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逸，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满永，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葛玲，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对２０１５年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部分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性评述的初步尝试，试图在与既有成果的对比中凸显本年度的若干学术进展，并将其纳入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之中。本文推介的学术文章，除来自《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当代中国史研究》等以刊载党史研究成果为主的刊物外，还顾及４０多种对党史研究较为关注的历史学类和综合性社科期刊。我们查阅了２０１５年发表在上述刊物的２００余篇党史研究文章，对其中的８０余篇按照抗日战争史研究、革命动员研究、社会重构研究、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史研究、“文化大革命” 和改革开放史研究、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六大专题作重点评说。按上述6个专题分别评述显然不符合本学科惯常的划分标准，其所主要依据的是本年度学界研究问题的集中度以及归类和行文的方便。受作者能力和精力的限制，本文所涵盖的文章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甚至是重大的遗漏；笔者的评述亦肯定多有不够准确、完整甚至是曲解原文之处，恳请同行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一、抗日战争研究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除社会各界举办的纪念活动外，学术刊物也开辟专栏予以关注[①]。抗战研究再次成为年度党史研究的热点。本年度的抗战史研究，多数论著依然关注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等以往研究的热点，但并不乏亮点：以新视角、新史料研讨抗战中的国共关系；正面回应海外长期以来对中共“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的诘问及抗战时期中共战略变化的讨论；根据地历史的深度研究；对过去较少研究的如地道战、“八十八旅”等新论题的关注。

　　 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变动仍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金冲及利用部分毛泽东未刊文稿和《蒋介石日记》，着重从毛泽东、蒋介石如何应对的角度，讨论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联合与斗争。金文认为，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民族矛盾使双方的合作始终保持；一是十年内战的经历给合作带来了极大的复杂性，甚至有时发展为严重的对立和冲突。但总的来说，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并非一成不定，也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动而起伏不定[②]。金以林就注意到，太平洋战争使1942年前后的国共关系出现缓和，甚至有毛、蒋会晤的动议[③]。孙艳玲以苏联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和中共领导人讲话等三方材料，论述了抗日军饷对国共关系变动的影响。文章不仅明确1937年7月至1940年，国民政府拨付中共军队经费3175.1万元，并指出军饷和国共关系相互影响，也是双方斗争的焦点[④]。周昌文、潘洵则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为主要依据，研讨了抗战后期美国调和国共关系的努力，认为延安观察组的使命，使美国意识到调停国共关系的重要，这也对战后国共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⑤]。

　　 关于中共的抗战方针，海外学界多年来甚为流行的观点是战时中共的重心是自我发展而非抗战。这种说法的唯一史料根据，是1940年叛逃至国民党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师骑兵连支部书记李法卿的谈话记录。依李的陈述，毛泽东在一一五师奔赴前线的训话中曾言：“我们的方针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⑥]。对上述说法，大陆学界虽不认可，却未见学术层面的正面回应。杨奎松从两个角度回应了上述说法。一是李说存在明显的史实错误：李说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的表述有误，因为红二方面军主力从未驻过陕北；再者李说毛的训话时间是1937年秋或9月26日，而115师8月31日已全部渡过黄河；最后是身份问题，115师既无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也无骑兵连，有此三点，李说理当存疑。二是李说不符合中共当时所处的政治情势。杨文认为，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重点仍是如何获得合法地位，军事方针尚处在变动中。在这种形势下，上述李说是“根本不可能预想和设计出来的”。此外该文亦从国共关系、战局发展及中共对自身活动区域的选择三方面，讨论了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不居的复杂性[⑦]。杨奎松在讨论晋西事变的文章中，指出中共抗战初在山西的活动多会顾忌阎锡山的感受，亦可印证上述判断[⑧]。

　　 王志刚对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研究，正如其所言是对中共七大从地缘政治角度的重新认识。文章围绕七大前中共地缘战略的演变，七大会议不同阶段地缘战略的形成过程及其最终构成，揭示了影响中共地缘战略布局的五大因素即国民党因素、汪伪因素、美国因素、日本因素和苏联因素。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中共七大重新审视了国内形势和格局走向，确立了华北和华中为重点的地缘战略布局。从后来的革命历程看，中共七大确立的地缘战略具有鲜明的自主性、杰出的前瞻性和相当的灵活性[⑨]。

　　 沈志华借助中、苏、朝三国档案及相关回忆，通过分析八十八旅成立至解散的过程，讨论了中苏朝三方力量在抗战及其后的合作与分歧。沈文认为，八十八旅存在时间虽短，却是理解三方关系的历史起点，此后的朝鲜党内斗争以及中朝关系中，之所以会有中苏关系的影子，是因为苏联通过建立八十八旅培植了朝鲜共产党人内的“游击队派”。抗战结束后，斯大林顾及到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决定解散八十八旅，并让朝方人员脱离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上述安排表明，抗战时期的中苏朝三方虽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自身安危和政治选择上又有明显分歧[⑩]。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既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进程，也对中共与美国甚至战后的国共关系产生较大影响。杨冬权以中央档案馆所藏部分信函、电报等中方资料为据，梳理了延安观察组的起源、使命及中共和观察组之间的互动[11]。殷露露的文章是从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角度研讨观察组的。尹文认为，美军为实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速战求胜战略，为挖掘中国的抗战潜力，才有观察组进驻延安的安排。在中共军事力量的战略价值降低后，美国随之终止双方的军事合作，直至撤出观察组。但对中共来说，双方合作时间虽短，却是其接触国际先进军事技术、开阔国际视野的重要机遇，也为战后的中美接触奠定了基础[12]。周勇和周昌文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为基础，着重梳理延安观察组的由来。他们认为，延安观察组是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国共两党角逐的产物，也是国共两党为自身利益，与美国、苏联力量博弈的结果；既是东方战场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共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标志[13]。

