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青铜器变化反映的政治宗教观念演变

青铜器作为礼器其器型和纹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状况。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器物组合、铭文、纹饰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政治统治、宗教观念等变化的物质表现。青铜器组合中乐器的出现标志着周人对其他民族祭祀文化的兼容，这一变化也表现了周人取得政权的初期欲通过宗教形式传达其统治思想，将政治统治和宗教信仰结合起来，既是当时的形势需要也开了政治和宗教相得益彰之先河。西周统治者用宗教服务于现实政治，促进了宗教的人文化发展。西周青铜器出现的长篇铭文是西周宗教人文化、伦理化的具体表现。在铭文中西周新贵族竭力宣扬自己及家族的政治荣誉，其实质是对王权的无上敬仰。“孝”、“德”等伦理道德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的重要内容，其作用也不外乎是维护王权和宗法统治。周人将这些内容铸造在贵族们祭祀其祖先的青铜器上，在不断祭祀祖先的活动中它们被反复强化，渐渐地沉淀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成为行为道德的规范，周礼就在这种规范中建立起来。这样，宗教、政治、社会规范三位一体，融合于宗教这种形式中，不断演练，发扬光大。整个社会得以安稳。西周统治者收获了宗教政治化的硕果。由于宗教思想通过青铜器铭文得以完美体现，殷代用以表现宗教思想的青铜器纹饰在周代突然衰落，西周青铜器纹饰发生了抽象、变形，宗教功能衰退了，出现了纯装饰功能，这种装饰性的青铜器纹饰是为了愉悦生人，而非表现鬼神，这也是西周青铜器走向人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注释】

(1)《尚书·多士》，《十三经注疏》，第220页。

(2)《尚书·康诰》，《十三经注疏》，第203页。

(3)《尚书·康诰》，《十三经注疏》，第203页。

(4)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58页;金景芳:《古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第176─180页，《李学勤集》，第370页。

(5)［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2041、2044页。

(6)王国维:《洛诰解》，《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页。

(7)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257页。

(8)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249页、第362页。

(9)《左传·僖公十年》，《十三经注疏》，第1801页。

(10)王国维:《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第二册，第431─432页。

(11)《礼记·丧服小记》，《十三经注疏》，第1495页。

(12)《左传·僖公十年》，《十三经注疏》，第1801页。

(13)《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十三经注疏》，第1832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www.daowen.com)

(15)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发掘简报》，《文物》1981(7)。

(16)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问题》，《考古》1988(2)。

(17)来可泓:《国语直解·楚语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803页年。

(18)《论语》，《十三经注疏》，第2463页。

(19)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2，第336页年。

(20)《尚书·大诰》，《十三经注疏》，第179—201页。

(21)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第166页。

(22)郭宝均:《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第202页。

(23)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0页。

(24)程瑶田:《通艺录》卷二《宗法小记·宗法表》，嘉庆年刊本。

(25)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319—320页。

(26)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第二册，第453页。

(27)参见施劲松:《中原与南方在中国青铜文化统一体中的互动关系》;王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传统特征初探》;曹玮:《西周前期南北方钟的比较与北传路线》等。三文皆载于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之《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28)Rawson，Jessica．Western Zhou Archaedogy，The Cambridg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London，Cambridge Press，1999．P．436—438．

(29)参看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文献考古并重的剑桥中国远古史筹编述略》，载《汉学研究通讯》十四卷一期，总53期，台北:1995年，第17页。

(30)楚歌:《商周时代的象征艺术》，《故宫文物月刊》总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