一个替身。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那原本是在格鲁莎身边体会到的羞惭感，为什么会被转移到玛特洛拉的身上。

病人在几年前也曾一度坠入爱河，在那次爱情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格鲁莎的影响，具体说来，是关于格鲁莎的那一场景所造成的强迫性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醉心于一个为他们家服务的年轻的农家姑娘，但是他一直禁止自己接近她。有一天，他单独和她在屋子里相遇，这时候的他彻底被爱慕之情压倒了。当时那个姑娘正蹲伏着清理地板，她身边就是一只桶和一把扫帚——这完全和他童年里的另一个姑娘一模一样。

即便是他最终的对象选择，看来也是因一些偶然细节满足了那爱欲条件而决定的。这是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事情，具体细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是可以肯定，我们所说的那些偶然细节，恰恰体现出他的强迫性冲动的一种变异体——那种冲动，是自原初意象起（经由格鲁莎的场景发生作用）就一直左右着他对性对象的选择的。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我非常了解病人贬低自己爱欲对象的方式。从他的这种行为出发，我们可以追溯到他回应姐姐带来的压力的一种方式。不过，当时我也就曾说过，傲慢的动机并不是决定其行为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反倒是那种隐藏着的性欲冲动，在实质上发挥着一种更为根本的作用。保存在他的记忆中那个保姆擦地板的场面，其姿势本身就有卑微的意味，由此，他对爱欲对象的贬抑背后的动机也就显露出来。病人后来所有的爱欲对象其实都是那同一个女人的替身，而这个女人，又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了他母亲的第一个替代者。通过回顾这整个链条，我们很容易地就认识到，在遇到那种对蝴蝶的恐惧感之后，病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其视为对原初意象（五点钟）的暗示。有关格鲁莎的那一幕和阉割威胁之间的关联被一个特别具有暗示意味的梦所证实，病人自己解析了那个梦。他说：“我梦见一个男人正在撕扯一条Espe（角蝰，一种毒蛇）。”“Espe？”我反问道，“你指的是什么？”——“噢，就是那种身上有黄色条纹的昆虫，会叮人的。那肯定也是在暗示着格鲁莎，那只黄色条纹的梨子。”——这时候我明白过来并纠正他说：“这么说来，你指的应该是Wespe（黄蜂）。”——“那个词是Wespe么？我本以为是Espe的。”（像其他许多病人一样，他是在用对德语的不熟悉来掩饰言语中的象征含义。）“不过说起Espe，那指的一定就是我，S．P（他的姓名缩写）。”Espe当然就是一个残缺的Wespe。这个梦清楚地告诉我们，梦中的他其实是在报复那个用阉割来威胁他的格鲁莎。

在关于格鲁莎的那个场景中，年仅两岁半的小男孩模仿着父亲的姿势接近了那个姑娘；据我们所知，这是原初意象对他的影响的第一次表现，从中我们看出一种趋势，是将在后来发展为所谓“男子气概”的。后来的他之所以会变得被动，乃是他姐姐那次引诱的结果，不过，这倒也并非全部原因，我们早已在他作为父母性交活动旁观者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了这种转变的可能。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有一个侧面是我要特别加以强调的：那个关于格鲁莎的场景是真正被他记起（在没有我的引导以及推论的帮助下记起）的第一件事。这又让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分析所面临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在这之后，阻抗不复存在。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搜集材料并将它们组合起来。突然之间，旧有的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毕竟，这理论是以随着精神分析治疗的进展而形成的各种印象为基础而建立的——又再度表现出它的价值。分析进行到这里，我又为这位病人的故事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一种更易被常识接受的解释。我这么做纯粹是出于研究和批评的考虑。在我看来，那有关格鲁莎的场景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场景本身其实并不能表示任何事情。回顾那些围绕着他的性对象选择（因为他的贬抑倾向，选择的对象由姐姐转而成为那些作为仆役的女孩们）而出现的事情，我们可能这样得出结论：关于格鲁莎的那一幕只是因为受到潜抑作用的压制才发挥出真实而重要的影响。从另一面说来，对性交活动的那次观察可能并不真实，它也许只是形成于后来生活中的一种幻想，其历史根源可能是另一次观察，或者是某次使用灌肠剂的体验。可能许多读者都更接受这样的解释。可是，当我在讲起这种观点的时候，病人却满脸疑惑地看着我，神色中还带着轻蔑，后来也没再对此做出回应。关于这类十分符合经济原则的观点，我已经详细地陈述过自己的反对意见，具体可参见前文中相关论述。