　　 在敌后抗战研究中，中共的乡村动员广受关注。本年度的研究中，王晓荣和何金凤对陕甘宁边区外围国统区乡村上层动员的研究[14]，以及杨焕鹏对基层人民武装的研讨[15]，都注意到中共借助传统乡村组织和武装力量开展抗战动员的新面向。不过总体来看，今年抗战动员研究主要集中在舆论动员和仪式动员两方面。其中舆论动员的研究，主要是战时传媒和各种文艺形式的作用[16]。仪式动员研究，则以中共的各式纪念活动为对象。比如陈金龙就讨论了纪念活动的抗战动员功能，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将自己的动员目标融入到三八、五一、五四、七一以及七七抗战、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重要节日的纪念中，既强化了历史记忆，又表达了抗战主张，达到了抗战动员的目的[17]。

　　 中共的敌后游击战是以往抗战研究的重点。于化民认为，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是中共实现持久抗战的基础[18]。黄道炫也认为，中共敌后抗战的成功，是游击战、根据地和正规军三者融合以实现党政军民一体化的总体战之结果[19]。在中共的游击战策略中，地道战曾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被反复宣扬。黄道炫以“敌意”为题，在引用中日双方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具体战例揭示了华北地道斗争的起源、操作、效果及局限。黄文认为，地道作为一种相对被动的防御设施，以此为据的斗争所以能顺利进行，主要依赖中共高效率的组织和动员体系。不过动员实现的基础，则是华北民众对日军“普遍的敌意”，这也是日军以有限兵力“从事一场没有边界的战争”显得捉襟见肘之根本原因[20]。

　　 根据地研究是历年中共抗战史研究的重点，今年的研究亦有深入。其中有关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的微观研究值得关注。张同乐梳理了晋察冀边区村政建设由村长制度到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变化[21]，谢忠厚则对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召开、决议和成就作了细致的考证和阐述[22]，把增强则围绕县政权的组织构成和职能，再现了边区民主建设的发展[23]。此外有关华中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和合作经济的讨论亦颇有新意[24]。

　　 本年度的抗战史研究在史料搜集上还是有所建树。吕彤邻介绍了其课题组所搜集的美国馆藏中共抗战史料的情况，其中包括大批中共游击战的文献。该课题组认为，当时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士，虽然政见各异但出于共同的抗日目标，对中共抗战的描述超越了国共之争，还是相对客观的[25]。刘峰着重介绍了即将出版的《日本外务省涉华档案》，认为这批档案的出版将有助于从战争对手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共抗战，对抗战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都会有所推进[26]。

　　 今后的抗战史研究，或可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有所推进。首先是外文史料的挖掘与使用。既有的抗战史研究，多以中方资料为主，而日方史料的使用相对较少，这显然不利于完整呈现抗日战争史。另外，挖掘和使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关抗战的原始史料，其对抗战史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二是加强战史研究。以往的抗战史研究，多聚焦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战时动员，战时社会与经济状况以及战争的影响等方面，但对抗战中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武器装备等军事问题关注较少。今后的抗战史研究，理应加强和拓展对战史尤其是关键性战役的研究。三是抗战史研究应将抗战放在百年中国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来认识，挖掘其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构建的深远意义[27]。

　　 二、革命动员研究

　　 本年度的革命动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共早期组织网络建构中的动员，本文称之为组织性动员；二是社会革命中的阶级动员。既有革命动员的论题如减租减息、婚姻变革以及城市工人斗争等仍受到重点关注，其最新进展主要反映在跨学科视角的引入和阶级动员效果的反思等方面。

　　 以往的组织动员研究，多集中在组织形态的讨论[28]。本年度许多学者以跨学科的视野关注中共早期的组织动员，如伍小涛对“一大”前中共党员的知识谱系学的考察[29]；孙会修对旅莫支部归国干部如何影响中共走向集权制过程的研究[30]；应星对组织动员的历史社会学的分析等。应星在对早期中共江西组织网络形成的研究中，从“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视角，讨论了制度对组织网络形成的影响。文章围绕南昌二中和南昌一师的差异，分析了南昌二中因生源多为社会较开放地区加之家庭条件较好，形成了以改造社为核心的同心圆的革命组织网络；南昌一师则因长学制和学生多来源于清贫家庭，其革命组织呈现网格状的形态。这两种革命组织网络均出现在国民党控制的新式学校,其为中共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31]。在东固和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中，应星讨论了干部的地缘背景对组织形态的影响。他认为“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之间的可转换特征，影响了“地方武装的内聚力”及其与外部组织的关系，进而导致了根据地组织形态的差异，以致相近区域的组织也会因地缘差异、本地组织和上级组织的关系，形成不同的组织形态和发展路径[32]。黎志辉也认为，党员个人权威及传统社会关系在组织动员中极为有效，但这也会使根据地的地方组织在融入中共正式体制时产生阻隔[33]。

