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提醒读者们注意，这个幼儿期心理症的故事本就是作为治疗的副产品被发掘出来的，换句话说，它是以一个成年心理疾病患者为对象的分析治疗的附带产物。由此，我不得不用很多片段的小细节来重塑整个事件。通常，每当我们需要完成某种综合工作之时，总是必须处理大量琐碎细节，而在本案例中，这类细节片段的琐细程度则比通常遇到的更甚。这样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困难的。当工作进展到某个时段，需要从二维叙述中建构多维事件的时候，这项工作也就走到了它自然的极限，不能再继续推进了。因此，我只是把事件的各个侧面单独地呈现给读者们，让他们按自己的理解去重建事实的原貌。我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是问心无愧的。如我在前文中已经多次提到过的，病人的强迫性心理症正是“同性恋（肛门爱）—施虐”特质发展的结果。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对这两个根本因素中的一种做过研究，也即病人的施虐心理及其变体。所有涉及肛门爱的内容一直被我小心地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将对此作一番全面的研究。

在我们精神分析师之间早已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肛门爱乃是许多潜意识冲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这许多冲动当中，有不少都对个体性生活及精神生活整体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另外，还应当注意与肛门爱同源异质的一种爱欲，在这种爱欲的各种重要特征中，有一种即是体现在个人对待金钱的方式里的：在个体生活中，会有某种贵重物品引起特别的精神关注，而这种关注，其实完全是指向肛门产物，也即粪便的。我们早已见惯了恋财癖的，此种关注的本质就是性欲的而非理性的。由恋财癖出发，我们可以追溯到恋粪快感。另外，在普通人身上我们也总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意愿：人们希望能把自己与金钱的关系彻底置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中，抹去牵涉其中的性欲成分。

在本案例中，病人与金钱的正常心理关系在后来的疾病中遭到了特别严重的破坏。他之所以会缺乏独立性以及面对生活的能力，来自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小视。病人从自己的父亲和叔叔那里继承到大笔遗产，这让他变得非常富有。对于他来说，让人们知晓他的富有也明显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如果在财富方面被人低估，他会非常恼怒。然而他本人却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对自己的开销和剩余也是一无所知。很难说到底该称他为一个守财奴还是败家子。他有时表现得像前者，有时又以后者的方式行事，但却从未将两者调和起来。在后文中我还会对他的某些鲜明的性格特征加以描述，从这些特征看来，人们很容易把他当作一个挥金如土的人，一个把自己的富有视作最大的优点且又从不会对金钱产生任何感情的人。但是他却并不会根据别人的财产多少来评判对方。他也曾多次表现出谦让、同情，以及乐于助人的品质。简单地说，他并不有意识地对金钱加以掌控，在他眼里，金钱另有含义。

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过，对于病人在姐姐死后用以安抚自己的做法，我一直感到难以置信。在他姐姐生前最后的那段日子里，他们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当她死后，他却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现在不必同她分享父母的遗产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用极其冷静的口吻向我说起这种想法，就像丝毫没有意识到正被提及的那种情感是多么的卑劣。他对姐姐之死的痛惜已被移置——通过向他指出这点，我们的分析令病人恢复了相当程度的正常。可是现在更加难以理解的情况出现了：他认为可以用自己的巨额财富去找到一个姐姐的替代者。

对于他在另一件事上的行为表现，即便是他自己也感到困惑。在他父亲死后，遗产分成两份留给了他和他的母亲，由他母亲统一管理。每当病人提出任何金钱要求的时候，他母亲都表现出无可指责的慷慨，他本人也很清楚这点。然而，只要两人的谈话涉及金钱，就总是以他对母亲的激烈指责告终。这种时候他会指责母亲不爱他，说她脑子里想的仅仅是积聚钱财，还故意让他手头拮据。他还会说，若是自己死了母亲便会高兴，那样她就可以占有所有那些财产了。每到此时，他的母亲就会流着眼泪为自己的无私动机申辩；而病人则会感到惭愧，然后向她保证说，自己其实并不真的那样看待她。然而在下一个涉及金钱的场合，类似的一幕又会再一次上演。

