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语言与文化

文化的经典定义，是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现代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指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正是这些观念在控制和指导我们的行为，包括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r）、副语言行为（Paralinguistic behavior）和非语言行为（Nonverbal behavior）。所以，要驾驭一门外语，学习者要经历从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成熟，到社交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成熟，再到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成熟这一必经的过程。可见，文化与语言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学习其语言文化的过程。文化具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文化并不玄秘而是有章可循的。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将语言文化特性分成五类：生态学（Ecology）、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宗教文化（Religious Culture）和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不难看出文化与语言之间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化包含语言，并影响语言，而语言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保存文化、交流文化和反映文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人类学家博厄斯强调必须在文化环境中处理语言现象，并在社会背景中研究语言。这就是说，语言是文化的核心，也是承载和传承文化最主要的工具，因此民族的文化特征无不通过民族语言体现出来。翻译虽然直接面对的是两种语言，但它所处理的却是博大精深、相似与差异并存的两种文化。所以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使我们不仅能透彻理解语言信息，还能在双语转换中准确传递信息完成翻译任务。

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就会遇到语言之间的差异。经典的语言相对论理论沃尔夫假说认为，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同一个词语的地位和功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想了解某一种语言系统中某个词的含义，必须首先了解整个语言系统。语言相对论或语言差异不但会影响不同语言群体的认知系统，也会影响不同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甚至使得语言之间无法完全对等的翻译；而语言之间的成功翻译，则会抵消语言相对差异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英汉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在语言里的体现

（一）数字范畴

对比研究表明，世界上大概没有哪种语言有像汉语那么多的以数字开头的词语，比如：数字“一”的有“一目了然”、“一败涂地”、“一言半语”；数字“三”的有“三言两语”、“三心二意”、“三姑六婆”等；数字“五”的有“五光十色”、“五颜六色”；数字“七”的有“七上八下”、“七手八脚”、“七零八落”等；数字“九”的有“九牛二虎之力”、“九死一生”、“一言九鼎”等。但是如果要将这些汉语的成语译成英语，那就很难做到忠实流畅了，比如将“七手八脚”译成seven hands and eight feet；把“一目了然”译成one eye sees it all clearly等等，这些译法都是错误的，因此，翻译这些词语时一般都只宜意译。

（二）颜色偏向

不同的民族由于宗教文化、历史背景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颜色词语有时表现出各民族独特的个性，带有显著的文化烙印。中英两种文化对颜色产生的联想意义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汉英两种语言中颜色词的这种不对等，不仅表现在颜色概念意义上的差异，更体现于颜色词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

例如，在英语国家中，黑色（black）表示悲哀与庄严，因此在正式场合或葬礼以穿黑衣服为宜；而在中国则以白色表示哀悼，故而将办丧事称作白事之说。另外，中国人对这些嫉妒他人的行为称为红眼病，而相对应的英语却是green eyed monster。总之，当某一颜色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含义时，我们不能认为哪一种语言内涵意义更合理，或是哪一种颜色的象征意义更准确，它是由中英两国各自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也正是文化差异在颜色词中的生动反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先弄清颜色词的源文化和目标文化中的内涵，再选用合适的翻译方法，这样才能够准确地传递信息，才能有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三）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

在称谓问题上，英文里的称谓比较笼统，不像中文的称谓，非得把身份分得一清二楚。如英文里的uncle一词对应中文里的“伯伯、舅舅、叔叔、姑父、姨父”等，此外，还有sister、brother和cousin等，在中文里对应的都不止一个。

在问候语的问题上，中国人习惯在见面的时候问对方“吃饭了吗？”“到哪儿去？”等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是一种比较随和、友好和亲昵的问候方式。然而，如果将这两句话分别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和“Where are you going?”那么英美人就很难接受了。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这样说是在干涉他们的自由。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就是问年龄。在西方国家，女性的年龄一般都是不公开的，这是她们的隐私。如果你问了，就会让她们觉得你很不礼貌。

因此，在翻译时（尤其在会话或口译），一定要考虑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切勿望文生义。

（四）比喻性词语

由于社会风俗、文化传统、劳动方式的不同，其比喻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各不相同，英汉语比喻的主体和客体一般各不相同。当然，也有相同的。如：英语中的He is a fox就完全等同于汉语中的“他是只狐狸。”而英语中的She is a cat就不能译成汉语的“她是只猫”了。因为西方人把“猫”比喻成“包藏着祸心的女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汉语和英语在表达相同的喻义时，喻体却不一样。比如汉语中的“胆小如鼠”，其英译是pigeon-hearted（or chicken hearted）；“缘木求鱼”其英译为look for grass on the top of the oak；“海底捞月”的英译是fish in the air。

（五）审美习惯差异

不同的审美观、审美习惯，会给翻译带来较大的困难，这也是文化制约因素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www.daowen.com)

中国人历来把“龙”视为权力、力量、吉祥的象征，古时有皇帝的“龙袍”、“龙椅”、“龙床”等，还有很多有关“龙”的成语，如“望子成龙”、“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腾虎跃”等。但是在西方国家中，龙（dragon）乃是一种恐怖的怪物（英语词典的释义是mythical monster like reptile）。因此，在翻译时，就更应该注意英汉语文化的区别。

