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兴南湖的濛濛烟雨中一路走来，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已走了九十年。而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可以说从它诞生就开始了。举一个例子。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苏俄输出革命”还是中国人独立自主的产物？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学者在研究并且有观点分歧。西方和俄罗斯的学者多倾向于认为是前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在陈独秀等人的坚持下“独立自主”地建党的。

　　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几乎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了。比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一边怀着一腔“国际主义”热情帮助和指导这帮雄心勃勃的人召开一大，一边不住地抱怨这个党是个“早产儿”，“幼稚”得很，是共产国际这个“助产婆”打了“催产素”后细心接生才落草的。而蒋介石直斥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

　　这种看法当然遭到中共党人的驳斥。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在简述中共产生的国内背景之后说：“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到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表述如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这个阐述平实准确，也没有避讳共产国际的作用，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

　　回顾历史，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与政治空气的状况有紧密联系。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学习和研究党史，是在延安时期，作为整风运动的前奏和酝酿。以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并掀起学习和研究党史的活动。但较为正规的逐渐摆脱政治过分束缚的党史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步入正轨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思想不断解放、文献不断公布，不断有研究禁区被打破，由此历史迷雾逐渐拨开。

　　一、经过长期考证探讨，破解中国共产党“诞生之谜”

　　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的“谜”。党究竟是哪天成立的？这犹如一个人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一样，令人纠结。经过多位学者多年研究，一大的开幕时间已基本达成一致，即1921年7月23日，但闭幕时间却依然众说纷纭，有8月1日、8　月2日、8月5日等说法，有待继续考证。还有，会议代表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现在基本敲定为13人。事实是，这个当时全国只有50个左右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的小党，诞生在兵荒马乱之中，会议仓促而秘密，中间还转移了会场，装作旅游团在船上才把闭幕式开完，会议结束后代表匆忙离开。不久，因遭搜捕，所有大会文件全部丢失或销毁，会议代表的记忆又十分模糊，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成谜。

　　1957年，戏剧性的转机出现了。这一年，苏共中央将原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如数移交中共中央，存放于中央档案馆。人们在这批档案中发现了几份俄文的一大会议文件，大致还原了一大的主体面貌。这批文件被转译为中文，编入文献集后，研究者大量引用。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被看作是一大通过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重要的文献。

　　2001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出版。作者宣称：“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至少，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不会落于人后。”作者搜集了中、日、俄等国的大量有关文献，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共创建前后的历史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印证了他的学术自信。2006年中国出版了该书中译本。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普遍更加重视严格的原始资料研究。如李玉贞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俄文本和英文本进行了精细的文本分析后，提出它们极有可能并没有在会上通过，而仅仅是供讨论的草案，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材料。

　　再比如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李大钊都缺席了一大呢？有人研究指出，是因为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认为党在1920年已经成立了，开会只是马林张罗的一个共产国际看重的仪式，加上事务繁忙就不去了。如北京小组接到会议通知后，认为是小事一桩，相互谦让一番后，由两位北大学生张国焘和刘仁静赴会。总之，当年党的创建者们似乎都没有预见到一大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意义。

　　关于一大的研究越深入，越发现它的真实情况远远不如想象中的神圣，比现在规模庞大的全国党代会差得太远。这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扫兴，但人们由此可以去深刻体会一个后来十分显赫的大党的草创时期的复杂和艰辛。

　　二、翻开尘封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档案，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是由列宁创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机构，与各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但中共党史研究中长期对此重视不足，尤其在强调路线斗争的年代，除了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是打着“共产国际路线”旗号搞宗派统治外，对其他“错误路线”的批判都不怎么提共产国际。

　　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指导的作用，建国后周恩来曾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两头是指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中间是指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王明、博古负责时期。抗战时期好理解，当时共产国际已经快解散了，不再直接向中共发指示，基本尊重中国党自行处理本党事务。但大革命时期情况就复杂了。长期的主流观点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是因为当时党的领袖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结果，由此还得出“知识分子立场软弱”的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宣布，以后长期沿袭的。

