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前诸子时代思想学说:天命神学遭怀疑,宗教伦理动摇

前诸子时代思想学说:天命神学遭怀疑,宗教伦理动摇

时间:2023-12-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天命神学的动摇和宗教伦理思想遭到怀疑西周末年以来,随着周天子权力与地位日益衰落,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政治局面突变,宗法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了动摇。国家统治权力及人间一切休咎祸福均自天降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怀疑上帝、祖先神的情绪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抱怨神对人间灾难的冷漠,怀疑神的公正,已成为社会思潮。

前诸子时代思想学说:天命神学遭怀疑,宗教伦理动摇

第一节 天命神学的动摇和宗教伦理思想遭到怀疑

西周末年以来,随着周天子权力与地位日益衰落,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政治局面突变,宗法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了动摇。天命神学思想遭到普遍怀疑,宗教伦理思想动摇,中国思想从古代宗教向诸子学说过渡。

西周末年始,周王室衰微,无力控制局面,宗族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受到冲击,诸侯国分封贵族的世系已乱,一些有实力的大国屡屡僭越旧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到处可见。整个社会从社会制度到思想信仰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敬天”、“尊神”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大雅·云汉》一诗充分反映了人们对昊天上帝和祖先神的不满: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我不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旱既大甚,涤涤山川。……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旱既大甚……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瞻仰昊天,曷惠其宁!

诗句说:上天给人们降下祸乱,饥荒灾难屡次发生。所有的神灵都祭祀过了,并没有吝惜祭祀的牺牲,祭神的圭璧牲品都用尽了,为什么我们的祈祷神灵都不听呢?旱情已非常严重,从郊外都宫庙,不断祭祀,天帝二神和所有的神灵都祭祀了,却没有一个神灵愿意救助我们,后稷阻止不了灾情的蔓延,上帝也不降临,黎民快要死光了,昊天上帝却不给我们降福。我们已经没有了遮荫处,大限已到,诸侯公卿和父母祖先却不过问,这不是太残忍么!祈年的祭祀早已举行了,祭方祭社也不敢怠慢,苍天你却一点不肯帮助我。瞻仰昊天,何时赐给我安宁?

自然灾害使人们不断祈天敬神,但是天神好像一点也不关心人间的生活,于是人们对天帝和祖先产生了失望、不满甚至愤怒。和此前对上帝祖先的绝对敬畏和信任相比,人们的思想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天和祖神的信仰已发生了动摇,甚至出现了诅咒和谩骂天帝的诗句。如在《正月》中有:“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是说人民现在正危险,老天爷你昏聩不明。你主宰世上一切,没有人能够胜过你,上天啊你究竟恨谁呢?《大雅·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瘅!”(上天不正常,民众遭殃!)《大雅·抑》:“天方艰难,曰丧厥国。”(上天正降下灾难,国家将要灭亡。)《诗·大雅·荡》“畏辟上帝,其命多辟。”(上帝虽有很大威力,但其命令多是错误的)《小雅·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雅·巧言》:“天之生我,我辰安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昊天已威,予甚无罪,昊天大幠,予甚无辜!”(人们将天作为自己的父母,但是却无罪受罚,因此他们要责问天:我有何罪!)《大雅·召》:“天疾威,天笃降丧。……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老天呈暴虐,降下灾祸许多,黎民百姓尽流亡,灾荒蔓延到边疆。)一向受人敬畏的天,受到了人们的诅咒,失掉了从前的权威。国家统治权力及人间一切休咎祸福均自天降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怀疑上帝、祖先神的情绪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抱怨神对人间灾难的冷漠,怀疑神的公正,已成为社会思潮。

自然灾害是人们对天的神性产生疑问的原因之一。当时一些人在解释自然现象时已摆脱了神意的束缚,而企图用自然本身的原因解释自然现象。其中著名的例子是“伯阳父论地震”。《国语·周语》记载:(www.daowen.com)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地震是可怕的自然现象,在此之前都是用神意来解释的。而伯阳父对地震的解释是科学的探索,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对神意的否定。