二、文化交流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反映文化，它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工具。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趋同必然首先反映在语言的融合趋势上，语言的融合又必然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词汇层次上。通过译介新词术语，介绍和传播异族文化；这些新词术语长期而广泛地流行与使用，逐渐融入到本族语言的词汇中，从而成为本族主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看，完全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和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总是有一些交往，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在交往过程中，语言最初只是起到了文化交流桥梁的作用。以后，随着交流的深入，语言中自然就融入了很多的外来成分，于是语言自身也开始种种变化。年深日久，外来的成分与本民族固有的成分融在一起，以至难以察觉。例如在中国，葡萄都是极常见的普通水果，“葡萄”也成了很普通的汉语单词，以至我们很难想到它与“三明治、麦当劳、肯德基”一样，都是外来的。

语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起。所谓“借词”就是一国语言经所掺杂的外来语成分。它体现了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正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萨皮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对他们自己满足的。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们直接或间接和那些邻近的或文化优越的语言说者发生接触。这种交际也许是友谊的，也许是敌对的。它可以从事业或贸易的平凡关系来输入，也可以包含一些借来的或交换的精神食粮，像艺术、科学、宗教之类。”（Sapir，2002：159）

（一）西方文化对汉语的影响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好比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文化发展需要兼容并蓄不同民族的文化，语言发展同样需要融合不同民族的语言，汉语借用英语词语现象是语言、文化需求的必然产物。从这一意义上看，汉语借用英语词语实质上借的是英语文化。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的论文《致青年商人》中有句名言：“Time is money.”过去归化译为“一寸光阴一寸金”，而现在更常见的译法是“时间就是金钱”，它与“质量就是生命”一起出现在许多公司或厂矿企业的宣传牌上。富兰克林的这句名言准确贴切、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中商家群起激烈竞争的状况，揭示了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强调了市场竞争中时间和效率的极端重要性，这对于促进文明确立市场观念、增强竞争意识、提高效率、把握机遇，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具有一定的号召和警示作用。

从上世纪中叶到现在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先进的有识之士远涉重洋，去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通过翻译文学作品和社会科学著作，大量反映西方文化的新词术语逐渐进入中华文化之中。如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橄榄枝”（olive branch）、“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酸葡萄”（sour grapes）等；如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中的“民主”（democracy）、“科学”（science）、“社会主义”（socialism）、“资本主义”（capitalism）、“哲学”（philosophy）、“逻辑”（logic）等；又如反映西方科学技术发明成果的“电话”（telephone）、“电灯”（electric lamp）、“电影”（film）、“雷达”（radar）“收音机”（radio）、“照相机”（camera）、“维生素”（vitamin）等，如今这些带有洋味的词语已成为汉语的语汇，提高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还直接影响人们观念的更新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来，随着中西文化多方位、多渠道的接触与交流，反映当代西方文化的名词术语更是大量涌入中华文化和汉语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如：“超市”（supermarket）、“白色污染”（white pollution）、“绿色食品”（green food）、“网上购物”（on-line shopping）、“快餐”（fast food）、“麦当劳”（McDonald’s）、“可口可乐”（Coco-Cola）等；尤其是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新成果的词汇更是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以信息技术为例，“电脑”（computer）、“因特网”（Internet）、“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电子商务”（e-commerce）等，这些新词语，侧面反映了新时代的来临，也直接印证了中西文化的趋同趋势。例如：

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地印在泥皮斑剥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At moments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on the plaster-scaly wall my own shadow dimly and vaguely printed，I could not help reverting to “13”，i.e.the ominous number of our group，half hopefully to see her brought here by the powers of the baker’s dozen.（许孟雄译）

在基督教文化中，“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西方人对它特别忌讳，飞机的座位号码不标第13排、第13号，甚至连高楼大厦中也无第13层的标记。在汉文化中原本对数字13并无贬义，更无任何“不吉利”的隐含之义，因此中国人对“13”并无“恶感”，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些人现在也把“13”当作是不吉利的数字。这可以说是文化趋同所造成的语言融合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些表明，中西文化处于不断的相互影响、渗透和趋同过程中，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人员交往和信息的日益频繁，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渗透和趋同的广度和深度还会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二）汉语和中国文化对英语的影响

在长期的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中，以汉语言文化为主体的中国语言文化对外国语言文化当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许多语言中，都可以看到汉语的身影。语言交流中，词汇当让首当其冲。在语言学上，本民族从外民族语言中借用的词叫“借词”，向外输出的词叫“贷词”。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不仅要分析借词，还要分析贷词，才能够全面地说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及相互影响。

在文化趋同的过程中，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双语双文化中的各方在影响的范围和力度上往往是不平衡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某一方占主导强势文化的地位，另一方居次要的弱势文化的地位。从目前中西文化影响的力量对比来看，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明显要大于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反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因此，文化的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文明的程度。

然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中华文化同样不可避免地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词语也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英语的语汇中，如儒教（Confucianism）、道教（Taoism）、磕头（kowtow）、丢脸（lose face）、纸老虎（paper tiger）、阴（ying）、阳（yang）、功夫（kungfu）等已被收入英语词典，作为正式词汇而成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振兴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文化对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反映中华文化的词汇也会越来越多地融入西方和世界文化和语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