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黑格尔主义的政治思想批判

黑格尔的保守主义特别表现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而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便从右边去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政治思想。英国新黑格尔主义据说是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最有贡献的一个学派。例如格林的《政治义务的原理》、鲍桑凯的《国家的哲学理论》均被资产阶级学者看为“古典著作”。他们的政治思想主要可归结为三点：

（一）公共意志是国家的基础。

（二）国家是一个道德有机体。

（三）社会和政治制度是道德观念的体现。

总的讲来，这三点都是从黑格尔认“国家是伦理实体的体现”发展而来。他们反对任何对国家作自然的、现实的、唯物的解释，而要坚决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用唯心论观点为国家或社会政治制度寻求道德的基础或精神的基础，其实这是代替君权神授说或政治社会制度是神意的表现的新翻版或改头换面。

他们首先反对天赋人权说。格林说：“在自然状态下不参加社会生活而有自然权利（天赋人权）之说，乃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没有作为社会成员，没有关于公共福利的意识，就不能有权利。”^[15]他认为人的权利是与他实现公共福利相对，因此他提出资产阶级的所谓“公共福利”的招牌来代替人民固有生命、财产、自由等自然权利。

格林本人对于政治义务和公共福利是比较认真的，他反对抽象的“天赋人权说”，在政治理论上，也有一定的根据，他本人也曾被推为当时英国“六个激进者”。而他的学生叫做锐契（Ritchie）的更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格林这番意思：“脱离社会、国家就没有人权和自由。人权和自由都是社会和国家赋予的，作为一分子而取得的。”这就是说，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革命人民就没有人权和自由。

“公共意志说”是新黑格尔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心观点。这个观点首先是卢梭提出的。卢梭作出“公共意志”与“全体人的意志”或个别意志的总和的区别，认为前者才是真正的民意，立法者应以前者为准。黑格尔也特别重视这个区别。格林首先提出响亮的唯心主义的口号“国家的基础是意志，不是武力”^[16]，是由卢梭和黑格尔作为其思想来源的。他这里所谓意志就是指道德意志和公共意志。鲍桑凯进一步发挥格林的公共意志说，认为国家的基础和主权都建筑在公共意志上，公共意志就是人民的“真正意志”。他们认为，公意就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意志，在公意里，自己与自己的真我、自己与他人谐和一致。国家的主权就是公共意志的行使，他们并且抬出公共意志作为压迫人民、镇压反叛的理由，说国家可以用武力迫使违反公共意志的人与公共意志一致。因为他们认为法律制度本身就是公共意志的体现。他们把少数统治阶级的意志说成公共意志。他解释说，公共意志既不同于基于一时欲望、利益的人民的实际意志，也不同于投票表决所表现的多数人的意志，也与人民明白表示的“同意”或“反对”不同。他认为公共意志是整个社会国家的企求公共福利的意志，具体表现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里，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传统里，国家的工业、商业、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里。这种说法一方面表明“公共意志”空泛不可捉摸，缺乏具体内容，因而反动统治者可以对它作任意的解释。另一方面表明公共意志即已成过去了的、体现在典章制度里的东西，亦即布拉德雷要给他作辩护的本能信仰或传统信仰。这就是公共意志说维护传统典章制度、反对变革的保守主义，而失掉了卢梭提出的“公意说”（volunté général）的启蒙意义。

由于“公共意志”的抽象性和空泛性，因而公共意志的体现和解释就成为新黑格尔主义政治哲学中一大问题。鲍桑凯提出“要在看得见的景象（指典章制度）的背后去找道德的精神结构”^[17]。那末就只有少数保守的政治活动家、唯心主义者才会善于在典章制度里去寻找所谓道德的、精神的甚或“理性的”公共意志了。因此只有少数“先知先觉”，亦即寡头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才能体会这种公共意志，作为这种公共意志的代言人。鲍桑凯也说，“个人成为公共意志的工具”。结果是公共意志只体现在资产阶级统治者个人身上。锐契在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伦理学研究》一书里，对这个问题说得比较露骨些。他说，“公共意志既非群众的意志，发现公共意志并不容易。只有有经验的、有智慧的、公正的、勇敢的人才能够超出一时的情欲和成见，从长远的眼光看事情，才可以正确解释人民的真正意志。因此国家的事务应操在聪明有能力的人手中，象柏拉图的哲学王那样类型的人，这类人是选举中所不能发现的。”