　　多年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大量相关档案陆续公布于众，大革命历史的书写才得到应有的调整。多位学者潜心梳理史料后发现，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服从于苏俄国家利益和革命实用原则，选择了扶助国民党的对华策略，强迫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工作，不允许共产党谋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甚至联共（布）顾问鲍罗廷公然向他们提出：在现今的民主革命阶段，共产党人就是要甘于给国民党“做苦力”，至于“当主人”则还在看不见的将来。

　　陈独秀本是中国思想界精神领袖，一直宣称“要独立自主地干”，岂能忍受处处受制于他人？于是他又是与鲍罗廷争执，又是与党内同志开会讨论，又是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信申诉，甚至要求撤换鲍罗廷，但最后总是困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听从鲍罗廷的主张。大革命后期所谓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的“三次大让步”，包括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在里面起着关键作用。等到国民党右派羽翼丰满、实力在握，与共产党决裂的企图已如黑云压城的时候，共产国际才发出让共产党予以坚决抵抗的训令，可惜为时已晚。所以这一头的“好”，经过大量学者的文献研究，发现要打很多折扣。

　　大革命失败明白无疑地显示了共产国际对华策略的严重失误，但共产国际却把一切罪责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特别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身上，说是因为他违犯了共产国际训令的结果。这就与联共党史有点关联了。当年斯大林一心扶助土耳其的基马尔民主力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不料基马尔革命成功、建立政权之后立马调转枪口反共反苏，使苏俄的一番努力血本无归。但斯大林没有接受这个惨痛教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不顾托洛茨基等人的坚决反对，又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物质和军事援助，结果又一次惨败。斯大林顿时遭到党内反对派的严厉指责，要求他为此承担责任。斯大林急于摆脱困境，维护个人和共产国际权威，不惜把中国党的领袖陈独秀推出来作为替罪羊。

　　近些年的研究还表明，正是由于想尽快让中国革命再次轰轰烈烈搞起来，好让人们忘了大革命失败这一幕，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转向农村土地革命时，仿佛抓了一副“虎狼药”，一个急转弯，导致中国共产党一反大革命时期的“右”，“左”倾错误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左”，最后差一点把中国共产党葬送在长征的崇山峻岭中。这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中间差”的严重负面作用。

　　当然，学者们也能看到“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多不避讳早期所犯错误的自身因素，从而对党从力量弱小、毫无经验、理论幼稚到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的过程进行研究和总结。

　　三、去除重要党史人物身上不真实的“光环”和“污水”(www.daowen.com)

　　在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随着共产国际档案显示的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真实情况逐步呈现，与之相关的陈独秀评价问题，也逐步向更加客观的方向转变。长期以来陈独秀在党史上都以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形象出现，2002年修订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则认可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始人、五四运动的旗手，同时将他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不久，又改为“右倾错误”。

　　毛泽东更是党史人物研究的重头对象。关于他的思想和生平的研究的逐步深化，首先是一个“去神圣化”的过程。比如，长期以来党史上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上世纪80年代公布的遵义会议档案则显示，会上毛泽东只是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确定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军事上则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是其助手。因此很多学者研究认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遵义会议只是一个起点。相应的，担任党的最高负责人长达十年的张闻天的历史足迹也逐渐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毛泽东研究史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在“文革”前盛行对他的个人崇拜，而“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出现了一股强劲的“非毛化”思潮，社会上议论纷纷。此时邓小平多次明确表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党的历史。在他的坚持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历史证明了邓小平深远的政治眼光。后来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被确定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共十七大正式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毛泽东思想则是该体系的奠基和前提。在最近关于“中国道路”的阐述中，毛泽东是对走到今天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做了最早的成功开拓的人，是他先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对“中国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而后人们才能继之而开拓出“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因此在主流研究中虽然仍旧不采纳西方比较流行的“权力斗争”说，但也不讳言毛泽东的错误，将它们归于“探索中的曲折”、“开拓中的失误”、“应当总结的教训”之中。

　　再比如关于朱德的研究，这是一个平面人物逐渐立体化的过程。在人们的视野里，朱德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但形象有些模糊。经过学者们潜心研究，还原了一个在政治、军事、思想上都具有突出才华，在多次中共重大事件和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真实的“总司令”形象。近年有人提出著名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提出的，毛泽东只起了宣传作用。这个观点引起网上的激烈争论，也是朱德研究得到深化的一个表现。

