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璋瑢[2]

基督新教传入广州始于清中叶。1807年，英国伦敦传道会派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来华传教。他是基督新教第一个进入广州的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传教达25年之久（1807—1834年，其间曾返英休假3年），他没有建立任何教会，由他私下洗礼的信徒不过5人，但他毕生的工作却为新教在广州乃至中国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至20世纪初，传入广州的外国差会共有15个，其中美国9个，英国3个，德国2个，美国、加拿大联合1个。各差会在广州争相发展势力，扩充传教地盘，其活动区域从十三行一带向全市各个方向发展，先后在广州市建立起教堂30多间。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基督教在广州的传教事业终于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基督新教在广州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807—1842年

这是新教在广州的艰难草创时期。此时正处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正企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而清朝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对外采取“闭关”政策，使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清廷只允许西方人在广州一口作短暂居留和贸易，其居住与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十三行而已，对于传教则严加禁止。清廷三令五申其禁教令，对信徒缜密巡捕和压抑，这无疑使得传教事业在中国困难重重，难以开展。1835年，传教士史蒂芬在《中华丛报》上撰文，提出在华宣教的4点困难：①束缚外人的法律；②禁止外国宗教的法例；③中国的教育系统；④语言。对传教士而言，文化、语言的问题均可以凭一己之力用时间来解决，唯独政治的障碍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因而一方面，传教士们对中国的闭关政策作出严厉的抨击，并主张传教事业攀结于商业和军事扩展突入中国，正是这种态度使早期传教士与后来发生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战争产生纠缠不清的关系，一再成为后人对其批评与指责的根据；另一方面，传教士将传教场所转移至华人聚居而又临近中国的南洋一带，在那里建立起对华传教的根据地。

正因为以上原因，自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至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此35年间进入广州的传教士只有24人，这24人中又有一些后来去了澳门、南洋等地。24人中较有影响的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美国美部会的裨治文（1801—1861）、卫三畏（1812—1884）、伯驾（1804—1887）等，他们大多借助在广州的外国驻华商业机构任职之便，进行秘密传教。至1840年，广州先后受洗的华人不过7人，但评价新教早期传教成就的标准，并不在于它吸收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马礼逊等人的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文字布道，“无声传教”。基督教的全部思想来自《圣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务。马礼逊来华之后就致力于此事。从1807年开始，马礼逊历时5年之久，将《新约全书》译成中文，并在广州秘密排印两千部。从1814年起，马礼逊与另一位传教士米伶（1785—1822）合作，又用了5年的时间，将《旧约全书》译成中文，基督教的《圣经》因而得以完整地被介绍入中国。在译经的同时，马礼逊以非凡的毅力着手编撰《英华字典》，于1822年编完并出版，历时14年，合计三卷六大本4 594页，此字典成为中国英汉字典的嚆矢。裨治文是第一位受美国美部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他继承了马礼逊的事业，注重译经。由于他从原文逐句直译，而不在意文辞典雅，因此与伦敦会意见相左。他后来另起炉灶，与美国的克睦存、文惠廉两位牧师另行重译，分别于1857年与1862年译就《新旧约全书》。中文《圣经》的翻译，大量中文传教书籍的准备，使得传教士们以文字布道成为可能，他们借派发书刊的方法，使人从阅读入手逐渐接受基督之信仰，此种文字工作因而被称为“无声传教”。

