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性。他向我自陈了他的疾病。从童年时代开始，他就一直受到一些强迫性念头的困扰。在过去的四年里，这种情况变得尤为严重。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他本人的一种恐惧：他总是害怕会有危险降临到他深爱的两个人身上；其中一个是他父亲，另一个是为他所中意的一名女子。此外，他自己也觉察到某些强迫性冲动，比如说想要用剪刀割断自己脖子的冲动。他还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禁制自己。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在同这类想法的斗争中浪费了多年光阴，而其结果就是自己被生活拒之门外。他曾经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可是除了在某地一家诊所里接受的水疗之外，没有哪次治疗曾令他的病情有丝毫的好转。那次水疗之所以会有所收效，也不过是因为他在治疗期间结识了一名女友，并与之建立起规律的性关系。现在的他已经失去了类似的好运。他的性生活稀少且无规律，妓女们又总是令他反感。可以说，他的性生活完全是一团糟；而手淫也只在他16到17岁之间发挥过不太显著的作用。据他本人称，他的性能力并不出众。事实上，他第一次性交是在26岁。

此人给我留下了头脑清晰、观察敏锐的印象。当我问及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对自己的性生活特别关注，他回答说那就是我的理论对他的影响。除此之外，他对我的著作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会决定来向我求助，是因为他最近在翻阅我的一本著作之时，偶然看到了我对语词间奇异联系所作的解析⁽²⁾——这让他联想到了他对自己的思想作过的“智力探索”。

第二天，在他承诺愿意彻底遵循我的治疗程序之后，也就是说，把进入他脑海的每件事情都告诉我，哪怕是那些他最不愿坦诚的内容，以及那些看来毫不重要或者无关宏旨的内容。我让他自己选择一个作为谈话开端的主题。于是他这样开始道⁽³⁾：

他有一个朋友，是为他所特别尊敬的人。每当他被某些犯罪冲动攫住时，他就会向这个朋友寻求帮助。他会问对方是否因他的犯罪冲动而轻视他。这位朋友总是开导他，向他证实他的无辜，并告诉他说，那些冲动的产生，可能只是因为他从童年开始就习惯于从那种角度去反省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病人更早期的生活中，也曾有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个19岁的学生——对他产生过类似的影响。那时候的他只有十四五岁。当时那个比他年长的学生对他青眼有加，他的自尊心因此而膨胀，甚至到了自以为是个天才的程度。后来那个学生做了病人的家庭教师。可是，从某一时刻起，他突然就改变了对这个可怜的病人的看法，开始把后者当作最愚蠢的笨蛋对待。最后，我们的病人终于意识到事情的真相：那个学生之所以和他交往密切，不过是因为对他的一个姐姐产生了好感；那人不过是想通过他而找到进入他家门的捷径。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感到剧烈的震惊。

然后，他话锋一转，没有经过任何过渡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话题：

“我的性生活开始得非常早。我还记得发生在我三四岁时候的一件事（5岁以后的事情我全都能回忆起来）。那件事是在发生数年后以非常清晰的面目进入我的脑海的。我们家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家庭教师，她叫做佩特小姐⁽⁴⁾。有天晚上，她躺在沙发上读书，穿得很少。我则躺在她身旁，求她让我爬到她的裙子里去。她同意了，条件是我不能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当时她穿得就不多，于是我碰到了她的生殖器和下腹部，那让我感觉非常奇怪。从那时开始，我就感到了一种强烈而痛苦的愿望，想要看看女性的身体。我至今还记得过去守在浴缸边时心里的焦虑，那时候的我还被允许同姐妹们以及家庭教师一道进入浴室。我焦虑地等待我的女家庭教师脱去衣服走进水里。到了五岁以后，我能记起的事情就更多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另一个女家庭教师，也是年轻漂亮的。她的臀部生有溃疡，每晚她都要挤那里的脓水。每天我都偷偷地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好让自己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在浴室里也是一样，尽管弗罗林·莉娜要比前一个女家庭教师保守许多，但我还是能和她一道洗澡。（这时候我用一个问题打断了他，他回答说：“我并不经常在她的卧室里睡觉。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和父母睡在一起的。”）我还记得在我大约7岁时发生的一件事⁽⁵⁾。有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其中包括女家庭教师、厨师、另一个女孩、比我小一岁半的弟弟，当然还有我。我突然抢过那个女孩儿的话头，打断了她的谈话。这时候，我听见莉娜小姐对她说：‘你可以和小家伙们聊，保罗（也就是我）太鲁莽了，他一定会误解你的。’我并不清楚她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却知道这番评语包含贬义，于是就哭了起来。莉娜赶忙安慰我，还说有个姑娘只是因为把她照顾的一个小家伙弄哭，就被锁起来有好几个月之久。我不认为她已经伤害到我，不过我倒是由此而获得了一些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她了。当我睡在她房间里的时候，我会掀掉她的被子，触摸她的身体，而她则从不对我的行为加以阻止。她并不十分聪明，而且明显对性充满渴望。23岁的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在后来同她结了婚，所以今天的她已经有了一个名分。至今我仍时常在街上遇到她。

“6岁时的我就已被阴茎的勃起困扰了。我还记得，我有次曾向母亲抱怨过此事。我也记得自己是在克服了某种心理阻碍之后，才向母亲开了这口的，因为我已经意识到那是和我的幻想以及我的好奇都不无关系的事。我还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持有一种病态的想法，认为我的父母对我的思想了如指掌；之所以会这样想，原因就在于：我发觉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我本人并没有亲耳听见那些语言。我想，这正是我的疾病的开始。有些人、有些女孩，她们的样子很讨我喜欢，我会生出一种想要看见她们的裸体的急切愿望。然而这些欲望又是与一种离奇的感觉形影不离的：我总是感到若是放任自己的类似念头，就会有某些灾难降临。于是我就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我让他为这种恐惧举出一个例子，他回答说：“比如说我的父亲会死。”）“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沉迷于父亲会死去这个想法当中，不能自拔。这叫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显得十分忧郁。”

这时候我惊诧地获知，至今仍是病人的强迫性恐惧对象的父亲，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

在这第一次诊疗中，病人回想起来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他五六岁时候的。这些记忆并不仅仅如他所想是疾病的开始，它们同时也就是疾病本身。单单这些早期记忆，就已经算得上是典型的强迫性心理症了，因为在这些回忆中，强迫性心理症的核心要素已经一应俱全。与此同时，这些记忆也是他后来的心理冲突的核心与原型，也就是说，是该种疾病的基本有机结构。单凭对这些记忆的研究，就已经足以把病人现今疾病的构造揭示出来了。看得出来，当时的那个孩子正处在性本能的控制之下——更确切地说，控制他的乃是性本能的一个侧面：窥阴癖。其结果就是，他不断地被一种强烈的愿望所困扰，他想要看到那些对他有吸引力的女性脱去衣服的样子。这种愿望和他后来的那些强迫性念头是遥相呼应的。如果说那个时候这种愿望还没有将其强迫性特征显现出来，那只是因为当时的自我（Ich）还没有彻底同这种愿望对立起来，还没有将其划入异类。不过，那时候也已经有某种心理成分被唤醒，并与这种愿望发生了冲突，因为每当这种愿望浮现出来，总是会伴随着某种痛苦的羞惭⁽⁶⁾。在这个性欲旺盛的年轻人的内心世界里，明显的矛盾已经出现。和那强迫性愿望一道出现的，还有一种与那愿望紧紧绑缚在一起的强迫性恐惧：每当那一类想法浮现出来，他就必然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情正要发生。此种恐惧的本质已经穿上了一件形象独特的、若隐若现的外套，而且这件外套还将永久地套在其心理症的表达方式之上。在一个孩子身上，我们不难发现那潜藏在这层朦胧外衣背后的东西。如果某人笼统地告诉我们说，他正受到强迫性心理症的困扰，并为他的说法举出了一个实例，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他举出的这个实例即是那疾病试图遮掩的对象。我们可以把那种强迫性恐惧的原本含意明白地说出来，那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我继续怀着要看一个女人的裸体的愿望，那么我的父亲就会死去。”那种痛苦的羞惭感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离奇而迷信的色彩，而且已经生出了一种欲避免灾祸的强烈倾向；这后一种倾向在后来的防御措施（defensive measures）中得到了表达。

出现在这个案例中的，有性欲的驱迫，以及相应的反抗；有愿望（尚不具强迫性），以及对此愿望的恐惧（也已成为强迫性的）；还有伴随而来的痛苦的羞惭感，以及逃避的冲动：心理症的肇始因素已经一应俱全。事实上，心理症在下阶段的一种组成成分也已经具备，那就是精神迷狂、或称幻觉的出现，其内容是非常怪异的：病人相信自己的父母能洞察他的脑中所想，而其原因就是他在阐述自己思想之时不能亲耳听到它们。对于这种幼稚的想法，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它正暗示着那种被我们称为潜意识的精神活动的存在。如果我们想对这种隐晦的主题做科学的表述，那么就不能绕开“潜意识”这个术语及其所指。“我在阐述自己思想之时没有亲耳听见它们”，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在向我们所在的外部世界传达这样一条信息：他脑子里还存有不为他自己所知的思想，这就像是灵魂对那些压抑内容的自动感知。

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初具规模的幼儿期心理症已经和那些情况复杂的成年病例一样，把一些矛盾的问题以及荒谬的外表展现了出来。那孩子认为，如果他屈从于那些性欲的冲动，就会令他的父亲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彻底的无稽之谈？这些念头可以被理解吗？我们可以将它们理解为早期心理活动及幻想的必然产物吗？

从我们得自别处的经验看来，对于这个幼儿期心理症病例，我们应当作如是猜想：在这个孩子年满5岁之前，他曾经受过某种创伤、某种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压抑；尽管这些事情都已被彻底地忘记了，但它们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并进而形成了那个男孩的强迫性恐惧的内容。此后我们将看到，要挖掘出这些潜藏的经验，或者说将它们再现，乃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同时，我们也应当强调其中的一个巧合：我们的病人的童年健忘症在他五岁后就立即痊愈了——看起来，这似乎绝非细枝末节的经历。

慢性强迫性心理症在童年早期的开始，总是遵循着这样的途径：总有与某种离奇愿望关联紧密的性欲参与其中，又总有逃避的倾向出现。这种现象在我看来是再熟悉不过的，因为它出现在好几个病例当中。这完全是一种典型现象，虽然它可能并非唯一的典型。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让我来对这位病人的早期性经验作个简短的说明。这些早期经验很可能被视作不着边际的、缺乏现实性的，这是实情，没有人会否认这点。然而这些情况在我曾经分析过的其他强迫性心理症病例中也是真实存在的。和歇斯底里症相比，在强迫性心理症病例中总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过早的性活动。强迫性心理症以比歇斯底里症的表达清晰得多的方式告诉我们：导致精神神经症的形成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时刻，并不处在病人现时生活的性经验里，而是潜藏在其幼儿期性经验中。在那些短视的诊疗者看来，一个罹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在现时的性生活很可能是完全正常的。通常说来，此类病人的发病次数和反常表现远比手头这个病人少。

