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极熊和鲸鱼之间是不可能爆发战争的，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不同，不可能在相互间发生冲突。同样的，在精神病和心理症领域里，我也不可能和那些对精神分析学理论根基毫无认识且把精神分析的结论只当作臆想的人们实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在最近的数年里，我们又遇到了新一种类型的敌对意见；这些意见的倡导者本身也都是精神分析的实践者——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如此——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技术与成效都没有异议，却都自命是从同样的材料中得出了更为正确的结论，进而欲将别样的解释加到我们的分析材料上。

理论上的争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结果的。一旦我们开始远离那些原本是我们的资源的材料，我们就面临着因自己的见解而陶醉自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拿出一些根本站不住脚的观点，此类观点本是稍作观察就可否决的。要在互有分歧的观点之间辨出优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案例和问题来对之进行检验。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如下的问题：“首先，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真有能力对如此复杂的事件做出观察，并如此准确地将其保存在潜意识当中么？第二，他真有可能在4岁时候重新唤起那时的记忆，并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之后对当时的所见做出理解么？最后，这个孩子真能找到某种办法，以连贯而严密的方式，使在上述背景下被观察并理解到的那一幕的细节成功地进入意识？”经过前面的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些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

上述三个问题中，最后一个倒的确是戳中了某些要害。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在如此深入的分析中努力求索的，而且又用上了我所制定的这一套技术，那么他就必然会相信对这个问题的肯定答复；至于那些并不在此范围内的人们，也就是那些对精神分析的认识还处于一个较浮浅层次的人们，则总是对此抱有怀疑。我这样说当然没有实质意义。该怎样对深层精神分析遇到的各种现象作出解释，这一问题并不会因这么一句话就得到解决。

至于头两种保留意见，其立论基础都在于对幼儿早期记忆印痕的不信任态度。在持这两种意见的人看来，那些早期记忆是不可能产生如此长久的影响的。他们倾向于在较晚近的、也是较严重的心理冲突中寻找心理症的源头，并且认为童年在心理症中表现出的重要性仅仅只是一种假象，那些取材自幼儿期的记忆以及象征之所以会自发地出现，只是因为患者需要利用它们来对现在所关注的东西作出表达。若是以如此方式看待幼儿期记忆，那我们必将错失大量作为精神分析本质的东西，也必将对精神分析学说产生抗拒，并且导致不明就里的人们对分析心生怀疑。

为方便讨论起见，让我们假定那些幼儿期印象片断——也就是那些在以本案例为代表的分析案例中，以巨细靡遗的方式挖掘出来的材料——并不具备为我们所赋予的重要意义，假设它们并没有再现出那些影响到病人后来的生活以及疾病症状形成的真实事件，而不过是一些形成于成年期的幻想，换句话说，它们不过是对某些现实愿望和关注的象征表示，是对某些当务之急的逃避，其产生完全是因为某种退行倾向的作用。那么，我们根本就无需在对精神生活的关注上耗费如此多的精力，而对于那些远未达到自理年龄的儿童，也根本无需如此费心费力地加以研究。

我们当然希望能使面前的难题得到简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固执于任何简化问题的处理。每一个精神分析师都可能为自己的观点找到各种不同的事实依据。不过照我看来，关于病人早期记忆真实性及其复苏的可能性的疑虑完全没有必要，在分析起步之初即可将此疑虑消除。一方面，如果我们对那些幼儿期印象片断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分析工作的第一步就已经确定下来，不会再因任何别的情况改变。另一方面，如果病人的心理特点的确令他具有将其关注对象拔离当下、并以退行幻想的形式替代的倾向，那么我们对他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唯有在上述心理活动中紧随其后，并设法帮助他把那些潜意识产物引入意识中。即便这些作为潜意识产物的幼儿期印象缺乏真实性，对于我们来说，它们也是极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毕竟还是某种当下关注对象的载体，而那关注则正是我们试图化解的对象。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分析都将遵循同样的程序，区别只在分析结束时出现，也只在这些幻想暴露出其虚幻本质之时出现。在这个时候，医生不得不对病人说：“好的。从您的疾病看来，您似乎是在童年中留下了诸如此类的某些记忆印痕，然后又围绕着这些印痕编织起您的各种故事。当然，您也意识到了，这是不真实的。这些所谓的记忆印痕其实都是想象活动的产物，其意图正是要帮助您摆脱生活中面临的责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责任的真实面目吧，还要理清它们同您的幻想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处理好这些幼儿期幻想之后，我们的治疗才可能进入一个新的、与当下生活更为接近的阶段。