　　 乡村内部的阶级动员，向来是革命动员研究的重点。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减租减息、妇女政策以及动员效果的反思上。徐建国研讨了佃权保障和借贷利率两个问题。他认为，中共推动的佃权保障是减租政策得以实施的前提，因为其照顾了主佃双方的共同利益，因此缓和了紧张的租佃关系[34]；而减息政策虽经历从严格的利率限制到完全放开的转变，却并未真正缓解乡村借贷困难的局面[35]。罗衍军和刘平认为，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成为乡村社会重塑的过程[36]。岳谦厚等人则讨论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婚姻关系解体时女性财产权的保障及华北根据地的军婚保障。他们认为，中共为保障女性财产权“对原有的不合理的家庭财产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造”，是其推动婚姻家庭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社会制度尚未彻底改变，根据地的男女婚姻家庭财产权很难实现完全平等[37]；中共推动的婚姻制度改革虽顾及到军婚的特殊性，但由于在实践中无法调和婚姻自由和服务战争的矛盾，致使立法规范和司法实践陷入长期无法破解的困局[38]。王微对华北妇救会的研究表明，妇救会在乡村工作实践中，经常遇到革命动员与乡土社会习俗、阶级革命与性别革命的冲突，最终只能在尊重乡村社会传统、保障家庭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阶级革命代替性别革命[39]。曲晓鹏和邵通也认为，中共的妇女解放政策虽在实践中遇到乡村传统的抵制和阻碍，却在政策不断调整的基础上和乡村传统形成了多重互动、上下交错的关系[40]。丛小平对陕甘宁边区婚姻重塑的研究发现，“婚姻自由”虽为革命理想，却与乡村实际格格不入，以致在实践中不断受阻。在此背景下，基层法律实践者探索出的具有地方与时代特点的女性当事人选择婚姻的决定权,并试图以此排除父母和第三方对妇女婚姻干涉的“婚姻自主”原则，在削弱父权势力的同时，也避免了“婚姻自由”引起的混乱，并成为此后婚姻立法的重要历史资源[41]。

　　 齐小林的研究关注了乡村动员的有效性。他在华北农民参军动员的研究中指出，“报恩”这种植跟于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更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农民的参军动机。中共动员农民参军遵循的是“施恩”（减租减息、土改）应有“回报”（农民参军）的原则；农民看重的是“施恩—回报”须对等公平的逻辑，认为减租减息或分得土地就须参军打仗并不一定是公平对等的；基层干部对动员农民参军大都采取敷衍的态度，甚至怕农民报复。这显示了“报”之逻辑的多层面向[42]。

　　 廉如鉴在梳理陈永发、秦晖、张鸣、罗平汉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高强度内斗争”的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廉文指出，在村庄内部实施“高强度内斗争”，需打破乡村社会的传统，打通国家与农民个人之间的阻隔，把农民从传统共同体中剥离出来，然后再制造阶级敌人并予以斗争与铲除。所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是个别地区的偶然现象，而是革命政权进行战争动员所必须采取的手段，它深刻地蕴藏在革命战争需要和农村社会现实的紧张关系中，是革命政权在生死攸关之际的一个实践创新，并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43]。王先明和孙启正的研究也认为，由于中共推动的土地改革需要承担战争动员的任务，因此在最初的发动群众实践中，特别强调其放手、撑腰，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一面，从而使土改蒙上暴力色彩；而一旦出现局面失控，中共最终又会通过复查纠偏的方式将其拉回正轨。作者将此过程放入群众路线的实践中考察，认为初期的偏颇确与中共的土改定位有关，但实践中大面积暴力行为的出现实是特定条件下的群体从众心理和行为选择的结果[44]。李里峰指出，华北土改中的资源再分配是土改运动的焦点事件，时常引发矛盾和冲突；不过土改领导者在化解这些矛盾时，也会利用矛盾来扩大革命动员的成效[45]。

　　 刘昶在根据地税收制度变革的讨论中认为，晚清以来的中央政府始终面临着如何从乡村征税的难题，即孔飞力称之为的“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46]。为解决乡村田赋征收中的权力内卷化，中央政府的做法是由原来面向个体的征税改为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摊派。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延续了上述做法并将其推至极致。通过将村民组织到村庄的集体中，以制度和组织手段保证征粮征税、征兵征夫，中共既获得了人力和物力资源，也节约了行政成本。革命年代的经验又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1949年以后国家对社会的动员和控制[47]。

　　 本年度的革命动员研究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如对文化仪式动员的研究。李军全以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挂像为例，讨论了肖像政治的问题。他认为，中共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借助领袖肖像服务政治大局，并形成了一套娴熟的运用技术。当需要强调革命政权的合法性时，会突显孙中山等国家话语系统中的领导人肖像；当需要强调中共的独立性时，毛泽东肖像又成为重要象征[48]。王楠也分时期考察了中共对孙中山符号的界定与阐释。王文认为，经过反复的界定与重构，孙中山最终成为了超越党派意识的民族主义象征[49]。焦金波则集中考察了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所具有的政治表达功能，认为其在表达现实诉求、完成政治动员、实现社会整合和改良社会习俗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50]。

