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我曾为强迫性念头下过一个定义，说它们“是一些原先因受到意识的责难而处于潜抑状态的念头，在改头换面之后迂回地出现在意识中，其内容大多与幼儿期的充满快乐的性活动有关”⁽⁴⁹⁾。事隔多年，今天的我仍然认为，这种定义是抓住了问题核心的，不过，定义的用语倒是有待改进。这种定义过于强调强迫性“含义”的一般特征而忽略了这些“念头”之间的差异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定义方法倒是与强迫性心理症的病理结构异曲同工，它们都倾向于淡化这样一个事实：“强迫性心理症”这个名词的所指，其实涵盖了人类的多种各不相同的精神活动类型⁽⁵⁰⁾。其实，我们更应当选用“强迫性思维（compulsive thinking）”一词，以强调强迫性心理的多样性——它们可以任何一种精神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愿望、诱惑、冲动、反思、怀疑、命令、禁制等。病人通常会尽可能地回避定义中那种确定性，而直接把去除了情感外衣的思想视作强迫性念头本身。在本病例中，病人在治疗伊始即表现出上述倾向，他试图把自己的强迫性念头降格为一种单纯的“联想”（参考此处）。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时至今日，关于强迫性思维的在现象层面上的认识仍然很不完备。在那些“强迫性念头”闯入病人意识之后，病人本身即会同这类念头进行斗争。这里共有两次抵抗，即病人的第一反应和第二反应，其中后者尤其重要，它将引发某种很值得我们命名的心理现象。试看我们手头这个案例：军事训练结束之后，病人踏上归途，但其思维却还是被一整个思想链条占据着，这就有前述那种“双重反应”的体现。病人的那个思想链条实非某种与其强迫性念头全然对立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杂糅了两种思维方式的混合物，某些本属于强迫性冲动的假想也被囊括在内，于是这一系列思考也就成为病态思维的一个部分。在我看来，最适合这种心理现象的名称就是“恍惚的幻想”。为了证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我将举出发生在病人身上的一件事——当然，这一事例本该被记载在病历中的。在病人的求学过程中，他曾在某一段时间里保持着滑稽的行为习惯——他学习直到深夜，然后开门等候父亲的亡魂，然后再在镜子里注视自己的阴茎，对此前文中已有记载（参考此处）——当时的他也试图让自己恢复正常，为此他严厉地责问自己：如果父亲当真还活着，看到他这样的举动会说些什么？可是这种理智的责问没有起到哪怕一丁点作用。他脑中那种无法排遣的冲动只是在一种恍惚的威胁面前才烟消云散：如果再有这种无聊的举动，某种可怕的事情就会降临到他那身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父亲身上。

我们在病人对强迫性念头的第一反应和第二反应之间进行了划分，此一划分绝不多余，不过后来我们又认识到病人本人并不知晓自己的强迫性念头是如何在言语中得到表达的，于是此种划分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病人的这种情况看上去颇有点荒谬，实际上却并未带来任何矛盾。在精神分析进行的过程中，增强了勇气的并不单单只有病人，也有他身上的疾病——因为随着分析的进程，疾病的表达会变得越发清晰明了，这就好像是获得了表达的勇气一般。让我们先把这个有关勇气的比喻丢开，来关注病例本身；我们看到在本病例中病人身上的确是发生了变化：他在一开始还对自己心中的病态产物感到害怕，回避而不敢正视；现在则对之投以极大的关注，且能够细致地体察其中滋味⁽⁵¹⁾。

在此之外，还有两种办法可让我们对强迫性心理产生进一步的认识。首先我们知道，强迫性心理的真正内容是可在梦中找到的。在清醒的时候，病人本人对这些心理内容的认知反倒一直处于扭曲状态，就如同翻阅一封残缺的信件一般。真正的内容在梦中以口头材料的形式出现，这就同我们在此前发现的一条规律——也即梦中的语言都是产生自白天听到的话语——发生了抵触。其次，若是某人沿着分析进展的轨迹对病例加以考察，那么他通常都会发现，某些表述有异又先后有别的强迫性念头，在实质上却都是相同的。这同一个强迫性念头在首次出现并得到排遣之后，又会以另一种外观重新出现，难以辨识；借着新颖的伪装，强迫性念头很可能在对抗患者本人的反抗的争斗中占据上风。但是不论如何，最初的形式才是真正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通常都是直率的，不加掩饰的。当我们花费大量时间，终于澄清了某个难以理解的强迫性念头后，病人们通常都会承认，确有某种同我的设想相类似的念头、愿望，或者诱惑曾经出现过；它总是在强迫性念头出现之前出现，而且总是不曾持久。在本病例中，我们遇到了不少这样的例子，这让我不得不对病情作出了好几种详细的解析。

所以说，在所谓的“强迫性念头”之上，其实也留有病人的拒斥的痕迹，其最初的表达方式已经被歪曲。正是这种歪曲让强迫性念头得以存活，因为意识思维一定会对它产生误解，就像对梦一样；而这种念头本身，其实正是妥协与变形的产物，它必将在白日清醒状态下被持续地误解。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证明上述那种意识的误解乃是真实存在的，证据不一而足，不仅限于强迫性念头本身，也包括那些继发抗拒（也即前面所说的病人的第二反应）的产物，举例来说，其中就有病人的自我保护机制。我很愿意为此提供两个很好的例子。挂在病人嘴边的“但是……”即是一种拒斥的形式，他习惯一边快速地念出这个词，一边轻蔑地摆手。有一次他告诉我说这一习惯在近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他更加关注德语词“aber”的第二个音节。我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他回答说第二个音节当中的那个e让他很不自在，因为那让他感觉像是在某种令他畏惧的异己和敌对力量面前失去了保护。于是他决定重读那个e。尽管这一解释同所有那些强迫性心理症的症状表现如出一辙，但却并非其中之一；恰恰相反，这一解释乃是十分合理的。事实上，正是“aber”的发音在这个词与“abwehr”［逃避、拒斥］之间建立了联系，而我们此前对他进行的关于精神分析的理论介绍其实早已让“abwehr”一词为病人所熟知。在这里，我们的治疗适得其反，因为我们让一种逃避机制得到了强化。另有一次，他把为抵御各种诱惑而自创的咒语——也就是前文中已经提到过的那由各种祷词的首字母组成，并以“阿门”收尾的咒语——告诉了我。我们不能把原文公开出来，因为那必将暴露病人的身份。在知道了这咒语的内容之后，我立即发现这实际上正是他所中意的那位女士的名字，只不过打乱了字母的排列顺序。名字里的字母s被他放在了咒语的末尾，紧贴在“阿门”之前［Samen：semen（精子）］。也即是说，他以这种方式把情人和自己的精子放在了一起：他一面幻想着情人，一面手淫。病人本人却没有发现这一明显的联系，这说明他的意识已被那些潜抑的心理内容愚弄。有句格言说：人若想挡开某物，那某物就终必沾染他的双手。这话再有理不过了。

强迫性念头都是经过变形了的，在它们还没成为梦的内容之前，这种变形的方式就已经与梦非常相似了。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关注这些念头的变形方式。只要对一些已被理解的强迫性念头加以注意，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多种实现变形的方法。然而，鉴于资料的保密性，我只能在此举出少量的例子。出现在本案例中的有关老鼠的念头算是比较难解的例子，其他病人的强迫性念头大多并不具备如此复杂的结构，会比较容易理解。在其他的病例中，对观念的变形也通过省略词句的方式实现；我们知道，在各种笑话中，省略的手法常会带来绝妙的效果。而在本病例中，我们也观察到了这种手法的应用，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帮助病人自己回避理解。