第二，医药布道。传教士在接受海外传道训练时，为传教之方便，一般都要学习基本医药常识，以借施医赠药之便传播福音。马礼逊力倡将施医赠药的方式作为布道手段。他于1820年在澳门开设中医诊所，聘一擅长中医中药的华人为主治医生，为贫苦百姓治病，此为基督教在华行医施药传教之始创。1827年，裨治文受其影响，极力呼吁美部会派医药传教士来华。183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伯驾受美部会的派遣到达广州，他是第一位来华的医生传道士。伯驾来广州后发现广州患眼疾的人相当普遍，据统计仅广州一地就有4 750名盲人，还有许多患其他眼疾的病人。1835年11月，伯驾在广州租得十三行内的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开设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西方传教士在广州也可以说是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所西医医院（这所医院即是著名的博济医院的前身）。据说开诊六周内约有450人来求诊，病人不仅要求治眼疾，也要求治疗别种疾病。在医局开设后的第一年，一共诊治病人2 152人次，其中眼疾有47种，其他疾病有23种。第一年求医者日增，每日平均就诊者200～300人不等，多时竟达600人。[3]林则徐曾因患疝气病间接求诊于伯驾，其获治后对该院至为嘉许。伯驾在医治病人的同时施行布道。他邀请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来他的医院布道。伯驾非常敬佩梁发的布道本领，说：“他用极其动听的话，诉说救主的生平和遗教，并指挂在墙上的《病者获愈》的图画，对他的听众说，那些病人之所以获愈，乃由于救主的赐福和医生们能遵守耶稣的诫命及其遗法以治病之故。”[4]为了推动医药传教事业的发展，1838年2月，在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的倡导，裨治文、伯驾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英美在华商人纷纷捐款响应，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该协会设立之目的即“本以基督仁慈之爱心，藉医疗疾病对中国人民宣传福音”。协会呼吁各国传道会派遣医生来华支持该会开设医院之工作。为扩大联系，该会还在英国的伦敦、爱丁堡，美国的波士顿、纽约、费城等地设立代理处，向英美各界人士一再陈述向中国派遣医药传教士的重要性。医药布道对中国人民逐渐接受西方文明，进而熟悉、了解基督之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个人布道，即以传教士与华人交往之关系、人情之建立作为传播信仰的媒介。由于各种可想而知的原因，传教士在华直接对中国人传教比较困难，最早的中国基督新教徒都是在南洋一带受洗入教，然后回国来帮助传教士发展传教事业的。近代早期基督新教最著名的信徒是梁发。1811—1812年，他经手印刷马礼逊所译的“路加福音”与部分新约书信，由此开始了解基督之信仰。他后来受马礼逊的派遣，随传教士米伶前往马六甲的一家印刷所工作，并在那儿受米伶付洗成为基督徒。1820年，梁发为其妻付洗，黎氏成为中国第一位基督女信徒。1823年，马礼逊按立梁发为伦敦会宣教士，他是第一位拥有中国国籍的新教宣教士。从1831年开始，梁发在广州为人宣教付洗。1840年，他先后为7人秘密付洗，这7人中有4人是女性。早期中国基督徒中另一位较出色的人士为何进善，他也是在马六甲受洗并接受神学训练，后来回广州开展传教工作的。

2. 第二阶段：1842—1910年

这是新教在广州的蓬勃发展时期。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作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对外开放。传教士也获得了自由传教的官方认可，其传教事业因而出现较大的改变。尤其在19世纪后40年，广州的基督教会在各项不平等条约制度的保护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广州的传教差会与人数明显上升。鸦片战争前，进入广州的差会只有前面提到过的两个，即英国伦敦会和美国美部会。鸦片战争后至清朝末年的70多年间，进入广州的差会共有15个，其中较为重要者有以下几个：

北美长老会：1844年，该会派第一位传教士哈巴牧师来广州，不久他去澳门办书馆。1847年，哈巴与花莲治将书馆迁到广州故衣街，翌年成立广州中会，哈巴任会长。1849年，租屋宣道，不久闭会。1860年，该会复入广州，1862年建立一支会（逢源堂前身），1872年建立二支会（仁济堂前身），1881年建立三支会（中华堂前身）、四支会（双门底福音堂前身），1891年建立五支会（芳村堂前身）、养济支会及黄沙堂。该会在广州创办的社会事业有柔济女医院（柔济医院前身）、端拿护士学校、夏葛医学校、疯人病院（市精神病院前身）、明心书院（专收失明儿童）、真光书院（真光女子中学前身）、培英学校（培英中学前身）、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等，并从美部会伯驾医生手中接办了博济医院。北美长老会所办教堂、医院、学校及其他慈善事业颇多，在广州影响较大。