　　 本年度有关中共城市阶级动员的研究，除了持续关注工人政治，还有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分析。霍新宾以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变动为例，分析了党派政治和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关系。霍文认为，国民革命前，广州劳资关系仍以“劳资合行”的社会经济属性为主，但在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后，国共两党的党化渗透使劳资阶级斗争的格局逐渐形成，劳资关系由“劳资合行”演进至党派政治模式。但广州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顽固性以及中共自身政治动员能力的不足，又制约着广州工人的阶级觉悟，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劳资间的阶级意识的分野，这也意味着此时的广州工人尚未完全脱离资方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为阶级”。因此传统观点认为五四时期是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变的观点，需要重新审视[51]。贺江枫的研究聚焦于1948年的上海申九“二二”工潮。作者认为，工潮的发生是工人的经济诉求、国民党派系纠葛以及中共城市革命共同作用的结果[52]。李志毓主要讨论了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李文认为，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虽在共产国际的主导下和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有过短暂合作，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彰显自身的无产阶级属性，在政治和文化等多个领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意识。批判的结果，是将原本属于社会阶级分析概念的小资产阶级，转化为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概念，开启了革命中的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进而实现主体再造的历程[53]。

　　 从本年度的革命动员研究来看，革命史研究在逐渐走出传统政治史思维后，动员似乎成了主要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但就当下的动员研究来说，仍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警惕，一是黄道炫所称的动员过度使用的问题[54]。动员确实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能否因此就认为革命中的所有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都是动员所为，恐怕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再者，如果今后的革命动员研究仅仅追求微观经验的不断铺展，不仅难以穷尽，也难脱简单套用之桎梏。今后革命动员研究的努力方向，是如何跳出微观经验累积的局限，以中国革命之丰富经验，对政治动员乃至革命本身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如此才能迎来中国革命研究的新气象。

　　 三、社会重构研究

　　 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后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在革命理念主导下重构城乡社会。本年度的社会重构研究在具体研究思路的选择、新材料的挖掘以及问题意识的拓展上都有进展：一是对长期流行于社会重构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二元思路之反思；二是政治运动中的司法实践之研究；三是对社会重构有限性的讨论。

　　 以往学界的社会建构史研究，多倚重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55]，将其视为执政党政治权力向基层渗透的过程，结果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全能主义”化[56]。张济顺对上海居民委员会以及普选运动的研究，重在展现政治强力下的社会空间在1949年前后的连续性问题。张文通过分析城市各色人员如何应对中共推动的制度剧变，呈现了居委会作为国家与社会相调和产物的基本特征。她认为，居委会的创建虽是政府行为，但在其基层实践时，又成为参与者个人不同利益诉求实现的载体。不同利益诉求的相互交织，导致居委会内部持续存在的冲突和驱力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最初的社会空间[57]。在另一篇讨论上海基层普选的文章中，她以仁德纱厂三个普通工人的际遇，揭示了基层普选在“主人翁”的政治动员主旋律下，仍然时隐时现着邻里、同乡、帮派等传统社会关系。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和基层民众自我实践之间的张力，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58]

　　 霍晓玲在对开封基层政权创立与调整过程的研究中发现，城市基层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及其行业属性，使中共的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经历了相当一段时期的探索，其政权的组织形式也有过调整与反复。这一过程既反映了中共政权建设理念与现实对接时的碰撞，也是执政党在政府与民众间建立有效联系的探索。在开封街区最终确立的街居制，虽是符合当时城市社会特点的基层政权体系，有助于社会控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在体现居民主体意识和参与积极性上却有明显不足[59]。

　　 土地改革是中共重构乡村社会至为关键的环节。本年度的土改研究关注到新区土改中极其重要而又很少被讨论的问题，即土改中的司法实践。新区土改和革命战争年代土改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新区土改虽仍属政治运动，却有了法律依据，这不仅反映在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更有人民法庭这样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的土改研究，对人民法庭究竟在土改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直鲜有讨论。刘练军认为土改中的人民法庭是“身心皆与政治融为一体、内外皆被政治同质化了的名义法庭”[60]。刘诗古对鄱阳县“不法地主案”的研究，虽认为土改中的司法努力并没有解决政治运动中的失序问题，人民法庭也未改变土改的政治运动属性；但人民法庭的政治审判也不是全无章法、无序可循，内含执政党的政治诉求与司法逻辑，可谓在“失序”之下有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注重群众的参与及其对审判对象的处理意见；一是重视审判程序在形式上的完整；一是人民法院的判决很大程度上依据审判对象历史上与中共的关系及其对土改政策的态度[61]。何志明对川西减租退押运动的研究，也涉及到中共如何在土改中制法和执法的问题。他认为，川西减租退押中，存在制法者、执法者和违法者的三重关系，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又处在角色转换中，多重身份的叠合，使动员过程与既定轨道渐行渐远，为运动治理埋下难解的“困局”[62]。

　　 婚姻家庭变革是中共建政之初社会重构的重要内容。张志永和李月玺以河北省为例，着重讨论了新《婚姻法》实施背景下的婚姻家庭变迁原因及成效。他们认为，由1950年代初新《婚姻法》推动的婚姻家庭变革，既迎合了华北农村妇女追求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诉求，但也造成家庭纠纷井喷式爆发。该法的宣传与贯彻，不仅在法律上构建了与传统婚姻制度迥异的现代婚姻制度，更推动了社会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63]。王天夫等人通过讨论19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和家庭结构变迁的关系，质疑了“趋同理论”中传统大家庭结构的瓦解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观点；认为正是土地集体化消解了家庭在原有生产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削弱了父代对家庭生产与生活的控制，增加了子代独立生产与累积财富的潜力，进而启动了家庭结构的根本转型。197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只不过是巩固和加强了这种趋势[64]。