“我想，今天我该从我来找你的直接原因说起。那是在8月里，正是服兵役期间。在那之前我就已十分痛苦了，我被各种各样的强迫性念头折磨着，但在兵役当中，那些念头都消退了。我很乐于向长官们展示我作为一名预备军官所学到的东西，以及我的忍耐力。有一天，我们正在执行一次短途行军任务。在一次中途休整当中我弄丢了我的夹鼻眼镜。尽管我可以很轻易地就把它找回来，但我不愿意耽误我们的行程，于是决定不戴眼镜继续行军。后来我给在维也纳的眼镜商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再给我寄一副备用的眼镜过来。在这同一次休整期间，我是坐在两位军官中间的；其中一位上尉有个捷克名字，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人。我对此人抱有一种特别的畏惧，因为他明显地属于那种在残酷中寻得乐趣的人。我不是说他为人很坏，但他总是不断地在军官们当中鼓吹鞭刑的优越，想要引入这种刑罚；于是我不得不经常以激烈的方式反对他。这个时候，休整期间的我们又开始了谈话。那名上尉告诉我，他听说在东方有种十分可怕的刑罚……”在这里，病人停顿了一下。他站起来，要求我允许他略去所有的细节，他要我给他这点自由。我向他保证说，我本人对残酷的行为没有爱好，也绝对无意折磨他，但我自然是无法将本不属于我的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他，那等于是在叫我送几颗彗星给他。就这样，我们克服了他的心里的阻抗。在治疗中，这一步总是必需的，我们不能随便将之忽略掉。（他曾对我说，为了把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他必须努力战胜来自他身上的许多阻力。那时候我就给他解释过阻抗这一概念了。）我继续道：我们的目的是要猜出某些他本人也只能间接讲出的东西，为此我将竭尽所能。他所说的酷刑是指钉木桩吗？不，不是那个，而是把受刑人绑起来（在这里，他的表述非常含糊，以至于叫我不能立即理解），然后把一个罐子的开口对准其臀部，罐里装着老鼠，它们——他再次停下来，表现出各种恐惧而且抗拒的神情——会钻进去。进到肛门里去，我帮他说完了这段话。

每当他的叙述进行到一个重要环节，他的脸上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复杂表情；这种表情，我只能将其解释为对他本人尚未意识到的快慰的畏惧。他吞吞吐吐地继续道：“那一刻，有一个念头⁽⁷⁾闪入我的脑海，我觉得这种酷刑也会落在某个与我亲近的人身上。”我问了他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他本人可能并非施刑之人；那刑罚是以非个人的名义施行的。经过一番猜测，我确定了一点：他的这个“念头”是以他所中意的那位女士为对象的。

他中断了自己的叙述，向我担保说他遇到的这些念头和他本人是多么的不同而且对立。他还对与之相关的一切竟如此迅速地被牵扯出来而感到惊诧。一旦“禁制”出现，逃避机制就会开始运作，并进而阻止他意识到自己心中对那禁止内容的认同幻想。当那位上尉正在谈论那种可怕的刑罚之时，他心底的某些念头也开始浮现出来；对于上尉的那些话和他本人的那些念头，他都可以惯用的招数将之挡开，他会轻蔑地摇摇手说：“您都在想些什么啊？”

他在言辞里对复数格式的使用（那些念头）让我很是惊讶，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这种复数格式也是无法理解的。我们至今还只听到过他的一种念头而已，也即鼠刑会落在那位女士头上的想法。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还有另一种念头同时浮现出来：那种刑罚也会落在他父亲的头上。而他的父亲其实已经过世数年，这就让这种强迫性恐惧的内容显得比前一种更为荒谬。事实上，这念头也在尝试着更长久地躲避开意识的觉察。

隔天夜里，那位上尉给了他一个刚刚送到的包裹，并说“A中尉⁽⁸⁾为您付了邮费，您该把钱还给他。”包裹里是他在电报里订购的那副夹鼻眼镜。打开包裹的一刻，一种“禁制”出现在他脑中：你不得退还那笔钱，否则事情就会发生（也即是说，那有关鼠刑的幻想就会在那位女士和他父亲身上应验）。同时，一个命令也即刻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它以无疑是类似于宣誓的方式命令他与此种禁制对抗：“你必须把那3.8克朗还给A中尉。”他甚至发现，自己已经把这话念了出来，而且声音还不小。

两天后，那次军事训练结束了。在之后的间歇期里，他一直努力试图把那一小笔钱归还A中尉，但是他却发现自己因各种各样的阻碍而无法那样做，那些阻碍明显地来自于一种客观存在的深层心理。起初，他还试图借另一位去往邮局的军官之手归还那笔钱，但那位军官却把钱退回给他，还解释说他没有在邮局遇见A中尉。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感到非同寻常的快慰。他多少也算守住了自己的誓言，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让他满意，因为他毕竟没有将那誓言实现：“你必须把那3.8克朗还给A中尉。”最终他还是遇见了A本人，但后者却拒绝接受那笔钱，并且说他其实没有垫上那笔邮费，也没有收过病人的邮件，是B中尉做了这一切。这情况让我们的病人有些略带惊惶地意识到，他将无法实现他的誓言，因为那誓言完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于是他为他的问题构想出了一种极端怪异的解决方案：他将同A与B一道前往邮局，让A把3.8克朗交给邮局的姑娘，再由那姑娘把钱转交给B，于是他就可以严格遵照自己的誓言而把那3.8克朗还到A的手中了。

记录进行到这里，若是读者们失去了耐性，那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病人提供的这些有关他在那段时间里遇到的事情，以及他本人所作的这些叙述，虽然巨细靡遗，却矛盾百出，混乱不堪。直到第三次复述时，我才令他多少意识到了他自己叙述中的含糊混乱。我还直接向他本人揭露了他对回忆的偷换以及歪曲。对此我们无需详述，因为他很快就讲出了核心的内容。我只能说，在这第二次诊疗的最后，我的病人陷入了晕眩和迷乱。他不断地把我称作“上尉”，这很可能是因为之前我曾说过自己并不像M上尉那样残酷，也无意对他加以无端的折磨。

此外，本次诊疗过程中他还对那些早期恐惧，也即害怕亲爱的人会遭遇不幸的恐惧作了如此的解释：从一开始，他就在幻想中认为，那些刑罚不单会落在现世中，还会加在彼岸世界的人身上；它们是具有永恒性的。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开始了有意识的宗教活动；但也正是从那段时间开始，一种自由思想的态度也在他身上发展起来，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对于此中的矛盾，他是这样自我解释的：“你对来世究竟知道些什么？又有谁曾有丝毫知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你只需要抬头走下去就好。”在这个聪慧的男人看来，如此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他用上述这些问题对理性的局限进行了探索，并建立起一种坚固的思维方式，一种叫他克服了虔信的思维方式。

在我们第三次诊疗过程中，病人把他为遵守那个强迫性誓言而作的努力完整地告诉了我，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在那次军事训练结束之前的一个晚上，军官们最后一次集合起来。他被选为后备军官们的代表，致词祝酒。他的演说很成功，但他本人却感觉如在梦中，因为他自己的那个誓言一直在内心深处搅扰着他。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激烈的心理斗争折磨着他。最主要的矛盾心理当然是源自于那个错误的前提（是A中尉为他支付了邮费）。他安慰自己说，事情还有转机。虽然他们第二天清晨即前往P地车站，但A还是会与他同行一段路程，所以说他还有时间就那件小事和A谈谈。然而他并没有那样做。他眼睁睁看着A中尉骑马离开，然后叫他的随从送去一个口信，告诉A他将在那天下午登门拜访。病人本人在上午九点半到达P地车站。他存放好自己的行李后，又在那个小镇领了一些差事。他打算在事情结束后去拜访A。要从P镇前往A所在的村庄，需要坐大约一个小时马车；而坐火车回到之前那个邮局所在地则需要三个小时。病人认为他可以实现他的复杂计划，并赶上夜间从P地前往维也纳的火车。他内心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他显然是想避免向A求告，那会让他被对方视作愚人——他只想缓解自己的不适并忽略掉那个誓言，但这会叫他表现得像个懦夫；另一方面说来，若是坚守誓言，他又将在自己的强迫性念头面前表现出懦弱，因为那样做即是屈服，而且也不过是暂缓了疾病的折磨而已。每当这位病人试图对某事做出决定之时，若是遇到各种考虑相持不下的情况，他通常会把最终决定权交给某些偶然的事件，也就是说，交给天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被车站行李工问道“等十点的火车吗，先生？”之时回答“是的”。他在十点钟离开了P镇。他喜欢让自己被既成事实推着前行，这总是让他感到轻松。他甚至还从餐车主管那里订了一份客饭。可是，在火车进入第一站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可以离开火车并乘反方向的车回到P镇，然后他还是可以前往A的所在地并踏上同A一道前往那间邮局的旅程。他之所以没有那样做，只是因为他曾告诉侍者，自己将在车上吃午餐。但他也并没有将计划放弃，他决定在下一站下车。他就这样在心理斗争中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车站，直至最后到达一个看来是不可能下车的站——原因就是，他有亲戚住在那里——直到这时，他才终于下定决心，打算一路乘车回到维也纳。他盘算着，回到维也纳之后他可以去拜访他的朋友，把情况说给对方，然后再依那位朋友的意见行事。他希望由他的朋友来做出决定，让他坐晚上的火车再回到P镇。我问他那样是否来得及，他回答说在两班车之间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到维也纳他就找到了他的朋友，虽然不是在他原本计划和对方见面的那个餐厅里。他在晚上十一点之后才到达那个朋友的家，在当晚即向对方解释了整件事的始末。一听完他这番话，那位朋友立即扬了一下胳膊，一副非常挫败的样子，因为我们的病人在那时还在怀疑自己已经被强迫性念头攫住这一事实。他安慰病人，叫他冷静下来，并安排他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那位朋友陪他一起去了那间邮局，让病人亲自把那3.8克朗送到了接收那个装夹鼻眼镜的包裹的邮局。

叙述的结尾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些许信息，这将非常有助于把他叙述中那些经过歪曲的内容还原出来。如果说是他的那位朋友让他清醒过来，让他把那一小笔钱直接送到了邮局，而既非A中尉也非B中尉，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病人肯定已经知晓，他欠下的邮费本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邮局的——至少，在他离开朋友家的时候，他肯定已经知晓这点了。从整件事情中我们看到，早在那位上尉同他争论，以及他本人立下誓言之前，他就已经明白这点。现在，他又想起来一件事情：在他遇见那位“性情残忍”的上尉之前几个小时，他曾认识了另一名上尉，后者当时就曾向他解释了事情的真相。那位上尉在听到他的名字之后告诉他说，自己刚才到过邮局，当时邮局里的那个年轻姑娘就曾问他是否认识一个H中尉（也即我们的病人）；那个姑娘还告诉他，H的一个包裹已经寄到，邮费待付。那名上尉回答说他不认识H。然后那个年轻姑娘说，她信任那位素不相识的中尉，可为他暂时把邮费垫上。如此，我们的病人就拿到了他订购的眼镜。实情是，那个“性格残忍”的上尉犯了一个错误，他让我们的病人把那3.8克朗邮费还给A中尉。病人肯定知道这是一个错误。但他还是以这个错误为基础发下了一个誓愿，并因此而陷入自我折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病人向自己隐瞒了那位新相识的上尉以及邮局里的那个年轻姑娘。在向我叙述事情经过的时候，他也作了同样的隐瞒。在纠正了他的说法之后，我观察到他的行为举止变得比此前更加不可理喻了。