试看病人身上出现最早、也最常见（带着劝诫或警告的意味）的强迫性念头：“如果我娶了那位女士，那么就会有某种可怕的事情落在我（那身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父亲头上。”现在，在分析结束之后，这个念头中被省略的部分已被我们所了解，如果把这些省略部分补上，那么病人的整个思路就是这样：“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那么我要同那位女士结婚的愿望肯定会让他暴跳如雷，就像我在童年里见识过的那样；若是那样的话，我会再次对他发怒，还会诅咒让各种恶魔去伤害他，那些恶魔是具有神力⁽⁵²⁾的，所以我的邪恶诅咒一定会实现。”

还有一个关于省略的例子，也是类似于警告或者禁欲令的：病人有一个可爱的侄女，他很喜欢她。有天他脑子里出现了这样的念头“如果你行男女交媾之事，那么埃拉就会遭遇不幸（死亡）”。让我们来看看其中隐含的内容：“在性交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婚姻和性生活不会为你带来子嗣（因为那位女士的不育症），哪怕你的交媾对象另有别人，也不得忘记此点。你会因此而对你的姐姐心生嫉妒，因为她有可爱的小埃拉；这妒忌心又必将让你陷入忧伤，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让那个孩子夭亡。”⁽⁵³⁾

在强迫性心理症当中，如上所述的省略变形乃是相当典型的症状：在其他病人的强迫性念头中，我也观察到了这种变形方式。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也和老鼠观念非常类似——那出现在一位女士身上，她深受某些强迫性冲动的困扰，满腹疑虑。在纽伦堡的时候，她同丈夫出外散步，两人一道逛了一家商店，为他们的孩子买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一把梳子。她花了很多时间挑选这些商品，这让她丈夫很不耐烦。于是他对她说，在过来的路上，他曾在一家古董店里看中了一些钱币，现在他想去把它们买下，然后再回来接她。在这位夫人看来，那天她丈夫去得实在太久。等他返回后，她问他到底去了哪里。回答是“在那家古董店里，我早告诉过你了”。就在那一刻，这位夫人感觉到一种满含痛苦的怀疑正折磨着她的心灵，她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早已拥有了刚才为孩子买下的那把梳子。这种念头的真实含义相当清楚，但她本人却无法知晓，这正是疾病的必然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她的疑虑解释为一种移置，并对这种疑虑在潜意识中的真实内容做如下解释：“如果你真的只是去了一趟古董店，如果我该相信这种解释，那么我也就应该相信这把刚买的梳子在几年以前就已为我所有。”在本病例中，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讥嘲：“是的，正如他们俩（我的父亲和我的情人）会生小孩一样，我也会把钱还给A中尉的。”在前述那位夫人身上，疑虑的背后乃是潜意识的嫉妒，她下意识地认为丈夫是把时间花在了情妇身上。

在这里，我不打算对强迫性思维作任何心理学意义上的评估。那样的评估将会带来非常有价值的结果，并会让我们对意识与潜意识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单就这一方面而言，对强迫性思维的心理学评估就比对歇斯底里症和催眠现象的研究更有价值。某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在围绕潜意识构建一些饶舌的理论，他们以传统的或者道听途说的潜意识定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若是这些人能在埋头理论之前先考察一下强迫性思维的各种表现，那他们必将获益匪浅。若不是这种要求与他们习惯的工作方式相去太远，我们真应该如此严厉地要求他们。关于潜意识中的强迫性心理活动，在此我只想指出一点，它们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以最直接的形式呈现在意识当中，在这种时候，那些强迫性念头将以它们本质的、也是早已有之的形态显现出来。由此，又引出了一种惊人的现象：当我们试图在分析中追溯某个强迫性念头的初始形态之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总是不得不推翻已有的结论，用另一个新发现的“初始形态”取而代之——这种追溯总是不停地向着更久远的记忆推进，而且没有终结。

因为我个人对强迫性心理症的某些精神特质特别地关注，所以在此专辟一节加以讨论。从表面上看来，那些精神特质本身无足轻重，但却为我们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理解铺平了道路。我要加以详述的那些精神特质在本案例中得到了极端的表达——我清楚地知道，在病人身上观察到的这些表现并非其个性的表达，而是其疾病的产物。在其他身患强迫性神经症的病人身上，也都会表现出这些特质。

我们的病人是极端迷信的，尽管他是个受教育程度很高且相当聪颖的人，而且还一再地向我保证说自己对那些无聊的东西毫无兴趣。所以我们既可以说他是迷信的，又可以说他不迷信；不论如何，他与那些未受过教育的迷信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后者对自己的迷信毫不怀疑；而我们的病人却不同，看起来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迷信正是其强迫性思维的产物，但他也会在某些时候表现出对迷信观点的信持。他非常希望能解释自己这种矛盾而不确定的表现；而我要说，其实这种愿望本身即是再好不过的解释了。我确信，在许多事情上他都持有两套全然不同而又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不同于举棋不定，而是对矛盾双方同时接受。病人在这两套观点之间摇摆，哪方占上风完全取决于其强迫性心理在当时的取向。一旦他控制住了某种特定的强迫性冲动，他就会因理解而生出优越感，并对自己早先的轻信报以嘲笑。在这种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引起他的不安。可是一旦他发现自己再次被某种未知的强迫性冲动——或称阻抗——所掌控，他就会遇到一些最稀奇古怪的巧合，并为他那些轻信的观点找到证明。

但他的迷信仍然是属于那种受过教育者的迷信，其中并不包括常见的那类愚昧观点，比如说对星期五的恐惧、对数字13的厌恶等。不过，他的确对预兆和先知先觉的梦持相信态度。他自称常会有和萦绕脑际的人偶遇的经历，或者在突然想起某个长期失去联系的朋友之后不久即收到对方的来信。与此同时，他也并不否认，即便是那些最强烈的预兆也多有不应验的时候。举例来说，有一次在他去外地消夏的路上，他突然预感到自己将无法返回维也纳——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总之，在有关预兆的问题上，他还是比较诚实的——或者，也可能是对自己的那套正统观点有足够的确信。他也承认，在所有那些预兆当中，大多数只牵涉到那些对他本人不甚重要的事情；而当他遇见某个疏远已久、刚才忆起的故人之后，在他与这个如奇迹般出现的人之间也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事情发生。同样的，他也无法否认，他生命中那些最重大的事件都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生的，比如说他父亲的死就是一例，当时的他毫无准备，事发后大为惊诧。然而上述所有这些论据也都无法动摇他内心的矛盾观点，它们也只是彰显了其迷信观念中的强迫性特征——内心游移不定，心理阻抗跌宕起伏，这些都是表现。

当然，我不可能为他过去遇到的每一次奇迹都找到理性的解释，不过对于那些出现在治疗过程中的类似事件，我都成功地向他证明了这么一点：这些奇迹的产生其实都是他本人参与的结果。我总是可以指出他的某种行为在这奇迹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间接的观察、阅读、遗忘，以及最重要的一条：记忆上的错觉——这些就是制造奇迹的手法。到最后，他本人甚至也参与到我的工作中，和我一道拆穿那些奇迹的把戏。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他之所以迷信于征兆和预言的一个有趣的原因：那是在他的幼儿期，和他母亲有关；他记起在那段时间里，每当要为某件事情制订日期的时候，他母亲常会说：“这天不行、那天不行，那时候我恐怕必须得躺着。”等到了那些不宜做事的日子里，她就当真会因身体不适而必须躺到床上去！