对于我们的分析工作，有关格鲁莎的那个场景其实有两层重要的意义。那一幕不仅决定了影响病人一生的对象选择条件，还提示了我们不可过分重视病人现在表现出的那种对于爱欲对象的贬抑倾向。在原初意象的内容实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我曾保持了相当的谨慎。我既没有肯定地将原初意象解释为在那个焦虑的梦出现前不久观察到的动物性行为，也没有直接将其内容视为真实的记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关于格鲁莎的场景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证据。由此，我先前的谨慎收到了回报。要知道，这个场景的出现完全是自然的，和我的言行一点关系也没有。由病人对黄条纹蝴蝶的恐惧出发，我们一路追溯到这一场景。这本身就足够证明其内容的重要性了，或者说，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对其内容加以重视。借助于产生自这一场景的联想以及得自其中的相关结论，现在的我们已经有能力将这个案例中缺失的重要内容补足。看得出来，病人对蝴蝶的恐惧和对狼的恐惧其实是同质的。它们本质上都是对于阉割的恐惧。病人最早期的恐惧都指向那些对他发出了阉割威胁的人们，只是到了后来，这种恐惧才通过移情作用而集中指向了父亲一人。根据我们前文中提过的系统发生模式，病人的阉割恐惧也只可能固着在父亲身上。既然这个关于格鲁莎的场景出现在病人两岁半的时候，那么黄条纹蝴蝶带给他的恐惧也必定体现在那个焦虑的梦中。由此看来，如果我们说后来压在他心头的阉割观念正是和这个关于格鲁莎的场景密切相联的，而且他的焦虑也生自这个场景，那么我看这也并不会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单就这个场景本身来说，其中确实不含任何令人不快或者于理不合的成分；那只黄色条纹的蝴蝶以及它的翅膀的开合都不过是琐碎的细节，反映在病人的联想中的也不过是种完全正常的本能天性而已。在这个场景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显示它也不过是种幼儿幻想。如果有人要把这个关于格鲁莎的场景也归结为幻想，我看他是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的。(www.daowen.com)

接下来，又一个问题出现了：鉴于这个男孩的确是在那姑娘跪地清扫的时候以站姿小便了一次，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证实这种行为确曾给他带去性兴奋感？如果是，那么他的兴奋就可以证明他在此前确曾获得某种与此有关的印象——这种印象要么源自对父母性交行为的观察，要么就来自他在两岁半之前看见过的动物的交媾场面。至于哪种可能性更大，倒是难有定论。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小男孩只是偶然地排清了自己的膀胱。这意味着潜藏在他记忆中的原初意象其实还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只是到了后来、在病人已经认识到类似情景的真实意味之后，才附带上了性的含义。真实的情况是哪一种呢？

我不认为可以就这个问题得出任何结论。有必要说明一下，在我看来，允许这类问题的提出其实正体现了精神分析方法的优越性。不可否认的是，有关格鲁莎的那个场景的确是真实的。从这个坚实的出发点出发，如果我们假定原初意象的内容的确是真实的（原初意象很容易被视为幻想的产物），我们即可顺畅而完满地解释病人的整个病理性心理机制，也能圆满地解释心理症对病人生活造成的各种影响。可以说，一旦肯定了关于格鲁莎的这个场景的真实性，关于这个案例的分析工作也就可以完成了。另外，这个场景也能与将原初意象归结为由观察动物而产生的解释相容——我们知道，病人梦中的牧羊犬就是在暗示着这种解释的。