当他离开那个朋友回到家中，疑惑再次向他袭来。朋友的意见与他自己的其实并无区别；他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朋友的帮助只能带给他短暂的平静。他决定向医生寻求帮助，但是在他这个决定当中，也狡猾地潜藏着一种迷狂的念头：他想让医生给他开具一纸证明，以证实他应该出于对自己健康的考虑而去找A中尉实现他之前的计划。他认为这张证明会说服A中尉接受那3.8克朗。当时他正在随意翻阅我的著作，于是我就因这一偶然事件而被选中。我当然不会给他开什么证明，他也明智地没有提出这个要求，而只是请求我帮助他摆脱那些强迫性念头。数个月后，在他的阻抗达到高峰之时，那种想去P地找A中尉的念头又显露出来，并不断地诱惑着他去搬演那出还钱的闹剧。

在治疗尚处于如此早期阶段之时，人们不应指望我的理论能把这样古怪的强迫性念头（关于老鼠的）背后的隐情挑明。遵循正确的精神分析技巧，医生必须克制自己的好奇心，让病人自由选择分析的话题及其顺序。因此，我对这名病人的第四次诊疗是这样开始的：“你打算怎样继续？”

“我打算告诉你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那也是从一开始就折磨着我的事。”于是，他开始给我细致地讲起其父的病史。他父亲在九年前死于肺气肿。有天晚上，他感觉父亲病情严重，于是向医生询问其父何时才能渡过危险。回答是：后天晚上。当时的他从未想到父亲可能活不到那个时候。那天晚上11：30，他回房睡了一个多小时。当他在凌晨一点醒来时，他的一个医生朋友告诉他，其父已经死亡。他因自己没有守在父亲床边而感到愧疚。后来护士告诉他，其父曾在最后的时间里念到他的名字，还问过她：“是保罗吗？”这就更加重了他的自责。他还认为他的母亲和姐妹们也有类似的愧疚，他认为自己看出了这点，但她们却从没开口表达过。起初他并没有因这种愧疚而受到折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无法相信父亲已死这一事实。每当他听到一个有趣的笑话，他都会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个告诉父亲”；这种情况一而再地出现。他的想象力为他模拟了父亲的存在，所以每当听到敲门声，他都会想：“那一定是父亲。”他还老是认为会在父亲走进某间房间时遇见他。尽管他从未能忘记父亲已死这一事实，但他还是经常地期待父亲的灵魂会出现。这念头不仅不让他感到恐惧，还令他十分向往。直到18个月之后，没能守在临终的父亲身边的遗憾才苏醒过来，并深深地折磨着他，以至于让他把自己视作一个罪人。导致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一位婶婶的去世。他曾前往后者家中吊唁。从那之后，他的整个思维就牢牢地贯注在来世问题上。这次心理冲击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让他在相当严重的程度上失去了工作的能力⁽⁹⁾。他回忆说，他完全是靠着那位朋友的安慰才撑过了那段时间；后者替他驳斥了那种愧疚，告诉他那是过分夸大的。当他说到这里，我抓住机会首次向他阐述了精神分析疗法的一些基本知识。每当遇到思想与情感之间的不匹配现象——在这里就是严重的愧疚与其原因间的不匹配——那些外行们总会说，这是因为情感太过炽烈而导致了夸大。于是他们会进而得出结论说，令病人将自己视为罪人的那种愧疚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分析师却并不作如是观，我们认为：不，情感并不夸张，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指责病人的愧疚感，那种愧疚感是指向另外的思想的——那是一种尚未被意识到的思想；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这种思想。已经为我们所知的那些思想，在此是通过一种错误的路径被引出的。在我们身上，不具思想的强烈情感总是会显得别扭，所以我们总会为那缺失的思想另找一个替代者，一个多少显得合适的替罪羊。这很类似于我们现实中的警察，如果不能抓到真正的杀人凶手，他们就会另抓一人顶替。前述的那种错误路径的出现，也是因为病人在和那种折磨着他的念头斗争中发现了逻辑的虚弱无力。不过我也承认，这种新的视角在最初也只会带来更多的谜团：病人明明知道自己从未真正对父亲犯下任何罪行，却认为自己对不起父亲、是个罪人；他怎么能接受如此强烈的自责，并视之为公正的？

在下一次诊疗中，他对我的解析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但也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他问我：指出那种愧疚——也即那种负罪感——是一种毫不夸张的情感，这样就会有助于治疗吗？这是怎样实现的？我回答说，单单指出这点并不能带来治疗效果，它的目的是要揭露那些自责背后的未知心理内容。“是的，那些未知的内容正是我想知道的东西。”他答道。我指了指陈列在我的诊疗室里的古董，对他说那些实际上都是陪葬品，掩埋对于它们来说也就意味着保存。这么说是为了向他简单阐释一下我的理论，告诉他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区别，并向他演示这样一种情形：当所有意识思想正因来自外界的影响而磨损消耗时，潜意识心理内容却改变得相对较少。庞贝古城只是在被发掘后才开始朽烂。他继续问道，当某人有所发现的时候，他该怎样应对？他还说，一种克制愧疚的方法在某个人身上可能行得通，但在另一个人身上则未必；这当中是否有某种普适的法则？我的回答是：没有。我还告诉他，我们的分析工作总是发现，病人的情感总是具有压倒性的，这是由人类的天性决定的。人们正用尽一切办法去保存庞贝古城，但没人不想摆脱那些折磨人的念头。病人曾自己得出结论说，愧疚的产生总是个人道德法则被触犯的结果，而且，产生愧疚的根由还总是与外在道德不相抵触。（我证实了他的这个结论，告诉他说那些仅仅触犯了外在道德的人们其实都自视为英雄。）也就是说，病人之所以陷入当下的这种境况，原因只可能在于其人格的彻底瓦解，从一开始即是那样。他能够重建自己的人格吗？如果能的话，他相信自己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完全同意他有关自己人格分裂的观点；他该做的事情就是把其中的裂痕缝补起来——包括最新近的裂痕：道德的他与不道德的他之间的裂痕，以及我们早先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存在于意识与潜意识间的裂痕。那个道德的他，也就是他的意识部分，而他的潜意识则肩负着那个不道德的角色⁽¹⁰⁾。然后他对我说，尽管他自视为一个道德的人，但是他也记得，自己在童年中曾遵从那个不道德的他的意旨而做过某些事情。看来他已经在无意中认识到了潜意识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与幼儿期的关系。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性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一直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那么，给他带来痛苦的那些自动出现的思想，正是从那被压抑的潜意识中涌出的吗？在这个时候，他很可能会对潜意识的另一重要特征有所发现，我也非常乐意让他自己完成这一步。但他却感觉已没有什么和这话题有关的事情可说了，于是转而向我表达了他的一点疑惑：在他心理上发生的病变已有如此之久，还有希望将之拨乱反正吗？他还特别问道，他该怎样处理那些有关来世的念头，毕竟我们是无法用逻辑将它们驳倒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质疑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没有怀疑他现今那种病态心理结构的强大，而是告诉他，他现在的年纪对治疗非常有利，因为个人性格已然定型——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他乐观地参与治疗；他也的确因此而高兴了起来。

在下一次诊疗的一开始，他就说他必须先把童年时的一起事故讲出来。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从7岁开始，我们的病人一直怀着一种恐惧，他认为自己的父母知道他的思想。事实上，终其一生，这种恐惧感都没有消失。在他12岁那年，他喜欢上一个小女孩，是他一个朋友的妹妹（他告诉我，这种爱是与性无关的；他从未想过要看她的裸体，因为她还太小）。然而这个女孩却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与他亲近。于是，病人脑中生出了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某种不幸降临他头上，那个女孩就会喜欢他的。然后，父亲的死亡就作为这种不幸的一种可能而自发地进入了他的脑中。这个念头一出现，他就立即对其加以激烈的抵制。直至今日，他仍在抗拒着这种可能：让父亲死亡正是他本人的愿望。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联想⁽¹¹⁾。我向他指出：如果那不是一个愿望，那它为什么会那样惟妙惟肖？他说那是因为其内容，也即父亲的死亡。我说，他似乎是把那个念头当作了一桩叛逆罪；比如有人说“国王是大便”之类的禁制的话，或者在诸如“一旦有人说出……我就会叫他为他的话负责”这样的句子里用上那些避讳的词语，那么惩罚也就会降临。我可以很容易地为他所不愿承认的那些思想补上一个合适的背景语境，让这些思想显出它们的合理性。比如说：“若是我父亲死去，那么我就该在他的坟墓前自尽。”——听了这话，他吃了一惊，但还是没有放弃抵抗。为了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我告诉他那种有关父亲之死的念头并不少见，我们可以顺着这种念头回溯到很久以前，有时候，这样的回溯对我们来说也是必需的。然后他就继续为我讲述他在其父过世前六个月时的一次经历，那时也有类似的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当时他已经爱上了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女士⁽¹²⁾，但却因物质原因而没能接近对方。然后那个念头就来了：父亲的死可能让他变得足够富有，让他有能力迎娶那位女士。为了抵抗自己的这种念头，他甚至希望父亲什么财产也不要留给自己，那样他就不至于因获得财产而为那种可怕的后果承担心理责任。此外，他还在父亲去世前一天遇到过相同的念头，不过那次的表现形式不如前次可怕，影响不如前次严重。当时他想：“现在我将失去我在此世的至爱。”但是，相反的念头也立即跟了上来：“不，还有更为我喜爱的人，失去她会令我更加痛苦。”⁽¹³⁾他告诉我说，如此的冲突让他本人也感到惊诧，因为他很清楚，父亲的死亡是为他所害怕的事情，他永远也不会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在他很大声地说完这番话之后，我觉察到给他做进一步理论介绍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我们的理论，病人的这种焦虑是和某种愿望相关联的，那是一种现今处于潜抑状态的早期愿望；所以说，真相断然是病人刚才所作声明的反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潜意识总是站在意识思维的对立面。听了这话，他表现得非常激动，非常怀疑，对他本人可能怀有让父亲死亡的愿望的结论感到惊诧。他说，父亲是他在世上最亲近的人，如果可以挽救父亲的生命，他无疑是可以牺牲自己所有的快乐的。对此，我的回答是，这种如此强烈的爱意也正是潜抑的恨意的表现。对于那些他毫不在乎的人们，他可以很容易地让温和的爱意与同等程度的反感平安共存。举例来说，假设他是一个公务人员，那么他可能会在将他的上司视为一个和蔼的长官的同时，又将其看作一个古板的教条主义者和一个无情的判官。莎士比亚在他的《裘力斯·恺撒》一剧中，就曾借布鲁特斯之口说过类似的话：“因为恺撒爱我，所以我为他哭泣；因为他幸运，所以我为他高兴；因为他勇敢，所以我荣耀他；但因为他野心勃勃，所以我杀他。”这番话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作用，因为我们本以为布鲁特斯是对恺撒怀有更为热烈的情感的。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与他更为亲近的人，比如说他的妻子，那么他将心怀更强烈的认同感，并将对那些可能引起厌憎的错误视而不见；他将忽略那一切，就像一个瞎子一样——这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在我们的病人身上，正是那种过于强烈的爱，让他心中的恨意不能被意识到（表面上看来，我们的言辞似乎有点讽刺味道）；而那种恨意的根源，定然是能在病人心中被找到的。诚然，关键问题就在于那种恨意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从病人的言辞看来，我们寻找的那个源头大概就出现在他认为父母能够知道他想法的那段时间里。从另一方面看来，我们同样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他的那种强烈的爱没有遮蔽他的恨？要知道，这种遮蔽的手段历来就是居主导地位的情感对付异己的惯常手段。对于此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病人的恨意也是有所本的，它也具有某种触发装置，这就让它也成为磨灭不了的一种情感。所以说，病人对父亲的恨意一方面在某种关联的支持与保护下变得坚固，一方面又被他的强烈爱意所压制，不能进入意识；于是，这种恨意只能潜伏在潜意识中，但它也不时地会在某个瞬间找到出口，然后一闪而划过意识。

