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当魏、赵、韩三国一一被秦国吞并时，他们定会痛心疾首：上天给了我们机会消灭秦国，我们却没有好好珍惜，倘若时光可以倒转，过去可以重来，我们一定会把秦国灭掉一万次。

只是追悔从来无济于事。

正当秦献公为自己奋斗十几年却不免在战场上连连受辱而灰心丧气之时，机会不期而至了：魏国内战爆发，继而演变成三晋大血战。

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

魏武侯没有立太子，他死后，公子魏与公子魏缓两人为争夺君位，大打出手，内战全面爆发。韩、赵两国为了争夺三晋老大的地位，卷入战争，魏国内战很快成了一场“国际大战”。

秦献公乐呵呵地坐山观虎斗。

这场大战一波三折，跌宕起伏。魏国内战之初，魏占据绝对的优势，屡战屡胜，眼看毫无悬念之时，韩、赵两国突然参战。

韩、赵两军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军，夹击魏。双方在浊泽展开大战，魏军大败。魏被韩、赵联军团团围困，危在旦夕。他就像案板上的鱼肉一样，只能等待别人的宰割了。

可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

韩、赵两国君主在如何处置魏国的意见上不和。赵成侯主张杀掉魏，立公子魏缓，迫使魏国割地；韩懿侯却主张把魏国一分为二，分别由魏、魏缓统治，分裂后的魏国将沦为二流国家，只能成为韩、赵的小啰喽。两人看法相左，最后竟不欢而散，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撤军了。

大难不死的魏乘机重振旗鼓，一举消灭公子魏缓，自立为君主，他便是魏惠王。魏惠王很快还以颜色，先是在马陵击败了韩国军队，继而又在平阳之战中力挫韩、赵联军。

三晋战争，令参战三方都元气大伤，精锐部队损失殆尽。

魏惠王与韩懿侯坐下来谈判，两国损失这么大，得从哪里弄点补偿才行。两个君主一拍即合，找秦国揩点油。是的，魏、韩都以晋国继承者自居，不把秦国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对付秦国就足够了，何况两个一起上。

只是两人都忘了一件事：这几年的血战，早已让两国虚弱不堪了。

公元前366年，魏、韩两国联手，共同出兵。以逸待劳的秦军迎击于武都，貌合神离的魏韩联军被打败了。

既然从秦国那里没捞到任何便宜，魏惠王与韩懿侯再度撕破脸皮。魏国公子景贾率大军讨伐韩国，韩国兵团在阳地全力阻击，击溃了魏国兵团。曾经天下无敌的魏国，如今气力已大不如从前了。

冷眼旁观的秦献公要出手了。

在三晋斗得昏天暗地时，秦国却蓄势待发。此时秦献公已在位二十一年，经过二十年卧薪尝胆的改革，秦国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它的对手却在走下坡路。此长彼消，秦献公的信心高涨。

公元前364年，秦国兵团在大将章峤的统领下，杀入魏国。在此之前，秦国虽以武力剽悍而闻名于世，名将却寥寥。即便是秦穆公时代的孟明视，也不足以称为名将，只能算苦力型的将领。到了战国时代，秦国将星闪耀，而章峤可算是这些将星中的第一人。史料中几乎没有留下他的任何资料，只留下他伟大的勋绩。

石门一战，震惊天下。

章峤指挥秦国兵团大败魏师，取得斩首六万的空前胜利。这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奠定秦国超级军事强国的地位。当然，我们不能凭一场战役的胜负，就断定秦国的军力完全超越魏国。但是，它证明了秦国已具备与三晋全面抗衡的实力，一举扭转先前被动挨打的局面，大大刺激其军国主义思想的发展。

倘若不是赵国及时出兵救援，魏国的损失可能更大。

在此之前，赵国与魏国已交战多年，赵成侯之所以鼎力相助，并非出于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三晋再怎么互斗，其关系也要比秦国来得亲近。在对付秦国这一立场上，三晋都不含糊，可以暂时休兵，对付共同敌人。

早已被边缘化的周天子居然站出来庆贺秦军大获全胜，并给秦献公一个“方伯”的头衔，所谓方伯，就是一方之伯，即一方诸侯之长。按道理说，周天子本不宜在诸侯争战上站在偏向秦国的立场，只是他这些年被三晋压迫得喘不过气，看到有人教训不可一世的魏国，很有点幸灾乐祸的兴奋。

秦魏攻守格局已逆转，秦国开始了战略反攻。

石门之战次年（前363），秦军又一次大举出击，目标是黄河西岸军事重镇少梁城，意在拔除魏国设在河西的战略据点。在上一年战争中伤亡惨重的魏国再次向赵国求援，颇有义气的赵成侯又一次派人马渡过黄河，协助魏军挫败了秦国夺取少梁城的阴谋。