要缩短这一程序，也就是说，改变被实践至今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若是不对病人的那些幻想加以充分利用，我们也就不可能让其现实关联被清楚地认识。若是在觉察到这些幻想的存在及其轮廓之初就把它们丢下，那我们的工作就不过是在为潜抑作用开道护航——正是这潜抑作用，令上述幻想在病人的眼中具备了某种神圣色彩，变得不可侵犯。若是过早地对之加以贬抑，比如说，简单地向病人指出，我们所处理的不过是一些不具真实性的幻想（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种贬抑），那我们将永不能获得病人的合作。精神分析的现有技术是正确的，不论那些幼儿期印象被赋予何种意义，精神分析都以同样的办法处理。

我已经提到过，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事实以支持那些对于幼儿期印象的退行幻想式的解释。根据我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被治疗发掘出的那些幼儿期印象都并非记忆的真实反映，而是我们的发掘搜求工作的产物。对于许多人来说，承认这点无疑是意味着我已在论战中落败了。

我并不想让人们误解我的意思。每个精神分析师都知道、也在大量个案中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治疗成功结束时，病人会讲出许多来自童年的记忆，都是自然地浮现出来的。分析师会认为，这些记忆的出现——可能还是首次出现——完全与自己无关，因为在他对潜意识进行发掘的工作中，始终不曾向病人提到或者暗示过类似的事情。这些一直潜藏在潜意识里的记忆甚至不必是真实的。它们可能真实，但却时常是扭曲的、变形的，并以一种类似于所谓表层记忆（那些被自然地保存下来的记忆）的方式，与幻想元素掺杂在一起。我要说的是，如在本案例中看到的这类幼儿期印象——具有如此的内容、产生自如此的早期、对疾病与分析的历程产生了如此非同寻常的重要影响——通常都并非记忆的再现，而是推测的结果，也即是潜意识发掘的结果；其产生源自于一步步暗示的累计作用，而其中的每一个暗示，都是对病人影响甚深的。有了这种认识，我的观点也就有了足够的依凭，不论我是否承认强迫性心理症患者的这类印象都并不被其本人的意识当作记忆，也不论我是否把自己的关注范围局限在手头的这一个案例之上，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我倒也并不认为，仅仅因为这些幼儿期印象并不如记忆般显现，就可断定它们其实是幻想。在我看来，单就一个特定侧面而言，它们完全是与记忆等同的：（如我们在本案例中看到的）它们和记忆一样，都在梦中找到某种替代物；对这些梦境的分析常会将我们引向同样的场景，那些梦境只是在不知疲倦地再现那同一场景，虽然总有改变，但其内容中的各种元素却是无一遗漏。毕竟，做梦也是一种回忆，一种夜晚条件下的梦境式的回忆。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梦中重复，病人才终于对原初意象的真实性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信念，从各个角度看，这种信念都与针对记忆的信念同等坚固⁽²⁰⁾。