病人也承认，我的解释听起来是相当合理的，但是缺乏有力的证据⁽¹⁴⁾。他请求我给他解释，如他的强迫性念头那样的想法是怎样实现其阵发性的。病人12岁时、20岁时，以及22岁时各有一次发作，在最后一次发作之后，才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困扰。令病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在那些间歇期里，敌意情感竟然消泯殆尽，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我回答说：当人在提出这类问题之时，他们本人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他们该做的事情，就是继续谈话。然后他就继续谈了下去，但他的言谈却和前面的话题几乎没有关联，他说：他原是其父的最要好的朋友，反之亦然；他和父亲非常亲密，其程度胜过了他现在同最好的朋友间的友谊，他们俩只在很少几个领域里较为生疏，那是在父亲和儿子间通常都会回避的几个领域（我不明白他指的究竟是什么。）他还说，虽然他的确曾因对那位女士的热烈的爱而降低了父亲在他心里的位置，但是他对那位女士的渴望从来就不是肉欲上的，那是不同于充斥在他童年里的那些欲望的。他的童年期性冲动远远强过他的青春期性冲动，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如此。在此我向他指出，他已经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还同时发现了潜意识的第三个重要特征。他对其父的敌意之所以无法磨灭，是因为这种敌意背后还有来自某处的支援；而那提供支援的某物表现出来的特性，则是与性欲别无二致的；其父在这当中，多少有些类似于一个闯入者。他身上这种爱欲与爱父的冲突是常见而典型的。病人也曾享有过几个平静的时期，那是因为他身上的爱欲在第一次过早的爆发之后就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消退。只在强烈的爱欲重新高涨起来之后，病人对父亲的敌意才在相似的境况下再度出现。然后在我的要求下，他证实了这点：我并没有控制他的思路，没有把他引向幼儿期和性欲，是他自己追溯到了这两个主题。然后他继续追问，当他在对那位女士心怀爱欲之时，为什么他没有直接把父亲丢到一边，为什么他没有在爱意作用下把父亲的可能的干涉忽略不计。我告诉他，同一个因死亡而缺席的人对抗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他直接体验到为他所抱怨的那种愿望之时，他才有可能做出把父亲忽略的决定。他的那种愿望是久已被压抑的，以至于他本人感觉不到，对于这种愿望，他无法做出针对性的反应，而那愿望也必将继续存在。这个愿望——希望清除作为闯入者的父亲的愿望——的发生，定然是在另外的时候，那要么是在他对父亲的爱已不如对作为爱欲对象的那位女士的爱的时候，要么是在他还无力做出清楚判断的时候，比如说童年早期、6岁以前、记忆尚不连贯的时候；一旦出现之后，这种愿望就会永远地存在下去。以如此的方式，我们再现了过去的事件。本次诊疗也就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下一次诊疗，也即第七次里，病人又重拾同样的话题。他无法相信自己曾有过欲加害父亲的愿望。他想起了苏德曼（Sudermann）的一篇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在那篇小说里，一名女子在探望患病的姐妹时，突然产生了要加害对方的想法，原因就是她想嫁给后者的丈夫。在认识到自己心底的这种愿望之后，这名女子产生了深深的自责，她认为自己不配再活下去，于是自杀了。我们的病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也认为，若是自己的思想这样背德，那么他就应当自行了结，因为他只配得到这样的下场⁽¹⁵⁾。我对他说，这是一种常见现象，那些患病的人常会从自己的痛苦中获得某种快慰，因此他们实际上并不完全希望痊愈。我还告诉他，他必须明白，我们正在施行的这种治疗手段必然是会伴随着持续的阻抗的。我还将不断地向他重申这点。

他告诉我说，他现在想讲讲他的一次难忘的犯罪行为，那时候他简直已经认不出自己了。他引用了尼采的一段话：“‘那是我做的’，我的回忆说；‘那不可能是我做的’，我的骄傲却拒绝屈服。最终，还是记忆作了让步。”⁽¹⁶⁾“但我的记忆并没有让步。”“那只是因为你从你的愧疚中获得了某种快慰，你本就想惩罚自己。”“那事和我弟弟有关——我们俩现在是好朋友。他正打算结婚，这让我很是担心，因为在我看来那场婚姻完全是愚蠢的。我甚至想到要去杀死那个女人，好让他远离那场婚姻——我们小时候经常打架。但我们同时又都很喜欢对方，我们亲密无间，但我明显地对他怀有嫉妒，因为他比我强壮，比我好看，因此也比我更招人喜爱。”“你曾对我讲起过因莉娜小姐而生的类似的嫉妒心。”“啊，是的。现在要说的这件事是在那次之后，那时我还没满8岁——对这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还没有上学，而我是在8岁进学校的——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我和我弟弟都各有一把著名型号的玩具枪。我把枪上膛之后对我弟弟说，若是朝枪管里看看，他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的。然后当他正在盯着枪管里面的时候，我扣动了扳机。我击中了他的额头，并没给他造成什么伤害，但我当时的确是起了害他之心。这事后来叫我难过得发狂，我狠狠地扑到地上，并责问自己：我怎么能那样做？——但我确实那样做了。”在这里，我抓住机会向他做了解释。这件事让现在的病人感到异常的难以接受，但他却还是保留了那次记忆，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在更早之前，他也许还对其父做过类似的事情，但却是已经记不起来了。病人还提到过他对那位令他着迷的女士的报复冲动。那位女士并不爱他。当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之后，在他的意识里就出现了一种轮廓清晰的幻想：他幻想自己变得富有并另娶了一个妻子，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去拜访那位女士；他想用这种办法去伤那位女士的心。但是他的幻想一到此处就停止了，因为他也承认自己对那另一个女人，也即他的妻子是毫不关心的。这让他的思维陷入了混乱，并最终让他产生了这种想法：那另一个女人必将死去。病人本人发觉，在他的这个幻想和他对弟弟的攻击之间是有共同之处的：在两件事里他都表现出了懦弱的性格。而这点又令他感到非常的害怕⁽¹⁷⁾。谈话继续进行，我告诉他，他必须依靠自己的理性力量来让自己宽心；他应该说服自己，前述那些性格特征都不是他现在所有的，所有那些应受谴责的冲动都发生在童年，它们是其童年性格的产物；而现在，它们都只是作为童年的遗留而保存在潜意识中；我们也都很清楚，人们是不能要求小孩子们负起道德责任的。人只在成长起来之后，才会从儿童的各种天然的倾向⁽¹⁸⁾中生出一个道德的人格。然而病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不敢确信自己所有那些恶的冲动都是来自童年的。我向他保证，我们的治疗会向他证明这点。

病人仍旧不能认同我的解释，他举出了一个事实来支撑他的观点：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的病情严重地恶化了。我告诉他，我承认那是实情，对父亲的哀痛无疑正是导致疾病如此严重的原因；但是也可以说，是他的哀痛通过他的疾病找到了病态的表达。正常的哀痛通常会持续一到两年，而像他那样病态的则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

以上就是对这位病人的病史的详细记述，我所能说的也就只是以上这些。这叙述完全是按照事件顺序进行的，也基本符合治疗的时间顺序。以上内容的获得，总共耗费了我们11个月的时间。

众所周知，强迫性念头的外表总是表现得要么无动机，要么无意义。在这点上，它们和我们的梦非常相似。在处理这些强迫性念头之时，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出它们在病人精神世界里的立足点，以及它们的真实含义，要让它们的意图和动机展现出来，变得清晰而且不证自明。从表面上看来这些强迫性念头都像是不可解的，但我们在尝试解析时绝不能被这点误导。就算是最为狂乱、最为怪异的强迫性念头，也是可以找到解释的，其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法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应该找到那些强迫性念头与病人的经历之间的时间关系，也就是说，找出强迫性念头初次出现的时间，以及引发这种念头的外部条件。对于那些偶发性强迫性念头——这是非常多见的情况——解析工作是相对简单的。一旦我们将强迫性念头与病人经历间的对应关系建立起来，那么我们所感兴趣的这种病态表现的其他疑难之处——它的涵义、它的产生机制、它是如何获得精神动力并发展起来的——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这里，我要挑选病情的一个特别清晰的部分入手，也即病人的自杀冲动。这种冲动在我们的病人身上出现非常频繁。而这冲动本身其实就在对自己进行分析。试看病人的表述：因为他的心上人离开，他在数个礼拜里都无法继续他的学习；而那位女士的离去又是因为要照顾她那重病在床的祖母。可偏偏病人当时正对他的学业满怀着一腔热情，于是一个念头突然闪入他的脑海：“这个指令，叫我在学期末第一个考试期里参加考试，是我所可以接受的；那么，若是面对另一个指令、叫我用剪刀割破喉咙的指令，我是否应该接受呢？”然后他马上就意识到，这后一条指令已经被他念了出来。那时候的他几乎就要去厨房取他的剪刀了，突然另一个念头出现：“不，没这么简单。你必须⁽¹⁹⁾去杀死那个老太婆。”这个念头叫他惊慌失措，委顿在地。