早在接受分析治疗之前很久，粪便就在他眼中具备了金钱的含义。我们可以在许多场合看到这一点，在这里，我将给出其中两个。有一次，是当他的肠道还没有被牵扯到疾病中来的时候，他曾到一个大城镇里看望一个贫穷的亲戚。从那里离开之后，他为自己没有给对方任何经济帮助而深感自责；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强烈的一次排泄冲动”。两年之后，他真的为那个亲戚提供了一笔津贴。另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在他18岁上，正在准备期终考试的时候，他拜会了一个同学并和对方达成了一个协议。鉴于这两人都担心不能通过考试，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议看来是相当明智的⁽²⁷⁾。他们打算贿赂学校的看门人。理所当然的，在他们需要筹措的那笔钱中，我们的病人负担了较大份额。在回家的路上他想，只要能够通过考试，更多的钱他也愿意付，前提是在考试的时候不出什么岔子。然而，就在他到达自家门口之前，他还真的遇到了一点小意外⁽²⁸⁾。

所有这些事实都让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他的肠道问题上。事实上，在后来的疾病里，病人的确因严重而持久的肠道功能紊乱而深受折磨；不过这方面病情也会因各种原因而有所起伏。在他刚开始从我这里接受治疗的时候，他就早已养成了使用灌肠剂的习惯，并且每次都由同一个医生帮他动手实施。若是不能从某个特定区域接受突然的刺激，他可能在几个月里都无法正常清理大肠；而在那种刺激之后，其肠道则可以正常工作几天。病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怨愤观点，即认为世界是裹在一层隔膜当中的，或者说，有一层隔膜正阻挡着他与世界的接触。只有在灌肠剂的帮助下将其肠中秽物清除之后，那层隔膜才能被撕开，他也才能康复、正常⁽²⁹⁾。

我曾向病人的那个医生打听其肠道情况。这是个观察力相当敏锐的人，他告诉我说，导致病人肠道功能紊乱的决定性因素要么是功能上的，要么就是心理上的；药物对此病一直不起作用，而他开给病人的食谱也没能发挥任何作用。在接受分析治疗的那几个年头里，病人的肠道功能一直就没有正常过（除非是在那种特殊的刺激下）。病人听信了一种说法，认为对他的那个紊乱器官所作的任何一种深入治疗都只会导致情况的恶化。能够在灌肠剂或者轻泻剂的帮助下，每周强制性地清理肠道一两次，他也就满足了。

在对这些肠道功能障碍作过研究后，我决定给疾病留出更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当我正专注于其幼儿期心理症之时，也曾做出过类似的决定，但是相对谨慎；现在，我打算留给疾病更大一些的发展空间。对于这种安排，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从幼儿期心理症时期开始，直至后来的心理症时期为止，病人的肠道疾病就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第二，若要完成治疗，就必须对那些肠道症状加以特别的重视。

我们很清楚，对于一个面对强迫性心理症的精神分析师来说，他面对的怀疑的态度是多么的难以对付。这是病人拥有的最为有力的反抗武器，也是最常用的阻抗手段。正是靠着这种怀疑的态度，我们的病人才能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将治疗试图带给他的各种影响拒于门外，安然躲避在一种礼貌的冷漠背后。毫无进展，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将他说服。最终，我认识到他的肠道功能紊乱对分析的重要性：这正是那种通常作为强迫性心理症基础的歇斯底里症的表现。我向病人保证，能够让他的肠道功能恢复正常，这才改变了他的不信任态度。在这之后，他的肠道在分析进程中逐渐“复工”，就好像是一个歇斯底里发作的器官，逐渐回复了正常的状态。持续如此之久的症状，在短短几个礼拜里即告痊愈。在此过程里，我欣喜地发现他的怀疑也逐渐消失了。

接下来，我将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病人的童年，也就是粪便还不可能代表金钱的时期。

在很小的时候，病人就有过肠道功能紊乱的经历，尤其是那种最常见的肠道症状，也即失禁——这在儿童身上是极其正常的现象。有的医生会拒绝对这类早期事件作病理学解释，并将之视为对于伴随着排泄而出现的快感的留恋或者抑制，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的病人一直对与肛门有关的笑话以及那类低级趣味的展览和表演很有兴趣。这些东西总是能让他获得极大的快乐，这情况一直持续到最近的疾病期。

当那个英国女家庭教师还在他家里时，他和娜嘉曾多次被迫与那个令他们讨厌的女人同住一室。娜嘉很细心地注意到，正是在某些这样的夜晚里，我们的病人会尿床。一般情况下，他已经不再会犯这种毛病了。对于这，他一点也不感到惭愧：这正是他对那个女家庭教师表达轻蔑的一种方式。

