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的1918年，鲁迅于《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世纪末的1993年，莫言于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酒国》，小说的核心故事是讲述一个“食婴”事件，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那么，《酒国》的创作有没有受到鲁迅及《狂人日记》的影响呢？莫言说他“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了”，“第一篇就是著名的《狂人日记》，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感受，模糊的一种恐惧感使我添了少年不应该有的绝望。恰好那个时代正是老百姓最饿肚子的时候，连树的皮都被剥光，关于人食人的传闻也有，初次听到有些惊心动魄，听过几次以后，就麻木不仁了。”305另外，莫言在小说中也谈到“吃人”的构思与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间接关系。他借小说中文学青年李一斗之口谈出了创作动机：“立志要像当年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用文学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在这篇小说中，我认为我比较纯熟地运用了鲁迅笔法，把手中的一支笔变成了一柄锋利的牛耳尖刀，剥去了华丽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残酷的道德野蛮内核”，“我写这篇小说，是对当前流行于文坛的‘玩文学’的‘痞子运动’的一种挑战，是用文学唤起民众的一次实践。我的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虽然李一斗是在一种相当调侃的语境中来写此话的，但这只是叙述上的障眼法，明眼人会看出《酒国》的创作明显受到鲁迅传统特别是《狂人日记》的直接影响。

对于《狂人日记》中提出的“吃人”内涵的理解，学界普遍将其定义为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吃人”，但此观点却忽略了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最初的心理动机和创作原旨。鲁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后又偶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306这段话写于小说发表后四个月，是鲁迅对许寿裳关于《狂人日记》的询问所作的回答，它解释了小说创作的缘由和主旨：小说创作的动因来自阅读《通鉴》，而“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读史感悟，就是小说的主旨。因此，《通鉴》（即《资治通鉴》）及其中的“食人”记载便是我们理解《狂人日记》的关键。《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与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鲁迅却在其中读出了“食人”。请看《资治通鉴》中有关“食人”的部分记载：（公元）23年，王莽被悬首示众后，百姓“切食其舌”。26年，关中大饥，“人相食”。195年，关中大饥，“民相食略尽”。453年，张超“为军士所杀，刳肠割心，诸将脔食其肉，生啖之”。485年，“讨义恭杀之并其四子，断绝义恭肢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谓之鬼目粽”。549年，“九江大饥，人相食者十四五”，建康城内因侯景围城“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军人屠马于殿省间，杂以人肉，食者必病”。552年，“暴（侯）景尸於市，市民争取食之骨皆尽”。616年，江淮饥馑，“诸物皆尽，乃自相食”。757年，尹子奇久围雎阳，“城中食尽……（张）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许）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女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882年，黄巢秦宗权“纵兵掠人为粮”，人骨被碾碎为食。887年，“宣州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流血满于坊市”，“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所部不耕稼，专以剽掠为资，啖人为粮。”……很显然，鲁迅由《资治通鉴》读出的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吃人”现象。而人们印象中的中国往往是披着仁义道德温情面纱的礼仪之邦，鲁迅无情地撕破了这层面纱，揭露了中国作为未脱野蛮的“食人”民族的残酷真相，这里的“食人”意思显然不是象征意义的“礼教吃人”。因此，从《狂人日记》创作的最初动机上来说，“吃人”当指真正的吞噬肉体的“吃人”。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澄清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理解的误区，即“吃人”的创作初衷和原初内涵不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理解的象征层面的“礼教吃人”。