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新世纪展望座谈会发言提纲）

　　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难度最大，危险最大的领域就是中共党史。但是，鉴于执政党历史的研究在发挥史学功能方面对现代社会的突出作用，这项工作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党史研究人员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所谓知难而进，就是说要真正还党的历史以本来的、完整的面目。不妄自菲薄，也不文过饰非，不因错误而增其恶，也不因成绩而溢其美。尽管这样做会有越雷池之虞。

　　其实严格说来，我并不是一个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因此，只能从外行人的角度来谈谈自己对党史研究的观察和思考。

　　我以为，在历史研究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做到冷静思考，客观分析。这一点，对于现代史和当代史，特别是执政党历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党史工作者应该站在学者的角度，分清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共研究党史之间的差异。而要做到客观地研究中共党史，借用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的名称，就必须“实话实说”。

　　回顾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可以说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其一，从50年代起至“文化大革命” 时期，党史研究人员为许多禁令和禁区所困，实际上是背负着一种枷锁在工作，党史论著中充斥着假话、空话和套话；特别是在“文革”中，党史的本来面目已被完全歪曲和篡改。因此，严格地讲那谈不上是学术研究。

　　其二，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以后，党史界开始讲实话，许多方面有所突破，研究有了新意。但是禁区、雷区和坑坑洼洼的地方仍然很多，以至于不少人物、事件和领域还是让人望而却步。多数党史工作者从一个学者的良心出发，可以做到所说的都是实话，但是依旧无法做到实话都能实说。

　　不过，历史毕竟已走到了20世纪之末，彻底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已经成为研究历史无法回避的基本要求和准则。面对新世纪，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中国大踏步前进，就需要完全打破党史研究中的种种樊篱，认真总结过去。这即要求党史工作者去独立思考一些所谓的 “敏感” 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不满足于复述现成的答案，墨守成规，因循旧说，而是敢于触及和研究时代向党史学科提出的各种新课题，做出新的历史总结和理论概括；同时批判地审视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挖掘和占有新史料的基础上，对老课题提出实事求是的新见解。这是党史研究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新世纪的党史研究要接受这一挑战，只有更上一层楼，即做到实话实说。在21世纪，党史研究领域同其他学科一样，面对的环境将是进一步的社会开放，全面的信息爆炸，故而中国学者是无法“闭关练功”的。毕竟，在那时的国际对话和学术交流中，已经很难再继续做到实话不实说了。(www.daowen.com)

　　党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就是要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按照党的发展历程中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及其内部联系，认识和记述党的历史，这其间不能有任何的臆断、附加和歪曲。因为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

　　党史既然是历史，撰写者也就应该与中国古代的史官一样，有秉笔直书，讲老实话，讲真话的决心和勇气。而一个地位巩固、思图进取的执政党，更应该坚持科学，反对迷信，给历史研究者一个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宽松环境。其实中共创始人毛泽东自己在1954年6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里就曾说过：“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作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1页。）中国共产党的过去，不仅充满了艰难和光荣，也有许多极为惨痛的教训，两者均不可忘记。如果讳疾忌医，伟大终将变成渺小，人们也必将从迷而信之到迷而疑之，最终到不迷不信。

　　党史研究要做到实话实说，具体说来，我以为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那就是：

　　1、搞宣传与做学问的关系。这两者目的不同，方法也不同。当然搞宣传也必须做到真实、客观，但是在一定的场合，一定的时期，却可以规避某些问题；而做学问则不然，在这里不能随意取舍，不能在遇到关键问题时就避重就轻，或绕道而行。如此回避的结果，只能是在逻辑推理时陷入混乱，无法使研究深入下去 —— 例如文革史研究；在国际对话中处于被动，难以解答历史提出的问题 —— 例如朝鲜战争研究。

　　2、官方读本和研究论著的关系。这里存在三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中共党史的官方读本是否有必要搞，其目的何在，功能何在；其次是有了官方读本是否还允许学者进行研究，后者的目的何在，功能何在；最后是学者的研究论著是否必须以官方读本为准绳，能否突破和反驳，能否发表不同言论。而只有处理好这个关系，才能使党的职能机构和党史研究者双双放下重负，前者允许实话实说，后者敢于实话实说，进而展开必要的讨论与争鸣，创立出一种开放型的、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党史研究风格。

　　3、文献保管和档案利用的关系。实话实说的基本条件是必须以档案文献为依据，虽然中国的档案法已经公布两年了，但目前的状况是，我们在观念、程序和组织机构上还没有完成从以文献保管为中心到以档案利用为中心的转变。而不实现这种转变，学者便无法利用本来能够和应当利用的档案文献。似此，党史研究如何发展，如何深入？况且，你不公布，别人公布；你不利用，别人利用。其结果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将永远落在他人后面。要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与国际学者同步而行，要跻身于国际学术研究的前列，只有加速中国档案开放和利用的步伐，这样，中国的党史学科才能于比较、鉴别和扬弃之后，拓宽视野，博采众长，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期待着在新的世纪中，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能够出台新的举措，摈弃各种老八股，打破各种旧框框，迎来党史研究的真正兴盛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