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器组合与观念变革

考古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至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组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甬钟和编钟的传入。甬钟和编钟本是南方青铜文化的礼器。⁽²⁷⁾从西周前期开始，关中地区的墓葬或窖藏中出现了甬钟和编钟这两种新的礼器。如在宝鸡竹园沟M7出土三件编钟，时代在康王晚年至昭王时期;茹家庄M1乙室出土三件编钟，年代为穆王时期;长安普渡村出土的三件编钟年代也在穆王时期;另外，在扶风的齐镇村、北桥村、上宋乡东渠村等都出土了西周前期的甬钟。这些钟在陕西地区出土说明来自南方的乐器已经成为西周王朝青铜器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青铜礼器之组合发生了变化，此后，编钟的使用在西周兴盛起来并且成为西周王朝礼乐制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编钟:宝鸡竹园沟茹家庄出土

青铜礼器的组合变化在西周引起了深刻的观念和行为的变革，甬钟的引入使得周人祭祀活动发生了变化，编钟的使用为周人的礼仪活动增添了全新的内容，周人在进行祭祀和其他宗教活动时，音乐成了重要的一部分。随着祭祀用器物的变化，周人的信仰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说编钟的使用并不是简单的某类器物的流行，而是在这种新的青铜器组合中包含着同过去大不一样的世界观。⁽²⁸⁾(www.daowen.com)

周人世界观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制礼作乐”这一历史活动中。周人建国初期对各种文化兼容并蓄，在音乐方面也是集周人、夏人、东夷南蛮之乐于一堂，形成多元化的礼乐文化局面，正如《礼记·明堂位》所载:“升歌《清庙》，下管《象》;朱玉干戚，冕而舞《大舞》，皮弁素积，裼而舞《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周人将各族的音乐纳入自己祭祖的大庙中，是为了显示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利于对其他民族的统治。通过广泛采纳各族音乐用于周人庙堂中以招致各族，怀柔天下，即将祭祀音乐与统治活动联系起来反映了周人之宗教活动与现实统治之密切联系，宗教形式服务于王权的目的。这与商人的祭祀活动相比，的确发生了极大变化。周人的祭祀活动不再纯粹是为了敬畏神灵以求福，更重要的是通过祭祀活动达到政治统治之目的。周人宗教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商人在祭祀活动中虽然也很重视音乐，但它们完全是用来愉悦鬼神的，没有对现世人生的作用。如《礼记·郊特牲》说:“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昭告于天地之间也。”商人祭祀用乐完全是为了取悦鬼神，而周人则有服务现实的目的，如《周礼·小胥》记载:“王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这表明在周代使用乐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音乐的这种等级化划分是与礼制之变化以及周人宗教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说，商周之间有一场“礼制革命”，“商代的祭祀传统全部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祭祀‘革命’以后的西周上层人，显然比以前更加注意音乐的重要性，武装的地位可能降低了”⁽²⁹⁾。这种说法道出了商周宗教变革的实情，即教化的目的增加而武力则有所减弱，音乐在这一变革中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商周宗教思想的变化《礼记·表记》的叙述可加深我们的理解。它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中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这段文字表明在殷人的生活中宗教活动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尊神事鬼是殷人生活的头等大事，卜辞记载大至国家间的战争胜负小至一个人某一天的心情状况殷人都要向神祇询问。而周人则要理智得多，他们“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淡泊鬼神而重视人事，他们的宗教活动服务于现实政治，服务于西周的新政权和周王。因此在周人的宗教中出现了“孝”、“德”等伦理观念，这些观念表现在青铜器铭文和纹饰的变化中。