　　 本年度的社会重构研究，有多篇文章注意到社会重构的无力感和有限性。马维强、邓宏琴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例，讨论了集体化时代的干部“反行为”。他们认为，乡村干部有着国家代理人和村庄社区成员的双重身份，这使其很难完全依照国家理念来管理乡村，甚至多数时候私人社会关系成为其行为的主要考虑。干部行为的双重性使社会主义理念和国家权威遇到了乡村生活逻辑和村民生存理性的挑战与消解。文章进一步指出，干群矛盾而非阶级矛盾依然是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两者间的对立冲突影响着村庄秩序的稳定。国家虽试图以阶级关系整合干群关系，但事与愿违，以致国家的理想主义被乡村干部们逐渐消解了[65]。孙泽学关注了1956-1957年农村“少数人闹事”的问题。认为“少数人闹事”实际是“无权者的抵制”行为，但因基层干部危机意识的缺乏以致应对迟缓，使其群体效应被放大，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农民闹事和政府对事件的政治定性也同时凸显了法律的缺位[66]。张海荣通过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冀北乡村戏班，揭示了乡村文化的变与不变。她发现，乡村戏班在历史的变迁中奉行“遵章而为”和“自我节奏感”的双重逻辑。不过乡村文化在与国家价值伦理冲突的同时，也在无意间助推了国家意图的贯彻，其对因果报应等价值的宣扬，成为农民国家认同形成的文化基因[67]。

　　 今后的社会重构研究尚有继续拓展空间。首先，有意识地减弱甚至是摆脱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的过分依崇；当然，在突显社会空间与自主的同时，也要力避矫枉过正的极端化倾向。二是除了继续讨论政治运动对社会重构的主导作用，还应更多地关注基层的制度构建。三是随着个人档案广泛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可以在社会重构的研究中加入“人”的活动，以使社会重构更加丰满和立体，更具人情味[68]。(www.daowen.com)

　　 四、五六十年代经济研究

　　 在政治史主导下的中共党史研究中，经济问题研究向来比较薄弱，这种倾向随着近年来五六十年代经济问题成为热点而有所改观。本年度的经济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主义改造冲击下的工商业；基层的粮食政策实践；人民公社体制下的自由市场政策；经济困难时期的政策调整；计划经济的效率问题等。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经济状况，历来是土改史研究中较具争议的问题。王瑞芳从农民购买力提升的角度论证了土地改革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她认为，土改后农民投资土地的积极性高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购买力显著提升[69]。常明明在考察土改后农家支出的变化后指出，虽然土地改革使农民收入有一定增长，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合作化完成前并未改变，农家支出仍以生产和生活为主，其中尤以生活支出为主，合作化后这一支出结构更为明显。合作化前后农家温饱型的消费结构，不仅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也是合作化不断加速的重要经济动因[70]。

　　 王海光的研究和上述认识不同，他以苏南地区为例，讨论了土地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王文从土地改革后的地权变动、租佃关系、民间借贷、耕畜饲养等多个面向，揭示土改后的农民普遍惧怕致富；土改造成的地权变动，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经营机制，使市场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作用消失殆尽；在“四大自由”被否定后，为摆脱农村经济困局，政府必然选择集体化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集体化可以说是土地改革的必然结果[71]。

　　 本年度的城市经济研究，学界的关注焦点是社会改造运动对工商业以及各种行业组织的影响。赵晋以上海刘鸿生家族及其章华毛纺公司为例，讨论了在“五反”运动的冲击下，刘家及其企业出现的严重经营困难，甚至陷入资不抵债的绝境。政府虽鉴于刘家企业的地位和影响，通过贷款和收购的方式帮助章华暂时度过难关，这些“治标”之策，没能使章华厂从根本上摆脱经营体制转换造成的困境。“五反”的冲击，使资方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自觉”地服膺于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改造和安排[72]。另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新政权主导下的政治运动与社会重构，对原有城市同业组织譬如上海机械工业公会[73]、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74]和鄱阳县商会、同业公会[75]等产生的冲击，以及上述同业组织在与政府的博弈、妥协中逐步走向衰亡的过程。

　　 以往执政党粮食政策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流变，本年度的研究开始注意粮食政策在基层的实践。郑彬彬和曹树基通过对江津县1953至1954年度粮食生产与统购数据的分析，指出地方政府在无粮可购的情况下，如何以不断调高粮食增产率的办法从数据上“增产”余粮，以此为基数统购的结果，是让农民陷入半饥饿状态。所以统购统销由此成为后来饥荒发生的制度起点[76]。张晨对河南省遂平县粮食“三定”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发现，在1955年至1961年期间，“三定”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农民余粮呈总体下降趋势，部分年份的降幅还相当大。张由此认为，“三定”政策未在基层得以真正实施[77]。喻崇武和张磊认为，应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为界，将饥荒分为触发和持续两个阶段分别讨论更为适当[78]。

