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翻译流派及其翻译标准思想

“翻译思想”指翻译者关于翻译的主张或理念，这种主张和理念，通常是译者基于自身经验同时也基于身体力行的翻译体悟。另外，翻译思想又通常是某种（哲学的、美学的、文艺的、语言的）学术思潮在翻译领域中的反映。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翻译思想的人或群体所形成的理念认同或风格认同，就是所谓的“翻译流派”。

20世纪后期，特别是最后二十年间，翻译理论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各种新理论层出不穷，不断涌现。综观西方翻译史的全貌，无论是古代西塞罗（Cicero）的“直译”和“意译”两分法，近代泰特勒（Tytler）的“翻译三原则”，还是现代奈达（Nida）的“等效论”以及纽马克（Newmark）的“文本中心论”，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家开始以其他学科的各种理论为依托，建立了各种翻译理论模式，形成了各种翻译研究流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翻译标准。一般来说，西方除了传统的语文学派和语言学派以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传统的语文学派代表人物有德莱顿（John Dryden）和泰特勒（Tytler），阐释学派代表人物有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有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纽马克（Peter Newmark），目的学派代表人物有弗美尔（Hand J.Vermeer）、诺德（Christiane Nord），文化学派代表人物有霍姆斯（James Holmes）、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图里（Gideon Toury）、郎贝尔（Jose Lambert）、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解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有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曼（Paul de Man）、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和欧阳桢（Eugene Eoyang）。

下面主要介绍西方的主要翻译流派及其关于翻译标准等方面的思想。

一、语言学派（Linguistics-based School）

奥古斯丁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提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开创了西方翻译的语言学传统。直到20世纪初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也为当代翻译研究的各种语言学方法奠定了基础。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路线从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始，一直延伸到21世纪。沿这一路线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方法，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语言为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翻译标准的对等问题。

一般认为，西方语言学派开始对翻译进行“科学”研究的标志是美国著名学家尤金·奈达（Engene Nida）于1947年发表的《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Bible Translation: 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boriginal Languages）。语言学派分布的地域较广，主要集中于英美，代表人物有奈达，卡特福德（J.C.Catford）、纽马克（Peter Newmark）、哈蒂姆（Hatim）等，除此之外，捷克布拉格学派的雅克布逊（Roman Jakobson），前苏联的费奥多罗夫，法国的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以及德国的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也都是当代语言学派的突出代表人物。

雅克布逊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中存在的一般问题，为当代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理论方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被奉为翻译研究经典之作。这篇论文中，他首次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这一分类准确概括了翻译的本质，在译学界影响深远。

尤金·奈达是语言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西方当代翻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提出了“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是“翻译科学说”的倡导者；他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把信息论应用于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即交际，创立了翻译研究的交际学派；他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并进而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提出“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他还就翻译过程提出了“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四步模式。这些观点都在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纽马克主要从事德英互译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在许多翻译理论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因此，他较多针对其他翻译理论家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尤金·奈达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圣经》翻译基础之上的，所以，他提出的动态对等原则乃至功能对等原则都过于注重内容而忽视形式，有一定的局限性。纽马克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概念，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直译”和“逐行翻译”这两类翻译方法互为参照。

语言学派的研究其实并不仅仅局限在语言转换的层面，文化因素同样也是他们考察的对象，如奈达的动态对等原则和功能对等原则就是在考察不同文化语境差别的基础上提出的。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衍生出了语段语言学派（text-linguistic approaches）。语段语言学派关注的中心是“text”，他们基本对策是re-textualising（语段重组），就是说，他们对结构的关注焦点已从“词”推进到了“marco unit”即“语段”，将语言陈述单位由“句子”推进到了“超句子”（“beyond sentence”）即由“sentence-bound”推进到了“text-bound”。语段语言学翻译学派的基本主张是：（一）语义系统取决于语用机制，而不是词义的综合（其实意义很难说“总和”。句的意义是词的意义的整合。“总和”是结构主义的，整合是功能主义的）；（二）语言转换也是由语用机制驱动的（motivated by pragmatical mechanism）；（三）在语用机制驱动下，目的语语篇的重新布局（reconfiguration）取自上而下的过程，始于语段而终于词语式。以上三点，统称为“语义—语用的整体性”：

With the globa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as the determining factor，the translation is reconstructed as a new semantic and pragmatic totality in the TL community.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reconstruction is not a sentence by sentence rendering of the original.It is a top-down recreation of the text through the purposeful selection of TL resources.