　　四、收起历史伤痛，冷静梳理建国后重大党史事件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理清党史上的是非，曾独创了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抓党史研究的范例，他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梳理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重要历史过程，特别针对对党造成了巨大危害、当时又成为党内不稳定因素的“王明路线”进行了总结，对于当时统一全党思想，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个决议是在大范围的讨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修改，得到普遍共识包括原“左”倾阵营人物认可之后，方才通过的。

　　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左”祸泛滥，党内思想一度混乱，并响起一片以“非毛化”、“重评毛泽东”为代表的“重评建国以来党史”的呼声。为了再次统一思想，结束历史是非的论争，以便“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效仿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该决议基调由邓小平定下，同样经过了党内广泛讨论，中央领导成员反复修改后通过。有趣的是，两次“历史决议”都由中共党内有名的“一支笔”胡乔木执笔。

　　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对建国后党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正式表述仍基本以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准。但该决议对于建国以来党史的梳理和评价是从政治高度进行的，那些政治定论毕竟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探求党史的浓厚兴趣。而建国后党史中很多较为“敏感”，即负面东西偏多的历史事件，在研究中成为海外学者的热点，国内学者的难点，但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不少进展。

　　例如关于“大跃进”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如何估算“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这是官方的称谓，国外有人直称为“大饥荒”）的人口死亡数字，曾经是“大跃进”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而后，很多学者不再纠缠于具体数字和究竟几分“天灾”几分“人祸”的锥心追问，收藏起历史伤痛，开始更加冷静深入、全方位的研究，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心态史等角度“各个击破”。

　　历史事实清楚了，人们心中的评价自然客观。的确，历史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有学者根据水文气象和粮食统计资料进行研究，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确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持续的自然灾害，并非“风调雨顺”。从农村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大于决策错误；但从农村集中缺粮情况来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刘少奇通过调查得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是成立的。可见严重灾害会迫使人们尤其是国家治理者对社会政治和政策进行反思。因此，天灾和决策失误纠缠在一起，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天人之惑”。

　　再比如1962年初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处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距离中点，可以说又是一个中共党史重大关节点，但长期以来缺乏完整研究。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出自历来观点正统谨慎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该书根据不少独家史料和访谈资料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林彪等重要党史人物的言行作了有说服力的剖析，并认为毛、刘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成为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潜因”。特别是关于政治局常委、中共第五号人物陈云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为何没有发言的“悬案”，书中有十分精到的分析。

　　五、继续揭示和解读“历史真相”还需努力

　　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既是老百姓“渔樵闲话”的佐茶谈资，似乎还含有不少神秘成分（中国曾经历政治气氛深入骨髓的年代，至今余声未消），同时又是严肃的、对众多学者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挑战性的历史课题。

　　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一如既往地重视党史普及教育和党史研究在政治上的重要功能。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格外关注，从去年6月的当年10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可以感知，一个月后作为今年建党九十周年纪念活动“预热”的中央党史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分管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讲话，规格之高受到多方关注。

　　习近平讲话中的一些表达曾引起一些热议。如他谈到中共历史上的失误“是花了惨烈的代价的”，有学者指出“惨烈”这个相当重的词，是过去中央领导人讲话从来没有过的，显示出正视历史的态度。同时，习近平也强调“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反映出对社会上存在的两种思想倾向的忧虑：一种是对党史的否定和“妖魔化”；一种是对现实的否定和“妖魔化”，甚至有人呼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目前建党九十周年纪念、回顾和研究的热潮中，作为多年党史研究成果的展示，中央文献研究室捧出积多年文献编辑心血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重头文献系列，中央党史研究室则亮出了多人参与、费时16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宣部等各家理论研讨会次第召开。

　　自然，热潮过后是平静。党史常常一不留神就成为社会热点和官方宣传重点，但揭示所谓“历史真相”是史家永远不可能彻底完成的过程。历史迷雾远未散尽，更多地为世人展露和解读党史上诸多事件的历史过程，还需要众多学者长期艰苦地“坐冷板凳”的功夫和保持政治清醒的定力。毛泽东早年曾云：“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