我的论敌们倒也无需放弃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或者说放弃我们的论战。梦当然是可以被影响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²¹⁾。被分析对象的见解也的确可能是暗示作用的结果。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会有多种力量被释放出来，在这些力量的动荡消长的舞台上，暗示到底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我们正在寻求解答的问题。老式的精神治疗师总是会暗示他的病人说，禁制已经被攻克，健康已经恢复等；而精神分析师的做法则完全相反，他们会暗示病人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经历，现在，为了重获健康，他必须把那些经历从记忆中唤醒。此间的区别，其实就是方法上的最根本差异。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的论敌所持的观点其实是对幼儿期印象的全盘否定。根据他们的解释，这些印象都是不真实的，是幻想。而且，这些印象也不是病人本人的幻想，而是精神分析师的；通过某种诸如个人情结之类的途径，这些幻想被强加到病人的脑中。面对这样的指责，我们的分析师当然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必然会向人们揭示出那种幻想——在有些人看来，不证自明地是由他灌输给病人的——从潜意识里浮出水面的过程。他还会向人们证明：这些幻想的显现一直都是非常独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曾受到来自医师的干扰。从分析治疗的某个特定阶段开始，这些幻想就成为所有问题的焦点，而在这种聚焦之后，形形色色的重要结论就都以清晰的路线从这些幻想中产生；病人的症结和怪僻，也都在这同一种幻想的背景下找到了解决办法。分析师将会宣称，他并不认为自己具备足够的狡狯，能够编造出如此精巧的事件以致上述所有那些条件都被这同一事件满足，所有问题都被一举解决。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辩解，也必然无法令那些本身并不具备分析经验的人们信服。某些人会说，我们的自我辩护不过是一番自欺的诡辩；而别的人则说，那是缺乏洞察力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争论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另外，还有一种反对幼儿期记忆的观点也是我们不得不说的。这一类观点认为，从病人潜意识里浮现出来的那些可疑的内容其实不过是幻想，也只需要当作幻想处理。我们在精神分析中使用的所有那些方法，其实也都只是通过作用于眼前的幻想对象而影响病人的深层心理。而在这些心理产物中得到表达的内容，都是从现实生活中退行的倾向，比如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责任义务⁽²²⁾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者以幻想替代现实中没有完成的行动。（这种退行是多重意义层面上的，它既是对于生活的畏惧，也是对于过去的沉湎。）这些说法着实都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其正确性已经一再被我们的分析案例所证明。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在承认那些得自幼儿早期的、明显是自发出现的记忆的真实性的基础上，（正如我们手头这个案例），上述的说法其实也可以构成一种充分的解释。不仅如此，他们这种解释在经济原则的角度来看也比我那种需要引入令某些人反感的假设基础的解释更优。

论述进行至此，我将允许自己把读者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出现在现今的精神分析著作中的关于幼儿期记忆的反对意见，大多是以“部分代表整体”的原则为基础的。某些人会从一个小心建构起来的整体上抽取一两个关键元素，然后即宣称这一两个元素便是全部的真理，并为此而否定整体的其余部分，乃至整体本身的重要价值。若是对这样一个偏颇的部分加以详查，我们即会发现，在这个部分中正包含着某些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的其他方面内容，或者是某些早已与之联系紧密的东西。比方说，在荣格看来是实在和退行的东西，在阿德勒看来就是自我中心主义动机。精神分析学中最新颖、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却同时被这两种意见所忽略，被当作一个错误而丢弃。由此，精神分析取得的革命性成就——那种令人不适的观念——即可轻松地被抹消掉了。(www.daowen.com)

就荣格对幼儿期记忆提出的怀疑和解释来说，我根本不必再去反驳他的任何一条论证。他虽然是把幼儿期印象当作一种全新的理论发现，但他所提出的所有那些理论解释——当下生活中的矛盾、逃避现实的倾向、幻想中的替代满足、向过去的退行——所有这些看法历来就是我的理论中的主干，在大体框架上完全类似，在术语上也许倒是作了些微的改动。它们并不是我的理论的全部，而只是涉及因果关系的部分，涵盖的是从现实出发、又朝心理疾病退行的路线上的各个环节。除此以外，我还考虑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演化作用的影响：这种作用由童年印象出发，为里比多指出逃避现实的道路，并为退行制造理由，使之不再显得无法理解。我认为正是这两方面作用共同导致了症状的形成。而且，它们在更早前也还有一次合作，在我看来也是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我将始终坚持这样的主张：在心理症形成之初，那些来自童年的影响力的存在就已经被感知到了，因为它们的干预在决定个体是否、以及将在何时败给现实生活的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争论的焦点是，那些幼儿期心理成分究竟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排除一切疑惑、为此种心理成分的重要性正名的案例。而我们手头这个（不厌其烦的叙述）案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因为本案例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童年期心理疾病以一种特殊方式先行于成年期心理症之前，两者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了这一案例作为我的写作对象。如果有人认为，在这个案例中的动物恐惧症的重要性尚不足够、尚未达到可被视为自主心理疾病的程度，并因此而拒绝承认本案例的价值，那么我将向他指出这样一点：紧跟在这种恐惧症之后出现的，就是一种强迫性仪式，以及许多强迫性行为和思想；在本文的下个部分里，上述这些强迫性心理现象即将成为我们讨论的中心。