当然，以真正肉体“吃人”内涵的理解为基础，“吃人”当然可作更广泛意义上的理解，诸如上文所说的“礼教吃人”等，因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有无限空白的“召唤”结构，让读者不断地去填空与对话。上文说过，莫言在创作《酒国》时受到《狂人日记》的影响，而且，莫言也曾经亲见过“吃人”现象。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20世纪60年代的“吃人”，“印象最深至今难忘的传闻是说西村的庄姓哑巴——手上生着胼指，面貌既蠢又凶——将人肉掺在狗肉里卖……据说几个人在吃他的狗肉冻时，突然吃出了一个完整的脚趾甲，青白光滑宛如一片巨大的鱼鳞”，“这些恰是我读鲁迅不久前的传闻，印象还深刻在脑子里，所以，读罢《狂人日记》，那些传闻，立即便栩栩如生，并且自然地成了连环的图画，在脑海里一一展开。”307其实，不但《资治通鉴》中满载“吃人”现象，一部中国历史（二十五史）就是绵延不断的血淋淋的“吃人”历史。美国学者郑麟来写了一部专著《中国古代的食人》，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的食人现象，他在书中详细叙述了从先秦到清朝漫长的食人历史。他将中国古代的食人分为“求生性食人”和“习得性食人”两种。所谓“求生性食人”是指“这一类型的食人习俗通常受到禁止，只有在危机的形势下，如饥馑时才会发生。求生性食人纯粹是由于环境所迫而产生的绝望行为，而非预谋”308。所谓“习得性食人”是指“这一类型的食人习俗是一种食用人体特定部分的风俗化行为，也就是说，是在文化上获得公开认可的行为。习得性食人行为已经成为中国风俗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导致习得性食人行为的环境因素有多种，诸如憎恨、热爱、尽忠、尽孝、品尝人肉佳肴的欲望、惩罚、战争、认为人肉有医疗功效的信念、盈利、精神错乱、高压统治、宗教、迷信”309。

《狂人日记》中“吃人”在基础层面上指真正的肉体“吃人”，这在小说文本中有明显的表现。小说主要描写了狂人的心理感受与情绪体验，狂人感觉世界的主要成分是恐惧和怀疑，狂人怀疑被吃时产生了恐惧性的生理反应上的“怕”：“真叫我害怕”、“我怕得有理”、“从顶上直冷到脚跟”、“吃我”、“青面獠牙”、“我知道不妙”等，这些都是狂人感觉到的肉体将被吞噬时的恐惧，狂人的怀疑和恐惧表面上是病理性的，但却是被他的历史常识和现实见闻证实与支持的，小说举出的大量历史记载和现实中刚发生的事件并非象征，而是实际存在，并非什么礼教，而是人的肉体真的被吃。易牙蒸子献与齐桓公、易子而食、徐锡麟的心肝被炒吃、人血治痨病、狼子村的恶人心肝被油煎炒吃，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真正吃人肉、喝人血，而非礼教或家族制度吃人。对照一下郑麟来的《中国古代的食人》中的记载，书中详细统计了从《左传》到《清史稿》二十五史中记载的无数“食人”行为，才知道《狂人日记》只是宣布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常识”，狂人的发现只是“言说常识”，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有时“言说常识”却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情，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且以为正路。”310《酒国》中的“食婴”行为表现为典型的“习得性食人”的特征，郑麟来认为：“习得性食人在中国，尤其是在古代的实践，常常是出于对美食的欣赏，上等阶级不时为了滋补或疗疾而品尝不寻常的人肉。”311莫言在小说中不吝笔力地写到红烧婴儿这道菜：“那男孩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流着香喷喷的油，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憨态可掬，他的身体周围装饰着碧绿的菜叶和鲜红的萝卜花……男孩水水的眼睛回望着他，鼻孔里喷出热气，嘴唇翕动，好像要开口说话。”酒国的官员为什么吃小孩，是因为小孩的肉是“人间第一美味”。中国古代文人早就对人肉的不同档次进行过研究：“儿童的肉是最好吃的，其次是女人肉，再次是男人肉，儿童肉被称为‘和骨烂’，意思是儿童肉煮烂后，可连骨头一起全部吃掉，而老而瘦的男子则称为‘饶把火’，意思为烧不烂，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人肉通称‘两脚羊’。”312《酒国》中介绍的吃人肉的方法，“譬如油炸、清蒸、红烧、白斩、醋熘、干腊等”，中国古代早有实践，郑麟来在其专著中也作了详细介绍。“习得性食人”在20世纪中国并没有绝迹。中国的“文革”时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食人现象。据载，“广西地区出现了吃人的群众运动，一老太太眼睛不好，听说吃眼睛可补眼，于是她专寻‘批斗会’，挤在人丛中做好准备，一见被害人被打翻在地，他就从篮子里面拿出剪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认为脑髓有营养，则专吃人脑，在被打倒者的脑袋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钢管吸食。”313