在一年以后（四岁半左右），也即病人的严重焦虑期的某一天，他在大白天就尿脏了自己的裤子。他感到羞愧异常，在人们给他清理的时候，他大哭着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某些变化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只要抓住他的哀叹，仔细研究琢磨，就可以知道那变化究竟为何。看上去，他说的那句“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似乎是对别人的模仿。他的母亲曾经带着他和那个来看她的医生一起步行到火车站⁽³⁰⁾。在那一路上，她一直悲叹自己的痛苦，还用相同的言辞呼喊道：“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当时的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就在被她牵在手中的那个孩子心中，这些话会留下那样深的烙印。在后来的疾病期中，病人也曾不断地发出这同样的一种哀叹，由此我们看出，这哀叹也正意味着他对母亲的仿同。

很快就有相关的回忆（既在时间上相关，也在事件上关联）浮现出来。有一次，正是他的焦虑期伊始，他们的庄园附近爆发了流行性痢疾，这让他母亲非常担心，于是她命令下人把孩子们和痢疾隔离开来。小男孩于是好奇地询问痢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听说痢疾的一个症状就是粪便带血之后，他变得非常焦虑，还说在自己的粪便里发现了血迹。他害怕死于痢疾，就接受了检查。人们告诉他，是他搞错了，其实根本无需害怕。他接受了这种宽慰。很容易理解，在听见了母亲对那个医生的哀叹之后，体现在他的焦虑当中的，其实正是要维持与母亲的仿同关系的尝试。在这次维系仿同的尝试（四岁半时）之后，他即不再受那血迹的困扰。在那之后，他就不再能理解自己的感觉；尽管他清楚地感到羞惭，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极端的恐惧。然而不论如何，这些都是从其哀叹中明白表现出来的东西。

他的母亲当时正身患妇科疾病，因此，她让自己和孩子们都深感不安。我们的病人也很可能是因对母亲的仿同而陷入焦虑的，当然，这只可能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其焦虑的产生必然还有其他因素参与。

那么，他对母亲的仿同究竟有什么含义？

在三岁半的时候，他还能坦然面对失禁，而到了四岁半的时候，就因失禁而大惊失色，在这两件事之间的时间段里，正好就有那个开焦虑之先河的梦。在他一岁半时候经历的原初意象⁽³¹⁾在这个梦中得到了迟来的理解，女性在性交活动中的角色，也因这个梦而被他所知晓。明显的结论是：病人对排泄的态度，同样也随着那次剧变而转变。非常明显的一点是，痢疾正是他从母亲的哀叹中听来的疾病的名称，也即让人不能再继续生活下去的那种疾病；根据病人的理解，他母亲的疾病在本质上并不是妇科病，而是肠道上的问题。在原初意象的影响下，他对母亲的疾病和那致病的原初意象之间的关联做出了这样的推测：母亲的疾病完全是由父亲对她的所作所为造成的⁽³²⁾，而他在自己粪便中发现血迹时感到的恐惧——对患上和母亲同种疾病的恐惧——也正反映出对仿同母亲的拒斥：他不愿变得和原初意象中的母亲一样。正是这同一种拒斥使他从那个梦里惊醒过来。他的恐惧也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他把自己放到了原初意象中的母亲的位置上，并因她与父亲的这种关系而感到嫉妒。有一个器官能让他把自己对女性的仿同和对男性的被动同性恋倾向表达出来。这就是肛门。因此，发生在这个部位的功能紊乱也就同时表现出了女性气质的萌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后来的疾病当中。

在此我要举出一种反对的观点，因为围绕这种观点的讨论将会非常有助于理清事情的头绪。在此之前，我们一直相信这样的假设：在那个梦里病人就已将女性理解为被阉割之人，认为她们在男性生殖器的位置上有一道为了性交而设的伤口，并且进一步得出阉割即女性特征的结论。根据这种假设，病人之所以会压抑自己在面对男性时表现出的女性化倾向，并从那个带有同性恋狂喜意味的梦里惊醒过来，这完全是因为害怕失去生殖器。病人潜意识地选择了肠道作为其女性仿同的表现渠道，这种选择究竟是如何与前述关于性交的理解，以及对于阴道的认识达成一致的？难道说，他的肠道疾病并不是发生自某种可能久远得多的观念，也即直接将肛门视为性器官的观念？要知道，这后一种观念是彻底与阉割焦虑无关的。