美南浸信会：1844年，美南浸信会罗孝全、叔末士两牧师相继从香港抵达广州，在联兴街鸭栏铺设简易教堂布道，并引荐在澳门受浸的信徒杨庆助理教务。1846年，该堂毁于火灾，罗租用南关东石角一地建堂，称粤东浸信教会。1847年，洪秀全就是在此听到基督教义并结识罗孝全的（罗后来在南京一度当过洪秀全的顾问）。罗还另购紫洞艇在珠江河面作浮水讲堂。1854年，该会再派牧师基律夫妇来广州，两年后，纪好弼牧师也接踵而至。1858年，基律在东横街租屋设堂宣教，纪好弼在小北状元桥租铺设宣道所。1860年，该会组织两广浸信联会，并成为联会成员。其在广州进行的宣教事业和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公益事业，影响较大。

信义会：原名巴陵会，与巴色会、巴勉会统称“三巴教会”，属德国信义宗。1844年，郭士立牧师在香港组织德华传道会来广州传教。同年，郭士立创立了“福汉会”，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向中国内地民众布道的团体。1846年，福汉会在广州设立了分站。1851年，郭士立逝世后，德华传道会由“三巴教会”接手分管粤穗教务。1856年，柏林信义会牧师何必力来广州传道，初在油栏门设堂，名“信义堂”，并创办德华书院和男女学堂。该会在广州先后创建教堂3间，会址设在下芳村礼拜堂。其社会事业侧重于教育和医药两方面。

英国循道公会华南教区：原系英国卫斯理宗的循道公会。1851年，该会传教士小卑士奉派来广州传教，初在西堤粤海关附近租屋流动传道，散发福音书。1861年，迁南关增沙购屋作礼拜堂，并设华南教区办事处。1862年，又建十甫堂和高第堂，发展教务。

同寅会：原名“群兄弟会”。1898年，美国人巴色占来广州开设基址，先在洲头嘴设福音堂、医院及学校，后迁歧兴里。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又名“六日会”，因其会以礼拜六为安息日，在此日守礼拜，故名。1897年，该会在东山梅花村一带的三育路、福音路（今福今路）、农林下路等处开设教会、医院、学校。该会注重基督复临的教理，教规很严，教徒均不得饮酒吸烟。

鸦片战争后，来广州传教的传教士人数也有明显增加。另外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即是陆续有女传教士来穗开展传教工作，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位。美籍女传教士赖玛西于1882年创立明心书院，专收失明女孩。美籍女传教士那夏理（即著名传教士那夏礼之妹）于1872年创办真光书院，只收女生，这所书院是广州市最早的教会女中——真光女子中学的前身。美籍女传教士富玛利于1899年创办柔济女医院，该院以妇产科出名，当时闺妇名媛就医者不少。1902年，富玛利得赖端拿夫人捐助，又创办了端拿护士学校，1905年又得夏葛先生捐助建女医学校暨宿舍，名“夏葛医学校”。属于美南浸信会的女传教士惠理敦于1872年来广州传教，1909年创办慕光瞽目院。著名传教士纪好弼于1888年偕夫人来广州，纪夫人是其丈夫开展传教工作的得力助手，后来惠理敦女士因病回国后，她接管了慕光瞽目院。还有基伶夫人，她于1891年与丈夫基伶一起抵广州任传道士职务。1909年，她在东山觅得一小屋，招收学生8人，开办妇女爷经学校，这即是后来有名的培贤妇女圣经学校的前身。

（2）这一时期，传教士们通过不同的工作来传播基督信仰，开堂布道，宣讲教义，而医疗、文字出版、教育、慈善等工作则成为整个传教事业的核心。

①设堂布道，发展信徒，开展多种多样的宗教活动，扩大影响。广州市最早的基督教堂是由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创建于东石角的粤东浸信会堂。至1910年，广州有教堂29间。基督新教的宗教活动除经常在教堂举行的聚会（主日崇拜、祈祷会、布道会等，由牧师或者传道士负责进行宗教宣传，非教徒亦可参加）外，还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家庭聚会，以探访教友的名义在教徒的家中进行聚会，间或有牧师进行讲道。