病人的这一种强迫性念头与其现实生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他正为考试而发奋学习的时候，他的情人却要离开，而那次考试又正是他的一次机会，他可以由此而增大同那位女士结合的现实可能性。在学习中，他感到自己正热烈地渴慕着远处的情人，这种感情叫他心乱如麻；而促使情人离开的原因也叫他不能平静。于是他就对那位老祖母生出了一丝恶意，一种会叫正常人感到不安的恶意：“为什么这个老太婆非要在这个时候生病，在我这么需要她的时候？”对于这种念头，我们应当作如是观：真正在病人身上出现的念头不仅与此类似，而且强烈得多。在以下言论中得到表达的，可能就是一种潜意识里的愤怒，以及他的渴望：“噢！我应该去到那里，去杀死那个让我的爱与我分离的老太婆！”紧接着，又出现了这样的指令：“自尽吧！你应该为那谋杀的念头和狂暴的渴望而受到惩罚！”然后，这整个心理过程就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进入了病人的意识思维，但却是以完全颠倒的顺序出现的——自我惩罚的指令最先进入意识，那受到指责的想法则排到了最后。若是照此理解，整个过程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我在其中既看不到生硬的成分，也看不到向任何假设条件求助的必要。

另外，病人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自杀冲动，其表现更加的迂回，也更难于解释，因为这种冲动与病人个人经历间的关联是深藏在某种外在联系背后的，而那种外在联系又是对我们的意识思维很有冒犯的。在暑假里的某一天，一个念头突然进入病人的脑子：他感觉自己太胖了，应该减肥了。现在，他总是在上饭后甜点的时候离开餐桌；他还会在炎热的8月里不戴帽子就外出散步，之后还要快跑爬山，直到汗流浃背、不得不停下。在这种强迫性的减肥运动背后，正潜藏着一种自杀的意图，而这意图也曾以清楚明白的方式表现出来过。那时候他正站在一个陡坡顶上，突然一个指令在他耳边响起，命令他跳下去，而那一跳必将导致他的死亡。若不是突然发现他心仪的那位女士也正在那个避暑胜地，那么病人的那种不合理的强迫性冲动早已让他丢掉了性命。然而，那位女士并不是单独一人，陪伴着她的乃是她的一个英国表兄，后者对她大献殷勤，这让我们的病人嫉妒不已。这位表兄本名理查德，但人们却把他叫作迪克——这是对英国人的统称⁽²⁰⁾。于是我们的病人脑中又产生了谋杀这个迪克的念头，因为他对后者的嫉恨程度实在远超过他自己所知。然后，为了自我惩罚，病人才强迫自己忍受了节食的折磨。尽管这种强迫性冲动和前面提到的那种直接的自杀冲动非常不同，但它们间也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它们的起源都是一种狂暴的、无法被意识思维理解的怒意，其对象也都是横插到他爱情中去的人⁽²¹⁾。(www.daowen.com)

再来看看病人的其他强迫性念头。尽管它们也都与他的情人有关，但却表现出一种别样的运行机制，而且也都是源自一种别样的本能。当他的情人出现在那个夏日胜地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的病人身上又出现一系列强迫性行为，这些行为或多或少都与那位女士有关，也与已经提到过的强迫性减肥行为并行不悖。有一次，病人正和那位女士一起坐在小船上，一阵大风刮来，于是他迫使那位女士戴上了他的帽子，因为他又收到了那种强迫性的指令：不能让任何不幸⁽²²⁾发生在她身上。驱使他做出这种动作的，就是一种保护冲动。另有一次，正当他们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风暴夹着雷电突然降临，我们的病人又感到一种强迫性冲动，他要在闪电和霹雳之间数数，要从一数到四十或者五十。这个念头叫他自己也无法理解。在那位女士离开那天，他在路上踢到了一块石头，于是他不得不把那块石头搬开，因为他预感到，她的马车必然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驶上这同一段路，而且很可能会因这同一块石头而遇到事故。然而，仅仅几分钟之后他就意识到了这种想法的可笑，于是他又不得不走回去，把那块石头放回到原来的位置。等那位女士离开那个疗养地之后，他又被一种强迫性的理解冲动攫住；这一点叫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法忍受。他强迫自己要对他人说给他听的每一个音节都有清楚的理解，就好像非如此即会错失巨额财富一般。他不断地问：“您刚才都说了些什么？”而当别人把原话给他重复一遍之后，他还是不能满足，因为他老觉得对方第一次所讲的是另外的事情。

所有这些强迫性念头都是病人的疾病的产物。它们也给当时的他与情人的关系制造出了一些麻烦。在那个夏天之前，他曾为了那位女士而离开维也纳一次，因为他错误地理解了她的意思，认为她不想和他保持当时的那种关系。这让他非常难过。直到夏天，他们才有了机会把事情澄清，那位女士向他解释了她早先说过的话，告诉他之所以那样说完全是为了保护他，让他免受周围人的嘲笑。他再次高兴起来。这件事也在他的行为举止中烙下了印痕，最清楚的表现就是他的强迫性理解冲动。从那种冲动看来，他似乎是曾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从此以后，你千万不要再误解任何人了。只有那样，你才能免受不必要的折磨。”不过，那次误解女友的经历也并非导致这一结果的唯一原因，女友的离开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他的理解冲动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女友以及为她所尊重的人，实际上他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被包括在内。既然这种冲动让病人把他的怀疑指向了他所听到的每一句话，而别人作的每一次复述也都不能让他满足，那么这冲动的产生也就绝不止一个源头，它定然还与别的什么事情有关。

通过病人的另一种强迫性冲动，我们就可以窥见那隐藏原因之一斑。那种强迫性保护冲动肯定是对其对立面的一种呼应，它包含着一层自责与忏悔的意思。在他与情人的误解没有消除之前，我们的病人肯定是对她心怀敌意的。从后来的材料看来，那个在雷雨中产生的数数的念头，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克制畏惧感的手段——当时的他自觉正处在性命危险中。对此前提到过的那些强迫性念头的分析已经告诉我们，病人的敌意冲动也都是带着极强的暴力倾向的，它们都泄露出某种未被意识到的愤怒。然后我们发现，甚至是在病人已经和他的情人重归于好之后，那种潜藏在他的强迫性念头背后的愤怒也还没有消失。病人总是怀疑自己没有听清楚别人的话，这是一种带有强迫性的怀疑；而此种怀疑恰恰将他的另一种怀疑暴露出来：他不敢确信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情人在后来给他的解释，更不敢确信自己是否可以把对方的话当作她对自己的感情的证明。在他的强迫性理解冲动中体现出来的怀疑倾向，其真正对象无疑正是情人对他的爱。在这个陷入情网的人心里，一场介于爱与恨之间的战争正在进行，而交战的双方又都有着同一个目标。请注意他的一种很具象征意味的强迫性行为：他先是把一块石头搬离了那位女士即将经过的道路，然后又把石头搬了回去，那样他情人的马车就可能会磕上这块石头，她也可能因此而受伤。在这种行动中，他心里的那场战争得到了形象的表达。对于把石头搬回原位这个动作，如果仅仅将其解释为理性对病态行为的抗拒，那么我们就不能彻底地理解其含义。实际情况是，这个动作也是强迫性的，它本身也是病态行为的一部分，而且它也正是被其对立面所决定的；它和之前那个搬走石头的动作有着共同的心理源头。

病人的这种强迫性行为包含两个连续的部分，就好像乐谱上连续的两段曲子，其中的第二部分抵消了第一部分。这种现象正是强迫性心理症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这位病人的意识里，这种现象无疑是会遭到误解的。他的意识会给行为的第二部分另找一个动机，并且使之合理化⁽²³⁾。而行为的真实含义，则暗藏在那种矛盾的外表当中：这种行为总是表现出一种冲突，介于对立的、几乎同样强大的两种冲动之间的冲突；就我的经验看来，此间的冲突也正是介于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我们的理论应当对此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这种现象也正展示出一种新型的症状模式。与在歇斯底里症中常见的行为多意现象不同，作为对立双方的两种心理冲动并不会共用同一种表述，它们要单独地表达自身，而拒绝那种一箭双雕的表达方式⁽²⁴⁾。最后呈现出来的现象总是这样：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当然，其间也总是少不了某种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常是完全符合逻辑的⁽²⁵⁾。

在本案例中，爱与恨的冲突也通过别的途径得到表现。当他的宗教虔诚被唤醒时，他为自己设计了一种异常繁冗的祈祷词，需要耗时一个半小时才能念完。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总是感觉会有某种邪恶的东西从那些虔诚的言辞中浮现出来，并把祈祷引向恶的方向。如果他说“上帝会看护他的”，那么立即就会有一个邪恶的精灵跳出来说“不会的”⁽²⁶⁾。有一次当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病人脑子里突然产生了诅咒的念头，这肯定是那种内心冲动又介入进来；通过这种途径，病人心中那些原先被祈祷词压抑着的意图找到了通往意识的门径。这种现象让病人困惑不解，但他还是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他干脆放弃了祈祷，而代之以一些简短的音节，那是用若干种祈祷词的起始字母和音节构成的。此后他就不再念祈祷词了，而是以快速念诵这些音节取而代之，于是也就再没有什么别的念头可以横插进来了。

有一次，病人把他的一个梦告诉了我。梦里包含有那同一种冲突（爱与恨）的另一种表现，它被转移到了梦中的分析师身上：我（作者）的母亲死了。他希望向我表达他的哀痛之情，但又害怕表达不当，因为他总是在他人的丧事上发出无礼的嘲笑。他害怕那种情况再次发生。出于这个原因，他决定给我寄一张卡片，写上“p.c.”两个字母，但是卡片写好后却发现字母变了样，变成了“p.f.”⁽²⁷⁾。

病人对其情人的矛盾情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不可能完全不被他的意识思维认识到。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这种矛盾情感的表达方式中看出，病人对其中的负面成分是没有正确认识的。早在十年之前，他就曾向那位女士求过爱，但却遭到了拒绝。从那以后，他对那位女士的感情就在两种状态间摇摆：在某段时间里他感觉自己爱她爱得发疯，在另外的时间里他又感觉自己对她毫无兴趣。甚至病人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就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他曾一度打算和他的求爱对象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但是抵触心理也立即出现，他再一次地说服自己相信，他对那位女士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不过，这种抗拒心理很快就被克制住了。有一次，当那位女士重病在床的时候，我们的病人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怜悯。当他在看着她的时候，一个念头涌入他的脑海：她应该永久地躺在病床上。对于这个念头，他自己做出了一种非常狡猾的错误解释，他认为这个念头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只要她永久地病倒，他就不用再担心她会再生病了。他希望能为自己免除那种担忧，因为那叫他无法忍受⁽²⁸⁾！在病人的白日幻想中，他一再发现某种“复仇的幻想”，这让他感到羞惭。他认为他的情人会很看重追求者的社会地位，于是他就时常幻想她嫁给了某个政府官员。然后，他本人又在政府部门谋得一个职位，前景良好，而那个男人则成为他的下属。有一天，那个男人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正要受到他的惩罚时，这位女士来到他面前，跪在他的脚下，求他救救她丈夫。他答应了，还说他之所以爬上现在的高位不过是为了她，他要保护她，因为他早就预见到类似的事情会发生。现在，他已经挽救了她的丈夫，所以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他要辞去他的职务。