由此看出，语段语言学也关注语言（尤其是文学样式）的“culture-specific”（文化特性），包括历时的和共时的变异；双语的“culture-specific”是“语段重组”不能忽视的。

二、语文学派（Philological School）

西方早期的译论学派称为语文学派。这一学派的研究方法是语文学的，主张翻译是艺术，把翻译视为原作者用译入语进行再创造，译者注重神韵，要求译文和原文一样能够给译入语读者带来美的感受，其代表人物有德莱顿（Dryden）和泰特勒（Tytler），该学派将原文置于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心地位。

德莱顿是十七世纪英国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从他对译者为“奴隶”的身份定位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思想是以原文、原作者为中心的，译者这个“奴隶”的使命就是遵从主人——原作者的使唤，将原文的思想、风格用另一种语言完整地再现出来。他还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翻译观，将翻译粗略分为三大类，即逐字翻译、意译和拟作。他对翻译的这种三分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二分法的樊篱，推动了西方翻译史向前了一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西方的翻译标准，最常引用的是18世纪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三条翻译基本原理：

1.译文应该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一致。（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3.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泰特勒将上述三条原理按其重要性排列。第一条和第二条反映思想、风格及笔调的“信”，第三条反映表达的“信”。也就是说，译者一定要牢牢抓住原作的神，用地道的译语表达出来，而不能机械地模仿。译语要地道，但传达的必须是原作的神。译文要忠于作者的灵魂。“信”也是翻译的灵魂。

泰特勒企图在一般认为的“内容”（含原作者的情愫、精神和思想）、“形式”（含原作者写作风格、态度，如句子的安排、次序与构造）和“文体”（含原作者通篇的组织和文气）之间找到一个完美处（the point of perfection），并从此处对所谓的“好的翻译”下个总原则：

I would therefore describe a good translation to be，That，in which the merit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so completely transfused into another language，as to be as distinctly apprehended，and as strongly felt，by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at language belongs，as it is by those who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work.

（因此我描述好的翻译应该是，把原作的优点完全地化入另一种语言里，以致译入语言国家的人能很清晰地理解，并强烈地感受到，如同说原作语言的人们一样。）

显然，这总的原则，就是一种对原文之理解与感受的“等效”（equivalent）翻译，是多面向的，含内容、形式、文体的综合表现。然后，泰特勒再从这个总原则自然地演绎出上述的三条翻译通律（the Three General Laws of Translation）。

总之，语文学派主张译者应当以原文为权威，积极追随原作者的脚步，追求译文与原文全方位的契合，这是语文学派的中心思想。

三、释义学派（Hermeneutic School）

释义学（Hermeneutics）即对原义的解释，是关于理解、及其方法论的学科，它在欧洲的历史悠久。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Hermeneutic School通常以施莱马赫（F.Schleiermacher）与狄尔泰（W.Dlethey）的主张为源头，以胡塞尔（E.Husserl）、海德格尔及伽德默尔（H.Gadamer）“三巨头”的阐释为理论基础。

施莱尔马赫是德国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也是探索释义学理论的第一位学者。1813 年6月24日，他在柏林德国皇家科学院做了题为《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这篇演讲整理成文字后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文，在文中他表达了以下一些翻译观点：

首先，施莱尔马赫区分了“真正的翻译”和“纯粹的口译”。作为西方第一个做此区分的人，他认为“纯粹的口译”主要指从事商业翻译，是一种十分机械的活动，可以实践，但不值得为之付出特别的学术关注。

其次，施莱尔马赫将“真正的翻译”进一步区分了“释译”和“模仿”。前者主要指翻译科学或学术类文本；后者主要用于处理文学艺术作品。两者的主要区别是：释译要克服语言的非理性，这种翻译如同数学的加减运算一样，虽然机械但可以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达到等值。而模仿则利用语言的非理性，这类翻译虽然可以将文字艺术品的摹本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无法做到在所有方面都与原文精确对应。

再次，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正确理解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

最后，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有两种不同的途径，要么使作者向读者靠拢，要么使读者向作者靠拢。他的这一思想后来被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所采用，发展出了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理论。