毫无疑问，这件事是在从日常生活中为迷信的观点提供支持。从此他就对生活中那些难以解释的巧合产生了特别的关注，而对于自己潜意识中那些推波助澜的力量，只要没有表现得太离谱，他也都会对之顺从。在许多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身上，我都发现了这同一种对于迷信的需求。据我推测，这种需求在实际上肯定更加普遍。在我看来这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从强迫性心理症的心理学特征看来，这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前文中我已经详细阐述过（参考此处），强迫性心理症患者心中的潜抑内容总是具有错乱的特征，这现象并不是经由遗忘而产生的，其真正成因是这样的：随着原先伴随着压抑内容的情感的消退，事件原本的因果链条被破坏，进而导致了错乱关联的建立。看起来，在这些潜抑的错乱关系中似乎隐含着某种特定的警示——在别的文章里我曾将这种现象和神秘的灵感作了一下对比⁽⁵⁴⁾——这些警示经外向投射而进入外部世界，然后在那里留下痕迹，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在病人精神世界里不曾有过的证明。

在强迫性心理症患者身上还有另外一种内在的需求，那也是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迷信需求有着密切关系的。在追踪这种需求的过程中，我们被引领着对内在的多种本能作了一次深入的探查。我说的这种内在需求，指的就是对生命中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怀疑——的向往。制造不确定性，其实正是心理症用以孤立病人，并让他与现实分离的一种手法。所有类型的精神神经紊乱都会导致这种趋向。病人总是处于一种回避确定而坚持怀疑的状态中；这种状态的形成，也是病人本人参与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病人的参与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某些病人身上，这种不确定的倾向会表现得非常具体而生动。比如说有的人讨厌时钟，因为时钟表明了时间的确定性，或者至少也让时间变得可被人决定；有的人会在潜意识里玩一些小把戏，以使某些为他排除确定性的事物变得“安全”。在本病例中，我们的病人也掌握了一整套技巧，以躲避那些可能帮助他作出决定并进而解除内在冲突的信息。所以他才会禁止自己对情人的健康状况作仔细的思考，还回避相关的消息。他对为情人的手术主刀的医生一无所知，甚至也不知道她究竟是只切除了一个卵巢还是全部两个——若要就婚姻问题作出决定，这些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治疗中，他不得不苦苦回忆那些被遗忘的事情，努力要将那些被他忽略的东西找回来。

强迫性心理症患者对怀疑和不确定抱有特殊的偏好，这让他们的思维表现出下面的倾向：他们的思路总是会回到那些让所有人都无法确定的主题之上，回到那些让我们的知识和判断必须保持怀疑的事情之上。这些主题包括：高高在上的父权、生活的目的、彼岸世界以及记忆——也即那些被我们普遍相信，但又几乎是捕风捉影的事情⁽⁵⁵⁾。

在形成强迫性心理症症状的过程中，记忆的不确定性起到了切实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将告诉读者们，生活的目的以及彼岸世界究竟在病人的思想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了顺畅地过渡到这个话题，我打算首先对病人身上那种独特的迷信倾向稍作讨论。尽管前文（参考此处）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说无疑是让不少读者感觉到不适，但我们还是要从此处入手。

首先要谈的是这位病人的一种看法：在他看来，他自己的想法、感觉以及那些或善或恶的愿望都是具有神力的。表面上看来，这一点是和强迫性心理症表现出的自我限制特征相悖的；我们很容易把病人的这种看法当作他个人的幻觉对待。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另一个罹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身上，我也发现了这同种观点的存在。那位病人在康复之前曾被疾病折磨了很久，而现在的他则过着正常而积极的生活。事实上，所有身患此种疾病的病人都会暴露出这同一种观点，认为自己的心理活动是具有神力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开这个结，让他们不再对自己的力量作过高的估计。可以猜想，病人的这种信念其实和儿童身上那种妄自尊大有着相同的根源。我们询问过病人，他这些观点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之上的。他举出了两件事情作为回答。在他第二次前往那家水疗院，也就是当他在四处求医的时候遇到的唯一让他有所好转的那家医院的时候，他要求被安置在前次住过的房间，在那里他曾和某位护士有过亲密的关系。然而，他却被告知，那间病房已经有人了，住的是一位年老的教授。这情况让他很失望，对治疗的期望也随之降低，于是对医院方面说出了这样不友好的话：“那么，希望他会暴毙身亡。”两个礼拜之后的一天晚上，他从梦中惊醒过来，脑子里满是关于一具死尸的念头。他在第二天早上得知，那位教授果然在他梦中惊醒的那段时间里出了意外——他突然发病，被抬回了房间。另一件事情牵涉到一位年老未婚的女士，她独居多年，非常渴望爱情。这位女士对我们的病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温暖，还一度直接开口问他，是否愿意爱她。他含糊其辞地作了回答。几天后他听说，那位女士从窗口跳了出去。现在他总是充满自责地对自己说，他本来是可以让她继续活下去的，只要答应爱她就行。就这样，他建立起这样的观点，认为自己的爱与恨都是具有神力的。对于爱情的神力，我们不打算否认；但在这里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是这两次不幸。我们应当接受一种明显的解释，也即我们的病人——和其他所有身受强迫性心理症之苦的病人一样——是在某种力量的驱迫之下才对自己的影响力作过高估计的，他之所以认为自己对外部世界抱持的恶意具有强大的影响，那只是因为其内向精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在排斥那些储存在他意识中的知识。实际情况是，他的爱与恨都太多，因为正是从这些过量的爱恨情感中生出了他的那些强迫性念头，那些既令他无法理解其根源、又叫他无力排遣的强迫性念头。⁽⁵⁶⁾

对于死亡，我们的病人怀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他对各种死亡率的数据都保持密切的关注，每有葬礼也都恭谨到场，以至于被他的兄弟姐妹们戏称为“秃鹫”。而在他的想象中也常会出现这种怪事：他杀死某个人，好让自己有机会对其亲人表达诚恳的同情。在他约莫三四岁的时候，一个姐姐去世，这件事在他的幻想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他本人眼中，这事也同他当时做下的错事有直接关系。我们还知道，在他的童年里，希望父亲死去的愿望很早就占据了他的心灵。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强迫性心理症解释为对这种愿望的呼应，因为这正是让十五年前的他难以克制的愿望。对父亲的强迫性畏惧被扩展到“彼岸世界”，这一过程其实也就是对上述恶意愿望的补偿。在父亲去世18个月后，也就是说，在他的哀痛已经改头换面之后，父亲已死的事实甚至几乎被这一强迫性畏惧所遮蔽——此中的原因就在于，过去的他曾在各种幻想中表达过要父亲死去的愿望。在前文中的好几段记录里，我们都观察到这样一种字面上的关系：我们总是可以用“如果我父亲还活着”来替换“在彼岸世界”。

