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翻译简史

翻译活动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打开中国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深入地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

据史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我国各部族之间就有了语言的交流。不过当时的翻译活动是以沟通言语为主，即口译。我国古代的翻译活动主要是佛经翻译。但是关于翻译历史的分期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本书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次序，把中国翻译史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三、“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引进及俄苏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译；四、建国后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

第一时期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从东汉开始到唐宋时期，历经发生、发展到鼎盛的过程，历时一千多年。早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时（公元148年），波斯帝国（今伊朗）的安世高来到中国，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他翻译了三十部四十卷佛经，其中最著名的是《安般守意经》。他所译的经文质朴而不粗俗，因而被称为直译的鼻祖。这一时期，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还有公元三世纪三国时的支廉、公元四世纪东晋的道安等。

支廉，祖籍大月氏（月支），通晓六种语言，精通汉文和梵文，所译佛经有三十六部四十八卷，他提出翻译要“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其译文呈现文丽简约的特点。

道安，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南）人。十六国时期，前秦国王苻坚热心提倡佛教，特请来释道安成立了专门的译经机构“译场”，道安推荐并组织众多译经大师从事翻译工作。其提出的翻译文体问题和“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后世影响颇大。所谓“五本失”，意思是说，佛经翻译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经文本来的内涵：一是经文的词序对汉人来说是颠倒的，翻译时将其改为汉语的语序。二是经文质朴，汉文文采好，翻译时较原文有一定的修饰。三是指经文里同一意义的论述，特别是颂文，往往反复再三，在汉译时被删简。四失本，说的是经文中类似汉语乱辞（汉语韵文中最后的总结部分）的“义说”，即在长行之后，另有偈颂复述长行的部分，内容重复，翻译时被删去。五是经文中连接上下文的话语在汉译时被删去。而“三不易”的内容是意思就是，有三件事决定了佛经翻译是很不容易的，这三件事就是：一是圣人提出说法的时代跟译者所处的时代有古今之别，二是圣人的智慧非凡，圣人哲言所要传达的对象是浅俗的大众。三是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还需要字斟句酌，而现在这些经文却是由平凡的译者来翻译。道安的“五失本”抓住了涉及翻译的直译与意译、质直与文丽、质与量的矛盾和统一；“三不易”涉及翻译活动的主体性问题，是系统的、辩证的、先进的中国传统译论。

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文。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他来到长安开始译经，共译《金刚经》、《法华经》等三十九部，三百三十三卷。罗什译著文字优美、畅达，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道理，具有“天然西域之情趣”。鸠摩罗什开了意译的先锋，译文妙趣盎然，成为当时佛经翻译的最知名、成就最大者，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梁启超评价他所译经文为“秦梵两娴，诵写自在，信而后达，达而后雅”，并且赞称他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也。”

南北朝时期（公元546年），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公元499—569年）应梁武帝之聘来到中国，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六世纪末隋初时的彦琮（公元557—610年）精通梵文，亦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彦琮一生共译经二十二部，约达万卷。此外，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他每译一经，必制序，述事于经首。为了给译者制订规范，他以多年实践经验，论定了翻译外藉的楷式，他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对于佛经翻译理论建设有很大的贡献，这主要集中在他的《辩正论》一文中。文章虽然不长，却是一篇基本完整的佛经汉译的理论表述和总结，其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有名的“八备”之说，即合格的佛经翻译者必须具备八条，如要忠于佛法，立志帮人；要宽和谦虚不武断；要埋头研究道术，自甘寂寞；要博览佛教诸典，加强文学修养等等。从翻译理论系统建构的完整性而言，在公元六世纪末，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彦琮的《辩正论》都是独领风骚的。罗新璋先生在《翻译论集》中选了彦琮的《辩正论》一文并附有一条脚注：“《辩正论》可视为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