在此，我要先把这尚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的结论放到一边，来谈谈我将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我本人而言，病人的原初意象到底是真实体验还是源自幻想，这是个很让我感兴趣的问题。然而，只要参考类似的案例我们即会发现，不论是对此问题做出哪种回答，其实都不影响分析工作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对父母性交场面的观察、童年中遇到的引诱，还有阉割的威胁——这些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痕迹无疑是前后相继而且承接紧密的；其间的关联本身也暗含着系统发生学意义上的线索。既然病人姐姐对他的引诱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对父母性交活动的观察就不是了呢？

在病人患上心理症之前的经历中，我们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特点：每当这个小男孩感到自己经验的贫乏之时，他就会回到那个原初意象（系统发生学上的经验）去寻求帮助。他其实是在用史前的事实来补充个人经验的不足，在把祖先的经验引用为自己的经验。在对这种系统发生的遗传现象的理解上，我完全赞同荣格的看法（参见《潜意识过程的精神分析》，发表于1917年；不过，这部著作发表得太晚，否则倒是可能对我的《精神分析引论》产生影响）。不过，我也认为，若是在个体发生（ontogenesis）角度的研究还没有完满之前就从系统发生（phylogenetic）的角度去求解问题，这其实是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要顽固地拒绝承认个体早期的“史前经验”，却又对来自祖先的史前经验加以如此的重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系统发生方面的因素与机制都不能脱离个体经验而发生作用；它们若要产生真实的影响，首先必须在个体童年早期的某些事件中得到体现。最后，我毫不惊讶地发现：只要相同的病理条件依然存在，病人的身上始终都会出现相同的结果；而这同一种结果又会反过来促使相同的条件再次出现。如此，疾病的机制得以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至于那个哑巴挑水人，我们也应该把他的出现时间设在原初意象和姐姐的引诱之间（从一岁半开始，到三岁零三个月止）。正如格鲁莎是病人母亲的替身一样，他所代替的就是父亲。尽管父母双方都被他家的佣人代替，但我并不认为这其中含有什么贬损意味。社会地位和阶级差异在当时的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出身优越的父母，还是地位低下的佣人，只要是在以同样亲切的态度对他，他就同等地回应他们。同样的，用动物来代表自己的父母也没有任何贬义。若是以为孩子们会把动物视为低人一等的生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另外，在我们这个病人的记忆里还有许多把叔叔婶婶当作父母的内容，那同样也是不带任何贬义的。

病人模糊地记得，大概就在这同一时期里的某个时段内，他只想吃甜食。这引起了家人对他健康的担忧，于是他们向他发出了警告。他们给他讲了关于一个同样不想吃东西的叔叔的故事，还告诉他那个叔叔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形销骨立了。他还听说，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曾身患重病，家里把他的寿衣都准备好了。他们成功地唬住了他，他又开始吃东西了。在他后来的童年时代里，他甚至把吃东西当作一种义务，并走上了极端，就好像是在和死亡的威胁战斗一般。后来，在他母亲向他警告了痢疾的危险之后，他的反应证实了这种充斥在他的自我保护中的对于死亡的恐惧。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恐惧引发了后来的强迫性心理症。在后文中，我们将集中考察这种恐惧的根源和含义。