释义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摒除误解、对意义进行解释并达致理解，其基本的理论思想是：（a）理解是释义的中心任务，也是翻译的核心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释义学派认为“翻译就是理解”；（b）理解必须依仗语言，而语言是统一的整体，因此理解不应与任何一个组成语言整体的部分脱节，“释义思考”的“整体性是理解的保证”；（c）除语言的整体性外，理解的整体性还包括：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认识与应用的统一、理解（解释）的当下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等等；（d）在整体性的前提下，释义学派提出的解释“基本策略”，可以表述为“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纳”（“import”或“incorporation”）和“补偿”（“restitution”）；在阅读或翻译之前，译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信赖”这一步骤，译者相信原文言之有物；“侵入”是指在理解原文时发生的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冲突；“吸纳”是指原文的意思和形式被移植，在引进的过程中，译入语可能变得丰富，也可能将源语同化；“补偿”这一步骤至关重要，译者只有作出补偿才能恢复先前被打破的平衡，才能尽力达到理想的翻译。（e）释义学派认同译作对原作的超越（Schleiermacher），因此译者应该是一个进取的、积极的、被赋予了应对能力的个体。

四、文化学派（Culture-based School）(www.daowen.com)

文化学派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七十年代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派和七十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学派。它们都起源于地处当代世界主流文化边缘的小国家，且其理论渊源都是本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较长一段时间里，文化学派被称为“翻译研究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James Holmes，1972）、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比利时学者勒菲维尔（André Lefevere，1978）和英国学者、沃里克大学教授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另外一个常见的名称是“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ties）学派，或简称“描述学派”，这是因为这一学派最早以修正“规定性的翻译研究”（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而著称。与此同时，“描述翻译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多元系统研究”（polysystem approach）或“系统研究”（systemic perspective），这是因为该学派的以色列学者埃文—左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系统理论是这一学派的核心特征。

该派认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主要方法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无助于增进人们对于文学翻译的了解，因而沿用了近代翻译时期的阐释学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既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如美学规范）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试图以此将各种文学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一种能够指导产生译本的理论。文化学派的学者都把文学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综合体，都相信理论模型和实际个案研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都对文学作品加以以译入语为中心的描述性、功能性和系统性，都对控制翻译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翻译和其他类型文本生成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一言以蔽之，该学派的共同特征是：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学系统的一部分，重视史料的搜集、描述和分析，其研究方法属于实证性描述性研究。

近年来，该学派更加注重翻译与源语及译入语社会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到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翻译研究的目标不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对等问题，而需要同时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

五、功能学派（Function-based School）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译界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纽伯特（A.Neubert）、卡德（O.Kade）为代表的莱比锡派（Leipzip School）。前者立足于转换生成语法，在翻译中严格区分不变的认知因素与可变的语用因素；后者是奈达学说的追随者，主张建立翻译科学。“对等”成为翻译研究的中心，各种借鉴语言学理论的翻译对等论应运而生，但大都不过是对等形式的重新组合。这种语言科学研究范式愈演愈烈，后来致使翻译沦为语言学的附属品，极大地束缚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同时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也令越来越多的译者感到不满，功能派翻译理论就在这时兴起并逐步深化。它针对翻译语言学派中的薄弱环节，广泛借鉴交际理论、行动理论、信息论、语篇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思想，将研究的视线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本，成为当代德国译学界影响最大、最活跃的学派。

功能派翻译理论最早是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于1971年在其《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提出。莱斯把功能范畴引入翻译批评，将语言功能、语篇类型和翻译策略相联系，发展了以原文和译文功能关系为基础的翻译批评模式，从而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雏形，莱斯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在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都与原文对等，并把这样的翻译称为综合性交际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

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目的论影响深远，功能学派因此有时也被称为目的学派。“skopos”一词来自希腊语，指行为的目标、功能或意图。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经过协商来完成；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即是说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贾斯塔·霍茨-曼塔里（Justa Holz-Manttari）借鉴交际和行为理论，提出翻译行为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进一步发展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这一理论将翻译视作受目的驱使的、以翻译结果为导向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对翻译过程中的行为及参与者的角色予以细致的分析，主要包括：发起人/客户（the initiator/client）、委托人（the commissioner）、原文作者（the TT user）及译本接受者（the TT receiver），他们并非参与每一个翻译过程，有时一个人可以同时担任几个不同的角色。