若是考察其他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患者的行为，一定会发现他们和这位病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哪怕命运没有让他们在那样年幼的时候就遭遇死亡现象。他们的头脑被塞满了对生活的其他目的的考虑，以及对自己的死亡的各种可能性的忧虑。除掉这些以外，他们的迷信在起初其实再无别的内容——也很可能再无其他起源。不论如何，他们需要死亡的可能，因为正是这种可能为他们提供了便利，帮助他们解决了那些未解的矛盾。这些强迫性心理症患者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他们都缺乏做出决定的能力，尤其是在恋爱事件中。他们总是竭力回避做决定，总是在各种恋爱对象之间犹豫不决，或者在应该如何对待某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他们的行为模式非常类似于古日耳曼帝国的法庭：在那里，诉讼多被拖延，直到最后以诉讼人的去世告终，因为法官直到那时都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在面对着生活中所有那些冲突的时候，他们也都会紧紧抓住这种可能性：某个对他们十分重要的人——通常就是他们所爱的人，比如说父母，或者求爱对象之一，也包括他们的对手，总之就是那些被他们投注了感情的人——会死去。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紧紧缠绕在强迫性心理症上的死亡情结，也即是说，我们已经接触到病人的本能上的问题。现在，把注意力转向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心理疾病都是某些精神力量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若是想对强迫性心理症背后的那些精神力量有所理解，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回到疾病的直接触发因素上——也就是由病人本人告诉我们的、那些在他的童年中以及成年后直接诱发其疾病的事件。这位病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发病，那时候的他正对婚姻举棋不定，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忠于那个一直为他所中意的女子。面对这种矛盾，他拒绝作出选择，并且把所有那些可能带来选择的事情全都搁置起来，一拖再拖，而他的心理症其实正是在为他的拖延提供借口。我们也可以把他这种在情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摇摆游移还原为在其父的影响与他对情人的爱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在父亲和性对象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早在他的童年就已经存在的，从他的记忆以及他的那些强迫性观念当中就可以看出这点。此外，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在他的整个一生中，这位病人都对那些为他所喜爱的人们抱有某种爱恨夹杂的感情，就像对他父亲那样。他对情人心怀报复的幻想，还表现出诸如来回搬动路上的石头又不断试图理解他人话语之类的强迫性举动，这些都在证实他心中的那种矛盾情感的存在。反过来说，既然他的情人在一开始就拒绝过他，又在后来对他表现出冷淡，那么他会心生敌意也就是很正常的，这在一般人很容易理解。通过解析他的那些强迫性念头，我们又认识到他与父亲的关系也被同样的矛盾情感所支配；我们还知道，他的父亲肯定也曾在很早之前对他有过一些不太好的举动（我们几乎已经可以把事情再现出来），从而为他的敌意埋下了种子。在病人和那些为他所喜爱的人之间，总是存在着爱恨交织的关系，病人本人对此其实相当清楚。他所不清楚的，顶多也就是那些负面情感的强大程度及其表达方式，比如，他虽然对父亲充满敌意，却又对自己的这种敌意一无所知。在童年中，对于父亲的敌意曾经非常强烈，而且清晰地出现在意识里，但后来却完全消退；一旦这种敌意情感被唤回到他的意识中，就必然会引起最激烈的阻抗。早年对父亲的憎恶受到了压抑。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考察，我们瞥见了那种在后来导致各种心理症状的内部机制之踪迹。

在讨论病人身上这些情感矛盾时，我们的方法虽是分开列举，却并不表示这些矛盾是各自孤立的；事实上它们是一对一对地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他对情人的恨就常与对父亲的依恋一道出现，反之亦然。然而，在经过这种简化处理之后，矛盾的双方仍旧无法调和，存在于他的父亲与他的情人之间的对立，以及在他与旁人的关系中所在皆有的爱恨情感对立始终还是对立，对立的双方相互隔离，无法混同，不管是就内容还是就起源而言，都是如此。上面提到的两种对立中，第一个，也即父亲与情人之间的对立其实也反映出病人在男性与女性间的游移，这通常发生在对爱慕对象的选择上。小孩子们总是会遭遇这个经典问题：“你更喜欢谁？爸爸还是妈妈？”这其实也就是首次把上述的性别对立摆在了他们面前。从那以后，这种对立将终生伴随他，不论他对父母的情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会在他选择性对象之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通常说来，这种对立会很快地隐去锋锐，不再表现出严格不相容的特征，也即必须在二中选一的呆板形态；对立双方通常都是可以找到共处空间的，虽然在正常人身上也会出现一方优势极强、一方深受贬损的情况。

关于前面提到的病人身上的第二种对立，也即爱与恨之间的对立，我们倒是深感诧异。我们一直很清楚，在爱情初始阶段，爱意时常被当作恨意，而不得满足的爱也很容易转化为恨（至少是部分地转化）；从诗人们那里我们也学到，在激情如风暴般澎湃的时候，那些相互对立的情感也是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共存的——在那时候，它们难分难解，纠缠争斗。可是在本病例中情况却更为复杂，是指向同一对象的爱与恨长期共存，而且两者都达到了极高强度，这就让我们很觉意外了。一般说来，要么是真正的爱在很早前就已将恨意压倒，要么是爱在很早前就已被恨消磨殆尽。像这种僵持良久的对立现象只可能在特定的心理条件下出现，而且必须具备来自潜意识的支持。病人的爱无法压制他的恨，只能迫使后者退入潜意识；而恨一旦进入潜意识，也就得到了保护，具备了抵抗来自意识的压制力量的能力，于是存活下来，甚至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意识中的爱也开始膨胀，并达到一种特定的强度，以保持对敌对力量的压制。个体的性生活就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⁵⁷⁾中建立起来，而这一局面的形成又多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对立的双方在童年早期即已分离，分离又最终导致对其中一方——通常是恨——的压抑。

通过对多起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综合考量，我们发现，如同在本病例中看到的一样，爱与恨之间的对立共存关系其实正是强迫性心理症的一个最常见、最明显，因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特征。然而，不论那种要把“心理症的病状选择”与某种特殊的本能一一对应的观点看起来是多么的有理，我们都有理由拒绝这种做法；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所有这些心理疾病中，各种症状的背后其实都潜藏着同一种被压抑的本能。我们知道，在歇斯底里症和妄想狂的发病机理中，潜意识中的恨虽然受到爱的压抑，却也同样对个体发挥重要的作用。关于爱的本质，我们了解得太少，所以无法在此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尤其是对于爱的负面因素⁽⁵⁸⁾同性欲中的施虐成分的关系，还完全不曾被认识清楚。所以说，我们以下将要作出的总结并不是最终的结论，只是暂时的解说而已，在前述这种有恨意存于潜意识的病例中，爱情中的施虐成分因内在原因而获得了极大发展，又因此而过早且彻底地受到压抑，所以说我们后来观察到的心理症状就是具有两方面来源的，其一为意识中的极端感情，其极端性也正是对压抑的反应；其二为在潜意识中持续发生作用的施虐心理，恨也是其中之一。

不论最后我们将对爱与恨的这种奇特关系作何理解，上述的这种解释必然不会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对病人的观察报告就已经在一片怀疑的阴影中证明了这种解释的价值。我们很高兴能发现这样一点：通过将强迫性心理症同施虐心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对其神秘机制作出理解。如果说是强烈的爱遭遇到同样强烈的恨，那么其直接结果必然是意志的暂时瘫痪：在所有那些将被爱主宰的事务上，个体都将无力做出决断。但是这种优柔寡断也决不会长期停留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首先，对于一个身陷恋爱中的人来说，有哪种行为是完全与爱意无关的呢？其次，在每个人身上，性行为都在对其他行为起着典范作用，前者会对后者做有力的修正。再次，单就强迫性心理症来说，尽可能地对移置机制的诸多可能加以探索也是这种疾病的一大心理特征。所以，决断能力的削弱也就进而蔓延到所有人类活动之中了。⁽⁵⁹⁾

经由此种途径，强迫性冲动和怀疑成为了主宰，就如我们在强迫性心理症患者的内心生活中观察到的一样。爱与恨相互压制，于是病人在面对任何行动之时都感到难以决断，当他从内部对这种游移有所感知的时候，怀疑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怀疑在本质上就是对自己的爱情的怀疑，尽管在病人本人看来，他的爱正是最确定不移的事实。怀疑从这个中心扩散开去，扩散到其余每一事物上，其中又以那些最细小、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为甚。任何一个怀疑爱情的人，必然也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心存怀疑，不管是多么琐碎的事情⁽⁶⁰⁾。