我倾向于认为，那种饮食紊乱其实正是病人的心理疾病在其最早期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饮食紊乱、狼的恐惧症，以及强迫性虔诚——这些就是其幼儿期心理症的全部，并为爆发在青春期后的心理疾病埋下了伏笔。可能有人会说，几乎所有小孩身上都会出现暂时性的厌食现象，或者某种针对动物的恐惧症。我同意这点，但我还要指出：首先，所有成年人的心理症都是建立在其幼儿期心理症的基础上的；另外，这里的所谓幼儿期心理症其实也是一个度的问题，当其程度没有达到我们关注的界限，也就多不被视作心理症。很容易看出，我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并不会降低幼儿期心理症的重要性，反倒会指引我们在处理那些源自成年期经历的心理紊乱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病人的幼儿期心理问题上。如果我们的病人没有在饮食紊乱和动物恐惧之外又表现出强迫性的虔诚，那么他的故事其实也就非常普通，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截至目前的分析工作的有效性也就大打折扣——我们很可能已经遗漏了某些很有价值的材料、某些能够防止我们犯下明显错误的材料。

还有值得解释的一点是，病人的症状中还包括一种与他当时年龄不相符合的哀愁。如果我们的分析不能理解这种哀愁，那这分析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事实上，在他的哀愁当中集结了他所有的痛苦情感。他曾说过，在他看来整个世界就是蒙在一层隔膜背后的；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人们都知道，这样的言谈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可能是随便说说。在他看来，那层隔膜只会在一种相当古怪的条件下才被撕开，也即通过灌肠剂的使用，让大便穿过肛门而出。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能重新感觉正常，并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清楚地看待这个世界。要理解这层“隔膜”的含义是困难的，其难度不亚于对蝴蝶恐惧的理解。病人本人并不坚持说那是一层隔膜，有时他也会将其描述为一片微光、幽暗，或者诸如此类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

一直到了治疗即将结束之时，他才回想起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他曾听旁人说起过，他是和胎膜一起被生下来的⁽⁵¹⁾。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经常把自己看作是特别幸运的人，一个百病不侵的孩子。这种自信一直保持着，直到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健康已经被淋病严重损坏。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侮辱，他的自恋也因此土崩瓦解。可以说，出现这种局面，正是因为有某种曾经运转的机制被再次发动。我们已经知道，当他被迫面对现实、承认阉割的真实存在时，也曾有异常情况出现——那就是狼的恐惧症的爆发。我们还知道，在他眼中淋病也是等同于阉割的。

由此看来，那层将他与世界隔离开来的隔膜也就是他的胎膜。他的哀愁实质上也是一种愿望幻想的实现：其中的幻想是回到子宫，愿望则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对之作如下翻译：我的生活是如此的不快乐，所以我要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去。

看来，这层象征意义上的隔膜对应着一层真实的隔膜，那么这层象征隔膜的破裂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一旦病人的肠道在灌肠后得到清理，这层隔膜即告破裂，而他的症状也就会消退。关于他的这种症状，我们应该作何解释？综观病情，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当那层胎膜破裂，他就得到了重生，也就再次看见了这个世界。粪便即是婴儿，而作为那个婴儿的他再次出生，并获得一个更加快乐的人生。这就是最近由荣格论述过的重生幻想。他为这类幻想赋予了重要意义，将之归纳为心理症的各种愿望幻想当中的支配性内容。

如果这就是全部的答案，那事情倒真的简单了。考虑到某些特定的细节的存在以及病人生活中的某些特定的经历，我们的分析工作有必要在荣格提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我们已经知道，重生的条件是有人为他施行灌肠术（只是到了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自己动手）。这一点只能说明他与母亲之间的确存在仿同关系。在这里，帮他灌肠的人扮演着父亲的角色，而灌肠即性交活动的再现。这种操作的结果，就是粪便—婴儿的到来，也即他自己的降生。经由这样一条途径，向男性求得性满足所需的条件与重生幻想紧密地关联起来。于是我们的相关解析也就成为如下形式：只有当他被允许成为女性，替代自己的母亲向父亲求得性的满足，并且为他生下一个孩子之后，他的病症才能缓解。因此，这里的重生幻想其实也只是其同性恋愿望幻想的一个毁损了的、经过审查的版本。