　　 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对计划经济时期自由市场的讨论较为罕见，本年度有两篇文章拓展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夏林和董国强依据江苏的档案资料，揭示执政党开放自由市场后面临的两难困境。进而发现，自由市场政策的取缔动力并不全来自中央，基层的商业政策执行者同样有积极性。一是自由市场的开放必然产生大批新的经营主体，导致市场份额和收益分配发生结构性变化，如合作商贩对个体农民经营侵占市场份额的不满；再则自由市场冲击了国有商业系统的垄断地位，这引起他们拖后、延迟开放市场政策的执行；最后是制度配套比如税收监管难以适应自由市场的出现。文章据此认为，自由市场政策的收放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高层的意识形态认识；再就是基层实践中的社会利益冲突。只有考虑到政策执行部门的利益，才能理解自由市场何以放之迟缓、收之迅速[79]。冯筱才也讨论了1958年至1963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的变动。文章认为，1950年代末中共放松自由市场的管制，主要是由于政府无力救助饥荒，只能通过放开市场让民众自救。冯文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乡村商业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其政策的执行者，都意识到自由市场的彻底关闭将会招致黑市的泛滥。因此这一时期对市场商贩的取缔或是对黑市的打击，决策者都会保留一定的回旋空间。从整体上看，政府对自由市场、黑市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支持或反对，而是更突出利用的一面，甚至使其成为政府控制下的经济调节手段[80]。

　　 对饥荒时期执政党应对危机、恢复经济举措的评估，成为本年度学界研究的热点。在饥荒时期各地恢复农村生产的对策中，安徽的“责任田”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葛玲对皖西北“责任田”的研讨颇有新意。葛文认为，“责任田”是安徽省委尤其是曾希圣极力倡导并强力推行的结果，并非农民的创造。而且，1961年全面推行“责任田”后，安徽的粮食总产不升反降。虽然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多种因素，但一年后即遭改正的“责任田”未经实践效果检验，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都为“责任田”的最终改正埋下了引线[81]。刘彦文以甘肃引洮工程为例，从物资退赔和干部甄别平反两个维度讨论了执政党的自我纠错机制。刘文指出，历时一年有余的退赔过程显示中共在尽最大可能挽回“共产风”带来的消极影响，此举提高了经济调整中的干群信心；为干部甄别平反的举措调动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减缓了频繁政治运动带来的消极影响[82]。赵鹏对“爱国肉”的研究颇有深意。他认为，上级号召居民买“爱国肉”，折射出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的部分内在逻辑：调整实际上延续了之前的政策演变轨迹，即在公有化程度与现实困难的博弈中反复波动；此次调整尽管幅度大于以往，却依旧只是困难面前的权宜之计，必然再次回归"左"的轨道。调整中释放的市场经济因素，也因计划经济的掣肘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反因新问题的出现给政治干预经济提供了新的契机[83]。林超超的研究聚焦于上海1960年代的工业调整。她认为，国家为应对“大跃进”后的工业发展问题，曾以试办托拉斯的方式变革工业管理体制。但这一试办却无疾而终，除了“文革”爆发的因素，更重要地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试办的托拉斯，只徒具表面的管理形式，不具备市场实质，这是其最终失败难以克服的体制障碍[84]。

　　 长期以来，集体化时代中国工农业生产因物质激励缺失致使劳动效率低下几成学界共识，也为改革时代的官方话语所接受。李怀印、黄英伟和狄金华通过对国营企业劳动管理中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再认识，对上述结论进行了重新检讨。该研究在对近百位退休工人访谈的基础上，认为集体化时代影响国营企业工人劳动行为的，不仅有政治压力、规章制度和同伴监督等手段，还有源自国营企业之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单位认同和晋升机制。三者的相互结合与作用，抵消了物质激励机制相对缺失的弊端，并保证了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劳动并不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只是多数情况下不是以物质而是以政治的形式显现的[85]。林盼发现，国营工厂内技术干部的提拨始终存在着红与专的张力。党组织主导的干部提拨，多依据被提拔对象的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但这往往会对工厂的经济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经济调整时期，技术能力又会成为干部提拨的重要考量。作者由此认为，外部制度环境影响了干部提拨原则的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背景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和矛盾[86]。

　　 和以运动为主题的政治史研究相比，党史范畴内的经济史研究虽有进展，但整体滞后的情形并未根本改观。我们以为，经济史研究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一是研究视野上，走出相对宏观的政策变迁梳理，更多关注底层社会的经济实践；二是史料的使用上，鉴于经济史资料的获取与使用比政治史料的门槛相对较低，因此在经济史研究中需更多使用一手资料，最好不仅仅依靠口述访谈或报刊宣传资料来评判那个时代的经济成效；三是研究方法上，经济史研究在定性讨论的同时还要有定量分析。这就要求研究者在面对经济档案中的大量统计数据时，要有辨别和考证的意识，不能拿来即用，否则一个数据的误用会影响最终的结论。

