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与郭桓案

根据史籍的记载，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初便制定了刑律，颁布于各级衙门，要求官员严格执行。尽管如此，甘愿以身试法的人仍然非常多。朱元璋非常愤怒，他说：“我本要铲除天下贪官污吏，没想到早上才杀了，傍晚又有人犯法。从今以后，凡贪赃者不分轻重，一律处死。”他公开扬言：“遵守法律的人，其人其家五福齐备；不遵守法律的人，其人其家五刑连坐。”一场针对贪官污吏的屠戮开始了。

明洪武十五年（1382），发生了明朝建立以来牵涉官员比较多的一个大案，这就是“空印”案。明政府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要派管钱粮的官吏到户部呈报本地的收支账目和钱粮数量，各级呈报的数字必须与户部所知的相符。如果户部发现双方账目不符，就要驳回原册，要求该地重新造册呈报。由于册子必须加盖地方官印才有效，而那些前来呈报的官吏大多来自外地，来回路途遥远，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往往在呈报账目的同时，携带加盖官印的空白账纸，以便要求修改的时候能就地修改。因此，所谓“空印”就是指先盖印后填写的账目。其实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各级衙门都把它当做一种惯例看待，就只瞒着朱元璋本人。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朱元璋最终还是发现了这种现象。他认为其中必定会有官吏趁机营私舞弊，于是勃然大怒，下令彻底追查。一时间，上至户部尚书下至各地布政司衙门主印的官吏，凡在账目上署有名字的人都被捕入狱，人数多达几百人。审理的结果，其中大部分的主印官被处死，佐官则杖一百，然后发配戍边。

为了防止再出现“空印”现象，朱元璋还在这一年的正月制定了半印勘合制度。具体办法是：在空白簿册上编写号码，盖上内府的印，一半交给各布政司、都指挥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卫、所，一半藏在内府。凡上下行文，先行勘合，编号、印文完全一致，方可生效。

“空印”案的涉案人员，被处死的有数百人，数千人受杖发配边疆，这在当时是一件引起轰动的大案。但与随后发生的郭桓案相比，朱元璋对“空印”案的处理可以说是手下留情了。(www.daowen.com)

明洪武十八年（1385），郭桓案发。这年三月，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员贪污、盗卖官粮。朱元璋听后大怒，下令锦衣卫严查涉嫌官员。在锦衣卫的审理之下，案件很快明朗。这些被捕的官员供称，他们确实曾与十三布政使司共同盗卖入仓公粮，同时还供出有接受浙西等府贿赂、卖放秋粮等犯罪事实。主犯郭桓被派去浙西收秋粮，当年应收秋粮450万石，结果只收了60万石，另收了钞80万锭（按当时粮价折算，大约可抵200万石），两下相加，只有260万石，即少收了190万石的秋粮。郭桓等人则接受了浙西等府赃款50万贯，参与作弊的还有地方官黄文通、边源等。平心而论，郭桓案的性质还是比较严重的。郭桓等人接受贿赂，充实的是自己的腰包，国库却变得更加空虚。最严重的应天等五府，那里夏粮秋税数十万石居然无一粒入库，可见整个郭桓案的严重性和产生的恶劣影响。

不过，在对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最可怕的是，这些涉案人员的供词牵连了很多的高官，其中甚至包括中央各部的尚书，如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大批朝官和地方官。面对牵涉面如此之广的案件，朱元璋再次显示了他做事果决的一面。他下令不论这些涉案官员的职位高低，六部中凡有官吏与此案有牵连者，“举部皆诛”。赵瑁、王惠迪弃市（在闹市口处死，尸体暴露街头），侍郎以下之犯官及十三布政司中管理官粮的官吏也尽数斩杀，“系死者数万人”。此外，追赃又牵连全国各地的许多地主，因此而破产者不计其数。可以说，郭桓案发生之后，明初各衙门官员几乎被诛杀一空，出现了许多衙门无人主理的现象。郭桓案简直是一场针对官员的大屠杀。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打击延续了整个洪武朝，也使明初官清政廉。

总之，“空印”案、郭桓案等案件的发生，加上朱元璋制造的主要针对功臣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使得洪武时期仕途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死亡之途。据野史记载，洪武年间，文武百官上朝时有“两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带，二怕御史官的绯衣。朱元璋上朝时若将玉带高挂在胸前，这就表示皇上今天情绪不错，没有什么大碍，上朝的文武百官心中的一块石头便落了地。若是朱元璋将玉带揿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就会胆战心惊，面无人色，因为这是朱元璋要下决心大开杀戒的预兆，当天准有大批官员掉脑袋。而监察御史上朝时若是穿上了绯衣，便意味着监察御史要在皇上面前弹劾官员，指不定轮上谁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时格外留神玉带和绯衣这两件东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现，上朝的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

朱元璋以重刑驾驭臣僚，恩威莫测，难免使人心寒。由此，许多人把仕途看淡，宁愿老死草泽也不愿为官。然而朱元璋又定下“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至抄札”的法律，不做官也不行。发生在李仕鲁身上的事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李仕鲁本是朱熹信徒，他曾上书劝朱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朱元璋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李仕鲁竟然当面向朱元璋交还朝笏，表示不做官了。李仕鲁的书生意气大大惹怒了朱元璋，他当即命人将李仕鲁活活掼死阶下。在朱元璋看来，只有作为皇帝的他才有权力决定他人做不做官，读书人都只是他手中的棋子，他们连自己的生死都决定不了，又怎能决定自己做不做官。既然不做官也不行，在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之下，那些不得已出仕的官员，尤其是朝廷中的文武官吏，基本上是人人自危，对于他们来说，每天上朝都有可能是与家人的生离死别。因此，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上朝之前，都要与妻子儿女诀别，交代后事，以防不测。要是傍晚平安归来，则举家庆祝，以为又多活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