出现在病人四五岁之间的心理疾病本身即证明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单凭幼儿期的经历就已经导致了心理症的产生；在此过程中，逃避个体现实责任的需求并不是必须的。人们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儿童也可能会不断遇到令他想要逃避的职责。这话不假，不过，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若要对一个孩子在进入学校前的生活作一番完整的考量，形成一种全面的认识，这其实并非难事。我们完全有能力调查清楚，在一个孩子的生活里是否存在什么可能导致心理症的“职责”。事实是，我们真正找到的只有孩子自己感觉无法满足的、完全自发的某些冲动——这些冲动是当时的他尚无法驾驭的——在此之外，就只有产生这些冲动的原料、源头。

正如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当心理症的爆发与童年心理问题之间的时间间隔被极大地缩短之后，退行作用在心理症的成因中所占的比重也就大幅降低了。由此我们也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以早期印象为作用媒介的“演化”心理因素在心理症的形成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我希望人们能够通过研究本案例而对此种关系形成一种清晰的认识。基于其他原因，幼儿期心理症也将回答所有那些围绕原初意象出现的问题；对于那些在分析中被追踪到的最早期经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也将给出结论性的解答。

有一点是争论各方都同意的：我们用以阐明那类原初意象的方式，在技术上始终是正确的；面对围绕童年疾病留下的情结而出现的难题，若想得出全面的解决办法，就势必需要理清原初意象的各种作用结果，并把分析的错综复杂的线索引回此处。如果由这个无争议的前提出发，那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原初意象只能是对幼儿期的某些真实体验的再现，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儿童与成人一样，都只能以从某处获得的材料为依据来制造他们的幻想。对于儿童来说，获得这类材料的许多来源是尚未开启的（比方说，阅读），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较少，获取幻想材料的来源有限，所以说，我们可以轻易地将其幻想的源头发掘出来。

在本案例中，原初意象的内容肯定是涉及父母的性交场面的，而性交的体位又非常利于观察。若是换作另一个病人，一个症状（也即是说，原初意象的作用结果）出现更晚的病人，那么这意象本身将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实性。这样一个病人，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从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内获取各种印象、思想以及知识；在这之后，他完全可能将这些收获反向投射到自己的童年里，并使之与自己的父母建立关联。可是，如果这样的一幕是出现在一个四五岁大的儿童脑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确是在更早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一幕的发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那些由对幼儿期心理症的分析中产生的令人不安的结论，就都是正确的了。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某些人所希望的也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不仅是在潜意识幻想中生造了那种原初意象，还空想出了他自己的性格转变、自己对狼的恐惧以及在宗教上的强迫性冲动。这种看法完全站不住脚，它首先就与病人家族中普遍的直率性格相矛盾；再者，实情若是如此，那么病人的仪态应该是沉着镇定的，绝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我们只能坚持目前的见解，其他的说法要么是否定整个对幼儿期心理症的分析，认为那从头到尾就是一种错觉，要么就是站到我在前文中描绘过的那种反对观点一边，认为那才是正确的见解。