　　 五、“文革”与改革史研究

　　 2015年，在中国知网以“文革”或“文化大革命”为题搜到的学术论文仅有寥寥数篇。其中韩钢对文革末期毛泽东的“两件事”谈话的研判在史料考据及其解析上均有新意。韩文指出，从时间上来看，以毛泽东1976年初的身体状况，已不可能作出逻辑严谨、语气连贯的“两件事”谈话；但从内容上判断，毛泽东的谈话又符合其晚年的悲凉心态。“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既试图调整党内关系，又要维护“文革”的正当性，内心相当矛盾，如在处理邓小平的问题上，不再使用强硬和激烈的手段。他自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难再支撑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也很难或无意改变“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高层的政治格局。但当最后发现赞同“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多时，必然担心其身后的“文革”路线能否延续。毛泽东内心的这种孤独与悲凉在1976年1月自然地溢于言表，讲出那段“两件事”的谈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87]。

　　 金光耀试图通过搜集上海“文革”关键人物朱永嘉的口述资料来接近史实。长期以来，因“文革”史档案材料的难得，其关键人物的口述史料则显得弥足珍贵。朱永嘉的回忆为学界近距离了解“文革”初期的上海社会政治生态，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同时传主对一些影响全国的关键事件之回忆，也为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文革”提供了重要参考。如其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过程的回忆，不仅有助于人们对“文革”发动过程的了解，更可增进学界对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行事风格的把握。朱永嘉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观察和评析，亦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文革”重要人物提供了多元视角[88]。在学界目前无法获知其完整回忆录的情况下，金文的择要介绍对“文革研究”，善莫大焉。

　　 本年度的知青史研究亦有亮点。金光耀和金大陆发现，新编地方志资料中蕴含了大量的知青研究信息。他们从安置经费、动员政策、知青婚姻和知青案件四个方面展示了地方志对知青研究的价值。文章认为，地方志资料至少能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知青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为从区域史角度深化知青史研究提供了可能；拓宽知青史研究的范围，有助于发现“非典型”地区的知青问题是否具有典型意义[89]。吕薇借助北京知青安置经费的研究，指出国家在知青安置中的大包大揽、事无巨细，产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也给安置地农民增加了负担。知青安置经费及其衍生问题透视出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可持续性[90]。

　　 目前有关改革开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的介入仍然相对较少。有鉴于此，萧冬连对如何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探讨，颇有拓荒之意。萧文认为，改革开放史研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全球瞩目中国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当代中国的故事讲清楚。萧文坦承，当前的改革史研究存在不少困难：一是史料搜集困难；二是这段历史距离现实太近，有些改革的过程尚在进行之中，很难作出历史性的结论；三是党史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往的党史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史尤其是政治运动史，形成了相对成型的研究范式。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容逐渐丰富，涉及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各个领域，这对习惯了政治史研究的党史学者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萧文对今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建议是：在史料搜集上，多搜集一些私人性资料尤其是口述史料；广泛阅读，以“借船出海”的方式弥补多学科知识的不足；从专题和个案入手，其选题的原则是看其是否具有统计学和趋势性的意义[91]。

　　 除了上述较为宏观的方法探讨，一些具体研究主要围绕改革决策酝酿及初期的中央与地方互动。刘艳和王涛梳理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高级领导干部对苏联东欧的考察，指出苏东改革给中国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其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深化了中国当局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理解；第二是凝聚了改革共识；第三是东欧的改革理论，丰富了中国改革的思想资源；第四是促进了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的形成[92]。邸乘光也以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和“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为线索，分析了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过程[93]。谢涛则围绕改革初期广东“先走一步”政策的出台，考察了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中央与地方互动。他认为，广东“先走一步”政策的提出，是广东结合本地实情回应中央指示并最终由中央认可的结果。为了政策落地，中央甚至专门派出工作组到广东帮助起草文件，这一过程突显了改革初期央地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特点，既揭开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权力下放的序幕，也改变了以往的央地互动模式，为此后的央地关系调整奠定了基础[94]。

　　 六、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以往中共党史研究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研究对象和视角上的宏大叙事；二是研究视野中的段线思维。宏大叙事在近年来的新革命史挑战下正日渐式微；而将党史人为割裂为若干历史阶段，分段进行研究的所谓段线思维也开始被反思和质疑。党史研究在迎来眼光向下和连续叙事转向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上乘佳作。但总体而言，大量眼光向下的微观研究既未透彻理解微观研究的学术追求也未真正掌握其研究方法，甚至只是为宏大结论提供地方经验的印证而已。

　　 辛逸以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为例，讨论了近年流行于党史学界的“中央决策-地方传达-乡村落实”三段式叙事模式之利弊。作者认为，三段式叙事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限制了著作者的思想表达；其次是阉割了历史故事的完整性；再者是把复杂多样、立体多维的国家与地方关系简单化；最后是三段式叙事虽有意融合党史研究的“宏大叙事”和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书写，但仅从党史领域的研究尝试看，很难成功。由于迄今尚缺乏将两种研究范式结合的学理和方法论基础，此种尝试也极有可能是终归徒劳。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文章认为党史研究当下的主要困惑是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的混同。回归学术范畴的党史研究，须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以功利化或意识形态的标准衡量、统一学术；二是学术的党史研究必须有严格而规范的学术史梳理，要在和前辈学人的对话中明确问题意识；三是学术研究既要大胆假设，更需有遵守学术规范的小心求证。具体到党史研究，则是要杜绝讨论那些不可能进行学术论证的所谓“重大问题”[95]。