除此之外，功能学派倡导者还有克莉斯汀娜·诺德（Christiane Nord）、汉斯·荷尼西和宝儿·库斯摩尔、阿曼等。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标语转向推翻了原文的权威地位，使译者摆脱对等论的羁绊，在翻译理论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方面成就突出，并在商业文本及政治文本翻译中取得较大成功。

六、解构学派（Deconstruction School）

翻译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后，主要向一些“后现代”翻译理论发展，而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解构主义理论被引入了译学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文学解构主义批评的兴起，翻译解构主义派（Deconstruction School）也应运而生。它是一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全开放式的批评理论，它以解释哲学作为哲学基础，主张多元性地看待问题，旨在打破结构的封闭性，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翻译解构主义派又称翻译创新派，其主要代表有福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

解构学派翻译理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存异”而非求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的序言。本雅明在文中首先提出顾及受众无益的观点，因为如果考虑受众因素，势必会把翻译看作传递信息的工作，而文学作品的本质不是陈述或传递信息，任何执行信息传递功能的翻译传递的只能是非本质的东西。那些蹩脚的译者，因为承担了不该承担的任务，其成功本身就是失败，而且是故意犯错误的失败。

本雅明还谈及支配翻译的法则，也就是原作的可译性。他认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译者以及原作本质是否有翻译的需求，其中第二点尤为重要。如果一部作品本身具有值得翻译的实质性东西，即使人们没能译出，也不能断言它是不可译的。

在探讨语言间亲缘关系的出处时，本雅明引入了一个重要而抽象的“纯语言”概念，在“纯语言”这个总体集合里，每种语言的意指方式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臻于完满。而翻译则是通往这种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的途径。为了更好地阐发这一概念，本雅明以“面包”在德语和法语中的语言表现为例，对语言的意指对象和意指方式加以区分，同时引用马拉美的话指出语言的意指对象和意指方式具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他将“纯语言”比作由碎片构成的花瓶，而原作与译作均为该花瓶砸碎时掉下来的，需要重新组合的碎片。他以独特的比喻使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由传统的“模式/复制”关系变为平等互补的关系。在本雅明看来，纯语言的思想规定了译者的真正目的和任务。他认为，原作及其语言在不断中止生命的阵痛中一步一步接近纯语言的同时，翻译亦获得检验的功能，检验着原作及其语言在重生后与能够呈现所指意图的纯语言之间的距离。

在解构主义以前，理论界普遍认为，原文是作者创造力的体现，是作者灵感的结果，是统一而完整的系统。因而，相对译文和译者来说，原文和原文作者高高在上，译者的任务就是力图使译文能与原文形成某种等值或同一。福科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本原观念，从而消解了原文概念，提高了译者和译文的地位。

福科从历史的角度对翻译做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我们对前人作品的理解受到所处历史时期的制约；在不同的时代，阅读和翻译原文都带有不同的历史烙印，即文本存在着历史性，我们对许多作品的理解总是基于不断积累起来的注释，这就是证明。例如，读者并不了解许多古典作品的作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可有可无，我们不应把作者看得比译者更重要。真正的原文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福科的理论修正了原文概念，削弱了原文的地位，为翻译理论的探索作出了积极贡献。

海德格尔把福科的理论引向深入，不仅解构了原文概念，还对命名提出质疑，从而解构了所有概念，打破了概念对翻译的束缚。海德格尔的哲学观同其翻译观相生相伴，因而其翻译理论中也渗透了同样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中。

同福科一样，海德格尔也认为人是历史的人，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人在理解文本时，受到文本产生时的历史和产生后的历史的影响，也受到人自己的历史意识的影响。要理解文本，就须摆脱历史的阴影，求助于语言。

海德格尔的理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指出了一条超越文本的道路。但是他认为，尽管人们总是企图打破概念和分类，翻译却始终是在一定的分类条件下进行的。只有抹掉了历史的印迹之后人们才能看到一个完整而统一的文本。然而，真正彻底打破形而上学理论的是德里达。

德里达从拆除现时的在场和颠覆秩序入手，瓦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主义。他认为符号不存在同一性，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距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发展。这些观点极大地丰富了解构主义派的理论，同时也为他成为解构主义大师奠定了基础。

七、女性主义学派（Feminist School）

从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起，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犀利的社会文化批评话语崛起在西方世界，并逐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者将视野投向文本，希望通过解构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重建新型的男女平等关系。