唐朝经济发达、文化兴旺，出现了——我国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者玄奘，他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玄奘（公元602—664年），俗姓陈，名袆，法号“三藏法师”，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因出身贫苦，13岁出家。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历时四年，经十六国到达印度。他留学印度十七年，成为当地最著名的外籍高僧。后返回长安，带回梵文经典六百五十余部，于是便在大慈恩寺内领导几千弟子从事佛经翻译。他在二十年间共主持译出经文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虽然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但确实是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文著作的中国人。玄奘主持的译场质量很高，他明确地提出翻译的标准“既需求真，又需喻俗”，其翻译特点是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玄裝提出的“五种不翻”的翻译观在当时很见功力。他所谓的五种不翻指的是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宣扬佛教的用语。同时玄奘还完善了译场，翻译的职司多至十一种：译主（为全场主脑）；证义（译主的助手）；证文（看是否读错）；度语（口译）；笔授（记录下梵文译成汉文）；缀文（整理）；参译（校对）；刊定（去掉重复）；润文（从修辞上加以润饰）；梵呗（对照原文音调，看译文是否琅琅上口）；监护大使（最后审定）。故玄奘与鸠摩罗什、真谛被誉为我国三大佛经翻译家。

继玄奘之后义净曾去印度取经求法，归国后收到武则天重视。义净（公元635—713年），俗姓张，字文明，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一说齐州（今山东济南）。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他试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主持译场之前，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华严经》的翻译。第三阶段，在则天久视元年（700年）以后义净自设译场，亲自翻译佛经，先后在洛阳、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义净在翻译过程中兢兢业业，他坚持直译的特点，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语，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得准确的发音，因此在总体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这一切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被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

到了北宋时期，僧人、佛教史学家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www.daowen.com)

第二时期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

十七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因此从明末清初起，我国翻译事业已经从佛教翻译转向对西方科技的译介。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到北京，获准建立教堂。此后至清朝雍正年间，先后有数十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活动。他们除了翻译基督教经籍之外，还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采矿冶金等学科，其中最著名的是利马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与《测量法义》等。这些著作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纾（1852—1924年）开始翻译小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所以林纾被赞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之后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一百八十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二十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的作品，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七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六种，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五种，大仲马的《玉楼花劫》等两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五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四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三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三种，希腊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林纾本人不懂外文，与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进行翻译，而且他的翻译速度惊人，下笔如飞文不加点，使得许多文人才子大加赞赏。胡适说“林纾译出的速度四倍于我”，康有为写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指严复，林即指林纾），茅盾说“除了几个小错误，颇能表达原文”。钱钟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重新阅读了林译的小册子，说仍然勾起了童年时代的幻想。他曾说：“很多都值得重读，与其读‘准确’的译文，还不如读林纾的译文，保留着原文的特色和风格。”

严复是清末另一位很有影响的翻译家。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是我国完整翻译标准的首创者，他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用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以也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二十五岁到英国留学，热衷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文物制度，阅读了达尔文、赫胥黎等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回国后，他曾随当时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诣很深。其后他潜心翻译，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哲学方面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经济方面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律方面的《法意》（On the Spirit of Law）；政治方面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社会学方面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伦理学方面的《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等。其中，《天演论》的影响最大，传播广泛，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译出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词语流入中国。胡汉民在《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书》中称：“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对“公羊三世”为核心的历史进化论也是有力的冲击。进化论蕴含强烈的生存竞争思想，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相契合，这从1902年杨度为《游学译编》所作发刊词可窥见一二：“大忧乎今日之中国，方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优胜劣败之公例，必为天演所淘汰”，“天下无无主之物，己不能有，必以与人，此亦物竞天择之公理也。我国国民又将谁尤？”《天演论》风靡全国后，国人纷纷用进化及竞争的目光，为近代社会寻找出路。诸如1897年孙宝瑄称：“杏孙为余道严又陵天演学宗旨，谓圣人治天下，如园夫治园，天行而物竞，治法出焉。”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就思维方式而言，《天演论》的传播在国人的思想启蒙历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蔡元培所说“此书出后，‘优胜劣败’等成为人人的口头禅”。因此梁启超称严复为“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人”，“与本国思想发生影响的第一人”。

此外，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他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字影响的。