　　 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大都以1949年为时间断点，将连续演变的党史截然分成革命与建设两个阶段。本年度有学者对党史研究中的这种段线思维进行了检讨和反思。《学海》刊登的哈佛大学工作坊纪要，从多学科的视野提出了跨时段研究的必要性[96]。倡导新革命史研究的王奇生也指出，中共革命虽然具有阶段性，但更有一以贯之的“不变”。如果忽视中共革命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中国当代史”上的很多问题就无法理解。因此，1949年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中的一条鸿沟[97]。

　　 本年度党史学史的研究引起了几位学者的关注。吴志军的文章认为，拨乱反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和同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存在密切的互动，这表明任何历史研究都很难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下实现突破与发展，只有积极汲取临近学科的知识性成果和方法论资源，党史研究才能找准自己的学术方位。吴文进而指出，正因为1980年代的党史研究没有自我设限，才有了独具时代特色的大格局和大气象，至今让人心向往之[98]。赵庆云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心，指出近史所在成立之初，虽有加强现代史研究的设想，也在资料整理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却未取得预期的结果，许多好的设想难以落实。之所以得此后果，盖因前十七年的“中国现代史”学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悖论：因服务于现实政治，使“中国现代史”出现表象的“繁荣”；因过分强调本学科的政治化和功利化，“中国现代史”就难以避免论题单一、结论一致与论域偏狭[99]。

　　 近年，使用地方档案研究党史已成学界风尚。对此贺照田指出，在党史研究资料大为丰富的当下，需要警惕对曾经在国家制度中居于重要位置的《人民日报》以及各种文件、文献等易见史料的忽视。贺文以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为例，通过对同期各种易见史料的读解，提出了“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不同。贺文认为，今天人们对思想解放运动的认识实际上是被过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重要性所塑造出来的。贺文因此认为，在挖掘事实性材料，重塑当代史研究的过程中，一些曾为国家公开强调的易见文献之价值同样应当引起学界重视[100]。

　　 七、结语

　　 回顾二0一五年的党史研究不难发现，本年度的研究在整体上延续以往党史研究回应社会关切、关注社会热点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也呈现了一些鲜明的特点；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史料的拓展和运用、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等多方面有力提升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

　　 一是研究对象的拓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在本年度的党史研究中，以往较少引起学界注意的论题开始受到关注。如地道战的研究、文化尤其是仪式动员的梳理、土地改革中司法实践的分析、经济研究中的自由市场论述等，都是以往研究中鲜有重点讨论的。此外，研究视角转换的特点也体现得尤为鲜明。如齐小林对革命动员效果的讨论，就摆脱了以往由上至下、由外而内的视角，着重从乡村社会内部以及农民反应的角度来分析；张济顺对城市社会重构的研究，也突破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框架，着力揭示社会自主空间的存在；另如王海光对土改经济效果的检讨、董国强对自由市场政策调整中社会力量的分析、冯筱才对自由市场之于民众渡荒重要性的强调以及韩钢对毛泽东晚年心态的分析，都体现了研究视角转换的特点。

　　 一是研究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以往的抗战史研究，多以国内史料为主重点讨论战争的社会影响，本年度沈志华对“八十八旅”以及黄道炫对地道战的研究，都注意到了多方史料的运用；革命动员研究也因历史社会学方法的进入，开始将族谱、碑刻等社会史资料纳入进来；此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书档案资料，文化动员研究也将各种图像、戏曲剧本等引为研究之凭借。

　　 一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对较为流行的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检讨，是本年度党史研究的一个特色。以往的党史研究受困于理论之不足，多见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和尝试，少有对理论和方法适用与否的反思之作。本年度辛逸对党史研究“三段式叙事”的分析，王奇生等人对党史研究段线思维的检讨，对今后的党史研究如何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极好的参照。

　　 检视本年度的党史研究，虽然上述几个方面的特点颇为鲜明，但是一些长期存在于党史研究中的问题仍然未能完全避免。展望今后的党史研究，这些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与学界尤其是青年党史研究者共勉。

　　 一是研究时段的平衡。尽管本年度的党史研究在多个领域都有进展，但就研究时段来看，不平衡性仍然相当明显。受地方档案开放和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本年度的党史研究以中共建政尤其是1950年代早期的历史研究为主。相较之下，六七十年代历史尤其是“文革”史研究仍然不足，甚至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史研究也偏重于政策梳理，鲜有符合历史学规范的研究。

　　 一是研究视角的局限。本年度的党史研究，在近年来“眼光向下”的视角转换影响下，逐渐摆脱了以往偏重政治史、忽视经济史；偏重政策史、忽视实践史的研究取向，更多从社会层面检讨革命的后果及影响。但不少研究却有重新步入“新政治史”窠臼的风险，即过分强调作为社会非常态的运动史研究，忽视对社会常态运行机制的探讨，如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事实上，1949年后的中国，虽被称之为“运动式治理”的社会，但运动本身也需要制度依靠，也是在特定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因此今后的党史研究不能仅关注非常态的社会政治运动，还要考虑对常态的制度设计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

　　 一是研究史料的使用。在今后的党史研究中，多数的困惑将不再是基层、民间史料如何获得，而是怎样在历史的情境下合理地分析和解读史料；并在底层史料的解读、地方故事的叙述中发现历史演进的本质，体现对人文社会的终极关怀。在以地方史料从事微观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在解读地方史料和与前人的对话中突出问题意识，挖掘典型个案的思想深度，体现以小见大的史识，同样是年轻学者亟待思考和提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