第二，研究会，由牧师主持，内容有查经讲道及问题的讨论等。

第三，女传道会，每周有周会，进行查经讲道，另外还有祷告会、研究会等。

第四，主日学，主要对象为儿童，差不多每个教堂都有举办，按年龄及文化水平分班，讲授简单的宗教道理，教唱诗歌。

第五，奋兴布道会，吸收教徒与非教徒举行，主要对象为非教徒，每年有一至十次不等，每次数天或一个星期，其内容都是宣传宗教，通过这种集会集体发展信徒。(www.daowen.com)

第六，文字布道会，出版书刊会刊。

基督教在广州的宗教机构还有两广浸信会神学院（1880年由纪好弼牧师创办，原名“教学圣经班”，1903年改名为“传道学校”，1915年又改名为“神道学校”）、信义圣经学院（1866年由韩士伯、何必力创办）、培贤女子神学院（1908年创办，属两广浸信联会，次年改名为“培贤妇孺学校”）。

②教会医疗卫生事业。为广州教会系统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特别贡献的，除早期创业的美部会医生传教士伯驾之外，还有北美长老会牧师嘉约翰（1824—1901）。他于1854年来中国，次年接掌伯驾主持的眼科医局，不久回国。1858年，他再来广州，重开医局，命名为“博济医院”，这是中国早期的教会医院之一。嘉约翰任该院院长达44年之久。嘉约翰的贡献有三。第一，扩大医院的规模。他利用在国内募得的资金，另觅新址，于1866年建成一所新的医院。1898年，他在广州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精神病院。第二，编写医学教材和书籍，介绍西医知识。1859年出版的《种痘书》虽只有6页，但对于推广种牛痘以及预防天花起了普及知识的作用。1871年，嘉约翰所编的《西医略释》《眼科撮要》《割症全书》《炎症》和《化学初阶》相继问世。此外，早在1868年，嘉约翰就在广州发行《广州新报》，介绍西医常识。1884年，该报改为《西医新报》月刊。1887年，文惠廉倡议成立了中华博医会，嘉约翰为会长，并创办了《博医会报》，这是19世纪下半叶在华出版的唯一的西医学术刊物。第三，培养西医人才。1862年，博济医院开始招收男生。4年后，由嘉约翰创办的南华医学校正式招收医科男生。1879年，首次招收3名女生入校学医。嘉约翰一生共培养了西医约150人，编译西医医书34种，共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 000人次。[5]他实现了其“为了基督，要爱病人如同兄弟”的誓言。

另一位在广州介绍西方医学的著名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会牧师合信（1816—1876），他在广州译著并出版了医学书籍三部。第一部是《全体新论》，此书详细介绍了人体骨骼主要部位、脏腑、脑、肌肉及五官的功用，特别介绍了哈维之血液循环说。第二部是《博物新编》，是一部主要集合地质、天文及鸟兽昆虫的博物学著作。第三部是《妇婴新说》，与华人管茂才合撰而成，概要论述了妇产科和儿科治疗学，对妇女妊娠记载尤详。合信还在上海译著并出版了主要医书两部。这五部书又被称为《西医五种》或《合信五种》。[6]

基督新教这一阶段在广州所办的著名医院除博济医院以外，还有1848年合信在沙基开设的惠爱医局和1899年成立的柔济医院。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提到的女传教士富玛利，她于1899年在广州莲源西街创办了广东女医学校，当时该处是长老会一支会，与柔济医院并端拿护士学校相邻，1905年得到美国慈善家夏葛氏巨款捐助，遂以其名命名该校。早期广东的女医生多由此校培训，在20世纪20年代，该校被公认为全国两所甲级女子医学院之一。