从自我保护的角度说来，这同一种怀疑也必然导致不确定性的产生，同时又伴随有欲排除这种不确定性的努力。其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一种局面：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变得无法实现，就好像那些由恋爱事务而生的禁制最终导致在恋爱事务上的优柔寡断一样。在我的研究伊始，我不得不假定那种在患者身上观察到的不确定特征另有一个更为普遍的源头；之所以这样假定，是因为这种假设很接近常规的看法。举例来说，如果有人在我起草一封信件的时候不停地用各种问题打断我，那么我事后对所写内容无法确定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重头把那封信再读一遍，才能确定自己到底写过些什么。由此我得出一个类似的猜想，认为那些强迫性心理症患者在行动中——比如说在他们的祈祷中——感到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被干扰的结果，很可能是他们的潜意识幻想在不停地打断他们的祈祷，并进而使之受到破坏。后来的实践证明了这种猜想的正确性，而且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把它同之前的论断糅合起来。诚然，对于某种防御措施是否真的曾被实施的不确定感的确产生自潜意识中，那是一种分裂式幻想；然而这些幻想的成分并不单一，它们也都包含着那些在行为（比如说祈祷）中受到排斥的冲动。在本病例中我们遇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那种干扰从潜意识中泄漏出来，成为清晰可闻的声音，从而为我们的论点提供了至为清楚的证据：当病人正试图念出“愿上帝保护她”这句祷词之时，一个恶意的声音突然从他的潜意识中跳了出来，令他说出了“不”；病人正确地预见到这正是某种诅咒的开始（参考此处）。即便那个“不”字没有脱口而出，他也会发现自己正陷入不确定的泥潭，那同样会让他把祈祷的时间不断加长；可是一旦这个字眼被说了出来，他就必须放弃祈祷。在最终的放弃之前，他还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排除来自敌对力量的干扰：他缩减祷词的长度，尽可能快地把它们念出——在这点上，其他那些强迫性心理症患者也同他十分类似，他们也都竭力“孤立”这种自我保护措施，将它们同其他事务隔离开来。即使说爱的冲动（这冲动业已被置入到某些琐细的动作上）能够有所建树，其成就也会很快地被敌意冲动破坏掉。

我们精神生活的保护机制是有弱点的，记忆的不可靠性正是其中之一。如果某个强迫性心理症患者发现了这点，那么他就可以在这发现的帮助下，把怀疑的范围无限扩张，直到把所有事情囊括进去，即便是那些与爱—恨情结全无关系的行为也不放过；简而言之，发生过的一切都在他的怀疑范围之内。让我们回忆一下前文中提到过的一个女士的例子，她在一家商店里为女儿买了一把梳子，然后因为某事而激起了对丈夫的怀疑，于是就对那把梳子也生出不确定之感，弄不清楚那梳子是否早已为她所拥有。“如果我可以怀疑你的爱（而这其实也正是她对自己是否真的爱着丈夫的怀疑），那么我也就可以怀疑这个，我还可以怀疑几乎所有的事情。”这个女人说得还不够直白吗？难道这些话不曾将神经质猜疑的隐秘袒露在我们面前吗？

病人的那些强迫性冲动之所以产生，其目的则正是试图对怀疑作出补偿，试图改变伴随着怀疑而出现的难以忍受的压抑。如果说病人在移置作用的帮助下突破了不确定性，在某个牵涉到压抑之意图的问题上作出了决断，那么这决断就必须被执行；当然，这决断肯定不会以原本的形态出现，可是一旦决断被做出，就好像在堤坝上打开了出口，之前蓄积的能量会循开口而下，哪怕这出口其实只是一种替代行为。这种决断以指令与禁制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个打开的出口相继被对立的两种情感冲动占据，先是温情，后是敌意——蓄积的能量就以这种方式被释放出来。当表现为强迫性冲动的指令无法被执行之时，病人就会感到强烈得令他无法忍受的精神紧张，从病人的体验角度来说，就是严重的焦虑。另外即便是这种由替代行为——通常是被移置到最琐碎的事情上——打开的出口，也常是受到重重限制的；这些行为冲动大多也只会被当作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而部分地得到执行；它们更多的是和某种必须被排除的冲动捆绑在一起，并被搁置起来。

另外，通过退行作用，决断又被某些行为预演（preparatory actions）所替代，也就是说，思考代替了行动。在这里，行动被实施前必经的各个思考阶段都表现出强迫性力量，欲将前述的替代行为取代。在强迫性心理症的各种病例中，有的呈现出强迫性思维的特征（强迫性念头），有的则是严格字面意义上的强迫性行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区别，完全取决于思考对行动的压抑是否成功。真正的强迫性行为之所以能够得以实行，只是因为在这种行为中，对立的冲动达成了某种妥协、调和。疾病持续得越久，我们就越是能清楚地看到，病人的强迫性行为其实是在不断向幼儿期手淫活动靠拢。所以说，在这种心理疾病中我们毕竟还是看到了爱的行动，但其前提则是另一种压抑机制的引入：这些爱的行为并不涉及某个人、某个爱或恨的对象，它们和童年时期的自恋行为完全是一样的。

此外，心理症的产生也和另外一种因素的作用有关，而这另一种因素也在促进着前述第一种类型的退行，也即令行动退缩为思考的退行。在所有那些强迫性心理症患者身上，我们几乎都可以观察到这种特征：在他们还非常年幼的时候，对性知识的渴求以及与性相关的观察欲就已经出现，并且伴随着相应的压抑现象；在本病例中情况正是如此，这种过早出现的求知欲也正是导致病人的幼儿期性活动的原因⁽⁶¹⁾。

此前我们已经就施虐心理对于强迫性心理症源起的重要作用作过探讨。如果病痛主要由求知欲引起，那么病人也就会表现出耽于沉思的症状。在他们身上，思维过程本身被情欲化，变得如性欲一般。在通常情况下，性欲总是会利用个人的思维内容，而在病人身上，却是思维本身被性欲利用。普通人在通过思考得出结论之时获得的满足感，在这些病人身上却被体验为性的满足。求知欲和思维过程之间的关系使它们非常适合被各种形式的强迫性心理症利用；那些在徒劳地寻找出口的性能量可以在思维过程中得到释放，并且可能获得另一种愉悦的满足感。经由此种途径，再加上求知欲的帮助，替代行为被进一步地替代，成为仅在思考中完成的行为预演。那些被延迟的行动很快地在思考中找到了替代者，以至于到了最后，整个进程都被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中，却又保持了所有那些独有的特征，这非常类似于美国人迁移房屋的方式，他们把房子拆开，把砖瓦搬到另一个地方，再照原样重新搭建。

在有了上面这番论述之后，我打算尝试着对强迫性心理症的心理学特性作一界说。我的目标是，让表现在强迫性心理症产物中的所谓“强迫性”凸显出来。那些思维过程（因矛盾情感的存在而产生的压抑）的运行也是会消耗能量的，这些能量，不论从质还是从量上说，都是本为行动而储备的。也即是说，因压抑而生的思想必然取代行动，成为强迫性冲动。可以确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相对于行动来说，思考所消耗的移置能量总是较少（但却可能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行动的意义就在于释放能量并改变外部世界。