若是观察得更仔细一些，我们必将注意到，缓解疾病的这种条件其实也是原初意象中的情境的再现：当时的他就希望能成为自己的母亲，而如我们早已猜想过的那样，在那一幕发生的当时，他也确实“产”下了作为婴儿的粪便。病人内心深处的心理机制始终固着在原初意象上，那一幕对其一生的性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他的表现就好像是着了迷一般。在那个焦虑的梦出现的夜晚，原初意象的一幕浮现在他眼前，并为他的疾病拉开了帷幕。不仅如此，在撕裂的隔膜和睁开的眼睛之间也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洞开的窗户也是。看得出来，原初意象已经历了改造，根据缓解疾病的条件而被整个地重塑了一遍。

关于病人的那种哀愁以及排除哀愁所需要的条件，我们也能很容易找到其背后的象征意义。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这两者捏合成一个意义清晰可辨的整体：病人希望自己已经回到母亲的子宫里，这并不仅是希望得到重生，也是为了能重生成为父亲的性交对象——他想从他那里得到性的满足，并生下孩子。

要做父亲生的孩子（如他之前一直以为的那样），要从父亲那里得到性的满足，要给他生下一个孩子（即便那意味着牺牲他的男子身份也在所不惜），还要在肛门爱欲中将上述一切表达出来——通过这一连串的愿望，他对父亲的强迫性固着情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让他的同性恋倾向找到了最大程度的表述，也是最本真的表述⁽⁵²⁾。

在我看来，这个案例为理解子宫幻想和重生幻想的含义及本源提供了不少便利。从病人对父亲的依恋中，上述幻想的含义正在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在病人身上有这么一种愿望，他想回到母亲的子宫里，为的是在性交中取而代之，代替她和父亲性交。由精神分析的惯例看来，这种愿望幻想背后很可能还有另外一重深刻的含义，即它同时也在表达与母亲乱伦性交的愿望。借用希尔伯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终极的省略（anagogic abbreviation）”，其实质也是要进入母亲性器的欲望。在这里，病人把自己等同于自己的阴茎，用身体的部分代替了自己的整体。由此看来，上述的两种幻想对立而又共存，各自表达了与父亲和母亲性交的愿望。具体是哪一种愿望得到显现，则完全取决于个体采取的姿态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不能忽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两种幻想，以及相关的两种乱伦愿望，都在病人的哀愁及其缓解条件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这里，再一次的，我要从另外一种角度来重新解释我们所分析的症状：病人也可能是在以一种典型的子宫幻想来表达自己的哀愁，而让他感到悲哀的，就是他自己那种逃避现实的愿望。至于他的重生幻想，则是他自己看来唯一可以摆脱那种哀愁的途径。在他的肛门症状里，他这些关于重生的观念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达，这都是与他的主要气质完全相符的。围绕着他那种与肛门有关的重生幻想，病人在潜意识中自行构造了一个童年场景，并用一系列古老的象征来表达了他的愿望。由此，围绕着虚构的原初意象，他的各种症状得以串联起来。病人之所以会走上这条退行的路线则完全是因为现实生活让他遇到了某种必需解决的问题，而他却又无力加以处理，或者是因为他完全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于是以为拖延就能保护自己免于在失败之后受人轻视。

如果这个不幸的人不是在4岁时候就遭遇那个焦虑的梦，并随之进入心理症时期，那么上述解释倒也并不显得有什么不妥。顺着荣格或者阿德勒的相关理论进行推理，他祖父讲的那个关于裁缝和狼的故事就已经足够引出那个焦虑的梦了；而原初意象的产生甚至很可能是我们的解析工作催生的结果。这样一来，事情倒真的简单了。然而，这些理论却不能解释许多琐细却不可忽视的细节。根据现有的材料，原初意象事实上反映了他的那些关于重生的幻想，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能有人会说，仅仅四岁的小男孩还不到会渴望重生的年纪。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根据我自己的观察经验，我们总是倾向于低估儿童的心理，他们真实的想法往往会叫我们大吃一惊⁽⁵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