此前我们已经认识到，病人有对女性臀部的偏爱，也有对令这个部位凸显的性交体位的爱好；这种偏好明显是与他对父母的性交活动的观察有关的，但其具体含义仍旧不甚明确。诸如此类的爱好反映出一种古已有之的心理结构，具有这种心理结构的人历来就是强迫性心理症的易感人群。对此，我们有一种现成的、也是可能的解释：过度关注。毕竟被病人亲眼目睹正以这种体位性交的人，乃是他的父亲。他很可能正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相同的心理结构和偏好。不论是从他父亲后来的心理疾病，还是从这个家族的历史看来，上述推论都并不显得荒谬。我在前文中也已经提到过，来自父亲家族里的一个叔叔也是死于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紊乱的。

在这里，让我们回头看看这样一件事：病人的姐姐，在试图引诱她那只有三岁零三个月大的弟弟之时，曾讲过一些奇怪的话，对他所喜爱的保姆大肆中伤。她说那个保姆会把每个人都倒转过来并抓住对方的阴茎。由此看来，病人的姐姐也曾在一个相似的年龄上获得过与弟弟后来的观察相同的经验。她必然是从这观察经验中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性交过程中的人都是头足倒置的。她之所以会在性方面表现出躁急，我们同样可从她的上述看法中窥见一些端倪。

就我的本意而言，我其实并不愿意在此处将关于“原初意象”价值的讨论深入下去，但是鉴于现在的情况，我感到有必要把话题所涉及的范围拓展开。如果不牵涉到我在《精神分析引论》中的某些论述，那么我很可能会给读者造成某些误解，因为我将应用到本案例中的某些理论观点，正是那本书的核心内容。为了论述的完整，也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错误，我必须在这里插入如下的评注：关于那个作为病人的梦境基础的原初意象，我们的确还可做出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将会把我们引向与早先大不相同的结论，同时为我们排解大量难题的困扰。当然，这修正的解释也不会为那种试图把幼儿期印象降格为单纯的退行象征的理论提供任何支持；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对手头这个幼儿期心理症病例的分析工作是非常彻底的，所有的问题都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事实上，我们在所有那些以幼儿期心理症为对象的分析实践中都达到了这个效果。

关于本案例中出现的各种事实，我们也还可以做出如下的解释：首先，小男孩看见了父母的性交活动，还从中认识到阉割的真实存在，从此以后，阉割对他来说就不再是一种空泛的恐吓。上述假设始终是我们不能放弃的。男女双方的性交姿势在病人的恐惧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第一位的重要作用，于是从病人后来对性交体位的强制性要求看来，我们可以断定其父母当时只可能是采取了“背侧性交”的体位，也即是“以野兽的姿态”。这种解说也可能还有某些无关大体的变化：真正被男孩看见的可能是动物的性交，而非其父母的；他其实是在事后把所见情景归到了父母头上，就好像是断定父母不会以别的方式行此事一般。