若要让那些带着错乱力量并以强迫性念头为伪装的心理内容进入到意识中去，就还必须为它们增加一重保护措施，因为意识思维会竭力寻求驱散它们的办法。我们已经知道，这部分保护工作是以扭曲变形的方式完成的。在强迫性念头被意识到之前，它们就必须经历这个扭曲变形的过程。不过，这倒也并非唯一的保护措施。在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强迫性念头几乎总是被隔离开那些会引发它们的情境，而在那些情境中，这些念头是最容易被理解的。因为有这种需要，一段时间上的间隔也就成为必需。一方面，在致病的外部情境和强迫性念头的出现之间需要一个时间间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蒙蔽意识，让强迫性念头的出现表现出某种偶然性；另一方面，要使强迫性念头的内容摆脱其特殊意义，只表现出普遍含义，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顺手的例子，即我们的病人表现出的“强迫性理解冲动”（参考此处）。在另一个病人那里，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那个病人的症状是不允许自己佩戴任何种类的首饰。究其原因，我们找到了属于其母的一件首饰，病人很羡慕这首饰，希望在遗产中得到它。如果能辨清真相和一贯的变形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强迫性念头用来抵抗意识的攻击的办法，就是那种精心挑选的模糊不明的外观。这种外观欺骗了病人自己的意识，在被误解之后得以出现在幻想中；强迫性冲动的任何发展变化都植根于这种误解，而非其真正的表述。另外，我们也会在某些情况下观察到，病人会在幻想中持续地寻找办法，要在强迫性冲动的外观表述和尚未进入意识的部分之间建立联系。

在这里我打算单就病人身上表现出的一种现象作番讨论，为此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回到强迫性心理症背后的本能上。我们的病人似乎是有相当敏锐的嗅觉的，他自己也承认，在童年中他是靠嗅觉来分辨他人的，好像狗那样。即便是现在，嗅觉对他也异常重要⁽⁶²⁾。在其他身患心理症、强迫性神经紊乱、歇斯底里症的人群里，我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我还知道，嗅觉带给这些人们的快慰在后来都消失不见了，消失的时间也就在他们的童年里，而且正是心理疾病发端的时候⁽⁶³⁾。由此我将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心理疾病在人类心灵中的发展，是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嗅觉的退化——既然人的头颅已经从地上抬了起来，那么这种退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嗅觉快感的压抑？这种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事实：文明的进展必然伴随着对人类性生活的压抑。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已认识到，在动物身上性本能是和嗅觉有着密切联系的。

末了，请允许我表达一下自己的期望。我希望自己这些非常不完备的记录——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不完备的——能激起其他人的兴趣，投入到对强迫性心理症的研究工作中来。我希望其他人的参与能够让我们发现更多的材料。在我看来，这种心理疾病的特征，也即那些能把它与歇斯底里症区别开的部分，并不存在于本能中，而是在这种疾病的心理结构上。对于这位病人，我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看法：他的人格已经分裂，可以说是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在潜意识中，另两个在前意识里。他的意识就在这三种人格之间摇摆。他的潜意识人格包含了那些早熟的潜抑冲动，对于这些冲动，我们可以用上“暴躁的”、“病态的”这样的形容词。在正常状态下，这位病人为人十分善良、聪明、而且开朗，他有很好的理解力，对生活充满热情。可是一旦进入某种精神状态，他就完全被迷信和苦行主义所支配。正因为这样，他才可能持有两套不同的观点，用两种眼光看待整个世界。他的那些被压抑的欲望也催生了一些相应的心理成分，这些成分主要是存在于他的前意识人格中。可以很容易地预见到这点：如果他的疾病持续下去，那部分正常的人格必然会被消耗殆尽。现在我正在研究另一个病人，是一位女士，她身受某些强迫性行为的困扰，情况相当严重。这位女士的人格分裂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是相当的宽容而乐观，另一个则十分阴郁、禁欲苦行。前者被她作为外在的自我，而后者则暗中掌握着支配权。这两种精神状态都已进入她的意识。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就是，把存在于那个阴郁的人格背后的、连她自己也一无所知的潜意识心理挖掘出来，让她看到自己心中那些压抑已久的、而且愿望强烈的冲动⁽⁶⁴⁾。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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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指的是发表于1896年的《防卫性神经衰弱与精神异常补说》一文。

(2) 这里指的是《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3) 这段记录是我在诊疗当天晚上根据记忆作的，我只能尽可能使它接近病人的原话。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待病人，因而不能在治疗过程中同时笔录，那样会显得怠慢。对病历的忠实再现虽然会让我们获益匪浅，但若是医生因此而从治疗中分心，则会对病人造成心理伤害，权衡利弊，我认为我们更应该谨防这种伤害。

(4) 过去曾是一名精神分析学家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博士曾在一次内部讲座中提到，病人在治疗最初说起的第一件事总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案例也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正面的例证：病人的开场白就强调了他的那个朋友对他的影响，而在他的心里，这个朋友也正是作为同性恋对象的人。在后文中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个形象又引出了另外一大主题，也即男性和女性间的利害冲突。同样是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到了他的第一个漂亮的女家庭教师，其姓氏恰巧是一个男性天主徒常用的教名。在维也纳，人们总是更习惯称呼旁人的教名，因为教名总是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5) 不久之后他又说，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还要再晚上一两年。

(6) 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要做到客观，要不掺杂任何感情地对强迫性念头进行解释。

(7) 他使用了“念头”一词。显然，诸如“愿望”、“恐惧”这类情感色彩更强烈、意义更深刻的词语没能通过意识的审查机构。他的言词中显然含有不少含糊其辞的地方，不幸的是，我无力将它们全都还原出来。

(8) 这些以字母替代的名字本身并不含任何意义。

(9) 后来病人又为这段插曲增添了不少细节，这让我们有了更好的理解。他的那位失去妻子的舅舅曾悲伤地哭道：“其他男人都三心二意，但我却只为了这个女人而活着！”在我们的病人看来，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在影射他的父亲——他认为这是在质疑其父对婚姻的忠诚。尽管他的舅舅以最激烈的方式反驳了他的这种看法，但这种理解对他心理的影响却已经不可逆转。

(10) 毫无疑问，上述说法只在很概略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解析还有另一方面的价值：它可以在治疗伊始对病人起到引导的作用。

(11) 并不只有那些罹患强迫性心理症的人才会如此粉饰自己的言辞，许多人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满意。

(12) 这是在整整十年以前！

(13)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在他所喜爱的两个人——也即父亲和那位女士——之间，其实是存在对立关系的。

(14) 向病人作类似的解释从来就不是为了让他们信服。这种解释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把处在潜抑状态的某些情结引入意识思维，让病人在意识里围绕着我的这些解释进行思考、论辩，进而为新材料的出现进行铺垫，让那些潜藏在潜意识中的心理内容更容易进入意识。只有在病人重新找回了这些潜抑的材料之后，我们才谈得上怎样让他们信服的问题。反过来说，只要病人还不能信服，那我们就可以断定，他的潜意识里还有未被挖掘出来的相关材料存在。

(15) 在一开始，病人坚决否认自己曾有过要加害自己父亲的愿望，然而他在此处表现出的负罪感却清楚地暴露出这种愿望。这是一种典型反应，每当受压抑的心理内容被触及，病人们总会做出类似反应：先是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又立即补充一种迂回的证明。

(16) 出自《善与恶的彼岸》。

(17) 在后文中我们将对此作详细的阐释。

(18) 我在这里提出上述这些观点不过是为了重申它们的重要性。这些观点本身是有相当缺陷的。有其他一些心理学家曾宣称他们用这一类工具战胜了心理症，对此我是感到无法理解的。

(19) 我们应在此处补上“首先”一词。(www.daowen.com)