“吃人”二字在基础层面理解的基础上，可以作象征层面的理解。由于所处的时代和作家的文化关怀侧重点不同，两部小说的象征内涵及其显示的意义有明显差异。《狂人日记》处于特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吃人”更多的指向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文化批判意义明显。联系鲁迅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批判态度，此点容易理解。在写作《狂人日记》的同时期，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最为坚决激烈，《灯下漫笔》、《春末闲谈》、《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系列杂文以及大量的“随感录”，在理性的层面上对“吃人”的封建文化作了犀利而理性的抨击。鲁迅说“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314因此，将小说置于鲁迅的整个思想框架中来理解，“吃人”的文化象征内涵不言自明。《酒国》则指向现实政治层面，鞭挞现实，针砭时弊，现实批判意义明显。小说对官场腐化堕落行为、腐败的官场机制以及它的伴生物病态精致的“美食文化”与“酒文化”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犀利的批判。《酒国》故事发生时间是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使传统价值观念迅速瓦解坍塌，经济的繁荣伴生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莫言的批判是通过对小说中的腐败官员的描述和铺张的“吃”的描绘来体现的。小说中出现的腐败官员主要有矿山党委书记和矿长、一尺酒店的经理余一尺和酒国市的宣传部长金刚钻等。矿山领导“脸庞圆乎乎，好像小面包，脸色红扑扑，好像红皮蛋，略有将军肚”，这是一个典型的养尊处优、营养过剩的现代官僚形象。一尺酒店的侏儒经理余一尺，身高一尺，丑陋无比，表面上有许多耀眼的头衔：省级劳模、市个体户协会主席等，然而本质上却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流氓，仗着权力与金钱发誓“日遍酒国所有美女”，“与酒国八十九名美女发生性关系”，将与他发生关系的美女照片反面写上姓名、工作单位、年龄、与他发生性关系的时间。余一尺这种丑陋行径我们多么熟悉，联系到当前中国腐败落马官员中屡见不鲜的“包二奶”、“养小蜜”、“性贿赂”等行为，“余一尺”艺术形象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作者通过塑造这些腐败官员的群丑形象，尖锐地批判了僵化落后腐烂透顶的当代官僚体制，表现了莫言对鲁迅所代表的现实批判主义传统的自觉继承。《酒国》对国民病态的“吃文化”或“美食文化”的批判也深刻犀利。小说中详叙了一道“全驴宴”，“先是十二个冷盘上来，拼成一朵莲花：驴肚、驴肝、驴心、驴肠、驴肺、驴舌、驴唇……全是驴身上的零件。一盆盆热菜则是：酒煮驴肋、盐水驴舌、红烧驴筋、梨藕驴喉、金鞭驴尾、走油驴肠、参煨驴蹄、五味驴肝……”还有二十几道不知道名字的。最绝的一道菜是“龙凤呈祥”，是用公驴的性器官和母驴的性器官精心拼合而成。而这种“吃文化”发展的极致便是“红烧婴孩”。小说中通过李一斗写给莫言的信上说：“中国人在吃上真是挖空了心思……这真是肉山酒海的时代，你小说中的那些官僚们，比专吃鸭脚蹼膜的刘文彩的小老婆神气多了。”除此之外，小说把“酒”在当代社会中畸形的万能作用作了形象描述。莫言在散文《我与酒》中谈到他写这部小说的意图：“我曾写过一部名叫《酒国》的长篇小说，试图清算一下酒的罪恶，唤醒醉乡中的人们，但这无疑是醉人做梦，隔靴搔痒，酒已经成为中国官场的润滑剂。”315酒国即是以“酒”立国，金钢钻是“仗着大海一样的酒量”而由一个农村的寒酸教师步步高升为宣传部副部长，余一尺是仗着开酒店横行酒国、玩弄女性，他们的腐败堕落都与酒在权力运作中的特殊作用相关。侦察员丁钩儿肩负特殊使命，然而一遇到酒国部长“金钻儿”，经不起诱惑，几杯美酒下肚，便烂醉如泥，不但参与人肉筵宴，而且最后败走麦城，跌死粪池，辜负了上级的重托。莫言由此而认为：“中国的酒场，已经成为罪恶的渊薮；而大多数中国人的饮酒，也变成一种公然的堕落。尤其是那些耗费着民脂民膏的官宴，更是洋溢着王朝末日奢靡之气。”316腐败的官僚体制便是“吃喝文化”滋生的温床，联系到当下经济转型时期中普遍存在的“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的腐败现象，《酒国》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警醒意义。

两部小说的悲剧意义在于小说中的“吃人”具有巨大的同化性，“吃人”最终成为一种普适化的全民参与的行为。在《狂人日记》中，“吃”与“被吃”撒下天罗地网，它不是局部的存在，而是一种谁也逃脱不掉的普遍生存境遇。参与“吃”与“被吃”的有赵贵翁、陈老五、医生、狼子村的佃户、给知县打过枷的、给绅士掌过嘴的、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甚至还有狂人的“大哥”，就是“狂人”自己，“未必不在无意之中，吃了他妹子的几片肉”，从而参与了“吃人”。《酒国》中，“食婴”的普遍性在于它被“制度化”或“体制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程式化”的规模性运作。“酒国”公民按照“红烧婴儿”的制作流程各有分工。其一是提供原材料者，如郊区农民金元宝；其二是制作生产者，如酒国酿造大学的袁双鱼夫妇；其三是消费者，包括金刚钻、余一尺及酒国中其他无数食婴者。酒国几乎所有公民都纳入到这个分工严密的系统中。例如提供原材料者，小说中写了有专门生产“肉孩”的村庄，父母生养孩子的目的就是纯粹为了用他卖个好价钱。