③教会文字出版事业。自马礼逊始，传教士历来重视文字出版事业。鸦片战争前，由于广州严禁出版传教书籍，传教士的文字出版基地主要在南洋一带，其所著述的中文书籍及小册子，以宗教性质的居多，也有少量介绍西方历史、文化、天文、地理之常识的出版物。1833年，创办“福汉会”的郭士力牧师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杂志，郭自述创办这一杂志的宗旨是为消除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偏见，便于中国人了解西方的艺术、科学和教义。这个杂志所登载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新闻、宗教、历史、地理、哲学、时论、工艺、商贸等方面，该杂志一时间影响很大，还被带往北京、南京等城市散发。1834年，广州的外侨成立了一个名为“益智会”的团体，裨治文为秘书。该会的宗旨就是在中国刊行中文书籍，推广实用知识，开启中国人的思想。裨治文在1835年提出过一个出版计划，准备印行世界通史、世界地理和世界地图。鸦片战争后，教会的文字出版事业有了较大的改观，介绍西方实用知识的书籍报刊也随之增多，出现了专门的教会书店。如长老会在双门底（今北京路）办圣教书楼（该书楼后来被卖给耶稣救世教会，改称“救世书楼”），广东公理传道会也在十八甫办星导书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898年湛罗弼牧师在沙面创办的广州美华书局。1902年，该书局创办了《真光杂志》，在教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该书局还在仁济路建起名曰“光楼”的五层大楼，其楼下设立南华基督教图书馆。美华书局曾一度因厂房大、设备好、工人多（百余人）而执广州印刷业的牛耳。20世纪20年代，该书局迁往上海。据统计，书局在广州时就已有出版物逾百种，销售书籍达十万册。另外，各教会团体和教堂还先后不定期地出版宗教月刊，较有影响的有东山浸信会的《朝曦》月刊、长老传道会的《自理》月刊、仁济堂的《仁济》月刊等，促进了教会图书事业的发展。

④教会教育事业。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新式学校是由西方传教士首倡的，广州的情况也是如此。传教士在广州办教育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主要是应传教的需要，为教会培养各类传教人员，后来随着教会的发展和广州教徒乃至社会的需要增加，尤其是当传教士们发现纯粹的传道进展非常缓慢时，便进而提倡以办学来辅助传教。1877年，在第一届全国传教士大会上，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作了题为“基督教会和教育的关系”的著名发言，指出基督教和教育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天然的亲和力，这使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从而“使中国基督教化”。[7]他的发言较为完整地表达了主张以办学方式推进基督教福音事业的传教士们的心声。广州的教会也行动起来了，开始独立兴办近代的初级、高级小学、中学、高中、女子学校、师范学校及教会大学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学校有格致书院。1884年，美国长老会的哈巴牧师在广州筹建教会学校，并回美国筹款，为此成立了纽约董事局，最后在广州沙基金利埠租赁校舍开学，名为“格致书院”。该校1888年开课，最初只有学生十余人，学校的宗旨是“本诸基督精神设施最高水准之教育”。1893年，格致书院纽约董事局向纽约州立大学请求立案，使在广州之格致书院成为纽约大学的附校，确定以英语教学为主，照搬纽约大学的课程，学生毕业可领纽约大学的证书。1900年，义和团起义，学校迁至澳门，中文校名改为“岭南学堂”。1904年，岭南学堂迁回广州，广州各教会正式宣布它为广州基督教之最高学府。这所岭南学堂即是岭南大学的前身。

传教士们在广州创办的著名中学有培英中学（美国长老会那夏礼牧师于1882年创办，只收男生）、圣三一中学（英圣公会于1909年创办）、中德中学（信义会于1898年创办）等。著名教会女中有真光女子中学（广州最早的教会中学，由那夏礼牧师的妹妹那夏理女士于1872年创办，当时名“真光书院”，只收女生，1901年改称“真光学堂”，1912年更名为“私立真光女子中学”）、培道女子中学（1888年美南浸信会的容懿美女士创办于五仙门，后迁至东山）、协和女子中学（1909年，碧卢夫人创办慈爱保姆传习所，后来美国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等相继加入，改名为“协和女子师范学校”，后又改名为“协和女子中学”）。此外，传教士们在广州办的小学也有十几间。

在教会学校中，传教士为了传播近代的知识，在课程上设置了不少西学的内容。同时为了使培养的人才能顺利地踏入社会步入仕途，他们也刻意安排了一些有关中国古典文史的课程。如培正中学最初的课程设置为圣经、数学、格致、地理、四书、五经及时文等，后来增加天文、英文、历史三科，再后来又增加化学一科。培道女子中学最初课程比较单一，以后又增设了地理、算术、卫生、英文等课程。

