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北京并没有忘记澳门在朝鲜战争期间支持北朝鲜的事情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它无法原谅国民党利用澳门作为基地，更别说国民党在1960年代初期对广东发起的系统化的破坏和宣传了。1964年，当国民党高级将领程一鸣投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澳门在包庇国民党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对中国方面来说就变得更清楚了。从那时起，北京与国民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变本加厉了。例如，1966年3月，国民党牵扯进了一场企图炸死何贤的失败努力，后者被认为是澳门亲共华人社群毋庸置疑的领袖。特别是，罗必信总督(1962-1966年在任)不得不处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即一家由加拿大华人利益集团提供资金的广播电台在澳门建立的问题。中国政府相信，这家电台是打算用作反华宣传的一个渠道。这场危机只是通过把罗必信召回里斯本才暂时得以解决。[10]

1965年的内港沿岸

1965年，葡萄牙勉强同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从殖民地撤走国民党的一位高级代表。面对文化大革命在临近的广东所刮起的强大风暴，澳门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中国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蔓延到了澳门——有人称之为“一二三事件”——导致葡萄牙对澳门主权实际上的退位。据一位美国观察者汉纳说[11]，在打破现状的时候，北京不是通过升起中国国旗来回应葡萄牙人的撤退，而是试图重建原状，逆转葡萄牙在19世纪主张的主权，重申澳门传统的藩属身份。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态是如何发生的呢？

事情始于1966年11月15日。当时，警察制止氹仔岛上一个亲共团体发起的破坏老建筑的行为——他们试图在那里建一所小学。面对过度的警察暴力，该团体对政府提出了某些要求，包括道歉。11月25日，倒霉的嘉乐庇总督走马上任，进入澳门城。11月30日，表面上，葡萄牙人对情势的严重性毫无准备，毛派青年有北京或者至少是中国的文革团体提供的豪言壮语作后盾，雄赳赳地向总督府进军。事后回想起来，政府12月2日关于即将着手调查氹仔事件的公告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了，也太迟了。12月3日和4日，澳门爆发了流血骚乱。12月3日，总督府遭到冲击和洗劫，连带一起遭殃的还有市政厅和仁慈堂。参与骚乱者主要是学生，大约有数千人，在很大程度上打败了安全部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葡萄牙官员和市民，以及拥护中华民国的华人。三合会(很可能还有国民党的密探)使这场大破坏雪上加霜。12月4日对葡萄牙人来说是一个更加黑暗的日子。军队在城里的部署，以及造成的伤亡，激怒了暴乱者。中国的炮艇在近海和内港的出现使得局势更加紧张。

12月4日下午，葡萄牙人承认失败，至少是承认了氹仔团体的要求，而且，实际上把权力交给了何贤所领导的亲共的中华总商会的“资本—共产主义”成员。骚乱几乎是立即停止了。然而，正如汉纳所写的那样，无论是澳门葡萄牙人，还是澳门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都不是无合同约束的“自由球员”。前者接受来自里斯本的指示，后者则接受来自北京的指示(经由广州、石岐)。北京提出要求，里斯本勉强同意，比如禁止悬挂中华民国国旗，禁止所有国民党组织(1967年1月3日)，以及解雇诸如陆军司令、警察厅长、副厅长以及代理海岛行政局长这样一些关键性的官员。1月29日，在石岐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讨论之后，总督签署了一份协议，对警察的行为——被认为是暴行——表示道歉，包括对8位被杀骚乱者家人作出赔偿。协议还强调了新的权力关系。从今往后，葡萄牙政府将行使与广东省外事局和澳门商会的指示相一致的职能。这份声明的部分内容如下：

议事厅前地

澳门政府在此郑重宣告，兹决定对11月17日在氹仔发生的流血事件，以及12月3日在澳门发生的悲剧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坚决不允许蒋介石的密探在澳门从事他们的活动。(www.daowen.com)

据格德斯提供的葡萄牙人的一种解释说，澳门事件是由于何贤对华人社群的暂时失控所导致的。何贤对权力的巩固——很可能得到了代表中国在澳门商业利益的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的支持——导致了局面的稳定。概括地说，这种解释似是而非；考虑到中国的官方政策并不是要夺回对澳门和香港的主权，至少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是这样。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正如格德斯所指出的那样，北京使出了最大的力量，想方设法把澳门和香港从联合国的尚待自决的殖民地名单中拿掉了，对于未来的政治行动(收回这最后两块依然被外国统治的中国领土)来说，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12]

在中国人的眼里，事情又是如何呢？据当时的一份中文出版物说：

总督府

1966年冬，当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候，葡萄牙帝国主义者积极投身于这场由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所发动的反华喧嚣中，不顾一切地在我国的南大门点燃了反华的大火，犯下了一连串血腥罪行，打死打伤很多澳门华人同胞，其傲慢的目的在于扰乱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考验中国人民的力量。

根据这份出版物的描述，对葡萄牙警察的“法西斯暴行”——对手无寸铁的氹仔人民“像野兽一样残暴”——人民的回答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比如敲掉欧维士雕像的右臂，撕碎市政厅里所有历任总督的肖像，推倒议事厅前地的美士基打雕像，袭击并销毁了“公证人服务登记处”所保管的档案材料。一幅“工人代表”在总督府的台阶上阅读毛泽东的“小红书”的图画，似乎透露了一切。然而，对葡萄牙当局来说，更糟的事情还在后头。工人们接下来举行的一次集会宣布，对葡萄牙人社群搞一次联合贸易抵制，并比作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13]

总之，“一二三事件”在1960年代给澳门留下了一个从根本上得到削弱的葡萄牙当局，既害怕澳门亲华左派一方再搞集体示威，又受制于源自中国大陆的宣传攻势。在1966-1967年间的事件让华人成为澳门最重要的力量之后，葡萄牙人只是逐渐才适应了新的现状。尽管澳门“骚乱”5个月之后，左派也向香港发起直接的进攻，但不像葡萄牙人事实上的投降，英国人在事情过去之后，反而有了更强大、更有效率的行政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