最为可悲的是，两部小说中少有的清醒者与对既存“吃人”体制的批判者最后也都被不可抗拒地同化，从而成为自觉的“吃人”队伍的一员，启蒙者（批判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吃人”文化被改造的艰难。《狂人日记》白话文载体里表现的是一个狂人的“非正常的世界”，主人公却表现出疯狂中的清醒，揭露了现实世界存在的残酷“吃人”真相，表达了对封建礼教与秩序的无畏反抗。文言载体里却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世界”，主人公最后成为候补官员，这个曾经与“吃人”世界势不两立的反叛者又重新回归到“吃人”的旧营垒。而在《酒国》中，丁钩儿本来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王牌侦察员”，在“省城”立下过赫赫功绩，应该说对腐败等黑暗势力是有抵制能力的。但是当他来到酒国后，终于一步步被酒国所代表的“吃人”体制所同化，丁钩儿的形象，直接暴露了作为体制化的腐败“酒国”巨大的腐蚀力与同化性。李一斗栖身于金刚钻、余一尺与袁双鱼夫妇等人组成的上层社会，对“食婴”事件耳闻目睹，他愤世嫉俗，立志献身文学，以创作对“吃人”的鬼魅世界予以抽丝剥筋的针砭，他写信给“莫言”拜师求教，寄上自己精心创作的九篇小说，以期获得“莫言”的指点并推荐到《国民文学》发表。但李一斗却最终回归到体制世界内，与余一尺称兄道弟，羡慕金刚钻的权力名利，混进酒国市委宣传部“搞宣传报道”，而献身文学的崇高理想渐渐消遁成海市蜃楼。专业作家“莫言”开始也是这个“吃人”体制世界的旁观者与批评者，但最后也与体制世界握手言和。他同意为余一尺作传记，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终于下山，来到酒国，与酒国官员金钻儿、余一尺与王副市长等亲密共宴。(www.daowen.com)

两部小说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狂人日记》中狂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而《酒国》中“食婴”的对象是婴儿，婴儿是希望与未来的象征，“食婴”意味着吃掉将来，表现了作者对酒国未来的一种担忧与焦虑。

两部小说中的“吃人”甚至可以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的理解，“吃人”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其一，从地域上来说，“吃人”不但发生在中国，还发生在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郑麟来考证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历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吃人”现象，部分地区至今还没有绝迹。外国就有很多人类学者对此进行过详细披露与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加利·豪格的《食人习俗和人类祭祀》、查尔斯·F.图因的《北美的食人习俗》、布里安·辛普森的《食人习俗和习惯法》、威廉的《食人的神话：人类学和食人习俗》、H.E.L.普莱迪《食人岛：新喀里多尼亚食人海岸的骚乱故事》、理查德·坎宁安的《世界尽头的地方：关于食人习俗和人类胆量的一个现代故事》等317。其研究的内容涉及世界各大洲从古到今的“吃人”历史。其二，从时间上来说，“吃人”现象从远古时代一直绵延到现代，因为中国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从古至今都存在着“吃人”现象。其三、由以上世界各地历史上的“吃人”事实证明，“吃人”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性的弱点，它反映了人类意识深处普遍存在的一种嗜血的倾向和残酷的本性。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和莫言对作品中的“吃人”行为与中国古代作家对笔下的“吃人”行为的主体态度是迥然不同的，更集中体现在“习得性食人”的行为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兵败于吕布，逃难途中投宿猎户刘安，“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刘安奉献自己妻子的肉，以表达对刘备的“忠”，刘安开始也想加入刘备的军队，为汉朝大业而战。但是他说“本欲相随使臣，因老母在堂，未敢远行”。对刘安来说，“忠”和“孝”都远远胜于妻子的生命，妻子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没有“人”的价值尊严、可以任意处置的物件。郑麟来认为：“中国人自多少世纪以来就一直赞赏习得性食人行为。”318可悲的是，作家罗贯中也站在刘安所代表的传统价值立场，在叙述这一事件时，丝毫看不到他对刘安妻子的悲悯与同情，小说中刘安妻“被吃”事件在他看来符合封建伦理道德，作者也成为“吃人”事件蓄意的合谋者，作者的叙述态度是冰冷、超然、麻木而不动声色的，而站在现代启蒙的立场，这种冷静与超然令我们吃惊。《水浒传》中也写道“母夜叉”孙二娘卖人肉和人肉馒头，李逵吃黄文炳和李鬼的肉，武松将史文恭剖腹剜心来享祭晁盖等情节，我们也看不到作者施耐庵对“吃人”者的批判态度。正是在这点上，把鲁迅和莫言的“吃人”题材的作品和古代的同类作品划上一道截然的分水岭。鲁迅、莫言作品体现的这种人道主义立场、启蒙主义态度、现代民主观念与现代批判精神，是后者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