另有一个幻想，内容是他瞒着那位女士为她办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幻想中，病人本人只认出了他对情人的爱，却没有认清自己所表现出的那种高贵品质的真相：那是一种类似于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描述过的高贵，它所表达的内容正是复仇的欲望，而其源头与目的，也都只是复仇。病人也曾经承认过，他多次觉察有某种欲加害那位女士的冲动出现在他心头。当她出现的时候，这类冲动就会消失，而一旦她离开，它们就会抬头。

有一天，我们的病人简单地提起了过去的一起事故；对于那件事，我认为唯有将之解释为疾病的起因才是合理的，至少，我们应该将之理解为心理症的最近一个直接触发因素，也即导火索。那事发生在六年前，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处于患病状态。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词已经泄露出一些重要的内容，他也不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对那件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他毕竟是牢牢地记住了那次事故，单由这一点看来，那起事故就值得我们从理论高度加以重视。

在歇斯底里症患者身上有这么一种规律：疾病的最近一个触发因素总是会被遗忘。这很类似于人们对某些幼儿期经验——就是那部分使源自情绪的能量转化为疾病的幼儿期经验——的遗忘，事实上，这两种遗忘的机制完全是相同的。对于那些无法被彻底忘记的内容——那通常是一些精神创伤——病人身上的遗忘机制则会将它们孤立起来，把这部分内容的触发因素侵蚀殆尽，或至少也会将那些触发因素的核心成分挖走。一旦发现这类遗忘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断定，在这个病例中已有潜抑作用的介入。然而，对于强迫性心理症来说，这一条规律却是不适用的。强迫性心理症那埋在婴儿期的根基当然可能被遗忘——尽管这通常不是一种彻底的遗忘——但是疾病的新近触发因素却总是被保存在记忆中。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另外一种遗忘机制，一种更加简单直接的机制。被遗忘的不是精神创伤，而是曾经的情感；其结果就是，残留在病人意识中的，仅剩下不带感情色彩的思想内容而已。于是从表面上看来，这些思想就像是没有任何重要性。歇斯底里症和强迫型心理症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现象背后的精神实质之不同（这种精神实质是可被再现的）；两者的外在表现却几乎完全一样，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特征：有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记忆内容以模糊的形式出现，而且这部分记忆对病人的意识行为毫无影响。但是，这两种疾病中的潜抑机制却是不同类型的，从病人的表现中就可观察到两者的不同，强迫性心理症患者会感觉总有某件事情记挂心头，而歇斯底里症患者却什么也想不起来⁽²⁹⁾。

所以说，那些罹患强迫性心理症并深感自责的人们，其实是把源自疾病的情感归结到了错误的源头上。若是我们最后发现，他们曾把疾病的真正根源轻描淡写地告诉医生，并且一点也没想过那就是被疾病的心理机制孤立起来的病源，那么我们也是丝毫不会感到意外的。在分析师给他们作过解释之后，病人总是会非常惊讶，有的甚至会很自负地说道：“但我可从未把那事放在心上过。”在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同强迫性心理症打交道的时候，情况就是那样的。那次治疗经验使我大开眼界，叫我对这种疾病的本质有了清楚的认识。当时的那位病人是一名公务员，他的病征是无法理解数字。此前我就曾记叙过他对谢布鲁恩公园的树枝的强迫性行为。他的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每次诊疗之后，他都递给我一些干净、平展的纸币（那个时候，银币还没有在维也纳流通使用）。后来有一次，我对那位病人说，人们可以从他拿出手的崭新弗罗林上看出他的公务员身份。他则告诉我说，那些弗罗林并不是新的，只是在他家里被熨过了一次而已。对于他来说，不把脏污的纸币递给他人乃是一种良心的要求。他认为在那些脏兮兮纸币上藏着各种各样危险的细菌，可能会对接收者的健康有损。在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就对他的心理症同性欲的联系有了模糊的认识。于是在后来的一次诊疗中，我就单刀直入地问起了他的性问题。“噢，在那个方面一切都很正常。”他轻松地答道，“我实话实说吧。在好几个很好的人家里，我都扮演着和善的老叔叔的角色。我时不时地可以有幸邀请某位年轻的女孩同我一道去乡下游玩。然后我就会巧妙地做好安排，让我们错过回城的火车，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在乡下过夜了。我总是把事情做得很漂亮。我通常都订下两个房间。当那个女孩正睡在自己房里的时候，我会进到她的屋里，然后给她手淫。”——“难道您就不怕您的脏手会伤害到她吗？”——这个问题让他勃然大怒：“伤害？您说的伤害是什么意思？我从未给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造成过什么伤害，她们都很受用。其中有几个已经结婚了，而她们当中也没谁感到什么伤害。”他紧紧抓住我问题中不太好的部分不放。我只好对他解释说，在他对脏纸币的忧虑和他对那些女孩的行为之间，是存有相当大的反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移置（displacement）现象，那是自责对象的移置。这种移置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他若是让自责感原封不动地指向原本的对象，那么他将不得不放弃一种性快感，而那种性快感产生的根源，则很可能就是某种植根于幼儿期经验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由此，这种移置让他从疾病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现在，是时候对本病例中疾病的起因作进一步的探讨了。病人的母亲出生于一个富裕家族，但她对娘家却很是疏远。那个家族拥有一家大型工业企业。当她与病人之父结合之后，后者就进入了那家企业，并集聚起一笔可观的财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他妻子的帮助的。这对夫妇婚姻美满，但他们相互间的一些玩笑式的嘲弄奚落却让儿子知道了一件往事：在和他母亲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曾追求过一个出生普通但却十分漂亮的姑娘。这件事，就是其疾病的历史背景。在他父亲去世之后的一天，他母亲告诉他，她曾同她那些富有的亲戚们谈过他的前途，而她的一个表兄表示过，他愿意在我们的病人完成学业之后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他。和那个家庭联姻不仅会带来经济利益，也会给病人的学术生涯铺下光明的前景。这个婚姻计划引发了病人内心的冲突，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何选择，不知道是该继续忠于那位贫穷的情人，还是该追随父亲的脚步去迎娶那个出身良好、富有，而且也很有魅力的女子。这个冲突的实质，其实正是存在于他的爱情与父亲意志之间的冲突。他为这个冲突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他的疾病，准确地说，他是在利用自己的疾病来逃避现实，逃避解决冲突的责任⁽³⁰⁾。

读者若要求给出这一结论的证据，我将举出这样一个事实：由强迫性心理症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让我们的病人持续地失去了工作的能力，这让他把结束学业的时间推迟了数年。也就是说，由疾病带来的后果，其实也正是疾病的意图之一。疾病的明显后果其实也正是疾病的原因，也正是促使病人患病的动机。

毫不出人意料地，我们的病人起初并不太相信我的解释。他无法想象那个婚姻计划对他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影响，还争辩说那个计划在当时几乎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任何痕迹。然而，随着治疗的继续进行，他还是接受了我的说法，但却是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他脑中出现了一种移情式的（transference）幻想，在那幻想里，他把那些过去被遗忘的事，以及那些只在潜意识中发生的事又都经历了一遍。之后，治疗进入了困难期，却也让我们知道了一件事：病人曾把他在我家门口遇到的一个女孩错当作我的女儿。他迷上了那个女孩，然后开始猜想我之所以对他那样友好而且耐心，全都是因为我想收他做女婿。他还进一步想象了婚后的生活，他要让我家的财富以及装潢都提升到他所期望的水平。不过在他脑子里，这种意图还是遇到了阻力，他对情人的爱和这种另结新欢的念头争斗不休。我们的治疗一再地制服了病人身上的强大阻力，我也一再忍受了他的侮辱，但还是没能让他辨清那幻想与过去的真实事件之间的区别。作为例子，我要举出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梦：他看见我的女儿正站在他面前，但她眼里却没有眼珠，只有两个污点。任何一个对梦的语言略有知晓的人都能毫不困难地对此梦作出解释：他同我女儿结婚不是为了她那双漂亮的眼睛，而是为了她的钱。

由疾病的最近一个触发因素出发，我们一路回溯到病人的童年。他发现——或者说自以为——自己现今的处境是和他父亲在婚前的处境相同的，他也能够认同父亲的做法。换句话说，在他现阶段的疾病中，死去的父亲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从实质上说，疾病背后的心理冲突正是父亲的意志与本人爱情之间的冲突。请注意病人在第一次诊疗时告诉我们的那件事，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心理冲突植根于病人的童年，并且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从各方面看，病人的父亲都是一个很好的人。在结婚之前他是一个赋闲的军官，这段经历在他的粗率举止中得到了反映：他很有军人的气质，也惯于直接的表达。除了那些可在每块墓碑上看见的美德之外，他还具有一种高超的幽默感；对于他的手下，他也非常的宽宏大量。不过，他的性格中也有十分暴戾的成分，在孩子们还小而且淘气的时候，他会重重地责打他们——这一点不仅不与前述的性格特点相矛盾，还恰恰是将这个人物形象补充完满的生动之笔。等他的孩子们长大之后，这位父亲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他没有像大多数父亲们那样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可侵犯的权威，而是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他那种直率的优点让他和孩子们有了充分的交流，他把自己人生中那些小灾小祸以及自己的略有不端的举止都告诉了他们。听到他的儿子告诉我说，除了在某一个特别的方面以外（参考此处），他们父子俩相处得就像最好的朋友一样，我猜想这无疑是没有夸大其辞的。而这里特别指出的这一方面的问题，肯定就是让父亲之死在那个孩子脑海中萦绕不去，并且越缠越紧的原因了。至于为什么父亲之死会以同童年强迫性念头相关的方式表达，为什么病人会认为父亲之死能让那个年轻女士因怜悯而更加温柔地对他（参考此处），我们可以确定，在解决了那特别一面的问题之后，上述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这特别的一个方面所指的，无疑正是父子俩在性问题内的分歧，以及父亲与儿子那种过早觉醒的性敏感的对立。在病人之父去世数年之后，病人第一次体验到性交的乐趣，但在那个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念头强行进入了病人的意识：“这真美妙！是值得为此而杀死父亲的！”这既是病人那些产生于童年期的强迫性念头的回音，也是对它们的清晰表述。而就在其父去世前不久，这位父亲也曾无意间表达出一种与儿子的情感相对立的观点，而在那之后不久，病人的情感就主宰了他的思维。当时他的父亲表示自己不赞成儿子对那位女士的追求，并要他主动结束这段爱情。他还说那是一种轻率的行为，只会给病人自己造成麻烦。