第三时期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译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的分水岭，同时也开创了我国近代翻译史。“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的重点开始转向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五四时期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趋于全面，不仅把它当作张望异域世界的窗口，而且视之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与别致的审美对象；翻译文学的选择，既切合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又对新文学有所增益；文学翻译是众多流派的共同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就；翻译文学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启蒙效应，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艺术天地，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在诸多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乃至历史进程。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译作主要有：陈望道翻译了我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的汉译本。李达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其他多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大量的东西方各国优秀作品，尤其是俄苏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迈进了一个新纪元。译者队伍不断扩大，发表阵地星罗棋布，读者群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翻译文体渐趋丰富，白话翻译升帐挂帅，翻译批评相当活跃，翻译质量有了飞跃性的进步，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往往也是翻译名家。如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刘半农、郑振铎、曹靖华、董秋斯、朱生豪等。例如鲁迅先生二十三岁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介绍翻译知识和理论。人们称其为“研究西方文学的拓荒者”。他一生共译了两百多部作品，字数达三百多万，大致与其一生创作的作品相等。正如他自己所说“左手翻译、右手写作”。鲁迅先生的译作包括以俄苏为主的14个国家的著作，如裴多菲的作品，易卜生的作品，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果戈里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等，这些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因此他比喻自己是“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从别国窃得火来，照亮中国的黑夜”。鲁迅在三十年代发表了几乎涉及翻译问题各个重要方面的译论。他一贯主张用直译的方法，目的是为了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在翻译理论上，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主张，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原意是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决不欺骗读者。鲁迅的“硬译”受到过批评，然而翻译不仅涉及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转换而且往往涉及文化方面的交流沟通，要使译文与原文一样信、达、雅，实属不易。鲁迅也坦诚地说过：“务欲直译，文句也反成蹇涩；欧文清晰，我的力量实不足以达之。”此外，茅盾也论述了“直译”与“神韵”的概念。朱自清论述了“译诗”的问题。他主张“把原文的本义介绍给读者，让读者的收益与读原文一样”，强调翻译必须“非常忠实”，追求“精确”，他还指出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的异同之处。郭沫若创造性地提出了“媒婆”论及“风韵译”的说法。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也最大。周作人在《〈点滴〉序》里说，这部集子所收译作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其实岂止一部《点滴》，整个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都表现出这种倾向。“易卜生热”、“泰戈尔热”、“拜伦热”与“俄罗斯文学热”均源于此。儿童文学翻译盛况空前，安徒生、格林、王尔德、小川未明等人的童话，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等人的寓言，卡洛尔的《艾丽思漫游奇境记》、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等儿童文学名著等大批地译介进来，也是因为由“人”的发现而意识到了“儿童”的独特性。总之，五四时期所选择的译作主要是因为其中表现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现代观念，正为新文化启蒙运动所急需。可见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与现代启蒙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时期　建国后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起，我国的翻译活动进入了崭新的时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空前发展，翻译事业也跨入了一个极其繁荣的阶段，迎来了第四次高潮。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训更具规模。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以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这种“入超”地位。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出现了师哲、巴金、李良民、刘伯承、楼适夷、高值、刘宓庆、焦菊隐、丰子恺、文洁若、成仿吾、郭大力、飞白、荣如德、杨武能、黄龙、罗新璋等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们译介了苏俄、日本、法国、德国、北美、英国以及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品。介绍中国和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都极大地推动我国翻译事业和翻译理论研究不断向新的高度和广度发展，使我国的国际地位逐年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文科学百废俱兴。翻译研究的主调与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是一致的，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中国翻译》杂志诞生，它系统地把西方理论和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例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功能对等论”；英国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流翻译论”等，促进了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而在中国翻译界，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是百花齐放。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提出的诗歌翻译“三美论”，即翻译要达到“音美、意美、形美”才是好的译文；北大教授辜正坤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论”等等，同时还有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把中国的四大名著翻译成了英文，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国的翻译事业正朝着更美好的明天前进。

在今天，翻译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化的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更多的人开始学习翻译，研究翻译。而此时，翻译也不再仅限于文学翻译，它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是非文学翻译在市场上占据广阔的前景，诸如政治、经济、化工、机械、法律、金融等等，各行各业当中都涉及到了翻译，现在的译者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理论基础，更要懂得专业背景知识，二者缺一不可。一个优秀的译者，一定是既有理论素养，又具备良好的背景知识，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磨练之后方成大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