于是新黑格尔主义者赞成资产阶级专政或少数人独裁，退回到柏拉图的哲学王，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就暴露无余了。锐契简直公开地反对普选说：“用普选方法被选拔出来的人，常常只是善于辞令的空谈家或善于欺骗并讨好不用思想的群众的奸雄。”他又想用贵族政治来偷换民主政治说：“民主制度只要能提供最好的方法以达到真正的贵族政治（亦可译“贤人政治”）或最好人物的政府，那末它才可以站得住脚。”^[18]因此他进一步说：“民主政府可以比一个聪明而仁惠的君主政府更不开明，更不科学，并且有些地方更愚蠢地保守。”^[19]资产阶级民主虽在初期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固然资产阶级选举制度欺骗性很大，不是真正民主，而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如锐契之流站在资产阶级右翼去反对普选制，反对民主政治那就是公开为资产阶级专政辩护，为少数人的残酷统治作理论的先导。锐契对于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弊端，可能有所察觉，但他不责备统治者操纵选举，转而责备群众“不用思想”，足见他是在诬蔑群众的智慧，替资产阶级统治者说话，甚至连选举的民主形式都取消，干脆主张少数人独裁，退回到贵族统治。(www.daowen.com)

在国内反对民主，主张压制人民，在国际问题上必然主张压制民族独立，伸张殖民主义。锐契公开反对民族独立，主张由大国吞并弱小国家道：“我们无法同意某些政治理论家的说法，让世界上许多野蛮民族去（自行发展），形成一大堆小独立国家，是代表人类社会的最高类型。让少数伟大的帝国以自治的联邦形式统治那些较不发达的民族，代表一较高阶段，局势更可稳定，更少战争的危险，并且可以为世界联盟铺平道路。”他正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弱小民族的战争作辩护。实际上，照他这种说法，正好表明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符合客观现实。他还说：“小国没有特别优点。对弱小国家表示同情，单纯由于他的弱小，这种同情是审美的（意谓诗意的、不现实的——笔者），而不是道德的。……把小国吸收［并吞］进某些较强盛、较文明的国家里，从人类进步的观点看是值得鼓励的，不应受谴责的。”^[20]假借“道德”和“人类进步”的美名来作压制和侵略弱小民族的借口，来美化不列颠联邦式的殖民主义。这种赤裸裸反民族独立，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辩护的所谓政治理论都出于新黑格尔主义者之口，足以表明新黑格尔主义实在是资产阶级各哲学流派的最右翼。

诚如斯大林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讲话所说：“民族独立与政治民主的旗帜早已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所放弃，现在高举着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红旗的乃是工人阶级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要知道锐契这类思想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特思想，而是整个新黑格尔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哲学观点的必然产物，是新黑格尔学派甚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家所共有或常有的看法。最奇怪的就是印度的哈尔达尔教授，当他于1927年出版《新黑格尔主义》一书时，在书中对锐契这种政治思想还表示赞同，予以广泛引证。足见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学者亦受了象锐契这类的政治思想的欺骗蒙蔽，而不能自拔。

我们知道，新黑格尔主义者认国家的主权或基础是道德意志或公共意志，反对政治民主反对民族独立都是以“道德”的名义出发的。他们一贯用道德、伦理的名词来抹煞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客观事实。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提出国家是一个道德有机体这个中心观点，他们认为国家之所以是有机体因为国家有一个统一的精神（即黑格尔所谓伦理精神）和意志（即所谓公共意志）贯穿全体。国家内每一个个人都休戚相关如象有机体的细胞一样。由于国家是一个道德的有机体，因此国家也是一个道德的人格，国家有教育公民的责任，使接受公共意志的指导。这些充满了道德芬香的话，听起来好象把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颇有道理。凡是受过古典儒家“为政以德”的说法和希腊古典唯心论哲学认道德为政治的基础的学说的影响的人，很难不受其蒙蔽。但只消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就会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就会知道所有这些道德的说教都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麻痹人民的骗局。

他们认国家为道德有机体的另一论证，就在于认为国家的法律制度和专政的机构措施都是道德观念的体现。鲍桑凯说，“国家的机构和制度当然是存在于自然界的外在事实，但又是伦理观念的体现。国家的一个机构或制度包含着许多心灵的目的和情绪，或多或少地是这些心灵的［道德的］目的和情绪的体现。”他又说，“离开了社会精神（即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政治制度就不是真实的，正如离开了绝对精神宇宙就不是真实的一样。”这就很清楚了：新黑格尔主义直接继承并发挥了黑格尔的唯心论体系，认国家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社会精神的体现，宇宙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与政治学说完全是一致的。