此后，我们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病人的手淫历史上。在那里，我们为前述的结论找到了更多的证据。在有关手淫的问题上，我们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于医生与心理挖掘尚不充分的病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病人们总是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手淫行为——在他们看来，这指的仅仅是青春期的手淫——正是所有那些苦恼的根源。医生一方则并不对手淫行为抱持一定的见解，他们的阅历告诉他们，即便是那些完全正常的人也都在其青春期中有过手淫的经历；他们大多数将病人的证词斥为夸张不实之词。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病人们再次胜出医生一筹。是病人们摸到了真相的衣角，而医生们则游离在问题核心之外，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越行越远。这当然不是说病人们的观点就是正确的。照他们看来，青春期的手淫行为——我们可以将之称作一种典型行为——乃是一切心理紊乱的肇因，这当然不是真的。他们的这种观点背后还藏有某些东西，需要我们仔细辨别。事实上，青春期的手淫行为的确就是幼儿期手淫的延续，而后者至今都还受到人们的普遍忽视。幼儿期手淫的高峰期多在3到5岁之间，从这种行为中，我们无疑可以找出儿童的性构成的原型，以及后来心理症的原型。病人们的观点其实是在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自己的幼儿期性欲的谴责。他们这样做其实也是不无道理的。另一方面说来，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手淫，单纯地将之视作一种疾病，而忽略了这种现象背后的那些变化无常的性心理成分，以及由这些性心理成分支撑着的那些幻想，那么我们也是不可能将问题解决的。至于手淫行为在某些人身上导致的病态结果，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病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此人所处的环境相关联的，也与该人的天性不无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发现病人的性欲也对疾病的产生有决定性作用，而幼儿期手淫行为和那种作用也是完全不相违背的。实际情况是，无数的人在行手淫之事，而且并未受到任何损害，这就已经很直接地告诉了我们，他们的性构成（sexual constitution）本身是允许手淫行为的存在的；而且他们身处其中的文化环境⁽³¹⁾对于人们在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手淫现象也是不排斥的。另外的那部分人，则由于性构成的不适或者畸形的性发展而因性欲获病，也即是说，如果不向压抑力量或其替代形式求助，他们就无法让自己的性心理中的某个成分得到克制或者升华。

我们的病人对于手淫的态度是很让人吃惊的：他在青春期里根本就没有手淫过。从那种传统的观点看来，他这样的人是不会患上心理症的。然而，在他21岁的时候，手淫冲动却突然变得不可抑止，而这也正是他父亲死后不久。每次让这种冲动得到满足之后，他都会深感羞耻，并立即发誓戒除这种习惯。从那以后他的手淫次数就非常稀少了，而且也只因某些多少让人吃惊的原因而手淫。每当他度过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刻，或者读到了一篇特别优美的文章，他就可以允许自己手淫一次。比如说，别人讲给他听的一个邮车车夫的故事就让他破了戒：那个车夫吹得一手好喇叭，某个夏天的下午他在市区里露了一手，喇叭吹得嘹亮高亢，直到警察前来制止，因为市区里是禁止吹喇叭的！而另有一次，他在《诗与真》中读到歌德年轻时的这样一则轶事：他给某女子的一个吻引起了另一名女子的嫉恨，于是后者对他进行了诅咒；不过后来，歌德还是巧妙地为自己解除了这种诅咒。读完这个故事，他立即感到有一种温情涌上心间，并解除了自己对手淫的禁制。在这个故事里，年轻的歌德出于迷信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克制着自己对情人的爱意，直到解除了诅咒之后，他才终于再次把自己的吻印上了情人的嘴唇。

我们的病人总是只在这类有趣且振奋人心的情况下才感到手淫的冲动。值得注意的是，他本人对此却丝毫不感到困惑。在前面举出的两个例子里，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特征，即对某种命令的抵制与嘲弄。

在病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前述两个故事十分类似的反常举止。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过，他曾有过一段时间是一边在准备考试，一边沉浸于自己的一个幻想当中的。在他那时的幻想里，他的父亲仍然活着，并且随时可能回到他身边。在他那时的作息安排表上，学习时间总是被放在午夜。他会在零点到凌晨一点之间暂时中断学习，去打开寓所的前门，因为他总认为父亲可能站在门外。等他回到屋里之后，他会脱掉自己的裤子并在客厅的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的阴茎。对于这种有点滑稽的行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那样做是因为他认为父亲正在看着他。其父在世的时候，他是个有点懒散的学生，这一点时常令其父感到难过。现在，若是这位父亲的灵魂回来探望儿子，那么他将看见儿子挑灯夜读的样子，这必将让他感到欣慰。不过，这个儿子行为中的另一个部分则肯定是不会让父亲高兴的了。病人是在以脱掉裤子的方式顶撞自己的父亲，并同时将自己与父亲的矛盾展现出来（不过，他本人并不能理解这种强迫性行为方式所表达的含义），这十分类似于他在此后对自己情人的举动，也即将路上的石头搬走又搬回。

在以上这些线索和相似之处的基础之上，我有了这样的猜想：当我们的病人还是一个6岁小孩的时候，他很可能曾因某种与手淫有关的不端举止而遭到父亲的责打。惩罚除去了他的手淫习惯，但也在他心里留下了对父亲的根深蒂固的怨恨，并让他心中的父亲形象永远地同打断他性快感的闯入者形象等同了起来。（参见我之前的一个类似的推测，参考此处）现在病人告诉我说，他的确是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他母亲曾多次提起过那件事，因为那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对于那件事他本人却一点也想不起来。整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们的病人还十分年幼的时候——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被相当精确地确定下来，因为他的一个姐姐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因病去世的——他因为做了某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而遭到父亲的责打。当时的那个小家伙一定是因此而陷入了一种既怕又怒的情绪，甚至在被责打的同时，他也在辱骂自己的父亲。那时候，他对侮辱性言辞掌握得还不甚熟练，所以他就用上了所有在当时跳进他脑海的词语，比如说“你这灯、你这塔、你这盘子”等等。这种全无章法的谩骂让他父亲感到震惊，他停了下来说道：“这孩子将来要么是一个伟人，要么就是一个大盗！”⁽³²⁾在病人本人看来，这件事对他和父亲两方面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从那以后，他父亲再没有打过他，而他本人也把这件事当作了自己在此后的某些性格转变的原因。后来的他变得懦弱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自己那种狂暴的愤怒产生了恐惧。另外，在他整个一生中，我们的病人都对挨打抱有异常的恐惧，即便是看见某个兄弟姐妹挨打，他也会又惧又怒地轻轻走开。

后来病人就这件事再次询问了他的母亲，后者证实了他的叙述，并且另外提供了一点信息：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曾因咬了某人而受到责打。不过那件事的细节已经无处查考了，因为病人的母亲也已记不清楚。她认为那个被咬的人可能正是病人的保姆，但是对于这点她也相当的不确定。从她的话看来，病人的攻击行为并不带任何与性相关的成分⁽³³⁾

对于发生在病人童年的这件事，我们将在后文的注释中进行讨论。在这里，我只打算指出一点：在上述事件被挖掘出来之后，病人终于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开始相信在其记忆深处的确是存有对父亲的愠怒，而且那种愠怒一直潜伏至今。我本以为让这些尘封的记忆浮出水面会对他产生更大影响，因为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已经不容置疑，包括其父在内的许多人都曾向他讲起过。然而他却否定这些早期记忆作为证据的价值，坚持声称自己对那些事没有一点印象。在那些身患强迫性心理症而又具备较高智力的病人身上，这种依靠诡辩拒绝逻辑的现象尤其多见。在这种情况下，若要让他承认，在他与父亲的关系中的确还有很多藏在潜意识中的侧面这一事实，我们就不得不让他经历一次痛苦的移情。很快地，在病人的梦境、白日幻想，以及各种漫想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内容：他要以最粗暴的方式羞辱我和我的理论；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从未在行动上表现出这类倾向，反倒对我尊敬有加。当他陈述那些针对我的侮辱性言辞之时，他表现得完全就像一个陷入绝境的人。“最尊敬的教授，您怎能容许自己被下流如我的一个混蛋这样侮辱？您应该把我扔出去，我只配受到这样的对待。”他会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转圈，声称这样做是为了抚慰自己的良心：他不能容忍自己一边舒服地坐着，一边说出这些可怕的事情来。不久之后，他自己又为这种行为找到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要和我保持距离，因为他怕我会打他。如果他继续坐着，他就会感到绝望而且焦虑，因为他总认为会受到暴怒的殴打：他会用手或手臂护住脸，或在突然间跑开，他的表情会变得扭曲，另外还有许多类似的表现。浮现在他脑子里的，是其父那种疾风骤雨式的愤怒，在后者暴怒的时候，他逃得再远也躲避不了。在这种痛苦的经历中，他终于让自己相信了我们前述的结论（在任何一个外人看来，这一过程完全就是不必要的）。这时候，时机成熟，我们可以解除那个有关老鼠的强迫性念头了。治疗从此摆脱了各种阻滞，此前被保留的许多事实资料也都可从此被利用起来，于是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如我此前所言，这番论述应该是尽可能简短而概括的。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显然就是，为什么那个捷克上尉对我们的病人说过的话——也即那个有关鼠刑的故事以及叫他把钱交给A中尉的告诫——会对病人产生那样严重的困扰，乃至引发了如此激烈的病理反应。我们可以合理地将本病例划归到“综合敏感性病症（complex-sensitivity）”这一类型中；而那位上尉的话，则正是触及病人潜意识敏感区的东西。实情必然如此。在病人的军旅生活中，他下意识地将自己和父亲等同起来，而我们知道，后者正是一个在军队中服役多年的军官，而且时常向孩子们讲起自己在军队中的故事。于是，他父亲过去的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就在偶然性的支配下决定了病人的症状形式（偶然性总是以近似玩笑的方式决定着心理症的症状形式），因为其父的那次经历与捷克上尉的言谈恰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那件事是这样的：当病人的父亲还是一名预备军官的时候，曾在一场牌戏中输掉了一小笔归他管理的公款，而当时他参与的那种牌戏就叫做“赌老鼠”；如果不是靠着一位同事的资助，他当时很可能陷入绝境。在病人之父退役并且发财致富之后，他曾设法寻访那位帮助过他的战友，希望能归还那笔钱，但是却没能找到对方。我们的病人至今也不清楚父亲是否已经归还了那笔债务。对于父亲年轻时的恶行，病人感到十分羞愧，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他的潜意识里其实充满了对父亲的敌意。那位上尉的话——也即“你应该把那3.8克朗还给A中尉”——听上去实在很像是在催讨他父亲欠下的债款。

然而实情却是，那笔邮费是Z地邮局的那个年轻女士帮忙垫上的，而且那位女士还对病人有过正面的评价⁽³⁴⁾，这就从另一侧面强化了病人对其父的仿同作用（identification）。他后来还告诉我，那间邮局所在村庄的旅馆老板有个漂亮女儿，她也对我们这位青年才俊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在军事训练结束之后，他也曾为试探那姑娘的心意而返回该处。现在，这姑娘有了一个情敌，也就是邮局里的那位女士。我们的病人内心摇摆不定，无法决定在军事训练结束后该和哪个姑娘相好——这与他父亲的婚姻故事颇为类似。这时候，回想起病人后来在火车上表现出的犹疑不定，我们一下子豁然开朗。那时候，在火车上的他无法决定该返回维也纳还是该回到邮局所在地，即使是在火车上，他还是不停地产生回头的冲动（参考此处），这种犹疑看来相当反常，实际却并不那么古怪。在他的意识里，那间邮局所在的Z地之所以吸引着他，是因为他发过要还钱给A中尉的誓愿；但在实质上，他的愿望其实是针对邮局里那个姑娘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姑娘将在原地出现。而那位A中尉不过是一个替代物，之所以会选上他，也不过因为他恰好住在当地，而且恰好正在执行军事邮递任务。当他获知帮他垫付邮费的不是A中尉而是B中尉的时候，他又把后者也补充到他的幻想中来。我们知道，后者在他离开那天也正在执行邮递任务，这就促使他在恍惚中将这两位军官替代了那两个对他有意的姑娘，把自己在两个姑娘间的犹疑不定转嫁到了那两位中尉身上⁽³⁵⁾。