这种矛盾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而上述两种观念也的确是相互对立的。问题仅仅在于，真的需要让它们变得相容吗？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潜意识活动视为意识的，而忘记了这两种心理系统之间的根本差异。

在兴奋的期待中，那个梦于圣诞前夕降临，唤起了病人脑中对父母性交活动的印象。一旦这一幕出现（或者说再现），原本的理解自然会首先映入他的脑海，根据这种理解，接纳男性阴茎的部位正是肛门。一个18个月大的小孩，当他看见这样一幕的时候，还能对之作出何种别样的理解？⁽³³⁾但是现在，在他4岁时候，又遇到了新的事件。他之前的经验，也即那些有关阉割的暗示，突然间觉醒过来，并把怀疑的阴影投在了他的“直肠理论”上，并进一步引起了他对两性区别以及女性的性角色的关注。于是，就像大部分儿童在面对某种接受不了的解释——不论是关于性，还是关于其他的什么——时通常会做的那样，他拒绝了新的解释（可以推知这一定是源于阉割焦虑）而坚持旧的。他决定站在肠道一边，反对阴道。这和他在此后站在父亲一边反对上帝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动机也完全相同。新的解释被拒绝，病人紧紧地抓住了旧的理论，他对女性的仿同很可能就是在后者中找到了材料，并在此后对致命肠道传染病的恐惧中表现出来；同样的，后来诸如基督有没有屁股之类对于宗教的疑问，也是在他的这些先入之见中找到了素材。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新见解没有对他产生影响，恰恰相反，其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正是这种关于阴道的新的见解，让他有了将那整个梦境压抑，并且排除一切将其在意识中加以理解的可能。不过这也就是新见解的全部影响所及了。关于性问题，这种见解倒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由这个新的角度看来，阉割焦虑是不可能通过肠道而与对女性的仿同达成一致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只是存在于逻辑层面上，实质上并不十分严重。更恰当地说，这后一种心理活动是典型的潜意识活动。潜抑决不是消除，它们完全就是两码事。

通过对狼的恐惧症的研究，我们找到了关于阴道的认识对病人性心理构成的影响。现在，通过对肠道紊乱的研究，我们的治疗工作再次与那种直肠理论狭路相逢。病人对女性生殖器的两种理解是相互孤立的，中间隔着一道潜抑的鸿沟。也正是潜抑作用，驱除了他在男性面前的女性姿态，或者说，是女性姿态被迫退败，转化为肠道疾病，并在他童年中频繁出现的腹泻、便秘、腹痛症状中得到表达。有些东西，若是在获得了正确的性知识之后，是可以在性幻想中得到表达的；但在这个懵懂的时期，则只能在病人的肠道功能紊乱中得到退行式的表达。在我们把粪便在病人整个童年里所经历过的含义变迁弄明白之前，我们是不可能理解那种退行表达方式的⁽³⁴⁾。(www.daowen.com)

在前文中我已经暗示过，我曾暂时地隐瞒了原初意象中的某些部分。接下来我将把它们补全。当时的小婴儿正是通过哭闹的方式打断了父母的亲热，而他突然大哭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把大便拉在了床上。在引入这部分新的材料之后，此前关于原初意象的讨论内容并不会有任何改变。病人本人也接受了对当时这种行为的推测，并用“暂时症状”之说来支持我们的推测。我还对细节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我猜想其父曾因儿子的打扰而被激怒，还曾对他大喊大叫以发泄自己的怒火。不过，这种补充细节没有任何依据，因为在分析材料中并没有找到任何与之有关的内容。

当然，刚才补充的这点细节也并不是与原初意象的所有内容都完全保持一致的。此时此刻，我们的问题还不是要找到某种残留于记忆中的外部刺激——我们完全可以期待着在后来的各种线索中与这种刺激再次相遇——而是在于，孩子当时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说，我们补充的那种反应并不真实，或者说它是在事后才被硬塞到当时的事件序列中去的，那么这也无伤大体，整个理解框架不会因这种可能而出现任何变动。在理解这一细节的问题上其实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小婴儿的肛门失禁正意味着肛门区（取这个词的最广义）的兴奋。在另一个类似的案例里，类似的观察又是以小便失禁而告终；若是换作一个成年男性，在相同的情况下他就会勃起。在这个小男孩身上，大便也就是性兴奋的表现，这是由他早已具备的性特质所决定的。很快地，病人就表现出被动的性姿态，同时还有对于女性（而非男性）的更为强烈的仿同。