⑤教会慈善事业。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较为著名的慈善机构有明心书院（又名“瞽目学校”。1882年，北美长老会的女医生传教士赖马西创办该院，专收失明女孩，后来也收失明男孩。这些学生毕业后或当传教士、教员，或凭手工谋生，均能自食其力）、慕光瞽目院（1909年，浸信会女宣教士惠理敦创办该院，后来由著名牧师纪好弼的夫人接手办理，该院学生由院终生给养。学生功课有宗教、音乐、织工等，院方还将学生制品出售以助经费）、两广浸信会孤儿院（1906年，两广浸信会联合开会，湛罗弼牧师倡议在广州开办孤儿院，收养信徒的遗孤，给予教养，该提议获得通过。后来在东山培正小学南侧建院，该院对入院儿童除给予抚养外，还办小学给予正规教育，毕业后经考试合格可以免费进培正中学或培道中学学习）等。

综上所述，西方传教士来华正值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期，腐朽的满清王朝正在走向衰亡，近代化的中国社会正在孕育诞生。传教士们一方面担负起传教的使命，另一方面则从事了许多世俗活动。他们通过建医院、印行书刊、办教育、举办慈善事业等工事，多方协助中国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开启民智，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推广医疗卫生常识，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移风易俗，这些工作均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设与扩展开来。西方传教士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事实表明，传教士的社会、政治影响要大于宗教影响，他们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同道者、参与者与促进者。

首先，他们把属于西方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中国，在他们的教区范围内建立了基督教会，发展了众多的信徒（到1900年，广州已有信徒近5 000人），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扎下了根，其后基督教在华传教虽也经历了难以言表的无数艰辛，但基督信仰却代代传承下来。

其次，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不仅输入了西方近代的医术和西药，以及近代的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包括护理教育），同时也培养出了广州最初的一批西医人才，他们成为广州乃至广东医疗事业发展的骨干与中坚力量。中国早期医史专家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一书中对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他说：“……逐渐证明：外国医院组织充实，尤优于中国，外国医术减轻人民痛苦，救免夭亡，同时中国人反对基督教之偏见亦渐消除……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少死亡率，而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西国书籍为汉文，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少也……各省著名之教会医院，皆资本雄厚，规模极大，驰名全国，每年活人无数，使中国医学，日渐欧化。”[8]

再次，传教士“来华传教，对中国最大贡献，实在于知识之传播，思想之启发，两者表现于兴办教育与译印书籍，发行报刊……举凡世界地理、万国史志、科学发明、工艺技术，亦多因西洋教士的介绍而在中国推广”[9]。教会的教育事业开启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声。国人通过教会教育，对西方的敌意和误解大大减少，西方的知识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同时，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课程（包括体育课等）和近代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带进学校，对广州乃至广东的教育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教会学校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广州教育落后造成的学校不足和资金缺乏的困难，培养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从教会学校中受到的影响并不仅仅来自教材的内容和课程的设置，而且来自其受教育的氛围中的一种精神、气质的培养和熏陶，甚至包括教育者的人格感召。20世纪初广东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个个都是基督徒，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最后，传教士倡导男女平等，他们鼓励妇女摆脱一些封建传统习俗，如缠足、歧视女婴等。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1864年来广东以后，即以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比附基督教教义，撰写了贯通中西的《自西徂东》。在这部书中，他借用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糅合基督教的观点，对缠足予以激烈的批评。此书于1888年以广学会名义重印，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传教士提倡女子教育，开办女学，到辛亥革命前夕，可以说，新教教徒设立的女学，在当时的中国是使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与中国男子大体相当的仅有之类型的学校。教会女校培养了广州最早的职业女性和妇女人才。在一个被男女有别的文化观念所笼罩的国度，教会女校的活动对广州的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

[1]本文已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

[2]【作者简介】贺璋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3]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8页。

[4]［新西兰］麦沾恩著，胡簪云译：《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上海：广学会1931年版。第230～231页。

[5]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185页。

[6]赵璞珊：《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7]Yates, M.T.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7, pp.171-180.

[8]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9页。

[9]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序》，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