法国新女性主义批评借鉴解构主义理论，将妇女问题的症结归因于语言。根据德里达的二元对立逻辑批判，新女性主义质疑了西方传统中将男女割裂，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或菲乐斯中心（phallogocentrism）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女性被“她者”化，或边缘化。这种封闭的话语体系巩固着男性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反过来进一步制造并维护男性的话语。新女性主义者认为用这种话语书写的女性文学不可能是真正的女性文学，女性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即一种基于女性躯体本能的语言符号系统来书写。在这种新的话语体系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得以凸显。值得注意的是，新女性主义“在强调保持女性特有价值的同时，反对以所谓平等的借口将女性变为男性的做法”。这就避免了这个新的体系陷入新的二元对立的逻辑之中。

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lly Simon）、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巴巴拉·格达德（Barbara Godard）和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等。

雪莉·西蒙（Shelly Simon）执教于加拿大康克狄厄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文学研究，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她这样说道：“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从语言中获得解放。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女性主义学者的论著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她们清楚地意识到语言是意义争斗的场所，是主体在此证明自我的决斗场。因此，毫不奇怪，翻译研究会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滋养。”

从女性主义翻译者具体的翻译策略来看，弗罗托总结出如下三种做法：补充（supplementing）、加注与前言（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ghjacking）。“补充”是指译者对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予以平衡的做法，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前言与加注”则指女性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描述，以突出女性译者的差异性翻译。在“前言”中，女性译者会阐述其对原作意图的理解及其翻译的策略。而“劫持”是指女性主义译者对原作的挪用，赋予不具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女性注定流离失所，精神无所归依。翻译作为沟通两种语言的媒介恰好提供给女性主义者一个重构其精神家园的平台。通过对传统译论中翻译与女性的双重歧视，建构女性主义译论的初衷并不在翻译，但它却在无意中为研究翻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八、后殖民学派（Post-colonial School）

后殖民翻译理论是翻译理论与当代前言文化理论结合的产物之一。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生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思想界内部，即以反叛、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和文学批评的话语为特征的解构主义。当代几位活跃于后殖民理论界的骁将，包括爱德华·赛义德、盖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以及尼南贾纳等。

如果从传统的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将翻译与后殖民理论牵扯在一起似乎不可思议。而从历史使命中看，在漫长的殖民统治过程中，殖民话语逐渐为被殖民者所认同，从而产生了集体自卑情结。因此，后殖民理论的历史使命就是解除殖民化，尤指解除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结的逐进过程。后殖民理论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文本的历史追溯，揭示文本生成的历史的、社会的条件，揭穿殖民者话语中的谎言，还民族以自信心。于是，“翻译是帝国的殖民工具”成了后殖民视角下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人类翻译历史上，一直被视为沟通人类心灵的最重要的媒介的翻译却在后殖民翻译理论中背负着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罪名。后殖民理论家认识到，殖民践踏的历史仍然影响着已经获得独立的殖民地方方面面的建构与发展。因此，要彻底根除殖民的阴影就需要从揭露殖民主体身份的建构入手，而翻译恰恰是建构殖民主体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例如在《为翻译定位》一书中，尼南贾纳从追溯印度的被殖民史，探讨了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其目的是为了使后殖民社会挣脱殖民话语的羁绊。而斯皮瓦克的文章《翻译的政治》则通过西方女性主义者翻译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事实让我们警惕翻译中所隐藏的新型殖民主义。

后殖民翻译理论超越语言的局限，从政治、权力等视角探究翻译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后殖民理论首先关注的并非翻译本身，但它们却给传统的翻译观念带来极大的冲击。值得一提的是，罗宾逊认为这些观念虽然建构了全新的翻译理念，但由于过分简单狭隘地将翻译本身视为要么是殖民化的工具，要么是解除殖民主义余孽的武器，因此，在他看来，这种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研究也很容易陷入他们致力根除的殖民主义的窠臼。

翻译标准是个古老而热门的论题。翻译的标准不仅是我们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也是我们从事翻译时要努力达到的目标。本章通过对中西方翻译标准的介绍，说明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而是在争论中发展的。译者应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还要注意语言环境的影响。

总之，一个译者，必须全面地考虑原文中上下文之间的各种因素，如因果关系及文化背景差异等，才能找出与原文内容等值的表达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把“忠实”原作的内容放在第一位，同时还要通顺，易懂，符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