图1

那么，由捷克上尉讲述的关于老鼠的故事究竟对病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要想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各种事件在分析中展开的顺序加以更多的注意。在这条线索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找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相关材料，但却一直没能辨清，身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的心理究竟如何。鼠刑让病人的多种本能受到了刺激，并唤醒了他的许多记忆，所以在上尉的故事以及让病人还钱的告诫之间那段短暂的时间间隔里，老鼠形象迅速地在病人脑中与一系列象征意义建立了关联；这种关联纠结成网，不断扩张，又把新的心理内容罗织进去。对于这张网的分析显然是不可能充分的，我只能对其中部分进行阐述。最重要的一点是，鼠刑唤醒了病人的肛门爱欲（anal eroticism）——在他的童年中，肛门爱欲曾在他心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持续数年，并在他对蠕虫的厌憎中得到了延续。在意义网络的扩张过程中，老鼠又带上了金钱的含义⁽³⁶⁾，这一点是我从病人的言谈中观察到的，因为他曾向我指出过“rate（费用）”和“rat（老鼠）”这两个词之间的相似性。在他那些迷狂的强迫性幻想中，病人已然建立起一种以老鼠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体系。比如说，在我们的治疗进行六个月之后，他对诊疗费用的描述是“这么多弗罗林，这么多老鼠”。他从其父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而他对这笔钱的经济上的关注却逐渐扭曲，乃至改换了形式——也就是说，与这方面事务有关的思考都经由“费用老鼠（rate-rat）”的语词桥梁而转入强迫性冲动的领域，且臣服于潜意识力量的控制。此外，老鼠的金钱含义也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比如说那种“赌老鼠”牌戏的语词关联，以及捷克上尉让病人归还所欠邮费的告诫。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病人的老鼠情结同其父在牌桌上犯下的过失之间的关联。

与此同时，在病人眼中老鼠也还具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含义：危险病菌的携带者。由此一层含义出发，老鼠又象征性地替代了对梅毒的恐惧——我们知道这种病在军队中是十分常见的。隐藏在这层象征意义背后的，正是他对父亲在军旅中的生活作风的怀疑。从另一角度看，梅毒的携带者其实正是阴茎本身，所以说老鼠也可能是阴茎的代表——要知道，老鼠和阴茎的这种关联本就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当中。阴茎——尤其是小男孩的阴茎——时常被人称作小虫子；而在捷克上尉的故事中，正是老鼠钻进了人的肛门，就像病人童年时代的蛔虫一样。由此，老鼠的阴茎含义又再次把我们的注意引向了病人的肛门爱欲。不论如何，老鼠都是一种肮脏的动物，它们生活在充满废物的下水道中，以秽物为食⁽³⁷⁾。这种有关老鼠的精神错乱到底在病人心中扩散到什么程度？也许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详细阐述。“这么多的老鼠，这么多的小姐。”——他的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对那种令他极端鄙视的女性职业的恰当描述。另一方面说来，捷克上尉的那个故事也因代表阴茎的老鼠而带上了一层性的含义。这层牵涉到病人的父亲与情人的含义，又是定然会引起他反感的。在他见过那位上尉，答应对方去向A中尉还钱之后，又有某种威吓的声音以强迫性念头的形式出现在他脑中，而同样的性含义也被包含其中。这一系列材料都以老鼠为中心汇集起来，其背后掩藏着的又正是“婚姻”这一主题；而与此同时，这些纠缠纷纭的心理材料也正在推动着对婚姻的追求。

在这位病人身上，我们观察到处于潜抑状态的早熟施虐倾向，而那个有关鼠刑的故事则在这种倾向上挑起了骚动——从他自己的言语，以及他在复述那个故事时的表情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点。不过，若不是有一天他在无意中谈起了易卜生的戏剧《小艾芙》中的鼠妻子，那么之前那些看似丰富的材料也还是不足以为我们拨开迷雾，将其强迫性念头的实质展示出来。那个鼠妻子的角色把我们引向了确凿无疑的结论：在病人的诸多强迫性幻想中，老鼠形象还代表着孩子⁽³⁸⁾。在这层新的含义被挖掘出来之后，我们立即尝试对其产生源头做出理解。很快地，我们就找到了这层含义的心理根源。有一次，在为他父亲扫墓的时候，他看见一只体型硕大的动物迅速从坟堆后窜了过去⁽³⁹⁾。在他看来，那是一只大老鼠。他以为它是从坟墓里面钻出来的，并由此而认定它啃噬过父亲的尸体。在我们对老鼠的观念中，它们的利齿乃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⁴⁰⁾；而它们的贪婪、污秽、凶恶也历来遭到人们的痛恨：我们的病人就经常满怀惊恐地看见有老鼠被人们无情地追捕并杀死。小时候的他时常对这些可怜的老鼠感到同情。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遭人讨厌的丑陋小孩，还会在愤怒中撕咬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且他也曾因此而遭到毒打（参考此处）。他很可能的确是把老鼠当作了“一种和他自己类似的生命”⁽⁴¹⁾。那个捷克上尉对鼠刑的描述让他对老鼠的复杂情感受到了刺激。很快地，他就以强迫性念头的形式对这种刺激作出了回应。

所以说，从他早年的经历和痛苦的经验看来，老鼠即小孩。此后他又告诉了我一件事，是他长期以来都不敢正视的。这新出现的信息将为我们解释他对小孩的兴趣：他所中意多年的那位女士曾接受过一次妇科手术，切除了两个卵巢，所以她是没有生育能力的。这一点其实也正是让病人心怀犹豫的关键原因，因为他本人是非常喜欢小孩的。

至此，我们终于弄明白了他的强迫性念头是怎样形成的了。只要借助幼儿期性理论以及早已应用在释梦方法中的象征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对病人的整个病症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让他丢失了夹鼻眼镜的那次军事训练的间隙里，捷克上尉给他讲了有关鼠刑的故事，这在一开始只是引起了他对那种残酷行为的惊诧，并通过想象挑起了他的淫欲。但是那想象中的场景又很快地和他的童年记忆关联起来——在病人的童年中，正是他本人担当咬人者的角色。那位对类似刑法表示支持的上尉则在他眼中成为父亲的代表，并由此而唤起了他心中部分的苦涩记忆，那些对凶恶的父亲的记忆。他脑中总是不时地出现这样的想法：类似于鼠刑的刑罚会加在某个与他亲近的人身上。这种想法可被视作一种愿望冲动：“某人会对你做类似的事情。”这种愿望冲动表面上是以那位叙述者为对象的，但在实质上，其对象却是病人的父亲。在那有关鼠刑的故事讲完之后，又过了一天半的时间⁽⁴²⁾，同一个捷克上尉把一个包裹递给他，并提醒他把3.8克朗邮费还给A中尉。我们的病人早已知道是这个“残忍的军官”犯了一个错误，他也明白自己真正的债主不是别人，正是邮局里的那位年轻的女士。他本可以顺口给对方一个尖酸的答复，比如说“您在说些什么啊？”或者“我还钱给他才怪！”或者“干嘛要把钱还给他！”诸如此类的回答都是与强迫性不沾边的。可是，由于那位上尉的话也刺激到了他心中的父亲情结，还唤醒了藏在他早期记忆深处的一个场面，于是他脑子里就形成了这样的答复：“好的，我会把那笔钱还给A的，在我父亲和我的情人生下小孩那天。”或者“我肯定会把钱还给他的，这就像我父亲有能力同我的情人生小孩一样确凿无疑。”这是一种充满嘲弄味道的担保，因为它是和某种不可能被实现的荒谬条件联系在一起的⁽⁴³⁾。

可是不论如何，罪行已经犯下，他侮辱了自己最爱的两个人，父亲和情人。这就要求惩罚的介入，而他的判决就是强令自己发下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誓愿，遵照捷克上尉的错误指示办事：“现在你就真得把钱还给A中尉了。”在这种神经错乱式的顺从冲动的支配下，他压抑了自己的理智，且压制了他早就明白的事实：上尉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错误的前提。“是的，你必须把钱还给A中尉，因为那是你父亲的要求，而父亲是不会犯错的。”——国王也是不会犯错的，如果他把一个错误的头衔加在某人的头上，那么那人也就从此拥有那一头衔了。

这一心理过程主要是在潜意识中进行，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了他的意识思维；他对来自上尉的指令的拒斥，以及反其道而行之的冲动，则在意识中找到了某些替代物。（首先是有了这个念头：“我不可以归还那笔钱，否则［鼠刑］就会降临⁽⁴⁴⁾”；然后，反其誓言而行的念头又让他的拒斥受到了惩罚。）

要弄清这一强迫性念头的形成过程，我们就必须尝试着重建那使之成形的外部环境。长期的节欲，以及周围女性很可能对这个年轻军官表现出的友好态度，这些都让我们的病人变得十分好色，而军事训练又让他不得不同自己的情人疏远。于是积聚过度的里比多撩拨起他内心深处的记忆，让他蠢蠢欲动，试图将很久以前与父亲权威的对抗活动重演一遍。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变得比通常更为大胆，甚至敢于设想从其他女性那里获得性的满足。他怀疑父亲年轻时的生活，也对自己情人是否值得那样深爱的问题感到疑惑；这两方面的疑虑变得越发强大，并终于使他失去自制，爆发出对那两人的嘲笑。在这之后，他又立即因这嘲笑而自责，并自我惩罚。对于他来说，这不过是在重复一种早已习惯的行为模式。在那次军事训练结束之后，他曾长久地举棋不定，拿不准是该回返维也纳还是该留下来完成自己的誓愿。这一过程其实是将他自记事起即有的两种内心冲突表现了出来：该不该对父亲保持顺从？该不该对情人保持全心全意地爱？⁽⁴⁵⁾

病人认为“……否则，这两个人就会遭受鼠刑的折磨”，对于这一念头的解释，我还要补充一点：我的解说是以儿童对性的两种普遍看法为依据的，在别处我已经对此作过详细的阐述⁽⁴⁶⁾。其中的第一种看法认为，小孩是从肛门中生出来的；第二种则基于这样一种看法：男人也和女人一样是可以生小孩的。若是用我们的释梦技巧解释“从肠子里出来”，那么我们将知道其真实意义正是与表面含义截然相反，它真正指的是“爬进肠子里去”（这就和鼠刑一模一样了）。

关于这位病人的强迫性念头，因其极端的复杂程度，我们实在无法找到更加简单的解决办法，甚至可以说，要找到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毕竟是解决了问题。在得到我们的这种解释之后，病人的老鼠狂想消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