我们可以为上述可能的解释找到如下的事实依据：梦中的那些狼实际上都是牧羊犬，从病人的草图中即可以看出这点。在那个梦出现前不久，男孩曾多次被带去看他家的羊群。在那里，他可以看见那种白色大狗，也可能看见它们的交媾。病人在描述所见的性交活动之时曾无来由地提到3这个数字，在现在的这种解释下我们仍将保留3这个数字：我们可以假设，他曾三次观察到牧羊犬的性交，并留下了相关的记忆。我们发现，就在那个狼的梦出现的夜里，除了有预期中的兴奋感出现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移情现象：病人在近期获得的各种印象的细节都无一遗漏地被转移到父母身上，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可能有那些强烈的情绪产生。于是，他就对那些也许在数礼拜或者数月前就已经刻在他脑中的印象有了一种迟到的理解——这本是一种常见现象，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曾有过类似的体验。现在看来，那种发生在性交的狗与自己父母之间的移情，其实并非疾病的最后阶段（也即那个依赖言辞的阶段）作用的结果，而是病人于记忆中努力寻找父母交欢场面时犯下的一个错误，把他所寻找的记忆与狗的交媾姿势混淆了起来。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给出了那一幕的各种细节，单就这些细节而言，它们完全可能是正确无误的。那的确是一个夏日午后，当时的小男孩的确正身患疟疾，当时父母两人都在场，身着白衣；这时候，小男孩醒了过来，但是——眼前的景象却是与疾病无关的。因为他有强烈的好奇，想要知道真相，于是在不久以后各种原先保留下来的细节也就随之出现——对狗的观察所得恰好构成了这些细节的蓝本。这完全是男孩的愿望导致的结果，因为他想要探查父母的性交活动，于是他幻想中的那一幕也就把所有那些我们提到过的关键点呈现了出来，几乎可以乱真。事实上他的幻想乃是一种拼凑，是对两方面原型的胶合：其中之一出现较早，并无任何真实的重要性；而另一种则出现较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确实可能在不知不觉地就犯下了轻率的错误，幸亏有上述解释来进行弥补。现在我们已经无需继续坚持病人的父母曾在婴儿面前性交的假设——这种看法令大多数人感到难以置信，哪怕那孩子当时还非常的年幼。延迟反应的重要性被削减，因为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在这个才生活过四个年头的病人身上，延迟反应推迟的时间，也不过只有几个月而已，而其童年早期那几个混沌的年头则完全与此无关。现在，鉴于小男孩已在牧羊犬和父母之间完成了移情，又把对父亲的恐惧转化成对狼的恐惧，于是在他的行为中就几乎不再有任何可令我们感到吃惊的东西了。毕竟，这个孩子正处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时期，在《图腾与禁忌》中，我曾指出这个阶段的特征即是对图腾崇拜的回归。看起来，尽管我们这一案例中的心理症患者只有四岁大，但案例本身似乎还是足以为那种试图将心理症中的原初意象解释为退行幻想的理论提供足够的事实依据。在他那样的年纪，他就成功地将得自四岁时候的观察记忆替换为一岁半时的幻想化精神内容——这是一种退行，但却既不显得神秘，也不显出倾向性。在这里，他需要制造一个场景，是要能满足特定条件的；从病人的生活境况看来，这些条件只可能在早年被满足，举例来说，只在他还很幼小的时候，他的床才可能被放在父母的房间里。

接下来读者们可能已经料到我要说些什么了。根据大家对我的其他分析案例的了解，读者很容易猜到我将给出至关重要的材料，以对前述解释是否正确的问题作出解答。在对心理症患者的分析实践中，我们曾多次发现病人有在童年最早期观察到父母性交活动的经验，与我们在本案例中看到的那一幕类似的场景——不管它究竟是真实的记忆，还是虚假的幻想——其实并不罕见。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那些并未在后来患上心理症的人们身上，出现比例可能并不比病人们更少。在这些人们的记忆库里（不论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很可能都尘封着同样的观察经验。每当我在分析中遇到类似的场景，并取得了将它拆解开的能力之时，我总是由这场景而发现同样的怪癖，简直就和我们怀疑这个病人具有的怪癖一样：所有这些个案都牵涉到“背侧性交”——也就是唯一那种让生殖器暴露给观察者的性交体位。显然我们已经无需继续怀疑，我们所面对的原初意象确实是幻想，但不是由我那些批评者所说的那些机制生成的，而是由观察动物交媾而激发的幻想。不过事实也还不止如此，我的意思是，我对“原初意象”的描述其实并不全面，我还没有讲明故事中的小男孩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打断了父母的性交活动。在此我必须补充这样一点：来自幼儿的这种干扰，在每个类似案例中，也都有着相同的方式。

可以想象，我现在的这些说法是很容易引起不信任的。这篇案例报告的读者们很可能对我的叙述生出严重的怀疑。读者可能要问：既然我已经掌握了这些材料，知道上述对“原初意象”的理解才是正确的，那我为什么要首先提出一种不同的观点，而且还是一种明显悖谬的观点？或者说，是不是我在撰写这份案例报告的初稿之后，才获得了某些新的证据，进而形成了新的观点，于是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解说，却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先前的错误？不是这样，真实的情况是：在有关原初意象的真正含义的问题上推迟提出真正的观点，这正是我从一开始就抱持的意图。我们的叙述尚未到达本案例的结尾，在接下来的某个时刻，我们现在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将会被动摇。到那时，我们将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把我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所作的、关于原初幻想或说原初意象的论述呈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