只是魏惠王与以前的晋国君主一样，着实缺少感恩之心。他非但没有报答赵国的救命之恩，反倒恩将仇报，悍然发动对赵、韩的进攻，在浍水之战中大败赵、韩联军，并占领赵国的皮牢城。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www.daowen.com)

像魏惠王这样不讲道义的人，终究恶有恶报。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再攻少梁城，这回赵国人再也不施援手了。秦国庶长国大破魏军，俘虏其统帅公孙痤，夺取繁庞城。这座城池是当年魏文侯从秦国人手中夺取的，现在又回到秦国人手中。秦国在与魏国的河西争夺战中，已经占据了上风。

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魏国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了。魏惠王作出两个重大决定：第一，在河西修筑长城；第二，将首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

这两大决定，实际上是对秦战略的重大调整。

修筑长城，很明显是防御手段而非进攻手段。对比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的战略思想严重倒退。当年吴起便强调“在德不在险”，高山大川尚且不能凭恃，何况是长城呢？打仗要靠民心士气，民心士气要靠政府的“德”来维系。魏惠王非但不能团结兄弟般的国家，反而恩将仇报，好战成性，哪来的“德”呢？从此，魏国便陷入被动挨打之中，绝少主动出击。

迁都在古代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一件大事，也可窥视政府的战略方向。秦献公迁都栎阳，靠近前线，以表明收复河西的决心。魏惠王迁都到大梁，表明魏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中原，西线对秦国的防御力量也就相应削减。从以后的历史看，这一决策是相当致命的。

正当秦国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时，在位二十三年的秦献公去世了。

他是秦国得以复兴的关键人物，他的改革虽然没有后来商鞅变法那么全面深刻，却也有许多制度是开拓性的，其中又以废除殉葬制最为重要。他抓住三晋战争的良机，在石门之战中一举歼灭六万魏军，武功之显赫，即便秦穆公亦有所不逮。不过，他对秦国最大的贡献，大概是选对了接班人，继位者便是一代明君秦孝公。

秦孝公即位时，战国七雄的格局已明朗化。

经历了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七个大国对峙局面。这七个大国分别是：秦国、魏国、韩国、赵国、齐国、楚国、燕国，号称“七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中等国家：宋国与中山国，其余的都是小诸侯，主要集中在淮河、泗水之间。

在七雄中，秦国是最被瞧不起的。

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高度发展，诸子百家兴起，儒、道、墨、法诸家粉墨登场，文化群星闪耀。可是这些与秦国一点都不沾边，有哪个文化大师出自秦国呢？一个都没有。在这场影响至深、至远的文化革命中，秦国一点贡献也没有。自殽山之战后，秦国进入中原的道路被晋国阻断，也失去与中原诸侯会盟的机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毫无影响力。在中原诸侯眼中，秦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夷狄，四肢强壮，头脑简单，岂能不被蔑视？

一个堂堂军事大国，却被人蔑视，秦孝公这面子往哪搁呢？

明明是周天子册封的诸侯，却被视为蛮夷，这岂非耻辱？

更大的耻辱是，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迟迟未能收复，连领土都没收复，秦孝公敢自称为“强国”吗？

秦孝公日思夜想的就只有一件事：如何让秦国变得强大。

他年轻的肩膀上，扛着不能承受之重担，把他压得喘不过气。他有雄心壮志，却不知从何处下手。数百年的封闭，早养成秦人保守的习性，不愿意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暮气颇重，毫无创新精神可言。靠这些人，收复失地尚有疑虑，谈何建立更伟大的事业呢？

知耻而后勇。

孝公上台后的第一年，他便发了一道破天荒的“求贤令”，以裂土为赏，求天下贤才。我们且来看看这道历史上十分珍贵的求贤令原文：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国人宾客贤士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求贤令首先回顾当年秦穆公的丰功伟绩，主要有两项：东平晋乱，西霸戎狄。那是秦国最风光的一段日子，秦孝公用“甚光美”的字眼，表达对先祖伟大事业的向往之心。写完秦穆公，孝公笔锋一转，转而沉顿，“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蒙受两大耻辱：其一，三晋夺我河西地；其二，诸侯卑秦。这两大耻辱，“丑莫大焉”。只要有人可以令秦国强大，孝公愿意“与之分土”，裂土为侯。

孝公“强秦”的决心，可见一斑。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动荡的年代，最不缺的就是冒险家与投机家。

秦国“求贤令”一出，天下士人无不兴奋，疯狂涌入秦国。谁想放弃这样的大好机会呢？孝公唯人才是举，不论国别，不论出身，不论贵贱，只要你有治国之才就够了。来的人五花八门，有政治投机家，有江湖骗子，有老学究，也有真才实学之人。但是能声震寰宇、名扬宇宙的，只有一个人。

他就是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