随着上帝和祖先神权威的破灭,在人神关系上出现了重人轻神的思想,怀疑天命神学已经从社会情绪深化为理性思考,出现了民是“神之主”的观念,“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民和”神就会降福,“民各有心”神就不知所从。《国语·鲁语上》载:“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天神已远非凌驾一切之上的神灵,而是处于人的附属地位。倾听民众的声音,则国运兴隆,而一味地听信神事,国家将灭亡。如周太史史嚚说:“虢其忘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这些思想虽没有超出天命神学的神的作用与人的作用相统一的观念,但将侧重点从神的一面转移到人的一面。

随着“天”的地位的动摇,春秋时代出现“天道”与“人道”分开的思维倾向,冲破了天命神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出现了人事与天命无关,天命不能影响人事,人的行为也不能影响天的思想。如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是一位无神论者,有一年神官裨灶观看天象,预言郑国将发生火灾,请执政的子产用国宝祭神禳灾。子产几次都没答应,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岂不或信?”(2)左传·鲁僖公十六年》记载的一个故事也反映了当时的人“天人相分”的思想。这一年在鲁国发生了两件“怪事”,有五颗陨石落在了宋国,有六只鷁鸟倒着飞过宋国的都城,引起了国人的好奇和恐惧。宋襄公就问来聘访的周内史叔兴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当面回答说:“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朝后对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传·襄公十六年》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懂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晏婴也说“天道不谄,不贰其命”(3),这些思想都力图寻求事物现实的根源,而不是从神学上找寻依据。从这种“天人相分”的理论出发,他们都注重从“人道”方面处理现实事务,而将天道置之不论。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这件事情说明,在遇到困难时,用理性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要比求神有用得多。类似的事情在《晏子春秋》中也有记载。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大臣,齐景公是当时有名的昏君,齐景公经常令巫祝代他向上天祈祷,以图延年益寿。祝祷不能令他病愈,他便欲杀巫祝取悦上帝。晏婴劝道:“‘君以祝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为有益,则诅亦有损也。……且夫祝直言情,则谤吾君也;隐匿过,则欺上帝也。上帝神,则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无益。”(4)晏子用悖论的逻辑推理法向齐景公证明上帝不可信。关于晏子用机智战胜迷信的事情,有很多记载,传为佳话。如有一年,齐国大旱,齐景公“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广水”,景公“欲少赋敛以祠灵山”。晏子认为这毫无益处,他说:“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齐景公又想乞灵于河伯,晏子说:“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彼独不欲雨乎?”这些思想家或者从科学探索的精神出发,或者从实际出发,运用逻辑推理指出,处理现实的事情不能依靠神,而应重视人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已走出古代宗教,向理性化方向发展。

春秋时期天命神学的动摇使西周以来的“德”、“孝”思想也遭到了怀疑。《小雅·雨无正》曰:“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诗对“天”的品德发生了疑问。上天“不骏其德”、“辟言不信”,再不是西周早期讲“德”的天了,昊天成了不善不良之徒:“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5)“不吊昊天”中的“吊”依王国维金文的研究是“叔”字的讹字,应读为“淑”(6)。不淑就是不善、不良。随着“天”德的丧失,贵族阶级也丧失了“德”。“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于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7)现在的人再不像以前的人那样有道德了,人心不古!统治阶级甚至连道德的外表也不顾了。“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8)他们不讲道德,淫乱不堪!“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9)“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连地位低贱的“民”也不讲道德了。“德轻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10)随着“德”的被破坏,“孝”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汝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11)“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12)先王的法则已经不用了,也不学圣贤,不效古法了。这与周初“孝思维则”的思想已相去甚远了。“德”、“孝”本是周初治国之本,现在它们已经不为人所尊崇,礼本是德治思想在制度、仪节层面的体现。西周实行礼乐制度,是将礼乐包括在德治中的,作为德治的一个部分。现在“礼崩乐坏”,“何以为治”成为时代的新课题。但这已经不是西周的思想家所能解决的问题了,这一时代的新课题历史性地落到了“诸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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