从认政治制度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道德观念的体现出发，锐契还说，“观念只有在机构和制度中固定下来才会发挥充分的作用”。但他不知道，观念固定在制度中就变成僵化而束缚人的东西了。锐契又说：“人类的进步多半依靠社会的遗产——即通过传统和制度的媒介把［过去的］观念、情绪、行为传递下来。”^[21]当然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但教人无批判地模仿和传递传统制度，依靠“社会遗产”，以求进步，这确是骗人的。因为这正是保守、向后看、保持旧传统、反对新事物、反对进步的具体表现。因此足见，新黑格尔主义者既假借道德的美名以反对人民，替统治阶级辩护，又假借进步的美名以坚持向后看的保守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的政治哲学既然认国家是道德的有机体，政治制度是道德观念的体现，于是就进一步为他们歌颂崇拜资产阶级政权，宣扬资产阶级爱国主义铺平道路。据鲍桑凯的高脚弟子和忠实信徒亨勒说，“鲍桑凯的政治哲学即是爱国主义哲学”。他说象鲍桑凯这类的人（当然包括亨勒自己在内），“他们相信国家，用热情去分析国家。他们是爱国主义宗教福音之宣教师。事实上唯心主义的国家哲学就是爱国主义哲学。……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国家是一个精神现象，并且作为一个公民是一个伟大的精神经验”^[22]。爱国本身并不是坏事。但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爱资产阶级的、爱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就是替少数统治者服务，就是支持资产阶级剥削本国人民，侵略他国人民，镇压民族独立。亨勒进一步说，“他（鲍桑凯）特别歌颂作为一个道德有机体的国家所能给予公民的教训，和真正的自由。‘人在国家中所获得的自由就是道德自由，只有道德自由才使得他成为他自己的真正主人。’”^[23]

新黑格尔主义者国家学说的反动性，试与另一流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哲学家罗素对国家的看法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了。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说：“国家是一些低于社会上平均道德水平的年老的绅士们组成的；政府的统治愈是加强，国家就成为一个普遍的监狱，在这个监狱里只有基于良心的反对者才是自由的人。”罗素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说的，但他却揭穿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统治者不仅不体现什么道德观念，其道德水平反而比一般人还更低，并指出了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才有自由，服从资产阶级政府加强的统治等于坐监狱。把他的话与新黑格尔主义的歌颂资产阶级国家，和宣扬唯心的爱国主义哲学相比较，就显然见得罗素的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哲学家中的较进步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了。

从具体的政治主张中我们更可看出新黑格尔主义从道德出发来谈政治的反动性。就以鲍桑凯而论，不惟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的死敌，宣称“社会主义制度唯一令我害怕的东西就是抹煞个人的首创精神”^[24]，实际上他是害怕社会主义妨害资产阶级的个人竞争和剥削人民的自由发展。他甚至于顽固到这样的程度，竟抬出“道德”的名义来反对极其平常的社会改良和社会福利事业。鲍桑凯在1906年反对从社会公共基金中提一笔款项出来作付给养老的费用。他的理由是给养老金会使得男人和女人在身体健康和壮年有工作能力的时期不负责任去计划他们的老年生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意志薄弱、眼光短浅，以致使他们的生活更为怠惰和不知节俭。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使他看不见劳动人民已被残酷剥削得朝不保夕，当天的生活有时尚不能解决，哪还顾得到计划老年的生活。用不发给养老金的办法以迫使劳动人民不敢“怠惰”、更节俭，尤其表现了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残忍手段。

再如鲍桑凯甚至反对小学免费供给出身贫苦家庭的儿童的膳食。他的理由是，这个政策会使得那些濒于完全道德败坏的家庭（他的意思是说家庭的贫困由于道德败坏）失掉了一个最后有效的刺激，使其能继续努力以尽作父母应尽的责任。从这里，那些认国家是一个道德有机体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反动的面貌暴露无余了。把劳动人民被剥削而穷困的责任从资产阶级头上解除，转而加到穷苦的劳动人民头上，说他们的贫穷是由于道德败坏，懒惰不努力。不供给贫苦儿童膳食，剥夺天真儿童受教育和生活的权利，还要提出“道德”的理由来，说是要给他们的父母一个有力的刺激（亦即教训），促其努力尽父母的责任。因此他还提出一个较一般的原则，说个人应该凭自己的才能智慧，努力奋斗以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而不应依靠国家家长式的救济。^[25]象鲍桑凯这样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反而诬蔑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的穷苦为由于道德败坏，懒惰不节俭，认剥削阶级的国家为“道德有机体”，认成功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或大资本家为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因为“国家是道德有机体”，所以国家只管道德问题，对于劳苦人民大众的生活，不应过问，只须斥责其不道德，以资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