(20) 译注：迪克（dick）在德语中是肥胖的意思。

(21) 不同于歇斯底里症，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例中，并不时常出现这种通过名字或特殊名词的桥梁在潜意识思想（冲动、幻想）和病人的症状间建立联系的情况。不过我倒可以想起另一个这样的例子，那是在不久以前从我这里接受分析的一个病人，他的病征就牵涉到了“理查德（Richard）”这个名字。这个病人先是和他的兄弟大吵了一架，然后就陷入了对如何处理自己财产的问题的思考，并且不能自拔，对于金钱本身，他反倒不再关心了。而他的兄弟就是叫做理查德（在法语中，“理查德”一词有“富人”的意思）。

(22) 我们应在此处的“不幸”二字之前，补充上“因他自己的过错而造成的”。

(23) 参见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日常生活中的理性》，《变态心理学》（1908年版）。

(24) 参见《歇斯底里幻想及其与双性理论之关系》一文（弗洛伊德著，1908年版）。

(25) 另一名深受强迫性神经紊乱之苦的病人曾告诉我说，有一次当他正在谢布鲁恩公园里散步之时，他踢到了横在路上的一根树枝，当时他立即把这根树枝插到了路旁的篱笆里。在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念头突然涌进他的脑海，他认为这根树枝很可能从篱笆上突出来，很可能会给在他之后经过那条小路的人们造成麻烦。这位病人不得不从电车上跳下来，急匆匆地赶回公园，找到那根树枝并将之放回原位。除了这位病人以外，恐怕任何人都会认为，那树枝在其原位上是比在篱笆里更易给路人造成伤害的。他的后一行动正是一种强迫性行为，它其实是带着恶意的，但却通过伪装，表现出和前一行动相同的博爱动机，以便让意识的检查机构可以接受。

(26) 在那些虔信宗教的人们身上也会偶尔流露出一些亵渎的言行，这种现象的产生，同我们这位病人此处的思想的出现，是有着非常类似的过程的。

(27) “P．c”是“哀悼”的缩写；“P．f”则是“祝贺”的缩写。病人时常在丧事中发出的哗笑是强迫性的，这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他的这个梦倒是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提供了一些线索。

(28) 读者们肯定已经注意到，在这种强迫性念头的背后，其实是伏有另一种动机：病人希望那位女士对他不设防备，顺从他的意愿。

(29)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强迫性心理症患者脑中是存有两套知觉的，一种流于表面，一种埋在深处。所以我们既可以断言一个罹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对自己的病因了如指掌，也可以肯定他们其实一无所知，两种说法都是同样的正确。说他知道，那是因为他们并未忘记那些致病的因素；说他们不知道，则是因为他们不能意识到那些内容对自己心理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比如说，在哲学家叔本华经常光顾的餐馆里，那些侍者就是“知道”这位哲学家的，甚至在他尚未成名之前即是如此；但他们的那种知道，其意义绝对是和我们今天对“叔本华学说”的“知道”大不相同。

(30) 有必要强调一点：正是对父亲的仿同使他逃进疾病中成为可能。只在有了这种仿同之后，情感朝向童年遗迹的退行才被允许。

(31) 参见《性学三论》（弗洛伊德著，1905年版）。

(32) 其父的看法并不全面。对于一个在如此幼年即表现出高度情绪化特质的人来说，心理疾病的出现乃是最为常见的现象，而其父显然是没有意识到这点。

(33) 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时常要对这类发生在幼年的事件进行考虑。在这类事件中，幼儿期的性活动集中地得到体现，而且幼儿也常因事故或惩罚而遭到灾难性的打击，继而终止那类活动。这些事件时常在梦中以模糊的形式出现，梦中的它们大多表现得真实而生动，似乎可触可感，但终究是不可确知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留意，或者缺乏训练以及技巧，一般人是不可能对此类梦中事件之真实性有所知晓的。在病人的潜意识想象中，我们时常可以找到这些早年事件的数种各具特色的变体，这就使对正确解析路径的寻找成为可能。如果我们不愿在评判事实的过程中误入迷途，那么我们就必须谨记一点：人的“童年记忆”总是在童年之后（大多数情况下是在青春期里）才被掩埋的。这些记忆总是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之后才重现，此过程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宏观现象非常类似——在这里我指的就是各民族将各自的远古历史传奇化的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处在青春期中的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幼年的自爱（self-erotic）行为模糊化，为此他们多会将童年的残留记忆进行变形，使之表现出对象爱的特征。从这方面看来，每个人都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正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昨天的问题。因此，在以这类早年事件为蓝本的幻想中，总是会出现过多的诱惑与毁灭，而在现实中与之对应的，则多为自爱的行为，以及诸如爱抚与惩罚一类的刺激。我们已经认识到，人们其实是在幻想中将童年记忆性向化，也就是把普通的行为和有性意味的行为联系起来，并把他们对性的关注也投射到那些普通的行为中去。在此基础上，幻念很可能介入到他们的行为中来，施加影响，进而让本属幻想的联系变为实际存在的关联。读过我的《对一名五岁男童的恐惧症的分析报告》一文的人们肯定清楚，在做这类解析之时，我的意图并不是要削弱幼儿期性欲的重要意义（那是我一直强调的），更不是要把幼儿期性欲降格为青春期性问题的一个侧面。我的目的不过是想为人们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指导，以帮助他们消除前述的那类幻想，因为这些幻想总是扭曲我们对幼儿期性活动的认识。

在本病例中，情况于我们非常有利，毕竟我们得到了来自一个成年人的明晰证词，可以由此而把那些诗化回忆背后的事实基础挖掘出来。在这里我指的是病人母亲的证词，正是她为我们打开了各种可能性的大门。虽然她并不认为那令其子受到惩罚的行为本身是与性有关的，但这种看法的产生，也可能只是其意识审查机构介入的结果。事实上，所有的父母都会竭力将自己孩子童年中与性相关的那个部分抹消掉。不过，真实情况也可能的确与性无关，也许是小男孩因某种平常的坏习惯而遭到保姆或者母亲本人的责难，又因恶劣的回应而受到父亲的体罚——这种情况也是同样可能的。在这类幻想中，母亲的角色常被安置在保姆或别的女仆身上，而在这种情况下，其形象又总是显得尤其突出。此后，我们又尝试着对病人的各种相关梦境作了更加深入的考察，于是，一个规模旁大、牵涉繁多的诗化幻想被发掘出来。在这个史诗般的幻想中，年幼的英雄从父亲那里领受的惩罚与其性欲建立起了全方位的联系，而他的性欲对象则涵盖了母亲、姐妹，甚至还有那个早夭的姐姐。我们试图对这个隐藏的幻想条分缕析、把具体脉络理清，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还没等我们的这种尝试结束，治疗工作却成功地结束了。我们看到，病人恢复了自立，于是治疗也就必须在此告一段落，因为病人还要面对生活中许多问题，许多被搁置太久的问题。我们的分析当然还有很大的欠缺，但若是因此而指责我的工作，那将是有欠公允的。毕竟，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科学探索在目前还只是心理症治疗的一项附属工作。出于这个原因，科学上最大程度的收获反倒时常出现在那些治疗并不成功的病例中。

我们谈论的这种幼儿期性欲，其实质就存在于自爱的背后，存在于那种导致并且支配了病人的自爱的性成分中，存在于对象爱的取向中，也存在于所谓心理症核心情结的内部结构中。当小孩的好奇心被激起——这通常发生在其弟弟或妹妹出生之时——他就会产生出某种针对其父母、兄弟姐妹的冲动，有的充满温情，有的满带敌意；这种冲动也被囊括在那心理症核心情结里。在不同的人身上，幼儿期性欲的实质都是相同的，而其后续影响也全都一致。这就已经很好地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不同，关于童年人们总是抱有彼此相近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父亲总是以性欲的敌对者以及自爱行为的闯入者的形象出现，这完全符合幼儿期核心情结勾画的图景，也时常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证实。