在这里，他让肠道的内含物表现出了最早、也是最原始的含义。其他小孩也都和他一样。粪便正是人所能提供的第一份礼物，是幼儿的第一次欣喜的奉献。它出自他身体的一个部分，也是只送给为他所中意的人们的⁽³⁵⁾。在本案例中，粪便也曾表示出别的含义。在他三岁半的时候，粪便曾被用来表达对那个英国女家庭教师的蔑视，不过这种含义也只是对早先的礼物含义的否定。就像窃贼们往往在犯罪现场留下粪堆。这似乎也同时具备两个方面的含义：那既是一种轻蔑，也有作出补偿的退行含义。任何事物在进入更高阶段之后，其早先状态总是会被赋予否定、轻蔑的含义。两种对立冲动共处的现象，其实也正是压抑的一种表现。⁽³⁶⁾

当性的发展进入较晚近的阶段后，粪便也就具备了婴儿的含义。因为婴儿是从肛门中生出的，就像粪便一样。在粪便的礼物含义里，早已伏下了这种转喻的可能。在语言学上，婴儿即是“礼物”。我们时常听见人们说，是某个女人“给她丈夫带去了一个孩子”，而在潜意识层面上，这重关系的另一侧面也受到了同样的重视，即女人从她的丈夫那里“接受”了一个孩子，就好像一件礼物一样。

粪便的金钱含义也正是植根于其礼物含义的，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没有超出其变形发展的范围。

在病人的表层记忆里，他的第一次疾病发作即是因为没有在圣诞节里得到足够的礼物。现在，这记忆背后的深层含义终于浮出水面了。他真正需要的是性的满足，而这性的满足又早已被他赋予一重肛门含义。早在那个令他获知真相的梦之前，他对性的探索就已经把他引向了那个真相：关于婴儿从何处来的问题，性活动将能够提供答案。在那个梦之前，他甚至很不喜欢小婴儿。有一次他发现了一只小鸟，还没长毛，是从树上的鸟巢里掉下来的，他却把它当作是一个小婴儿，还因此而恐惧不已。分析显示，所有那些激起他愤怒的小动物、毛虫或者昆虫，其实在他脑子里都意味着小婴儿⁽³⁷⁾。他自己与姐姐的关系也迫使他经常地思考大孩子对小孩子的看法。有一次娜嘉告诉他，他的母亲之所以那样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是最小的孩子。于是这又让他生出了一种合情合理的想法：希望不要再有比他更小的孩子到来。在那个将父母的性交活动引入其注意的梦境中，这种对小婴儿的恐惧被再度唤醒。

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在病人的那些早为我们所知的性倾向中增加新的一条。和其他的性倾向一样，这增补的一条也是源自于那在梦中被唤醒的原初意象的。因为有对女性（母亲）的仿同，我们的病人早已打算给自己的父亲生下一个小孩，并对早已捷足先登而且很可能重复一次的母亲心怀妒忌。

因为金钱和小孩都有礼物的意思，所以金钱可以经由一条迂回的途径而获得小孩的含义，并同时成为表达女性气质（同性恋）的媒介。这就是我们的病人在目睹父亲将两张大额支票交到姐姐手里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真相。那时他和他姐姐正待在一个德国的疗养地。在他的幻想中，父亲和姐姐一直受到怀疑，这时候，他的妒意被激起，于是一等他和姐姐单独相处，他就即刻扑向她，狂暴地要求他的一份，还对姐姐恶语相向。这让他姐姐涕泣难止，愤怒地把所有支票扔向了他。其实真正让他难过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婴儿，是他渴望从父亲处获得的肛门性满足。而这，也就是他在姐姐死后萌生出“不用分享财产”的念头的真正原因——当时他父亲还在世。在姐姐的死讯传来之时，出现在他脑中的侮辱性念头的含义其实十分简单：现在我就是唯一的孩子了，所以父亲必然会爱我，而且是只爱我一个。尽管这种念头本身是完全可被意识思维接受的，但其同性恋背景却与意识彻底地不能互容；这就让它更易于在一种龌龊的贪婪外表下出现，因为那样无疑更容易让他自己感到释然。

类似的，在他父亲死后，他也对自己的母亲发起了同样不公正的指责，指责她爱钱胜过爱他，想讹诈他的财产。其实他自己也清楚，这类指责都是无凭无据的。他之所以会如此指责无辜的母亲，是因为他历来就怀有一种嫉妒感情，认为母亲爱另一个孩子胜过爱他，认为在他之后她可能还希望有另一个孩子。

我们对粪便含义的分析研究澄清了这么一件事：那驱使着他将上帝和大便联系起来的强迫性念头，并不单单具备他原本以为的那层轻蔑含义。这些念头其实都是某种妥协的产物，其产生既有敌意的因素，也是脉脉温情作用的结果，两者不相上下。“上帝—渣滓”很可能就是一种缩写，表达的其实是奉献的愿望，在某些时候，这种念头也曾以完整的形式出现过。“在上帝身上大便”或者“给上帝送点大便过去”，这种念头也可能就是要给他一个婴儿，或者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婴儿的意思。早先的“礼物”含义在经过贬抑之后，又与后来从中发展出的“婴儿”含义结合起来，共同形成了病人的强迫性语言。后者表现出一种女性化的温情，根据这种倾向，只要能像一个女人一样地被爱，他就可以放弃自己的阳刚气质。在那个身患妄想狂的施雷伯大法官⁽³⁸⁾的狂想中，同样的针对上帝的冲动被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在后文中，等我开始叙述病人最终症状的解决办法时，我们将再次发现，他的肠道紊乱正是在为同性恋倾向服务，为以父为对象的女性化姿态作出表达。粪便的新一重含义将会浮现，并为关于阉割情结的讨论扫清道路。

既然柱状的粪便能够像阴茎刺激阴道黏膜那样给肠道黏膜带去刺激，它也就扮演起一个类似于运动器官的角色，也即是说，它在直肠中的运动正与阴茎的活动无异。出于对某人的爱而将大便排出，也就成为阉割的原型。对于个体而言，这也是第一次有身体的某个部分⁽³⁹⁾为赢得某人的爱而被抛弃。所以说，人对自己阴茎的爱总是带有某些肛门爱的痕迹，否则就是自恋。进一步说，粪便、婴儿、阴茎，所有这些共同形成一个整体，一个潜意识的概念，也即某种可与身体分离的小东西的概念。经由这些途径，病人的里比多投射路径就有可能发生某些重要的病理学转变，其投射将可能被移置或者加强——至于具体是何种形式的改变，这正是我们的分析将要揭示的内容。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病人对阉割的态度。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并且坚持原来的关于肛门性交的观点。我说“拒绝”的意思是，他从一开始就不愿对之作任何程度的了解，也就是说，将之压抑下来。对于阉割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他虽是不置可否，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否定。然而，这种态度也并非不可更改，新的认识就反映在他的幼儿期心理症当中。后文中我们将可以找到很好的证据，以证明他其实已接受了阉割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行为再次表现出模棱两可的特征，对于我们来说，要做出描述或者产生共情都是异常地困难。他首先是表现出阻抗，然后又放弃，可是新的认识并没有压倒旧的。到最后，两种对立的倾向共处下来，其中一方对阉割的念头深恶痛绝，而另一方则准备着接受，并因必将随阉割到来的女性气质而自我安慰。此外还有第三种倾向存在，是最古老也最深刻的一种：对阉割直接加以拒斥，甚至不去触及判断其真假的可能性。这第三种倾向无疑也在继续发挥作用。在别处⁽⁴⁰⁾我曾描述过这位病人在五岁时的一种幻觉，放在现在的上下文中可以非常容易理解，只需要增补一点简短的注解：

“有一次，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正在花园里玩，我的保姆就在身边。当时我是在用小刀划一棵胡桃树的树枝⁽⁴¹⁾，就是曾在我梦里出现过的那些胡桃树中的一棵⁽⁴²⁾。突然我发现自己割伤了自己的小手指（左手还是右手？），这让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整个小指几乎都断了，只被一层皮连在手掌上。我没有感到痛，只是感到极度的恐惧。我甚至不敢向保姆说起，而她就在几步以外。我走向最近的一条长凳坐了下来，也就一直那样坐着，甚至不能看那小指一眼。最后我冷静下来，仔细地看了一下手指，没想到，它其实一点也没有伤着。”