(34) 不应该忘记，早在捷克上尉（非常错误地）要求他把钱还给A中尉之前，他就已经听说这事了。在我们知道这点前，分析曾一度陷入最无理的混乱情况，我也一度没能把握到这整个事情的意义。

(35) 在归还邮费这件事情上，病人曾竭力混淆视听。有鉴于此，我恐怕是不可能对每个细节都作出正确理解的。在这里我要做点补充，向大家介绍一下病人的那次军事训练临近结束时的外部环境：在那之前，A中尉一直驻扎在Z地，也就是那间邮局所在的地方。他正是负责军队邮政事务的人。在那次训练快结束的时候，他被调往了A地，而接替他原先工作的人，正是那位B中尉。那位“残酷”的上尉对这次工作调动一无所知，所以才错误地告诉病人该把钱还给A中尉。如果不说明这些情况，那么即便是在有了正文中的解析之后，病人的行为还是会显得不可理喻。感谢我的英文译者Strachey夫妇，是他们向我指出了这一点。

(36) 参见《性格与肛门爱欲》一文（发表于1908年）。

(37) 出现在神经症病例中的这种思维跳跃方式和某些狂想式的艺术非常类似，在这种思维跳跃中，艺术家倾注了他的想象力。若有人怀疑这一结论，可以看看勒波瓦特凡的一组绘画，《恶魔的淫欲》。

(38) 毫无疑问，易卜生笔下的鼠妻子角色正是从“哈米伦的捕鼠人”的传说中演化而来的。在那个传说中，捕鼠人先是把老鼠引到了河水中，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拐走了全哈米伦城的儿童，再也没有回去。而在易卜生的剧本里，小艾芙也是在鼠妻子的蛊惑下才跳进水里去的。在世界各地的各种传说中，老鼠大多以诡谲的形象出现，比令人生厌的老鼠形象更多。它们几乎是被当作了冥府的象征，并时常被用在对死魂灵的描述中。

(39) 那应该是一只黄鼠狼，在维也纳的公墓中我们经常看见这种动物。

(40) 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幕：

可是，要打破这魔法的禁锢，

我需要一只生利齿的老鼠。

……（他召唤出了一只老鼠）……

再咬一口，大功告成！

(41)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分，在奥尔巴赫的酒窖：

在那得意的老鼠身上，

他看到了自己的同类。

(42) 实情和他最初所说的并不一致，他并不是在听完故事后的第二天夜里收到那个包裹的。他的夹鼻眼镜不可能在订购当天就寄到他手中。在病人的记忆里，时间上的间隔被缩短了，因为那决定性的思维联系就是在这段间隔时间里建立起来的，我们还知道，有另外两件事也是发生在那段间隔里的：遇到那个为他传话的军官，得知邮局里那位女士对他本人表现出的友善。

(43) 这些以强迫性思维的形式出现的念头同梦境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似，梦中的荒谬之处也都意味着嘲弄。关于这方面的详情，可参见《梦的解析》第六章。

(44) 译注：方括号里的部分是弗洛伊德作的补充。

(45)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当服从父亲的念头开始占上风的时候，病人对情人的爱总是会随之减弱。如果他最后坚持把钱交给了A中尉，那将意味着他已在心理上弥补了父亲的过失，抛弃了原来的情人。在这场内心的战争中，胜利是属于他的情人的。至少，在病人恢复常态之后，他还是爱着她的。

(46) 参见《论幼儿的性理论》一文（发表于1908年）。

(47) 这个标题是在1924年再版时候增补进去的。——英文译者注

(48) 此处及下文讨论的诸多内容，在有关强迫性心理症的研究文献中已经有所论述，Löwenfeld的《精神强迫现象》（1904）就是研究此种病症的典范之作。

(49) 参见《防卫性神经衰弱与精神异常补说》。

(50) 关于这定义的此一欠缺，我在那篇论文里其实也是做过修正的。具体可见下面的段落：“……由此而得到再现的回忆以及愧疚自责从来不会原封不动地进入意识；恰恰相反，任何以强迫性念头、强迫性情绪，或是取代了意识生活的致病回忆等形式进入意识的心理内容，全都是妥协的产物——那是被压抑的念头和压抑它们的念头之间的妥协。”在我的定义中，重点应该放在“改头换面”这几个字上。

(51) 我们曾在多个病例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病人对自己的压抑强烈到极端的程度，以至于根本无法把某个强迫性念头的内容讲出，也不能对某种被他施行多次的强迫性行为作出描述。

(52) 关于神力，可参考此处。

(53) 在这里我要提醒读者们注意那种在笑话中作为一种技巧而出现的省略，具体可参见拙作《笑话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在维也纳有一位才思敏捷而又生性好斗的作家，他的尖刻的谩骂曾经多次让他从被攻击者那里领受到身体上的虐待。有一次，当人们在谈话中提及这位作家的老对头之一的又一恶行时，一位听众评论道：‘如果这番话被X听见了，他的耳朵肯定会被拧掉的。’要理解这句话，只需插入这么一句：‘他会针对那人写下一篇刻毒的文章，然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有关省略的笑话也和前面的第一个例子颇有关系。

(54) 参见《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第十二章（发表于1901年）。

(55) 利希滕贝格：“天文学家知道月亮上有没有人居住，他们能确定这个，就像对自己父亲是谁一样确定，但却并不能像对自己母亲是谁一样确定。”——这段话标志着文明的重大进步，人类决定将各种类型的认识放到同一平台上，公平并理性地加以对待，他们也在此由母系社会过渡到了父系社会。——有一幅史前绘画，画上是一个较小的人坐在较大的人的头上，这正是对父系血统的描述：无母的雅典娜，从父亲宙斯的脑子里生出。在德语中我们至今仍在使用“Zeuge”（“证人”，字面意思“创造者”）一词去描述那在法庭上制造证词的人，并以之命名生殖关系中的男性角色；要知道，在象形文字中，“证人”也就是用男性生殖器的形象来表现的。

(56) 在本文发表之后，我们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进展，思想的神力——确切地说是愿望的神力——被认为是原始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参见《图腾与禁忌》，发表于1913年）。——1923年版补注。

(57) 可参见第二部分中关于此问题的讨论。

此后不久，布勒尔非常适当地用上了“矛盾情感”（ambivalence）一词来描述这种情感状态。另外，关于这方面问题，还可参见弗洛伊德的《强迫观念性心理症的特性》一文（发表于1913年）。——1923年版补注。

(58) “我曾多次盼望他死去，但我其实清楚，他若是死了，我的悲伤将多过欢愉：那样我的智慧也就枯竭了”——《会饮篇》里的阿尔基比亚得如是说。

(59) 参见对作为笑话技巧的细节的叙述。

(60) 哈姆雷特向奥菲莉亚表白爱意的台词：

尽管怀疑星星不是火焰，

尽管怀疑太阳的转动，

尽管怀疑真理只是谎言，

但是，请千万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

（第二幕，第二场，朱生豪译本）

(61) 在那些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身上，普遍地表现出智力上的相当可观的禀赋，据我观察，在这两者之间很可能是存有某种关联的。

(62) 必须补充一点，在病人的童年里，他曾被强烈的粪便嗜好倾向所支配。此外，我们还当留意一下前面强调过的肛门爱欲。

(63) 举例来说，某种特定形式的恋物癖。

(64) 本文中这位在分析后恢复了精神健康的病人，和无数前途光明、足可宝贵的年轻人一样，在大战中阵亡了。——1923年版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