我们知道，从病人在四岁半上接触宗教以来，他就开始了高强度的智力活动，也正是这种智力活动，在后来转化为强迫性的虔诚。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上述幻觉正是出现在那个时候，在他下定决心要正视阉割之真实性的时候。事实上，这幻觉很可能就是在标记他认识上迈出的那一步。即便是病人的那个小小的自我纠正，其实也不无深意。如果说进入这个孩子的幻觉之中的，乃是塔索在《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讲述过的英雄坦克雷德的那种可怕经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对这个小病人的幻觉也作类似的解释：那棵树所代表的，正是某个女人。当时的他，正是在扮演父亲的角色，在将他母亲的出血和女性的阉割痕迹，也即那道“伤口”联系起来——前者是他早已知晓的，而后者则刚刚在他脑中得到承认。

病人后来告诉我，正是他一个亲戚的故事激起了他关于被切断的手指的幻觉，因为那个亲戚生有六趾，在他刚生下来的时候，那多余的一趾即被切断，用的是一把斧子。由此他推测，女人没有阴茎也是因为在出生时被切掉了。就这样，在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时期里，病人终于接受了早已在那个梦里认识到、却在当时被他以压抑的方式拒绝的事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通过对宗教故事的阅读和讨论，基督以及犹太人所行的割礼也是不可能不为他所知的。

在这个时期，他的父亲无疑是改头换面，成为一个对他发出阉割威胁的可怕形象。而那个他正与之角力的残酷的上帝、那个允许人们犯罪以便对他们加以惩罚的上帝、那个牺牲了自己儿子以及众人之子的上帝，其阴暗一面也投射在他的父亲身上。但在另一面说来，父亲也正是这个小男孩试图保卫的对象——他要站在父亲一边以反对上帝。在这里，他的身上正体现出一种深刻的系统发生模式，从他的短短数年的生活中折射出来的，是人类共通的一种心理基础的生成机制。虽然在事实上，他所受到的阉割威胁或者暗示都来自女性，但是其主体却很快发生了转移。最后，是他的父亲让他感到了阉割的威胁。在这一点上，模式压倒了个体的偶然经验。在人类的史前时代，无疑正是父亲在执行阉割的刑罚；这种情况也在后来的割礼中得到了部分的保留和反映。随着强迫性心理症的发展，病人越是压抑自己的性欲⁽⁴³⁾，就越是倾向于认为，那作为性活动的代表的父亲是怀有这类邪恶意图的。

这种将父亲等同于阉割者的观念⁽⁴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正是某种针对父亲的强烈潜意识敌意——强烈到希望他死去的地步——的源泉，同时也是因这种敌意而生的愧疚的源头。就这个意义来说，他的行为完全是正常的——和任何被正向俄狄浦斯情结所支配的心理症患者一样。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这个病人身上还并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认为父亲即是被阉割者，并因此而需要他的同情。

我们已经分析过他在面对残疾人、乞丐这类人时所举行的那种仪式。我成功地从这一症状追溯到了他的父亲。那是因病而住在疗养院里的父亲，当时的病人很为父亲而难过。现在，分析将允许我们在这条路线上走得更远。在很早以前，也许还是在那次引诱（三岁零三个月）之前，他们的庄园里曾有一个很可怜的工人，其工作就是每天把水挑到屋子里。他是一个哑巴，表面看来是因为他的舌头已被割掉，但他很可能原本就是一个聋哑人。小男孩很喜欢他，也全心全意地同情他。在他死后，小男孩曾在天上寻找过他⁽⁴⁵⁾。由此看来，这个人就是第一个引起他同情的残疾人。从这个人在分析中被提及的时机以及语境看来，他无疑也是父亲的替代者之一。

随着这段记忆的出现，许多其他关于他所喜爱的仆人的记忆也在分析中浮现出来。病人在仔细思考之后发现，这些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要么健康情况很糟，要么就是犹太人（割礼！）。四岁半时的那次失禁时候，为他清理的男仆就是一个犹太人，同时也身患肺病，也是他的同情对象。在他的记忆中，所有这些人都被划归到在疗养地见到父亲之前的时期，也即是说，先于那种要以吐气的方式与仿同对象保持距离的症状形成的那个时期。后来，那个焦虑的梦的出现从病人的潜意识中唤醒了许多最早期的记忆，由此，他回想起了在原初意象的性交场面中观察到的阴茎缺失。他也由此而对父亲生出了一种“同情”，这是除恐惧以外，在原初意象刺激下生出的另一种感情。从他谈论这个话题时的言辞中，可以很容易看出他这种“同情”背后的自恋根源⁽⁴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